灾情就是命令
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抱鼓之极则忘其身。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我们这支队伍，从离开家乡的那一刻起，就成了一支闯入灾区腹地的“独立大队”。
没有电视，我们的车载电台和我从家里带去的那台收音机，就是我们获取信息的全部通道；我怀里抱着的一本地图，就是这支救援队的行动指南。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
2008年5月14日下午四点，我们的车队刚刚驶上北京的六环线，就赶上罕见的雷暴天气，乌云笼罩，黑如夜晚。伴随着电闪雷鸣，天降大雨，所有的车辆都靠边缓行，只有我们的车队打着双闪，加速前进。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望着窗外的风雨，帮助司机观察路况。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前进！我拿起手机，向后边的车队逐一传话：注意安全，保持速度！
我既没有叫停，又没有说放缓，也没有命令加速，而是用了一个中性的词语：“保持速度”。这样，既可以让驾驶员集中精力，聚精会神，又不至于让司机精神紧张忙中出错。后来有人问我，“保持速度”应该怎么理解更为准确，我想了想，说：“别着急，快点开！”
四天以后，2008年的5月18日，陈强、黄宝金押运第二批物资赶赴灾区，同样是北京六环，还是同一路段，又是严重塞车，寸步难行。情急之下，陈强给北京的交警拨打了求助电话，声明是唐山丰南赴四川灾区运送救灾药品的车队，十万火急。不到五分钟，北京的交警抵达现场，疏导车流，让车队迅速通过。今天下午，陈强给我讲起这件事，还心有余悸:“我是给区委、区政府立了军令状的，岂能出半点差池。”见我这样原封不动地记下来，有些不好意思，说：“北京交警，其实挺好的，应当写上。”我说：“那就写上！”
后来，我查阅了陈强当时的笔记，很潦草，也很凌乱，共三页。
第一页，是打印的《丰南区第二批赴川救援车队人员须知》。队长：陈强，联系电话：139XXXX5951，行进路线：京石—郑川—连霍—西潼—绵阳。车队纪律：听从指挥，统一行动；昼夜兼程，车上用餐；统一加油，统一方便。
下面是圆珠笔写下的司机名单，我慢慢分辨了一下：
面包车：孙宝和，么金丰；2号车：檀德辉，吕建斌；
3号车：闫醒安，闫醒龙；4号车：张海涛，张 斌；
5号车：张友宽，董会东。
在闫醒安和张海涛的后面，还标注着一连串的手机号码。
这些人，我在四川都见过他们，但已经记不起他们的模样，若不是在这里见到这页《须知》，他们的名字也已经找不到了。我之所以记录下来，是因为我想让更多人知道，他们也是曾经冒死闯入灾区的人，也一样的令人敬仰。
我的目光落在“统一方便”这四个字上。都说人有三急，是忍不得的，十几个人的队伍，车行数千里，不得随便停车，连如厕都要统一，可见当时是何等的急迫和匆忙。
第二页，是一个货物清单，上面写着棉帐篷和篷布的明细，规格、单位、数量、单价、金额诸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第三页，是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记录：7∶30，出发，大雾，高速特许通行；10∶30，北京六环堵车，近两小时，交警协助，车上用餐；12∶15，恢复正常行驶，电告各车司机师傅，要有勇气，有毅力，不怕吃苦，安全第一，速度也要快；14∶50，前方联系中断，电话不通；22∶00，过太原；凌晨3∶00，3号车走错了，由侯马返回，在河津服务区集合；上午11∶00，到闫良；秦岭入口，检查车辆；20分钟后，5号车行驶缓慢，半小时后，水箱开锅，安排自修自救，电告占广主任、守廷主任……
这是一本豆腐账，说好听一点，是流水账。在一般人看来，毫无意义，甚是无趣。但在我看来，这里的每一个标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记载着一个故事。没有人催促他们，但他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响着出征的号角，向前，向前……
2008年5月22日12点15分，长城在线新闻中心刊出《丰南第二批救援物资启程赴川》。文中写道：“5月18日凌晨，丰南区第二批捐赠灾区的物资从区政府出发，昼夜兼程赶往绵阳重灾区。本次调集的物资主要包括帐篷、医疗用品等，总价值100多万元。”
其实，我们在四天前走过这里的时候，更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但是，我更愿意把更多的笔墨集中在这里，看到他们，也就看到了我们。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把这三张原件，小心翼翼地折叠起来，轻轻地放入了一个档案袋，封存起来。但是，这些场景和记忆，却无法封存，始终活跃在我的脑海里。
一帧一帧的行军图，在心里慢慢地回放、定格，我仿佛又感到了大地的颤抖和硝烟弥漫的战斗。
2008年5月21日14点8分，人民网刊出了《农民时报》记者孙维福和丰南宣传部副部长孙海芬共同撰写的文章——《唐山丰南救援队冲向汶川》。短短四天时间，浏览并点“顶”支持的达到37767698次，点击率一路攀升，创下丰南历史之最。
