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死神赛跑
人命关天，再也没有什么比抢救生命更为重要，更为急迫。不论是在废墟下受尽煎熬，还是脱离险境却伤痕累累、命悬一线的人们，都需要我们同死亡抢时间，让他们挣脱死神的魔爪。
我们要与死神赛跑！
——摘自赴川救援出发当天本人的日记
地震对每一个唐山人来讲，都是一个永生难忘的痛，是一个永远也不能愈合的伤疤。这个伤，不在腠理，不在肌肤，不在肠胃，而是在骨髓，在心灵，汤熨、针石、火齐均不可治，锥心裂肺，胜过刮骨百倍。
在那场灾难中，我是最为幸运的一个，只是在逃离的瞬间让晾衣服的铅丝刮了一下，右肘受了点儿轻伤。当时父亲是村里唯一没有受伤的大队干部，整日里起早贪黑地组织大家扒人埋尸，转送伤员，发放救灾物资，一天到晚看不到人影儿。母亲因为姐姐的离去悲痛欲绝，整天不吃不喝不睡，仿佛三魂离了七魄。我和年幼的妹妹成了没人照管的孩子，不是待在废墟上用目光追逐着头上的飞机，盼望它多投下一份大饼或是饼干，就是跑到高处去，看蓬头垢面的人们在那里手忙脚乱地从倒塌的房子里扒人扒东西。有一天，我还帮忙埋了整整一马车的尸体，那其中就有我两个最要好的小伙伴儿。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儿。我只是中午在大桑树底下的门板上躺了一会儿，还做了个梦——梦的内容不记得了，醒来就感觉到浑身发冷。那时的气温足有三十五六度，别人都热得受不了，而我却浑身发颤，而且右肘上的伤口开始流水儿，隐隐的疼痛传遍了我的整个胳膊。一夜之间，我的整个右臂全都肿了起来。我问过后院的守艾大哥，他说千万别乱动，要是得了破伤风就没治了。我忍耐着……
第二天，我四肢无力地从席棚里爬出来，在太阳下暴晒自己。天上的飞机在喷洒淡黄色的药粉（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是烈性的杀虫剂），我希望它飞得再低一些，把药撒在自己的伤口上。一整天，我只喝了一口凉水，那是震后喝上的第一口干净水，电还没有恢复，是邻村地里已经报废的农用井震后自喷出来的水。我还在继续熬着……
第三天，伤口的疼痛似乎减轻了一些。但是，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让我感到恐惧和不安。一种莫名其妙的痛苦在噬咬着我，我开始不断地祈求毛主席来保佑我。我快要撑不住了……
第四天，我想我是熬不下去了。伤口如蚁走虫爬，万箭钻心。我找了一个无人的地方，躺在泥泞中，心里默默地念叨着：老天爷啊，你老人家开开眼，把我收走吧，我实在挺不住了……我开始还不停地翻滚，后来连翻滚的气力也没有，只有喘气的份儿了。涸辙之鲋！只有这个词才能描述我当时的情景。天快亮的时候，父亲找到了我，把我送到了医疗队。
我清楚地记得，随着父亲的一声招呼，一只手电筒亮了起来。一个中年医生和一个年轻的女护士，在手电筒微弱的光线下为我清洗伤口。那个护士突然“呀”了一声，我顺着光线望过去，血痂之下，竟然爬满了蛆虫，白色的，如线头一般，轻轻地蠕动着……他们拿着镊子和纱布，小心翼翼地，生怕把我弄疼了。只听那个医生轻声地责备父亲：“再晚，就没命了……”之后，我蜷缩在护士的怀里，沉沉地睡去了。
后来，我的伤口渐渐好了，每天都去换药，和医疗队的人也慢慢熟络起来。我知道了他们来自上海瑞金医院，中年医生姓高，五十来岁，长得四方大脸，白白净净的，说话慢条斯理，是黑龙江人；那个护士姓叶，二十多岁，鸭蛋脸，戴一副近视眼镜，扎着马尾巴式的头发，说话轻轻柔柔的，到底是扬州人还是常州人，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后来曾经无数次地猜想，一准是阎王爷在生死簿上看到了我的名字，越瞅越不顺眼，一把抓过判官笔，批上了两个字“退档”。就这样，我在地狱的门口走了一圈，把刚刚迈进去的一只脚又收了回来。那天我换完药刚往家里走，一双大手把我从后面拎起来。我扭头一看，是前两天过来的南皮县救灾打井队做饭的大师傅，大人们都叫他大老赵。他笑呵呵地说：“你就是那个差点喂蛆的臭小子啊！”说着，从案板上拿起两个肉包子，“给，拿去，算是奖励你的！”
……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如果高医生、赵师傅他们仍然健在的话，应该已是八十高龄，那个叶护士也有六十多岁了吧！他们兴许已经淡忘了这段历史，忘记了我。但是，我却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我还记得他们，记得他们当年的模样。至今想起，当年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当时的苦痛还隐隐存在，时刻提醒着我，是他们让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让我有机会现在还坐在这里，在宽敞明亮的屋子里，慢慢地把这段亲历写下来，讲给我亲爱的朋友们听。写到这里，我不禁喃喃自语——
我的恩人们，你们还好吗？
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本想故作轻松，娓娓道来，但是，我做不到。跨越三十二年的两段非凡的经历，在我的脑海里显现、叠加，慢慢地幻化出一幅幅刻骨铭心的画面，穿越而来。我挺起身子，迎着他们走过去，发现有一个群体，他们的身上闪烁着最为耀眼的光辉。他们就是那些直面生死的医务人员，那些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在过去，他们都曾是我的兵；在灾区，他们都是我的战友；在后来，他们都是我的亲人。闭上眼，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他们的面庞，我们互相打量着，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会心的微笑。
大约1400年前，我有一个本家叫孙思邈，是北周、隋唐与唐代的医药学家，被后人誉为“药王”。他在著名的《千金方》自序中指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他认为，医生须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为唯一职责，把挽救病人的生命看作是大医之精诚。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到了公元2008年，我们的这些普普通通的医生护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川蜀大地，在余震频发的废墟上，与死神赛跑，挽救了一条又一条的生命，用汗水和真情，演绎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亲情大戏。
