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死神赛跑
与死神赛跑
          人命关天,再也没有什么比抢救生命更为重要,更为急迫。不论是在废墟下受尽煎熬,还是脱离险境却伤痕累累、命悬一线的人们,都需要我们同死亡抢时间,让他们挣脱死神的魔爪。
          我们要与死神赛跑!
 
               ——摘自赴川救援出发当天本人的日记
 
             地震对每一个唐山人来讲,都是一个永生难忘的痛,是一个永远也不能愈合的伤疤。这个伤,不在腠理,不在肌肤,不在肠胃,而是在骨髓,在心灵,汤熨、针石、火齐均不可治,锥心裂肺,胜过刮骨百倍。 
              在那场灾难中,我是最为幸运的一个,只是在逃离的瞬间让晾衣服的铅丝刮了一下,右肘受了点儿轻伤。当时父亲是村里唯一没有受伤的大队干部,整日里起早贪黑地组织大家扒人埋尸,转送伤员,发放救灾物资,一天到晚看不到人影儿。母亲因为姐姐的离去悲痛欲绝,整天不吃不喝不睡,仿佛三魂离了七魄。我和年幼的妹妹成了没人照管的孩子,不是待在废墟上用目光追逐着头上的飞机,盼望它多投下一份大饼或是饼干,就是跑到高处去,看蓬头垢面的人们在那里手忙脚乱地从倒塌的房子里扒人扒东西。有一天,我还帮忙埋了整整一马车的尸体,那其中就有我两个最要好的小伙伴儿。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儿。我只是中午在大桑树底下的门板上躺了一会儿,还做了个梦——梦的内容不记得了,醒来就感觉到浑身发冷。那时的气温足有三十五六度,别人都热得受不了,而我却浑身发颤,而且右肘上的伤口开始流水儿,隐隐的疼痛传遍了我的整个胳膊。一夜之间,我的整个右臂全都肿了起来。我问过后院的守艾大哥,他说千万别乱动,要是得了破伤风就没治了。我忍耐着…… 
         第二天,我四肢无力地从席棚里爬出来,在太阳下暴晒自己。天上的飞机在喷洒淡黄色的药粉(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是烈性的杀虫剂),我希望它飞得再低一些,把药撒在自己的伤口上。一整天,我只喝了一口凉水,那是震后喝上的第一口干净水,电还没有恢复,是邻村地里已经报废的农用井震后自喷出来的水。我还在继续熬着…… 
          第三天,伤口的疼痛似乎减轻了一些。但是,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让我感到恐惧和不安。一种莫名其妙的痛苦在噬咬着我,我开始不断地祈求毛主席来保佑我。我快要撑不住了…… 
           第四天,我想我是熬不下去了。伤口如蚁走虫爬,万箭钻心。我找了一个无人的地方,躺在泥泞中,心里默默地念叨着:老天爷啊,你老人家开开眼,把我收走吧,我实在挺不住了……我开始还不停地翻滚,后来连翻滚的气力也没有,只有喘气的份儿了。涸辙之鲋!只有这个词才能描述我当时的情景。天快亮的时候,父亲找到了我,把我送到了医疗队。
          我清楚地记得,随着父亲的一声招呼,一只手电筒亮了起来。一个中年医生和一个年轻的女护士,在手电筒微弱的光线下为我清洗伤口。那个护士突然“呀”了一声,我顺着光线望过去,血痂之下,竟然爬满了蛆虫,白色的,如线头一般,轻轻地蠕动着……他们拿着镊子和纱布,小心翼翼地,生怕把我弄疼了。只听那个医生轻声地责备父亲:“再晚,就没命了……”之后,我蜷缩在护士的怀里,沉沉地睡去了。
后来,我的伤口渐渐好了,每天都去换药,和医疗队的人也慢慢熟络起来。我知道了他们来自上海瑞金医院,中年医生姓高,五十来岁,长得四方大脸,白白净净的,说话慢条斯理,是黑龙江人;那个护士姓叶,二十多岁,鸭蛋脸,戴一副近视眼镜,扎着马尾巴式的头发,说话轻轻柔柔的,到底是扬州人还是常州人,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后来曾经无数次地猜想,一准是阎王爷在生死簿上看到了我的名字,越瞅越不顺眼,一把抓过判官笔,批上了两个字“退档”。就这样,我在地狱的门口走了一圈,把刚刚迈进去的一只脚又收了回来。那天我换完药刚往家里走,一双大手把我从后面拎起来。我扭头一看,是前两天过来的南皮县救灾打井队做饭的大师傅,大人们都叫他大老赵。他笑呵呵地说:“你就是那个差点喂蛆的臭小子啊!”说着,从案板上拿起两个肉包子,“给,拿去,算是奖励你的!” 
……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如果高医生、赵师傅他们仍然健在的话,应该已是八十高龄,那个叶护士也有六十多岁了吧!他们兴许已经淡忘了这段历史,忘记了我。但是,我却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我还记得他们,记得他们当年的模样。至今想起,当年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当时的苦痛还隐隐存在,时刻提醒着我,是他们让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让我有机会现在还坐在这里,在宽敞明亮的屋子里,慢慢地把这段亲历写下来,讲给我亲爱的朋友们听。写到这里,我不禁喃喃自语—— 
         我的恩人们,你们还好吗?
 