我反反复复地读过这篇报道，内容耳熟能详，不再评说。单是标题中的一个“冲”字，恰到好处，俨然有“推敲”之妙。闭上眼，还能看到我们的救援队，生龙活虎，冲锋陷阵的场景，令人血脉贲张，心绪难平。
因为消息闭塞，我们无法知晓大山深处的情况。原本就神秘莫测的蜀道，每一刻都充满凶险。自从过了剑门关以后，落石、滑坡、坍塌、泥石流、堰塞湖，这些过去在电视和网络上也十分罕见的词汇，频频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几乎每天都会传来人员伤亡的消息。
有人曾经问我：“老孙，你真的不害怕？”
我说：“现在害怕，当时不害怕！”
到后期，张会春因事提前返回，百十号人交给我了。怕，又有什么用？
5月17日，我带着孟令稳、张瑞军去北川探路的时候，孟令稳曾经劝过我：“大哥，这条路太危险，是不是等着解放军过来的时候我们再跟着进去？”我说：“探路，怎么会没有危险。没事儿，我们慢慢走，实在不行，丢车保人，也要进去。”
5月20日，我们在平武县响岩一带巡诊时，刚刚扎营的部队官兵拦住我们，说前方危险，连部队都在原地待命，劝我们不要到前边去。但撤离的灾民说，南坝那边的村庄地势偏僻，好多伤员运不出来。我们立马上车，沿着S105一路向前，瓦窑岭、桐子梁、落河盖、南坝中学，一路跑过去，把急需的药品送到一个一个的村落里去。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会商第二天的路线和目标。收音机里的报道，当地政府部门的信息，医院收治伤员的情况和刚刚走出大山的灾民，各方志愿者带回的消息，都是我们搜集、整理、汇总、筛选救援信息、制定巡诊方案的依据。
每天临睡之前，我都要在地图上画上一个不同的符号，或是“△”，或是“○”，或“☆”，把路线默记在心里。永安镇、擂鼓镇、曲山镇、椿树坪、高山坪、韩家店、康家桥，一个一个的乡村，至今还牢牢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那本地图，差不多被我翻烂了。回来的时候，我精心巴意儿地装进了我的行囊。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试图从书柜里找到它，翻了半天，累了个满头大汗，还是没有找到。它陪我经历了那么多的惊险和故事，现在也累了，就让它猫在一个清净的角落里歇着吧！说不定哪一天，它一下子就跳出来，冲着我喊：“嘿，老伙计，你好吗？想不想沿着当年的路线再走一遭？”
会有机会的，我想。
在近年来抢险救灾的过程中，会经常提到一个词，叫“黄金72小时”。地质灾害发生后的黄金救援期，是72小时，这是救援界的共识。也就是说，在世界各地历次大地震中，72小时内的国际化救援，是最有效的救援方式。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指出，72小时后，救出来的要么是尸体，要么是奇迹。
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地震等地质灾害发生后，在72小时期间，灾民的存活率随时间的消逝呈递减趋势。在第一天，被救出的人员存活率在90%左右；第二天，存活率50-60%；第三天，存活率在20-30%。
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灾民的自救和互救绝对是应对突发事件、抵抗重大灾难的范本，完全可以写入救灾避险的教科书。现在来看，当时救援的顺序是：（一）自救。保持冷静自行逃脱，第一时间抢救他人。（二）邻里互救。隔壁对门儿就近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三）家族相救。三叔二大爷挨家挨户地救。（四）亲戚之间，派人打探，搭手相助。（五）外村救人，救完本村救邻村。这样做，不仅极大地减少了人员伤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死里逃生的奇迹，而且涌现出了一大批舍己救人的模范人物。
我老家的南孙庄公社，有3个人曾经出席1976年9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他们每个人的事迹都可以写一个长篇，拍一部电影。
吴玉茹，是刘胡庄大队的赤脚医生。地震脱险后，她首先想到的是正在为队里外出办事的高春林家的老小。她跑过去用手扒开砖瓦泥土，把一家老小五口救了出来。听说吴世军的两个闺女被砸晕了，立即跑过去做人工呼吸。有人告诉她，她母亲受伤了。就在这时候，吴户清家的院子里传来了呼救声，她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背着药箱，光着脚丫子，脚上被钉子、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却丝毫没有察觉。等她把伤员一一安顿下来，回到家中的时候，院子里摆着三具尸体，那是她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吴玉茹后来调到了区中医院，我在卫生局工作的时候，曾经和她聊起这些事儿，问她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她说：“全庄1300多口子人，把我选出来，培养我当了赤脚医生，大伙儿需要我了，我不上谁上？”