功劳簿上最显著的位置上，应该写上他们的名字，录下他们的事迹，挂满他们的勋章。20名医护人员，都是这部剧里的A角，但我特别想改变机位，切换场景。我原想把这一段，留给那些手上沾满血污、头上布满汗水的医生和护士，让他们自己沿着记忆的轨道，一点一点回放过去，记录下来。但是他们实在太忙，他们喜欢低调，他们握着手术刀注射器的手，写惯了医嘱和病历，却不愿意写自己的故事。
我翻开他们的工作笔记，一行行单调枯燥的数字记录着他们与死神抗争的工作轨迹：
2008年5月16日，完成手术12例，门诊处置138例；
2008年5月17日，完成手术9例，门诊、巡诊188例；
2008年5月18日，完成手术5例，门诊、巡诊275例；
2008年5月19日，完成手术4例，门诊、巡诊379例；
……
从进入灾区到撤离四川，20人的医疗队，共在绵阳二院完成手术37例，其中危重病人25例，门诊、巡诊病人1513例。
2008年5月15日晚上10点，我们进驻绵阳刚刚三个多小时，大家正在原地待命，绵阳二院的领导就前来求援，说是他们刚刚接收了一个重伤员，急需手术。而他们院内的医护人员由于连日没黑没白地连轴转，早已不堪重负，根本没有外科医生可以上台，连麻醉师和护士也配不上，恳请我们帮忙手术。我对张艳春说：“你带上几个人，马上过去会诊，有情况马上报告！”
张艳春答应一声，点了几个人，急匆匆地走了。二十分钟以后，我的手机响了，是张艳春。我连忙问道：“怎么样？”张艳春沉吟了一下，压低了声音：“很重，很危险，需要高位截肢。”我又问：“有几成把握？”“三到四成，”她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把握不敢说，但不做必死无疑，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我说：“不要等了，做！”
这个重伤号就是我们进入灾区抢救的第一例病人陈美。当年，她45岁，是北川县曲山镇宇龙街杨家巷人。地震后被楼房死死压住。丈夫脱险后，手无寸铁的他面对倒塌的楼房束手无策，只能隔着废墟缝隙进行安慰。夫妻俩里一个，外一个，等待救援。80个小时以后，被解放军救出，紧急送往绵阳二院，生命垂危。她的半条腿已经不见了，据说是一位战士情急之下，用钢锹砍断了坏死的部分，才把人救了出来。
23点27分，陈美被推进了手术室。
在这里，我要特别记下为陈美做手术的小组名单：
术 者：郭庆新 赵连增 麻 醉：张晓群
巡回护士：王克红 器械护士：董丽丽
在摇摇晃晃的六层手术室里，环境是那样的陌生，条件是那么恶劣，而他们面对如此高难度的手术，是那样的从容镇定、心无旁骛。
主刀医生郭庆新在日记中这样记述：
“陈美，女，45岁，右大腿挤压伤，大腿中段离断，骨外露，局部包装带绑扎，组织高度坏死感染，恶臭。全身中毒反应，昏迷，极度衰弱，水、电解质紊乱，肾衰，病人情况十分危急。我和赵连增等几个人，立即进行抢救，下达医嘱，抗休克抗炎补液，纠正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与家属对接，制定手术方案，行右大腿截肢手术，最大限度保留残肢长度，以便后期安放义肢。”
陈美的手术很成功，但术后第五天，当地救灾部门转运伤员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因为这些当地临时抽调的行政干部，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担心病人路上会发生意外，说什么也不肯装车。当时是晚上10点30分左右，一辆敞篷的军用卡车只装了两个病号，就要离开。陈美的丈夫和女儿找到我们，一脸的无助。我走过去，看到陈美已经从帐篷里被抬到了空地上，还在轻轻地呻吟，截肢的伤口上盖着一层薄薄的纱布，在昏暗的灯光下，十分抢眼。赵连增和郭庆新耷拉着手站着，见了我，说：“他们要把一批重伤员转到外地治疗，其实这个才是最该转院的，后期一旦感染，就麻烦了。”我一听，那股虎劲儿就上来了，对赵连增和郭庆新说：“你们俩去，就说这是我们救援队的意见，必须转走。否则，用摄像机录下他们的车牌号和姓名，连夜向上级和媒体反映。”一转脸，对直愣愣的陈美丈夫和女儿一摆手，说：“把病人抬到车头前边去，要走一起走，不走都别走。”
这天夜里，陈美被抬上了卡车，辗转运到太原的山西医学院进行康复治疗。方才，我又一次在电脑里找出了陈美术前术后的照片，狰狞恐怖，惨不忍睹。而他憨厚的丈夫和乖巧的女儿，在我们撤离前与队员们的合影，神态是那么的宁静和虔诚。
四个月以后，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是专门采访震后伤残人员的报道，其中就提到了陈美，还配发了一张陈美义肢的照片。这条义肢，是香港的一家公司捐赠的，它帮助陈美很快站立起来。但后期高昂的治疗费用，却花光了陈美一家所有的积蓄，让一家人的生活也陷入了困顿。更加让人担心的是，陈美出院后，出现了间歇性的心理障碍，终日郁郁寡欢，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才能慢慢地走出灾难的阴影。
在四川，这样的伤者绝不是个小数儿。
唐山大地震以后，全市肢体伤残的病人超过两万人，其中大部分在家人的帮助下，基本能够维持生存，也有一小部分由政府集中供养。据统计，地震共造成3817人成为截瘫病人，全市共建有14个截瘫病院，入院人数最多时超过2600人。当时国际专家曾断言，基于生理、心理及治疗技术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截瘫患者最多只能存活15年。如今40年过去了，唐山仍有千余名截瘫患者健在，比预言的生存极限年数翻了一倍还多。丰南目前在院的截瘫病人还有41人，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53岁。
在灾难面前，最脆弱的是人，最强大的也是人，死的已经死了，活的还要坚强地活下去。身体的创伤有的可以治愈，有的不可治愈，但心里的伤痛，恐怕更难以平复。也许，靠他们自己的坚强；也许，靠时光的打磨，外表上形成了茧，包裹的依旧是一颗血淋淋的心。