          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本想故作轻松,娓娓道来,但是,我做不到。跨越三十二年的两段非凡的经历,在我的脑海里显现、叠加,慢慢地幻化出一幅幅刻骨铭心的画面,穿越而来。我挺起身子,迎着他们走过去,发现有一个群体,他们的身上闪烁着最为耀眼的光辉。他们就是那些直面生死的医务人员,那些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在过去,他们都曾是我的兵;在灾区,他们都是我的战友;在后来,他们都是我的亲人。闭上眼,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他们的面庞,我们互相打量着,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会心的微笑。
         大约1400年前,我有一个本家叫孙思邈,是北周、隋唐与唐代的医药学家,被后人誉为“药王”。他在著名的《千金方》自序中指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他认为,医生须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为唯一职责,把挽救病人的生命看作是大医之精诚。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到了公元2008年,我们的这些普普通通的医生护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川蜀大地,在余震频发的废墟上,与死神赛跑,挽救了一条又一条的生命,用汗水和真情,演绎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亲情大戏。
           功劳簿上最显著的位置上,应该写上他们的名字,录下他们的事迹,挂满他们的勋章。20名医护人员,都是这部剧里的A角,但我特别想改变机位,切换场景。我原想把这一段,留给那些手上沾满血污、头上布满汗水的医生和护士,让他们自己沿着记忆的轨道,一点一点回放过去,记录下来。但是他们实在太忙,他们喜欢低调,他们握着手术刀注射器的手,写惯了医嘱和病历,却不愿意写自己的故事。
          我翻开他们的工作笔记,一行行单调枯燥的数字记录着他们与死神抗争的工作轨迹:
         2008年5月16日,完成手术12例,门诊处置138例;
         2008年5月17日,完成手术9例,门诊、巡诊188例;
         2008年5月18日,完成手术5例,门诊、巡诊275例;
        2008年5月19日,完成手术4例,门诊、巡诊379例;
……
          从进入灾区到撤离四川,20人的医疗队,共在绵阳二院完成手术37例,其中危重病人25例,门诊、巡诊病人1513例。
          2008年5月15日晚上10点,我们进驻绵阳刚刚三个多小时,大家正在原地待命,绵阳二院的领导就前来求援,说是他们刚刚接收了一个重伤员,急需手术。而他们院内的医护人员由于连日没黑没白地连轴转,早已不堪重负,根本没有外科医生可以上台,连麻醉师和护士也配不上,恳请我们帮忙手术。我对张艳春说:“你带上几个人,马上过去会诊,有情况马上报告!”
        张艳春答应一声,点了几个人,急匆匆地走了。二十分钟以后,我的手机响了,是张艳春。我连忙问道:“怎么样?”张艳春沉吟了一下,压低了声音:“很重,很危险,需要高位截肢。”我又问:“有几成把握?”“三到四成,”她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把握不敢说,但不做必死无疑,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我说:“不要等了,做!”
           这个重伤号就是我们进入灾区抢救的第一例病人陈美。当年,她45岁,是北川县曲山镇宇龙街杨家巷人。地震后被楼房死死压住。丈夫脱险后,手无寸铁的他面对倒塌的楼房束手无策,只能隔着废墟缝隙进行安慰。夫妻俩里一个,外一个,等待救援。80个小时以后,被解放军救出,紧急送往绵阳二院,生命垂危。她的半条腿已经不见了,据说是一位战士情急之下,用钢锹砍断了坏死的部分,才把人救了出来。
           23点27分,陈美被推进了手术室。
        在这里,我要特别记下为陈美做手术的小组名单:
        术    者:郭庆新  赵连增    麻    醉:张晓群
       巡回护士:王克红            器械护士:董丽丽
      在摇摇晃晃的六层手术室里,环境是那样的陌生,条件是那么恶劣,而他们面对如此高难度的手术,是那样的从容镇定、心无旁骛。
主刀医生郭庆新在日记中这样记述:
          “陈美,女,45岁,右大腿挤压伤,大腿中段离断,骨外露,局部包装带绑扎,组织高度坏死感染,恶臭。全身中毒反应,昏迷,极度衰弱,水、电解质紊乱,肾衰,病人情况十分危急。我和赵连增等几个人,立即进行抢救,下达医嘱,抗休克抗炎补液,纠正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与家属对接,制定手术方案,行右大腿截肢手术,最大限度保留残肢长度,以便后期安放义肢。”
          陈美的手术很成功,但术后第五天,当地救灾部门转运伤员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因为这些当地临时抽调的行政干部,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担心病人路上会发生意外,说什么也不肯装车。当时是晚上10点30分左右,一辆敞篷的军用卡车只装了两个病号,就要离开。陈美的丈夫和女儿找到我们,一脸的无助。我走过去,看到陈美已经从帐篷里被抬到了空地上,还在轻轻地呻吟,截肢的伤口上盖着一层薄薄的纱布,在昏暗的灯光下,十分抢眼。赵连增和郭庆新耷拉着手站着,见了我,说:“他们要把一批重伤员转到外地治疗,其实这个才是最该转院的,后期一旦感染,就麻烦了。”我一听,那股虎劲儿就上来了,对赵连增和郭庆新说:“你们俩去,就说这是我们救援队的意见,必须转走。否则,用摄像机录下他们的车牌号和姓名,连夜向上级和媒体反映。”一转脸,对直愣愣的陈美丈夫和女儿一摆手,说:“把病人抬到车头前边去,要走一起走,不走都别走。”
          这天夜里,陈美被抬上了卡车,辗转运到太原的山西医学院进行康复治疗。方才,我又一次在电脑里找出了陈美术前术后的照片,狰狞恐怖,惨不忍睹。而他憨厚的丈夫和乖巧的女儿,在我们撤离前与队员们的合影,神态是那么的宁静和虔诚。
          四个月以后,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是专门采访震后伤残人员的报道,其中就提到了陈美,还配发了一张陈美义肢的照片。这条义肢,是香港的一家公司捐赠的,它帮助陈美很快站立起来。但后期高昂的治疗费用,却花光了陈美一家所有的积蓄,让一家人的生活也陷入了困顿。更加让人担心的是,陈美出院后,出现了间歇性的心理障碍,终日郁郁寡欢,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才能慢慢地走出灾难的阴影。
在四川,这样的伤者绝不是个小数儿。
  