陈维强，是马新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地震时被人救出，他顾不上瓦砾下面的妻儿老小，先是救出了在他家借宿的赤脚医生王庆敏，然后带着她跑到大街上挨家挨户救人。等到大家帮忙救出他的家人时，正在上小学的大儿子和三儿子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还有一个人，叫张之利，是小张庄大队的社员。当时，他因为勤俭憨厚，被抽调到公社的青年点儿（下乡知青聚居点）做饭。地震的前一天，村里有人捎信儿说他妈病了，让他抽空回去看看。等知青们吃完晚饭，他收拾利索了，找了个明早替班的人，请好了假，这才摸着黑往家里走。刚下完雨，黑灯瞎火的，20多里的泥水路，一擦一滑，跟头把式地弄得浑身是泥。回到家里，他妈已经躺下睡了。地震发生后，张之利一边扒开身上的泥土往外爬，一边想，正是青年点儿“早战”做饭的时候，伙房正在生火，这要是房子一倒，火烧连营，那帮知青不砸死也得烧死，那还了得！他对着废墟下呼救的妈妈喊：“妈，你等着，我从青年点儿回来就救你，你等着啊！”然后，撒腿跑回青年点儿救人。等他扒完人返回家里的时候，他妈已经被村里人救出来，但早已停止了呼吸。张之利抱着他妈僵硬的尸体，号啕大哭，自责和愧疚，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的心。很长一段时间过去，张之利都无法走出悔疚的阴影，时不时地跑到他妈坟上，对着青草下的土堆喊：“妈，我对不起你呀！你儿子非党非团，就是个做饭的，不图名，不图利，也不图转正当工人，更没想着当先进拿奖状，可当时真是怕知青们出事儿。真出了事儿，没法交代呀！”
这种愧疚，一直折磨着张之利，持续了差不多有30年。有一年七月初二，地震的忌日，张之利给他妈上坟烧纸，一番倾诉，一番痛哭。回到家里，打了个盹儿，梦见他妈盘腿坐在炕上，穿着一身蓝士林布的衣服，精精神神的，叫着他的小名，慢悠悠地说：“儿子，妈不怪你！你干着公家的事儿，挣着人家的钱哩！那些知识青年爹妈都不在跟前儿，先救他们对呀！妈怎么会怪你呢！”
张之利激灵醒来。自此以后，他心情平静了许多。别人问起来，他说：“我妈说了，我做得对！”
在我们身边，还有一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他们在灾难来临的时候，舍身向死，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继环和三子都是我的小伙伴，地震的时候，俩人一起被砸在继环家西屋的大炕上。五六个人围着脚下这片废墟，其中就包括继环的父亲守义和三子的父亲允平。大伙儿正要上手扒人，允平一伸手拦住了大家：“慢着，守义呀，我们家小六儿没了，三子死了，我还有四个儿子呢，可你是千顷地一棵苗，就继环这么一个。老少爷们儿们，听我的，先救继环！我们家三子完了再说！”允平说完，对着瓦砾下面就喊，几个人首先找准了继环的位置，七手八脚地干上了，可是等露出了小脑袋，借着天光一看，咋这不像啊！忙问：“你是继环还是三子！”答说：“我是三子！”“继环呢？”“继环在我脚底下呢！”几个人丢下三子不管，换个位置去扒继环，等扒出来再看，早已浑身上下软成了一根面条，没救了。
这时候，三子还在那里喊：“快把我弄出来呀！”他爸允平走过去，先给三子一个大脖溜儿，骂：“活着的咋还是你哩？”
事后分析，当时瓦砾泥土厚实地压在两个人的身上，和外面的人问答之间，声音是串着缝隙拐着弯儿传过来的，黑咕隆咚的，谁也搞不清楚。天亮的时候，我跑过去看了，一片狼藉，早已分辨不清两个人当初的位置。那么多的泥土瓦砾压下来，莫说是两个孩子，就是铁人也架不住。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这么多年过去了，也许会有人对这种面对灾难，弃家、弃母，甚至弃子救人的行为产生质疑，连2015年9月的司法考试也出了类似的题目，在先救后救，罪与非罪之间进行探讨。但是，我要说，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这种抉择绝不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邀功请赏，任何人都不可亵渎、不可妄议。
在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之间比较，救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震后需要的大型设备，包括破拆、挖掘和起重设备，都严重缺乏。唐山地震时是没有，那时候“文革”尚未结束，多年动乱，国力匮乏，调不来那么多的机械；而汶川地震时是进不来，山路崎岖，陡峭难行，地质构造复杂多样，形成独有的“土包石”结构，非常疏松，震后滚石、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十分严重。交通阻隔，生命线中断，纵有多么先进的机械，也根本无法抵达现场。因此，相隔三十二年，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依然是解放军和志愿者们，人手一把铁锹，一根钢钎，甚至是一双手，在那里救人。
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汶川震后组织自救不够，和唐山当年就近互救大相径庭。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是一个客观因素，但是不是决定因素，我不敢妄加评论。
有一段时间，我仿佛中了活魔一般，反复研究两次地震的资料，分析比对。