我们派出的这些医生，都是百里挑一的骨干。他们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富于爱心，那种视灾民如亲人的情怀，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人地生疏、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尽职尽责，全力以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张伟是南孙庄乡张六庄人，我的老乡，八十年代在胥各庄六街三官庙小区居住的时候，我们俩还是邻居。震后出发的时候，他是区医院的骨科主任，平时话不多，但做起事来，稳健踏实，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
2008年5月18日晚，我们俩坐在帐篷外边聊天。那时候聊天没别的事，就是手术、救人。他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当天的两台手术。
患者甲，女，83岁，北川人，股骨干骨折。这位老大娘，看上去人挺精神，一检查浑身都是毛病，贫血、高血压、冠心病、心房纤颤，手术存在很大风险。张伟悄悄地叫过麻醉师张晓群，在一边商量。张晓群虽然年轻，但入行早，也算资深麻醉师，而且技术精准，从未出过差错。他俩搭档好几年了，彼此知根知底，两人一商量，做！很快，他们就拿出了手术方案，决定采取超常措施，一边输血一边麻醉，加强术中观察，一旦危险，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张伟手法轻柔，快速准确，很快就将手术做完。当患者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 。
患者乙，85岁，女，来自安县，股骨粗隆间骨折。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实施这种手术，必须要有床旁X光机配合。但绵阳二院没有这种设备，从别处又调剂不到，怎么办？张伟仔细观察了患者的伤情，决定立即开展手术。他仗着多年的治疗经验，凭自己的感觉往股骨颈内打上螺丝，又用钢板加以固定。两个多小时的手术下来，张伟的浑身都湿透了，拍片检查复位完全正确。
我听着张伟的讲述，一颗心忽而悬起，忽而放下，对他说：“张伟，你是好样儿的！就冲这个，你也可以递交入党申请书。”张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中吗？”我说：“中，忒中！”
那天夜里，张伟趴在床板上，借着外面微弱的灯光，第一个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赵连增，区医院外科副主任。在他11岁的时候，唐山大地震夺去了双亲，成了孤儿。
在病房里，他遇到了一个来自安县的孩子。杨剑，10岁，父亲震亡，母亲失踪，他自己也在地震中受伤，左前臂严重骨折。在赵连增给他做手术复位的时候，杨剑紧咬牙关，眼泪一个劲儿地打转，就是一声不吭。这个本来可以在父母跟前撒娇的孩子，却孤零零地望着窗外，不时安慰着赵连增，“叔叔，我能坚持，谢谢您！”从不落泪的赵连增几次背过脸去，悄悄拭泪。他抱着小杨剑，鼓励他要坚强，要勇敢，做一个小小的男子汉。后来，赵连增又带着队友们几次去看望他，为他捐款，和他聊天，两次地震的两代孤儿，成了忘年交，以至于赵连增每次到病房里去，小杨剑都架着一条胳膊，跟在后面转，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尾巴”。
赵连增的特殊经历，使他对灾区人民的痛苦感同身受，工作起来也更加认真和细心。在给陈美做了截肢手术以后，由于帐篷里的光线暗，环境差，恶臭难闻，换药更加困难。陈美的伤口离肛门很近，排便时伤口周围极易被感染。赵连增从不嫌脏，每次换药时都要先清洗掉这些污染粪便，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换药。陈美的丈夫感动地说：“擦屎擦尿是儿女们才干的事，你们唐山人真好！”直至陈美转到外地治疗，我们也撤离了灾区，她的丈夫和女儿还在给赵连增打电话，千恩万谢！
从那以后，赵连增一直和陈美一家保持着联系。时隔多年以后，赵连增还把他手机里的照片给我看，那是陈美一家人最近的合影，肢体残缺的陈美，顽强地站了起来，支撑着一个完美的家。
赵连增，在一个家庭的幸福戛然而止的时候，为他们开启了新的一页。
区医院骨一科主任郭庆新在二院接诊了一个伤员，是一个11岁的小男孩，地震时父母双亡，由一位远房亲戚带着来到医院。孩子又瘦又小，脸色蜡黄，怯怯地拉着亲戚的衣角，躲在大人的身后。郭庆新慢慢地和他聊天，一边让他放松下来，一边给他做了仔细地检查，发现孩子尺骨骨折，明显短缩，重叠移位。按正常情况，应当进行小直线钢板固定。但震后大量的伤员涌入，内置物根本满足不了，再拖再等，手术难度会更大，孩子也会遭受更多的罪。
郭庆新把孩子带进了手术室。他凭着多年的手术经验，决定采取小切口，使用克氏针、钢丝固定，再结合石膏托辅助，同样可以达到治疗效果。他小心翼翼地切开了孩子的皮肤，一点一点地操作起来，尽量减少孩子的痛苦。手里忙活着，嘴里也不闲着，又是夸奖，又是鼓励，一个多小时下来，小男孩像是没事人一样，郭庆新的衣服却湿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轻轻一攥，就可以滴出水来。
按照绵阳二院护理部主任李晓华的说法：一直待在病房里的那个小个子医生，真是了不起！她说的那个小个子医生叫吴立国，是中医院的骨科主任。他言语不多，轻声细语的，尤其是面对伤员的时候，未曾开口已是满脸微笑，“大爷”“大姨”地不离口，深受伤员的喜爱。
每天吃过晚饭，别人都去洗澡、换衣服，或是给家人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报个平安，但人群中始终找不到吴立国的影子。他把方便面盒子往垃圾堆里一丢，转身就去了病房。每天夜里12点以前，他都要把分管的病人至少检查一遍，和值班大夫、管床护士交代清楚。自己的病人他管，别的伤员他也管，凡是可以帮忙的地方，吴立国总会第一个跑上去，以至于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几名医生，看他一直前前后后地忙活，愣是把他当成了绵阳二院的“吴主任”，有什么事都跑过来找他协调。
刘立忠是中医院的一名骨科大夫，他肠胃不好，身材消瘦，看上去有些营养不良。到四川以后，吃住都不方便，就显得更加面色苍白，时常捂着肚子。但是，只要一到医院，一见伤员，就立刻打了鸡血一般，对骨折病人的牵引、手术、复位，娴熟得就像街头拉面的师傅，一招一式，绝不拖沓。手上忙着，嘴里还和病人说着话儿，三下五除二，搞定，没有半点慌乱。