           唐山大地震以后,全市肢体伤残的病人超过两万人,其中大部分在家人的帮助下,基本能够维持生存,也有一小部分由政府集中供养。据统计,地震共造成3817人成为截瘫病人,全市共建有14个截瘫病院,入院人数最多时超过2600人。当时国际专家曾断言,基于生理、心理及治疗技术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截瘫患者最多只能存活15年。如今40年过去了,唐山仍有千余名截瘫患者健在,比预言的生存极限年数翻了一倍还多。丰南目前在院的截瘫病人还有41人,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53岁。
          在灾难面前,最脆弱的是人,最强大的也是人,死的已经死了,活的还要坚强地活下去。身体的创伤有的可以治愈,有的不可治愈,但心里的伤痛,恐怕更难以平复。也许,靠他们自己的坚强;也许,靠时光的打磨,外表上形成了茧,包裹的依旧是一颗血淋淋的心。
 
         我们派出的这些医生,都是百里挑一的骨干。他们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富于爱心,那种视灾民如亲人的情怀,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人地生疏、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尽职尽责,全力以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张伟是南孙庄乡张六庄人,我的老乡,八十年代在胥各庄六街三官庙小区居住的时候,我们俩还是邻居。震后出发的时候,他是区医院的骨科主任,平时话不多,但做起事来,稳健踏实,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
         2008年5月18日晚,我们俩坐在帐篷外边聊天。那时候聊天没别的事,就是手术、救人。他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当天的两台手术。
         患者甲,女,83岁,北川人,股骨干骨折。这位老大娘,看上去人挺精神,一检查浑身都是毛病,贫血、高血压、冠心病、心房纤颤,手术存在很大风险。张伟悄悄地叫过麻醉师张晓群,在一边商量。张晓群虽然年轻,但入行早,也算资深麻醉师,而且技术精准,从未出过差错。他俩搭档好几年了,彼此知根知底,两人一商量,做!很快,他们就拿出了手术方案,决定采取超常措施,一边输血一边麻醉,加强术中观察,一旦危险,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张伟手法轻柔,快速准确,很快就将手术做完。当患者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 。
         患者乙,85岁,女,来自安县,股骨粗隆间骨折。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实施这种手术,必须要有床旁X光机配合。但绵阳二院没有这种设备,从别处又调剂不到,怎么办?张伟仔细观察了患者的伤情,决定立即开展手术。他仗着多年的治疗经验,凭自己的感觉往股骨颈内打上螺丝,又用钢板加以固定。两个多小时的手术下来,张伟的浑身都湿透了,拍片检查复位完全正确。
          我听着张伟的讲述,一颗心忽而悬起,忽而放下,对他说:“张伟,你是好样儿的!就冲这个,你也可以递交入党申请书。”张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中吗?”我说:“中,忒中!”
         那天夜里,张伟趴在床板上,借着外面微弱的灯光,第一个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赵连增,区医院外科副主任。在他11岁的时候,唐山大地震夺去了双亲,成了孤儿。