震中：一个在唐山市郊越河乡与丰南交界处，东经118.1度，北纬39.6度；一个在汶川县的映秀镇与漩口镇交界处，东经103.42度，北纬31.0度。
类型：两者均为构造性地震，一个是燕山断裂带，一个是龙门山断裂带。从地缘机制断层上看，唐山是拉张性的，从上盘往下掉。汶川地震是受到青藏高原的挤压，从而形成的逆冲，右旋和挤压性的，是从下盘往上升，影响要大于唐山地震。
震级：唐山7.8级，震中裂度11度，矩震级7.5Mw，相当于日本广岛的400颗原子弹；汶川8.0级，震中裂度也是11度，面波震级8.0Ms，矩震级达到8.3Mw。
中心和波及范围：唐山有唐山、丰南这一个中心，呈树枝型分布，天津、北京也有强烈震感，破坏半径250公里，北至哈尔滨，南至清江一线，西至吴忠一线，东至渤海湾岛屿和东北国境线。严重波及面积大约2万平方公里；汶川有映秀、北川县城两个中心，呈长条状分布，大半个中国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北至辽宁，东至上海，南至港澳、泰国、越南，西至巴基斯坦均有震感，严重波及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
震源深度：唐山12公里，（一说16.23公里），汶川14公里（一说10-20公里）。
断层错动时间：唐山12.9秒，汶川22.2秒。每延长一秒，死神都会把这个世界撕裂揉搓得更细更碎，并呈几何倍数的增长。
死伤人数：唐山死亡242769人，重伤164000人，轻伤544000人，有4204人成了孤儿；汶川死亡69227人，伤374643人，失踪17923人。
影响：唐山地震名列二十世纪地震死亡人数之首，汶川地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两者被分别列为全球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十大灾难之一。
经济损失：唐山地震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以上，汶川地震直接经济损失8452.1亿元。因价格指数不同，不可比，但汶川总体上要大于唐山。
……
这些数字，牢牢地铭刻在我大脑的硬盘中。
从四川回来以后，唐山市地震局曾经在丰南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邀请了七八个赴川救援的人参加，我去了。会上有人问我：“孙主任，依你在四川救灾的情况来看，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测？”我立马答道：“能！怎么不能？”说实话，那段时间，我的办公室、车上和家里到处都是地震资料，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考不住我。我说：“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营口一带发生7.3级地震，中国科学家就曾发布短临预报，震区伤亡18308人，仅占总人口的0.22%，其中死亡1328人，占总人口的0.02%。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准确预测并由官方组织撤离民众的唯一成功案例。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专家也有预测，可惜只有卢龙县采取了预防措施，没有死人。当年8月，四川省地震办准确预测了松潘、平武的三次强震，死亡人数仅为41人，重伤156人，轻伤600余人……”当着人家专业人士的面，这样做简直是班门弄斧，有些卖弄。我也意识到了，正不知如何收场，幸好一个女记者站起来打断了我的话题，“孙主任，这两次地震的震中准确位置在哪里，两者相距有多远？”我和她对视三秒，然后慢慢地告诉她：“两次震中在同一个位置，都在全国人民的心上，山（唐山）川（四川）相连，没有距离。”
从地震发生的当天晚上，丰南区天立机械公司的老板樊立伟就一直和四川抗震指挥部联系。他的公司里有两台拆解专用的大型设备“液压剪”。这两台设备，是前一年的秋天，樊立伟花了280多万购买的。当时在工程上非常抢手，每台机械每小时的工时费是1000元，还要提前预订。但樊立伟得知汶川地震的消息后，马上给带班的儿子打电话：“停止作业，检修设备，做好去灾区救人的准备。”末了，又重重地加了一句话：“随时出发！”
樊立伟原来在丰南县文教局电教站工作，80年代中期曾是我的同事，后来下了海。1976年9月1日，17岁的樊立伟曾作为抗震英雄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当年的光荣花至今仍然保存在他的书柜之中。
从5月13日早上开始，他一直与四川方面联系，但回答总是道路不通，灾区不能进入。一直到5月16日上午10点，才获准前来。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打通了我的电话，要求加入丰南救援队，作为突击分队统一开展救援。当时，我正站在四川省慈善总会的台阶上，连忙回答：“老樊，马上来！”
5月17日晚8点，樊立伟一行12人，开始进入秦岭隧道群。由于路况不明、落石塌方、燃油不足和更换运输车辆，老樊一直跟我打电话联系。为了不影响队员们休息，我干脆躲到一边儿，借着路灯的光亮，在地图上一点一点地标注车队的位置。吃过午饭，我带上李明等几个人，到高速公路的出口迎接他们。