即使是面对余震，刘立忠也是谈笑自若，毫不畏惧。他和区医院的张伟在给一位伤员做肩关节手术的时候，正赶上一次6级以上的余震，大楼摇晃得特别厉害，地板咯吱咯吱作响，无影灯也剧烈地摇摆起来，手术器械哗啦啦地响，大家都很紧张，连躺在手术台上的伤员都吓得差点坐起来。刘立忠却稳稳地站在那里，连声说：“小case、小case，木事、木事！”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场惊吓就此过去。
年纪轻轻的李斌，已是中医院麻醉科的骨干。在四川的每一台手术，他都提前准备好各种抢救药品，然后才开始麻醉，整个手术都紧绷神经，密切关注伤员的生命体征，随时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直到手术结束，病人清醒，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在一次骨折手术中，接二连三的余震让病人烦躁不安，多次要求终止手术。李彬一边镇定地做好局部麻醉，一边握着病人的手，不停地安慰他，直到顺利地完成最后一针缝合。感动得病人流着眼泪，连声说：“你们，都是我的恩人啊！”
王策，是这次赴川救援队中唯一的一名内科医生。他长得高大威猛，肤色黝黑，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壮汉，脸上总是带着憨厚的笑容。由于灾民安置点的人员密度过大，环境卫生差，虽然并无大疫，但皮肤病、肠道感染等病员还是迅速上升。病号在临时门诊部的外边排起了长队，王策在密不透风的帐篷里，冒着40℃的高温，挥汗如雨，望闻问切，精心诊治，成为整个救援队接诊最多的医生。
一天中午，我带着人去给王策他们送水，王策正好送走了最后一名病号。他让我在行军床上坐下来，自己斜倚在旁边排椅上，刚说了两句，他就再不搭话。我扭头一看，他把头歪在一边儿，睡着了，鼾声响起。我站起来，对站在一边的护士相会文说：“让他睡够一小时，别叫醒他！”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三分医疗七分护理”。在救治伤员的时候，护理工作确实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当地医院的医生护士大部分被抽调到灾区一线和灾民安置点去了。伤员做完手术以后，护理的重任就落在我们的护士身上，必须要超负荷地工作才能完成。一个一个的伤员抬进来，测量生命体征，初步处理伤口，送进手术室手术，推出手术室后期处理……一连串的护理流程，让每个人都争分夺秒，疲惫不堪。
前边我已经说过，绵阳二院是一家肿瘤专科医院，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对救治震后外伤和骨折的病人明显经验不足。特别是对重症和出现并发症的患者，常常束手无策，连最基本的抬高患肢、观察末梢血运都很生疏。我们的队员一边操作一边示范，因为伤员多，场地狭窄，有的病人只有一张床垫或是一块木板。护士们必须蹲着、跪着，甚至坐在地上，才能完成各项护理。往往一阵忙活下来，她们就累倒在排椅上甚至水泥地上休息，劳动强度可想而知。由于天热和水土不服，她们很多人都出现了红色丘疹、疱疹，全身瘙痒，日夜不宁，但她们连说都没人说。
在伤员最集中的那几天，她们创下了半天时间人均套管针穿刺超过60人的记录，而且没有丝毫差错。山东滨州医学院的几位专家，在一边看得瞠目结舌，称赞不已。
在四楼病区，有一个来自平武的中年妇女，44岁，手术后感染气性坏疽。随着感染的发展，体温超过41℃，脉搏140多次，特别是伤口周围水肿，肌肉黑腐，渗出液增多，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院方为了防止传染，把她进行了隔离。连基础护理、床单位的更换以及肢体摆放、伤口处理，都没人愿意上前，连家属也远远地躲在一边。看着病人无助的眼神，孟东红第一个推门走了进去，告诉她：“你别怕，我来照顾你！”经过几天几夜的精心照顾，伤员的病情稳定了，被就近转到成都的华西医院治疗。临走时还拉着孟东红的手，千恩万谢，洒泪而别。
王克红是区医院手术室的护士长。她在日记中写道：“进入灾区，房屋建筑的毁坏，人民群众的伤残，无不令人揪心，令人心痛，作为一名有着17年护理经验的老护士长，我要用自己高度负责的精神、精湛一流的技术和无私奉献的行动，为灾区人民减轻痛苦，排忧解难，让他们早日康复！”
5月18日下午两点，刚刚从手术室回到驻地的王克红，泡了一碗方便面，刚端到嘴边，就接到病房护士长的电话，部队刚刚送来一位伤员，需要立即手术。王克红二话不说，撂下饭碗就往医院跑。到那儿一看，原来是一位40多岁的妇女，内外踝骨折，刚刚从山里运出来，急需进行内固定手术，而伤员情绪极度低落，精神很差，也没有家人的陪伴。一打听才知道，这位伤员的丈夫和女儿都在地震中遇难，还没从废墟中扒出来，幸福的三口之家，转眼剩下她孤身一人。巨大的打击使她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也失去了治疗的信心。王克红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轻声劝慰，减轻她失去亲人的悲伤和对手术的恐惧。在手术快要结束的时候，一次较强的余震发生了，王克红一下子扑在伤员的身上，抱住了她：“别怕，有我们呢！”
事后，这名伤员看到王克红，远远地喊她“姐！”牵着王克红的手，舍不得撒开，动情地说：“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我要好好养伤，早点好起来！”
对她们，王克红无微不至，像亲姐妹一般，而对那些年龄幼小的伤员，王克红更像是一位母亲。
2008年5月19日上午，一位9岁的男孩儿被推进了手术室。他的父亲震亡，母亲聋哑，哥哥重伤，而他自己也是尺桡骨骨折。望着他悲伤、恐惧和无助的眼神，王克红落了泪。在手术过程中，王克红耐心抚慰，千方百计减轻患者痛苦；手术以后，她精心照顾，打饭买菜，送吃送喝。每天天不亮就赶过去照看，晚上还要过去陪护，洗手脸擦身子，真的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我曾经问过王克红：“这个孩子说过感谢的话吗？”
她说：“没有！”
我又问：“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吗？”
她歪着头，又想了一下，告诉我：“没有！”
我再次追问：“那你会不会心理不平衡？”
王克红笑了，她说：“怎么会呢？我们到四川，不就是救人去的吗？当时，哪怕灾区人民有一点儿需要，我们都会奉献自己的全部。何况，孩子那么小，却遭遇了那么多的不幸，忍受着那么大的痛苦，我早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她停了一下，又说：“其实，即使他忘记了我，我也忘不了他，都已经9岁的孩子了，还是那么瘦，那么黑，那么小，就一双大眼睛，骨碌碌地追着你看，让人心疼。”