这两台大型液压剪，怪模怪样、大摇大摆地通过市区，停在绵阳抗震指挥中心的大街上，立即引来了众人的围观和议论。是啊，灾区一线太需要这些可爱的“大家伙”了。在联络部，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同志，对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北川一所幼儿园的校舍全部坍塌，老师为了不让被埋压在下面的孩子们害怕，就在废墟下面唱歌，一直唱了三天三夜。由于没有大型设备，解放军和志愿者们的徒手相救十分缓慢，现在下面已没有任何声响，估计已经全部遇难。而她初中同学的女儿，今年5岁，地震当天上午被父亲带到了绵阳，成了唯一的幸存者。她说：“你们最好去北川，去县城。目前道路已经抢通，但这个大家伙能不能开进去，不好说，最好提前去探探路。”樊立伟没说话，拿起特别通行证，大手一挥，带着车直奔北川而去。
5月19日早上6点30分，张会春和我坐上车子驶向了北川。前面那辆牌号为“冀B0886警”的警车上，坐着的是交警大队的李明、孟凡强和宋士磊。这是部队刚刚抢通的一条生命线，说白了，只是从成千上万的巨石中间清理出了一条缝隙，让车辆逶迤前行。特别是擂鼓镇到任家坝收费站这一段，完全是临时改道，上方是悬空的巨石，张开大嘴，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随时可能坍塌下来；下方是或高或低的悬崖，一不小心就会跌落下去。远远近近，到处是被冲下山坡的车辆，有的看上去还算完整，有的已经面目全非。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它们正平稳地行驶在盘山公路上，瞬间就被冲挤成这般模样。
站在北川县城的街口，我走下车，拍下了当时的一组照片，左边是吞噬了大片楼群的滑坡和倒塌的街区，右边是横七竖八的建筑废墟，而我的脚下是泄洪的河床，令人胆战心惊的唐家山堰塞湖就悬在它的上方6公里处，1.45亿立方米的湖水居高临下，正虎视眈眈地望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县城。
三个月后，我又一次到达这里的时候，没能再看到它的芳容。一场泥石流毫无征兆地袭击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小城，使得它再一次面目全非。
上午八点半，我们到达北川中学。这是一个震后被各级媒体和全国人民高度关注的地方。学校最南边的两栋教学楼受灾最重，东边的一栋已经是一片废墟，看不出半点儿原来的模样。五六十个解放军战士还在那里紧张地搜救。西边的那座楼房远远地看去，还在突兀地立着。现场弥漫着浓重的腥气和恶臭，薄薄的口罩根本起不到丝毫的作用，让人感到窒息和眩晕。樊立伟告诉我们：北川中学共有2800多名学生，地震中大约有1000名左右的师生死亡或失踪。他接下来的一句话更让人潸然泪下：“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层教学楼其实是五层，它的下面两层已经压没了，老师说下面还有300多人！”我连忙问道：“还有活的孩子吗？”樊立伟摇摇头：“据说昨天生命探测仪还能找到五个微弱的生命迹象，但是，今天已经没有了！”
我们几个围着这座吃人的庞然大物绕了一圈，确定了最快的拆除方案，液压剪轰鸣着，举起了它粗壮有力的臂膀。我们站成一排，肃立，默哀，看了一下手表，时针指向2008年5月19日9时13分。我扬起手臂，对着驾驶室里的司机，用力一挥，大吼一声：“开拆！”液压剪立即“咚咚”地敲击起来，震得人心悸难耐。如果进展顺利，三天以后，埋压在孩子们身上的这座面目狰狞的恶魔，就将被我们彻底搬开了。我久久地凝视着，心里想着：孩子们，无论多么虔诚的祈福，你们也听不到了。你们放心地走吧，天堂里没有地震，但愿会有你们琅琅的书声！
奋战三天两夜之后，樊立伟他们终于拆除了压在孩子们身上的三层楼房。望着三层的地板，樊立伟让机手停止了作业，关闭了发动机。在黯淡的夕阳下面，他们排成一队，又一次集体默哀。只要揭开这层沉重的楼板，孩子们的躯体就会一具一具地暴露出来，不过，再也不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黑板、课桌、书本和张开双臂试图护住他们的老师，都没能在他们的头顶留下一块自由的空间。
“孩子们，我们来晚了！”樊立伟大喊一声，号啕大哭。
我们想象不出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这些正在读书的孩子，他们是怎样惊恐地躲避；在屋顶坠落的一刹那，他们是怎样惊骇地呼喊；在被成百上千吨的废墟重重地压在下面的时候，他们是怎样充满期待地等着救援，又是怎样在剧痛和绝望中，慢慢地停止了呼吸。
天色渐渐地暗了。由于缺乏必要的照明，摸黑作业恐怕伤着这些死去的孩子，而且抗震指挥部和救灾部队的装尸袋尚未运到，樊立伟他们决定停止作业，明天一早再清墟扒人。
晚上10点45分，当地抗震指挥部的两名领导，在操场的帐篷里找到了樊立伟，告诉他：由于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为了防止疫情扩散，指挥部决定，不再分拣学生的尸体，就地掩埋！
那天夜里，樊立伟一宿没有合眼，只要一躺下，就感觉南边教室的方向总有隐隐的哭声和窃窃的私语。他带着儿子，打着手电，一遍又一遍地来到废墟旁，趴在上面，细听，然后摸起一根铁棍，轻轻敲击，再听……每一次，樊立伟总会说上一句：“太晚了，不再打扰你们了，睡吧！”
第二天，三台大型推土机七转八转地开了过来，轰鸣着，扬起巨型的大铲，把这些教室埋了个严严实实，堆起了一座公墓。数百名家长长跪在地，抱头痛哭，呼天抢地，那种撕心裂肺的情景，像无数把锋利的尖刀，切割着每一个人的心。
很长时间以后，樊立伟和我回忆起这些场景的时候，仍然两眼噙满了泪水，几次泣不成声。
这种亲人离丧的痛苦，锥心刺骨，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姐姐在丰南商业旅馆当服务员。那是一座新建不久的三层楼房，地震时被夷为平地。后来，我们根据她幸存的工友提供的信息，在废墟下找到了她的遗物，被褥、衣服、钥匙串，以及压在枕头下边的一块上海全钢手表。那块表至今还被我珍藏着，但我的姐姐却一直杳无音讯，连个可以烧纸祭奠的坟头都没有。
直到2009年6月19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找到”了姐姐。她的名字就刻在唐山南湖那堵黑色大理石的高墙上面。
那一天，组织上安排我带一些同志去唐山地震遗址公园参观。在自由活动的时候，大家分散开来，有人在拍照留念，有人在纪念墙上寻找自己的同乡近邻、熟人同学和亲人的名字。大墙实在太高太长了，亡人实在太多了，我找了很长时间，脖子仰得酸疼，也没有找到姐姐的名字。就在我万分失望的时候，一位同事跑过来告诉我：“咱们丰南的都在C区背面呢！”
我一路小跑过去，又慢慢寻找起来，应该感谢我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对哪些姓氏集中在哪些乡镇有点谱儿，很快就找到了我熟悉的名字。我一点一点地找下去，蓦地，心中一阵狂跳，我的姐姐，她的名字赫然在列。
姐姐，我终于找到你了！33年了，姐姐又回到了我的身边。我凝视着姐姐的名字，看了一遍又一遍。怕看错了，仔细端详，姓名一致，没错；怕是重名，周围全是同村遇难者的名字，也没错。我牢牢记住了姐姐名字的位置，背转身去，在无人处，泪雨滂沱。
刚刚拭去脸上的泪水，一队人簇拥着走过来，我定睛一看，是温家宝总理，连忙快步迎上前去。总理和我们在场的人一一握手。我握着总理的手，望着总理和蔼可亲的面庞，动情地说：“总理，您辛苦了！”温总理频频颔首：“好，好，谢谢！”
其实，在四川灾区的时候，我们曾列队等候总理的接见。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飞机改降别处，和总理失之交臂，当时颇感遗憾。没想到事隔一年，在唐山能够遇见。后来我一直在想，这是姐姐在冥冥之中暗地相助，了却我的一桩心愿啊！
从那以后，每年的清明节和“七·二八”，我都会带着家人去那里看她。阴阳相隔，一束鲜花，怎了断姐弟的情长；日月迢递，两行清泪，却一直流淌在心里。
又一年“七·二八”的时候，我去抗震纪念墙献花，刚刚走到近前，看见一个行动笨拙的耄耋老人，颤颤巍巍地捧着一束菊花，上面的缎带上写着“女儿，妈来看你！”我的大脑激灵一下子，记忆的闸门顿时开启，凝固的思念顷刻间化作宣泄的潮水，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当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眠，脑子里全是“七·二八”，全是“五·一二”，耳朵里回响着撕心裂肺的哭声，干脆爬起来，半跪在床头，写下了这篇《七·二八祭》：
胞姊桂云，长吾一轮。生于饥寒，卒于震祸。
早年家贫，四壁如洗。吾姊头生，其下四弟一妹。家资匮乏，略有识书，生活弥艰，辍学从耕。一十八岁离家，独去县城，打工糊口，勤俭倍至，口挪肚攒，接济家中。虽囿于无际之穷愁，心甘如饴，其乐融融。
地震大灾，姊弟分离。寻数月于瓦砾，不见其踪。天残地酷，不知姊垂死之折磨；楼宇崩塌，不闻姊痛苦之挣扎。手抚断壁，呼号顿天，阴阳两隔，含恨长别。离乱之中，尸骨未见，时至今日，不知卧眠于何处蓬蒿之下。可怜吾生未受抚其额而笑逗，殁未能扶其棺而吐泪。痛哉！
斗转星移，岁月沧桑。卅五载未谋其面，不知姊两鬓有霜;走时青丝盈握，此时空留余香。含恨长别日，常遥望云天。吾祭姊时姊不觉，吾呼姊时姊不应。岁月能老，而情不老。姊魂在天，浩宇苍苍；姊魄在地，烟海茫茫。见不可及，思不可望，尚余此心，念之断肠。
近日多梦，梦中见姊。惟见面容憔悴，衣衫褴褛，连呼衣单体寒，被薄难眠。醒来呜咽，泪沾枕衾，如影历历，思之凄梗。除吾死外，当无见期。苦盼时光倒流，儿时可再，然岂有如此天道乎？
今日晨起。携妻带子，去抗震纪念墙，献花一束，抚碑大恸，泪洒衣湿，情不能已。揖拜再三，言有穷而情不可终，起身离去，犹屡屡回望。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灾难过后，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祭奠逝去的亲人，寄托哀思，激励人们化悲痛为力量，好好地生活下去。2008年5月18日，国务院发布公告，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2008年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那天下午，按照绵阳方面的意见，我带着6名医护人员向平武方向开进。途经江油李白纪念馆的时候，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停下车子，走到对面，组织路边的居民列队站立。14时28分，张瑞军鸣响了车笛，附近的车辆也一同鸣响。我们静静地默念：亲爱的同胞们，一路走好！