说到这儿，王克红哭了。
我们的救援队在灾区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滑坡、泥石流和余震的危险，不是一日三餐方便面加饼干的艰苦，也不是起早贪黑昼夜加班的劳累，而是药品、器械的短缺和面对伤者束手无策的折磨。
应该说，我们初期的准备是十分充分的。七大卡车的物资，其中最后一辆拉的是上百万元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我们在驻地专门搭了一个帐篷，作为仓库，责成专人保管。这里什么都要限量，连加班医生的火腿肠也是限量供应，但最缺的还是药品和医疗器械。
到了5月17日，这一问题更加突出。随着气温的升高，安置点灾民密度的增加和环境的恶化，灾民的发病率明显增高，伤口感染和肠道传染呈几何级数的增长。绵阳当地医疗机构的药房，已基本无药可供，形势愈加严峻。
有关方面找到我们，鉴于目前药品供给的严峻形势，请我们的药品供应与他们保持同步。每个患者每次领取的药品，一律为两片，并派人员协助我们工作。不管我们的医生开出一日量还是两日量的药品，灾民们从窗口领到的都是两片。
我们体会到当地部门的无奈，也感到整体救助的乏力。当灾难突然袭来的时候，如何确保应急救援体系的有效高速运转，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思考的问题。
何斌告诉我，不仅他们这里的药品告罄，就连市人民医院也是濒临告急。特别是儿童器械和药品奇缺，偶尔调运一些过来，也是杯水车薪。
正说着，张艳春从人民医院回来了。她对我说，人民医院那边已经停下了大部分手术，将伤员就近疏散到成都、重庆等地。她和外科的孙主任通报情况的时候，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忽然跑过来，一下子跪在孙主任的面前，苦苦哀求，“孙主任，您无论如何也要救救我的孩子啊！”原来，这名男子的儿子今年11岁，正在北川的一所小学读四年级。地震发生以后，他被埋在废墟下面。由于救援不及时，左下肢挤压时间过长，神经受损严重，急需手术，再耽搁久了就要截肢。但医院由于余震和药械的短缺，已不再具备手术的条件。面对家属的哭泣和哀求，孙主任只能好言安慰，细心地做好表皮处理，送他们排队上车，转往前途未卜的下一站。
张艳春和我讲这些的时候，眼圈红红的。她说：“我们能不能向家里求援，再送一批急救的东西过来？”我说：“你马上把几个主任和护士长叫过来，商量一下。一是坚持急需必需，二是确保实用可用。”说完，我就找张会春请示去了。
两个小时以后，一份救灾急需补充医用物品清单，通过电波发回了丰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不到20分钟，就得到了秘书科转来的区长李国忠的批复：“立即准备，第一时间派人员押运！”我抬头看看张艳春，问她：“这些，要多少钱？”她犹豫了一下，说：“一百万怕是搂不住！”
一天以后，区委办副主任陈强带着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前方需要支援的时候，家乡人民这种不讲代价、无私奉献的壮举，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在绵阳传为佳话。
后来，我们多次说起这件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个问题，那个男孩儿，后来不知怎么样了，应该长成大小伙子了吧！
在后来回忆这些事儿的时候，大家时常会提到一个字：“险！”这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是危险，二是风险。
首先说危险。
从抵达灾区的那一刻起，我们脚下的大地就从来没有安稳过。地震台记录的数据中，余震每天高达成百上千次，而有感地震也有十几次、几十次。最长的间隔几个小时，最短的只有几分钟，大地就会颤抖起来。而绵阳二院的手术室在六层，先不说走进去，就是远远地望着墙体从上到下的裂缝，也令人胆战心惊，后脊发凉。
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人群，有两个特点：一是有经验，抗震避险的能力要好一些；二是胆子小，死里逃生的经历让人恐惧不安。在灾区安置点，视野开阔，机动灵活，容易避开高大的建筑物，但巡诊和手术，则完全是听天由命。
由于交通不便，震区的伤员运不出来。轻一点的，可以到靠近公路的地方寻求帮助；伤情较重和道路中断的地方，则只能是等，等待亲人，等待救援。这就需要我们组织医护人员，到一线去。
一听说去一线，每个同志都积极报名，要求参加。我们只能把大家分成小组，分批进入。我们每天的行程，只有方向，没有目的地，发现伤员随时停车，或就地诊治，或派车送回。每一条通往灾区的道路都异常艰难，险象环生。绵阳二院的医保科长赵丽蓉，每天早上都专门过来登记我们的去向，千叮咛万嘱咐，唯恐早上能出去，晚上回不来。我们说他们是小题大做，她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不了解大山的脾气。”我笑着说：“我们是客人，大山怎么能和客人翻脸呢？”
每天晚上，巡诊的同志回到驻地，大家团聚在一起，就是最开心的时刻。女同志们甚至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紧紧拥抱，互致问候。短短的十多天里，我们四去北川、两去平武，江油、安县更是稀松平常，每天都会遇到落石、塌方甚至滑坡，但每一次都化险为夷。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别人问起来，去的人总是轻描淡写，一笑而过，而脸上那份自豪和得意是藏不住的。
有一天，我们在豆叩镇下边的一个村子里，遇到了江苏的一个救援队。他们正好从废墟下面救出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我们立即停车，跑过去帮忙，初步检查处置后，派救护车火速运往绵阳二院。那一天，随车的护士是付丽萍。在返回绵阳的途中，付丽萍紧紧抓着老人的手，车顶几次遭遇落石的袭击，但那双手却一直没有松开。
时隔七年以后，付丽萍讲起这件事，仍然很平静，脸庞上始终保持着恬淡的微笑。
那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驾驶救护车的两个司机，一个是黄各庄卫生院的高俊静，差不多有50多岁了。另一个是城区（妇幼）医院的王东东，20出头。俩人都是主动请战去的前线，共同的特点是：长得瘦，长得黑，话不多，都比较随和，也都比较幽默。我们收兵回营，正在吃晚饭的时候，二院的赵丽蓉跑过来，急切地说：“孙主任，平武那边刚扒出了两个人，都是重伤，能否派车接过来？我们派人带路和护理。”大家呼啦啦站起来，争着说：“我去！我去！”
我看了看大家，目光落在高俊静和王东东身上，说：“你们俩跑一趟，注意安全！”两个人点头称是，放下方便面，转身奔向车子，一阵轰鸣，消失在夜幕之中。
说实话，救护车的车灯消失的那一刻，我立即后悔起来。这些日子，每次巡诊，都是我亲自指挥，坐着越野车在前方探路，叮嘱后面的救护车保持车距。在危险的路段，一个尾灯，一个手势，都可以向后方发出跟上、停车、减速的指令，然后或抢行、或缓行、或避让。虽然险情接二连三，但每次总是化险为夷。我早就打定了主意，这帮人，无论如何不能出现差错，连根毫毛也不能少，否则，我回去怎么向家里人交代？那可绝不是一句“无颜见江东父老”可以了结的。我时刻叮嘱自己，不能冲动，不能蛮干，大家谁也不能出事。退一步说，如果万一出事，那个人宁可是我，必须是我。
可是，这一次，二院的同志跟着去了。虽然当地人路况熟、有经验，但毕竟自己不在身边，心里没底。想到这里，我心里顿时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转身叫过李明，问：“那两辆车的车况没问题吧，油加满了没有？”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一屁股坐在行军床上，再也不说话。
山里手机没有信号，我每隔几分钟，就要翻一下手机的盖子，看时间，看信号，看有没有短信。
23点37分，救护车缓缓地驶进院子，停在原来的位置上。我的心咕咚一声，放了下来。刚招呼他们坐下来，每人递上一瓶矿泉水，大地又猛地颤抖起来。
从灾区回来以后，挺长的一段时间，我还经常在梦里回放那些惊险的片段，醒来的时候，要么一身冷汗，要么泪湿枕巾。
其次说风险。
我滥竽充数，当了两年多的卫生局长，深知医疗救护这一行业的高风险。一刀下去，要么生、要么死；甚至一针下去，也会要了人命。尤其是灾区的伤员，普遍的症状是脱水、肾衰、感染，还伴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且不管白天黑夜，来了就是急诊，前边看着，后边就排着队。前边说过的王策，曾经创下了一天接诊100多人的记录，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二百来斤的壮汉，最后累得说不出话来，连口方便面也咽不下去。
分配在二院住院部的这几位同志，每天都在应对着高强度的挑战。由于当地医疗机构对创伤的救治缺乏人员和条件，手术的配合跟不上。我们的队员就一边操作，一边传授，反复沟通，不厌其烦。张晓群和李彬这两位麻醉师，在一例一例的手术麻醉中，把自己掌握的颈丛神经麻醉法和臂丛神经麻醉法，悉心地传授给二院的同志，让对方十分感动，亲切地称他俩为“老师”。
一天傍晚，张伟巡视完病房，做好医嘱，正要回驻地吃饭，高新区一家医院转来一位病人，既不知来处，又没有陪护。她的盆骨受伤变形，送过来的时候深度昏迷，奄奄一息。就病人的现状来看，做手术风险很大，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而不做手术，大量失血，可能导致失血性休克，甚至死亡。当时，伤员身边没有家属，没有人签字，没有人担保，万一出了事情，如何担当得起？张伟他们会诊完毕，果断决定马上手术！刷手、上台、消毒、麻醉，三个小时过去，手术成功。
当时曾有媒体采访过他们，问他们凭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担着这么大的风险给伤员做手术。张伟想也没想，只说了三个字：“凭良心!”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人们受伤的不仅是肢体，还有心灵，而且心灵上的创伤，往往比肢体上的损伤，更严重，更痛楚，更难以治愈。大家也许还记得，汶川地震以后的一段时间，媒体接二连三地报道，一些灾区的干部群众从阴影里走不出来，以简单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对他们的心理疏导和安抚，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在灾民安置点，我们常常会遇到震后应激反应综合症的病人。他们在失去亲人、失去家园、失去肢体、失去行动能力的情况下，沉浸在恐惧、伤痛、绝望之中，走不出来。
这种感觉，在唐山大地震以后，也有很多人经历过。2006年春，我到卫生局任职，在进行农村合作医疗的前期调查中，发现仍有许多这样的病例。
病例一：东田庄乡张XX，女，1960年3月生人。地震时父母双亡。主诉症状：每逢天气异常，闷热无雨，立即血压升高、胸闷心悸，视物模糊、重影。
病例二：大新庄镇裴XX，男，1952年4月生人。地震时被砸在生产队的饲养处，左腿骨折，骨盆受损，被转到河南郑州人民医院治疗，三个半月后回家，后担任民兵连长。一米八几的壮汉，夜里不敢上厕所，不敢走夜路，每逢外面有风雨雷电，不敢出门，不敢独处。
病例三：王兰庄镇陈XX，女，1961年10月生人。地震时被埋压3个半小时，救出时已昏迷，同在一条炕上睡觉的邻家两姐妹全部遇难。自诉症状：一个人不敢待在封闭的空间，乘车必须开窗，30岁时去医院曾乘坐一次电梯，当场晕厥。
病例四：南孙庄乡田XX，女，1966年1月生人。地震时未曾受伤。每年7月28日前后几天，晚上不敢进屋，只能在院子里睡觉。结婚后症状减轻，但每年7月28日凌晨必须到屋外躲避。
病例五：唐坊镇田XX，男，1944年12月生人。本村赤脚医生。他在地震后自行逃脱，救子心切，用钢镐清理屋顶时，由于光线太暗，失手将镐尖砸入儿子的太阳穴内，孩子当场死亡。后来，长时间精神恍惚，萎靡不振。
这些病例，是我们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的，他们能够坦然承认，并不回避。但我后来请教专家的时候，专家说，其实真正心理障碍的人群比统计的要多出几倍。出于某种心理，他们往往羞于透露自己的病情，而造成这些心理疾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灾难过后，缺乏正确的心理疏导和干预。
有资料显示，在遭遇重大灾害以后，第一时间的心理干预最为有效。时间拖得越久，效果就越差，弄不好就会出人命。我们在四川的日子里，除了医治这些伤员身体上的创伤，还要康复他们心理上的疤痕。这对于我们，也是一场新的考验啊！