在距离平通镇不远的地方，余震造成的泥石流再次阻断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我跑过去问了一下现场的指挥，最早要明天上午才能抢通，我们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远处的村寨，无功而返。
灾情就是命令，险情就是命令，伤情就是命令。哪里需要，我们就出现在哪里；哪里危险，我们就战斗在哪里。
2008年5月17日21点40分，我们刚刚开完小结会，大家纷纷拿起毛巾、肥皂，要去冲凉。这时候，何斌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他一把拉住我的手，气喘吁吁 地说：“孙主任，快来帮个忙！”
原来，根据上级的通知，全市从22点开始，向外地紧急疏散伤员，凌晨两点以前必须启程。绵阳二院的指标是50人，目的地是重庆。而院内人手奇缺，根本无能为力，于是急急忙忙跑来求援。
20分钟以后，转运伤员的车辆就要陆续到达。
任务十分紧急。
我们一边集结队伍，一边简单地碰了一下头儿，只留下四名同志留守，把队伍带到了绵阳二院的楼下。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作了一个简单的动员，进行了大致的分工：（一）马上分组，管床医生对号入座，立即整理病历档案，以便对方接收；（二）护士负责整理床单位，指导搬运，不可蛮干；（三）年轻力壮的人员负责抬担架；（四）全体人员必须服从命令，动作要轻，减少伤员痛苦，更要防止二次受伤。
大家立即行动起来，紧张而有序，忙碌而无声。凌晨1点40分，最后一名伤员被抬上了军车，缓缓地开出了医院的大门，很快就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昨天晚上，我翻看了这一段的视频，特别看了一下我自己，穿着迷彩服，吊着口罩，一条一条地发布着命令，显得很镇定。但是，只有我自己，从当时的眼神里看出了一丝慌乱，一丝紧张。我要是不说，别人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事后我才知道，仅仅在绵阳，这一夜就转出了近2000名伤员，大部分是重伤员。要不是在中国，没有社会主义的体制框架做支撑，这样的事情，我们连想也不敢想。
任何一场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党，想到国家，想到人民解放军，正如孩子在受到惊吓和委屈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喊一声：妈——
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本色永远不变。
5月19日的晚上，是一个最不寻常的时刻。
我们的队员已经开始适应了周围的环境，从最初的紧张亢奋渐渐归于平静，一切转入正常的工作状态。南河体育中心的灾民开始有序疏散，虽然就诊的伤病员每天仍然在150人以上，但已经不再是前两天那种忙乱的状态。医院的伤员分批转往外地，人们对时常颤抖的大地已经习以为常。我们陆续收编的家乡志愿者开始分批撤回，灾区的生活秩序开始恢复。我们虽然还是很累，但是，遮盖在心底的阴云已经裂开了口子，露出了阳光，每个人的脸上都开始露出了笑容，绷紧的神经开始松弛下来。
晚上九点，大家排队洗漱完毕，有的已经躲进帐篷休息，有的还甩着湿漉漉的头发，蹲在帐篷外的空地上三三两两地聊天。微凉的夜风扫尽了白天的酷热，舒适地吹拂在脸上，非常惬意。我站起身，正要往帐篷里钻，忽然，一个人影从黑暗中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气喘吁吁地说：“队长，有地震，大震啊，快，听广播！”来人是绵阳二院的林兮。我连忙从床上抓起收音机，迅速旋开按钮，调大音量，里面传来播音员稍显惊慌的声音：“……经国家地震台网和省地震局专家会商，19日到20日左右，四川地震灾区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强余震。望广大市民注意防范，立即从楼房及危险建筑物中撤离到安全地带……”同志们一下子围拢过来，不约而同地问：“怎么办？”
话音未落，街上和周围一片骚乱。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了！
当天晚上，按照上级的要求，四川各级电台、电视台同步停播了所有的节目，同时发布了四川主震区即将发生强余震的消息。几天来，民间关于发生强震的传言，已经流传甚广，而且有多个不同的版本，时间也精确到了下午三点、早上四点一刻等不同的时间段。当地的一些护士们甚至不敢进入手术室和病房，到处都是“狼来了”的传闻。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的队员以过来人的身份，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解这种主震余震型地震的特点，余震肯定要有，大震不会发生，并且每天神态自若地进出已经出现裂缝的病房大楼，按部就班地救治伤员，给当地的医护人员和老百姓吃了定心丸。但是，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而且是官方发布的权威部门的紧急通知，真是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措手不及：狼，真的来了！特别是播音员那仓促、略带惊慌的语调，立即传遍了大街小巷。而且，在我们还处在惊愕和茫然的空当儿，所有的广播戛然而止，没有了任何讯息。大家在黑暗中，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好像一说话灾难就会来临，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怦怦作响。