在安县的一个灾民安置点，我们遇到一个叫田发清（音）的女人。由于受到地震的强刺激，患上了应激反应综合症，几天来一直不吃不喝不睡也不说话。当地的干部问我们能不能给她做一下心理疏导。我们几个对视了一下，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走进了刚刚搭起的帐篷。
田发清，40岁左右，是一个比较健壮的女人。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她就像一个木雕泥塑，双手抱膝，空洞的两眼始终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双脚，对我们的到来毫无反应。我们走上前去，围拢在她身边，慢慢地拉起了家常。当她听到我们来自唐山，在地震中也失去了许许多多的亲人，而现在我们这些幸存者都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时，田发清的脸色开始变得柔和起来，嘴唇微微抽搐，眼角慢慢渗出了大滴大滴的泪珠，疏导有效了！见此情景，我连忙走上前去，大声地说：“让我们大家手拉手，一起面对，共渡难关吧！”话音未落，几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田发清失声痛哭。
过了好一会儿，田发清哽咽着，断断续续地向我们讲述了她的不幸遭遇：她原来也是一名乡村医生，后来在北川县城改作医药批发，几年的打拼赚下了几百万的家业。她见当地好多人外出打工，留守儿童越来越多，就倾其所有办起了一个留守儿童托管所。丈夫是一名教师，女儿在北川中学读初一，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地震发生的时候，她的丈夫、父母和兄弟姐妹共十一位亲人罹难；她经营大半生的资产被山体掩埋，顷刻间灰飞烟灭，变得一无所有；当时手里的皮包内除了一部手机，还有6000多元现金，那是她和24个孩子的生活费，交给了一位熟人保管，第二天交还给她的时候却变得空空如也；她冒着生命危险钻到废墟下面，救出了17个孩子，但仍有7个孩子没能救出。为了救人，她打碎了妇幼保健院的玻璃，钻进了摇摇欲坠的楼房，抢出了20套输液器，给最重的伤员输液。说到这里，田发清拉着我们的手，泣不成声：“要是当时有药品的话，我能救活多少人啊！要是那7个孩子的大人回来，向我要人，我该怎么办呵？……”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一字一句地说：“田发清，你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离开田发清的时候，我们问她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没有。她迟疑了一下，说现在最牵挂的是她的女儿，听说获救以后已经转到绵阳长虹集团的培训学校去了。我当即告诉她，今天我们回到绵阳，一定会去看望她的女儿！
回来的时候，救援队的中巴车径直开回了营地，我带着几个人几经周折来到了长虹集团的培训中心。这里成了北川中学的临时校址，已经戒严。我们找到了副校长马青平和班主任任老师，经过特批进入了这个临时的学校。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见到了田发清的女儿陈琳玲，一个乖巧伶俐的女孩子。我向她通报了她母亲的情况，隐瞒了一些细节，告诉她，她的妈妈很好很健康很平安。她略带羞涩地和我们交谈，沉静的语调和口吻让我们感到惊奇和安慰。望着这张稚气可爱的小脸，我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塞到她的手里。可她说什么也不要，“叔叔，谢谢你们！我们还过得去，留着你们自己花吧！”说着，泪水像断线的珠子，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这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猛地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失声痛哭。她趴在我的耳边，嘤嘤地说：“叔叔，如果你们谁还能见到我妈妈，就告诉她我很好，不用惦记，让她多保重！爸爸没了，还有我啊！”我用力地点点头，“孩子，你放心，我一定办到，一定！”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早早起来，煮了半盆鸡蛋，装了一箱方便面和一箱矿泉水，悄悄叫上张艳春和张瑞军，又开车去了安县，找到了田发清，向她报告了她女儿的情况，并从相机里把图片一张一张地回放给她看。田发清抹着眼泪，紧紧地抓着我们的手，不停地说：“谢谢，谢谢你们！”
后来，我资助了这个孩子读书。直到现在，我和田发清仍然保持联系。她开了一间茶楼，生意还不错。逢年过节还要互发短信，彼此问候。看来，她正从那场灾难的阴影中慢慢走出来。
在绵阳二院，我的队友们，承担着严重超负荷的救治任务，但只要一闲下来，马上就会坐到病床旁边，和他们聊天，拉家常，给他们讲唐山人民抗震救灾的故事。同在二院参与救援的辽宁营口人民医院、山东滨州医学院的大夫护士见了，也纷纷跑过来听，然后现学现卖，帮着我们一起做心理疏导工作。
一天晚上，忙了一天的孟东红和当地的护士交完班，正要离开，一位上海的志愿者急匆匆地走了过来：“您是唐山的护士长吗？我有件急事，需要您的帮助。”
原来，这位志愿者负责护理一个来自北川的孩子，姓庞。地震发生的时候，教室一下子垮塌下来，全班三十二个孩子全部被压在废墟底下，唯有她的大半个身子露在了外面，双腿被死死地卡住，丝毫动弹不得。出人意料的是，孩子们并未惊慌失措、哭爹喊娘，而是彼此拉着手，互相鼓励着：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解放军叔叔一定会来救我们的。但是，救援的队伍未能及时突破阻断的生命线。孩子们一个一个地相继死去，活着的还在坚持，再坚持。最终，他们在绝望中死去。每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在对旁边的同学说：如果你能活下去，一定要告诉我的爹娘，我在这儿，在这儿等他们来！
解放军来了，江苏的救援队来了，扒出了所有的孩子们。
但是，只活了她一个。
这个年仅12岁的小姑娘，在被紧急送进绵阳市人民医院以后，来自上海、北京、山东、成都的多名专家进行了会诊，制定了手术方案，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行双下肢高位截肢术！尽管手术非常成功，但这个孩子，却永远地失去了双腿。