就在我们发愣的瞬间，一股人流夹杂着浓重的方言和川味儿的普通话，如潮水一般涌过来。仔细一看，绝大部分都是医院的医护人员、家属、伤员和陪护人员，宛如无头的苍蝇，在我们的帐篷周围乱转乱撞。那些刚刚做完手术的伤员们，被医护人员和家属们七手八脚地抬过来，随意放在地上，大人孩子的呼叫声和伤员们的呻吟声掺杂在一起，让我们的心缩成一团。在昏黄的灯光下，我们看到两个在ICU的病人也被人抬了出来，横卧在几个氧气瓶的旁边，已经发不出任何声响。我们救援队抢救的第一位伤员陈美也仰卧在那里，残存的一条腿上随意地搭着一条看不出颜色的被子。她的丈夫愣愣地站在一旁，一动不动。
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让我们来不及细想，来不及商量。我一边大喊，叫李明他们迅速拉起警戒线，一边把大家聚拢在一起。我定了定神，宣布了三条纪律：（一）大家保持镇定，没有命令决不允许离开营地；（二）立即让出一半儿帐篷，给伤员、老人和孩子；（三）女同志负责看管救灾物资和个人物品，男同志把准备运往前方的帐篷取出来，连夜搭建，交由绵阳二院统一安排。突然，我又想起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转身从帐篷里拿出那部随身携带的卫星电话，看了看周围的几个人，交给孟东红。“由你负责看管这部电话，不管发生什么事，你必须用生命来保证它的安全。一旦发生意外，这，就是我们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通道！”孟东红转身抄起自己的挎包，将卫星电话缓缓地放进去，拍了拍，背好挎包，想了想，又在外面罩上了一件迷彩服，朝我重重地点点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我放下心来，转身走了。
我们清点了一下，发现还有八顶剩余的军用帐篷，这是我们准备在救援队往深山腹地中推进时应急的，一直没有舍得用，可现在什么也顾不得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抬出帐篷，在旁边的空地上干了起来，绵阳二院的同志们也赶紧跑过来帮忙。因为我们前几天接受过这方面的任务，有经验，所以干起来还算得心应手。但是绵阳二院的几个人显然有些摸不着头脑，在边上干着急。看到这个情况，我连忙让他们去照顾病人和维持秩序，这里完全交给我们来做。常云丽、付丽萍、董秋红她们几个女同志也跑过来帮忙，打手电，递绳子，抬支架，几乎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到粗重的呼吸声。手电筒雪白的光柱交织在一起，使深不可测的夜色显得更加紧张和压抑。大家的心里在默默地祈祷着，盼望着潜伏在地下的恶魔再不要醒来，让大震滚得远远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头顶上飞机的轰鸣和远处隐隐约约的哭叫声，以及不时飘落的几滴细雨，都让我们的手脚更加麻利起来。每搭好一个帐篷，我们就向绵阳二院马上移交，随后就有一些病人被转移过来。没有人争抢，没有人说话，一切显得那么井然有序。
强震的脚步一点一点地向我们逼近，每个人都变得更加镇定。我们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在大震来临之前，让这些伤员全部安全地转移到帐篷里边，决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有人晕倒了！”不知谁喊了一嗓子。我连忙奔过去，一看，原来是绵阳二院肿瘤科的医生李小红，由于连日没黑没白地工作，虚脱了。张艳春、王克红她们几个手脚麻利地为她掐人中，推高糖，使她很快苏醒过来，但只躺了不到五分钟，便挣扎着起来，道过谢，踉踉跄跄地走了。我们没有阻拦她。因为我们知道，她们的每一个岗位都不能短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消瘦的背影慢慢地消失在夜色之中。这个场景，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直到现在想起来，仍然让我们感到心疼，她们也是人啊！
凌晨三点二十分，所有的帐篷全部搭建完毕；四点，所有的病人全部住进了帐篷。大家聚集在一起，席地而坐，每人抱着一瓶矿泉水“龙饮”。每个人的汗都流干了，嗓子眼儿像着了火，干活的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样，现在，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东方微亮，新的一天马上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