术后的疼痛，失去双腿的痛苦，让她万念俱灰。再加上睁眼闭眼都是同学的笑脸，耳畔都是同学的呼喊，她的人生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从苏醒的那一刻开始，她不吃不喝，失去了一个小姑娘的恬静和安宁，变得异常暴躁，连亲人的劝说也无动于衷，只是绝望地咬紧牙关，不再说话，甚至不再配合治疗。
当上海的那位志愿者带着孟东红走到小姑娘的床边，她刚刚结束了一场歇斯底里的哭闹，汗水湿透了全身，鼻涕泪水涂得满头满脸都是。孩子的母亲，像是犯了错误的孩子，站在床边，束手无策。孟东红走到床边，慢慢地蹲下来，开始轻轻地和她说话。
我不知道那个晚上，孟东红和她到底说了什么，说了多久。但是，小姑娘由沉默不言，到涕泪横流，号啕大哭，到默默点头，破涕为笑……孟东红这个只有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的护士长，凭着自己的执着和爱心，驱散了小姑娘心头的阴霾。
第二天，孟东红再去看望她的时候，小姑娘已经被转往外地治疗。儿科的大夫告诉孟东红，小姑娘让他给孟东红带个话：“要是见到唐山的阿姨，替我问个好，谢谢她！”
孟东红从转院中心的登记簿上翻了半天，没有找到她的名字，姓庞的，姓王的，姓梁的，实在是太多了。毕竟时间还短，孟东红还不能完全适应“川普”。这个孩子，成了她长久的牵挂。
地震以后，死里逃生的孩子们始终被恐惧、伤痛和悲伤笼罩着，他们更需要关爱，需要疏导。由于大量的灾民滞留在安置点，每个安置点都临时办起了帐篷小学。
这一天，我刚刚返回驻地，一位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姑娘找了上来。她是四川大学一名大四的学生，志愿者，也是南河体育中心帐篷小学的老师，姓王。王老师说：她在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一些孩子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哭泣，然后引起邻座的同学甚至全班同学的号啕大哭，场面很难控制。“听说你们是从唐山来的，想必会有些经验。”望着她坦诚渴望的目光，我无法拒绝，连忙答应下来，告诉她：“明天就去！”
5月23日上午9点，当我们大家带着吃的喝的赶过去的时候，小王老师正在帐篷小学的门口等我们。这时的体育馆已经实行了严格管制，一方面是便于维护现场的秩序，另一方面是为了控制疫情。特警和工作人员一脸严肃地盘查出入的人员，但是，我们的胸卡就像一张特别的通行证，畅行无阻，就连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时现场戒备森严也是一路绿灯，何况现在啊！走进去一看，上百个孩子分在几个帐篷里坐着，所有的老师都是志愿者，也包括安县一所小学的副校长，姓刘。我们分别走入不同的帐篷。
我有过8年教育工作的经验，干这个还算老本行，走到前边，尽量避开“老呔儿”方言，努力使用普通话，不正宗，勉强算是“唐普”，开口说道：“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刚刚进来，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感觉我们班的男孩子都特别特别帅气，女孩子都特别特别漂亮，”转身问站在旁边的队员，“你们说，是不是啊？”大家会意，连忙说“是。”我又问：“男同学们，你们说咱们班的女同学漂亮吗？”“漂亮！”“好！真漂亮！那么女同学们，你们认为咱们班的男生，”我故意停顿了一下，做了鬼脸，然后大声问：“帅不帅？”这下，连男带女一起拖着长音喊：“帅——！”教室里一下子活跃起来。
我给孩子们开始讲故事：“同学们，我们这些叔叔阿姨都是从唐山来的。32年前，我们也都像你们一样大，我们那里也发生了这样的大地震，我的姐姐死了，你们这位叔叔的爸妈也死了。我们都很难过，但是，我们也像你们今天一样，都很坚强……”孩子们瞪大了眼睛听着，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透射出一种闪亮的光。“灾难很快就会过去，你们也很快就会长大，时间会治愈我们的伤痛，也同样会平复我们心灵的创伤。孩子们，坚强起来，快乐起来，好吗？”
“好——”孩子们童声齐和，鼓掌致谢，让我的眼睛再一次地湿润了。接下来，我们开始互动，分发礼品，谈心交流，讲故事，留下家长的联系方式。张佐文登上讲台，和孩子们共同表演手语剧《感恩的心》。有的孩子不会，她就一遍又一遍地示范，孩子们都开心地玩起来。
我问王老师，孩子们还缺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王老师犹豫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半天才说：“没有体育器材，体育和课外活动只能绕着帐篷跑圈儿。”我说：“下午就给你们送过来。”
我们在那里活动的时候，帐篷外面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三个人，两个老外，一个中国人。等我们往外走的时候，他们立即追过来和我们说话。原来他们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专家，这次获准到四川灾区，就是研究孩子的心理干预和疏导问题。他们竖着大拇指，对着我们大家，操着生硬的中文：“好，好，ok，ok !”我们简单交谈，交换名片，挥手告别。可惜，那些名片让我弄丢了，没能带出灾区，带回唐山。
中午回到驻地吃饭的时候，人跑了多一半。我一问，原来是南河体育中心的商店今天恢复营业，大家自发地到那里采购儿童体育器材去了。大家自掏腰包，每个人都买了一大堆，有足球、篮球、呼啦圈、跳绳、羽毛球等等，五花八门，堆得脚下到处都是。
下午两点半，是帐篷小学的开课时间。我们赶过去的时候，孩子们正在集合点名，看到我们带着这些好玩的东西过来，呼啦一下子解散，也不管老师的口令，一人拿起一件，开心地玩起来，逗得老师和我们都一齐笑起来。孩子就是孩子，他们的天性很容易被激活。这些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年级，甚至不同区域和民族的孩子们，互相嬉戏、争抢、传递，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了花儿。
那种单纯的天真烂漫，那种久违的欢声笑语，感染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