           在病房里,他遇到了一个来自安县的孩子。杨剑,10岁,父亲震亡,母亲失踪,他自己也在地震中受伤,左前臂严重骨折。在赵连增给他做手术复位的时候,杨剑紧咬牙关,眼泪一个劲儿地打转,就是一声不吭。这个本来可以在父母跟前撒娇的孩子,却孤零零地望着窗外,不时安慰着赵连增,“叔叔,我能坚持,谢谢您!”从不落泪的赵连增几次背过脸去,悄悄拭泪。他抱着小杨剑,鼓励他要坚强,要勇敢,做一个小小的男子汉。后来,赵连增又带着队友们几次去看望他,为他捐款,和他聊天,两次地震的两代孤儿,成了忘年交,以至于赵连增每次到病房里去,小杨剑都架着一条胳膊,跟在后面转,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尾巴”。
          赵连增的特殊经历,使他对灾区人民的痛苦感同身受,工作起来也更加认真和细心。在给陈美做了截肢手术以后,由于帐篷里的光线暗,环境差,恶臭难闻,换药更加困难。陈美的伤口离肛门很近,排便时伤口周围极易被感染。赵连增从不嫌脏,每次换药时都要先清洗掉这些污染粪便,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换药。陈美的丈夫感动地说:“擦屎擦尿是儿女们才干的事,你们唐山人真好!”直至陈美转到外地治疗,我们也撤离了灾区,她的丈夫和女儿还在给赵连增打电话,千恩万谢!
           从那以后,赵连增一直和陈美一家保持着联系。时隔多年以后,赵连增还把他手机里的照片给我看,那是陈美一家人最近的合影,肢体残缺的陈美,顽强地站了起来,支撑着一个完美的家。
            赵连增,在一个家庭的幸福戛然而止的时候,为他们开启了新的一页。
 
           区医院骨一科主任郭庆新在二院接诊了一个伤员,是一个11岁的小男孩,地震时父母双亡,由一位远房亲戚带着来到医院。孩子又瘦又小,脸色蜡黄,怯怯地拉着亲戚的衣角,躲在大人的身后。郭庆新慢慢地和他聊天,一边让他放松下来,一边给他做了仔细地检查,发现孩子尺骨骨折,明显短缩,重叠移位。按正常情况,应当进行小直线钢板固定。但震后大量的伤员涌入,内置物根本满足不了,再拖再等,手术难度会更大,孩子也会遭受更多的罪。
郭庆新把孩子带进了手术室。他凭着多年的手术经验,决定采取小切口,使用克氏针、钢丝固定,再结合石膏托辅助,同样可以达到治疗效果。他小心翼翼地切开了孩子的皮肤,一点一点地操作起来,尽量减少孩子的痛苦。手里忙活着,嘴里也不闲着,又是夸奖,又是鼓励,一个多小时下来,小男孩像是没事人一样,郭庆新的衣服却湿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轻轻一攥,就可以滴出水来。
 
           按照绵阳二院护理部主任李晓华的说法:一直待在病房里的那个小个子医生,真是了不起!她说的那个小个子医生叫吴立国,是中医院的骨科主任。他言语不多,轻声细语的,尤其是面对伤员的时候,未曾开口已是满脸微笑,“大爷”“大姨”地不离口,深受伤员的喜爱。
           每天吃过晚饭,别人都去洗澡、换衣服,或是给家人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报个平安,但人群中始终找不到吴立国的影子。他把方便面盒子往垃圾堆里一丢,转身就去了病房。每天夜里12点以前,他都要把分管的病人至少检查一遍,和值班大夫、管床护士交代清楚。自己的病人他管,别的伤员他也管,凡是可以帮忙的地方,吴立国总会第一个跑上去,以至于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几名医生,看他一直前前后后地忙活,愣是把他当成了绵阳二院的“吴主任”,有什么事都跑过来找他协调。
 
           刘立忠是中医院的一名骨科大夫,他肠胃不好,身材消瘦,看上去有些营养不良。到四川以后,吃住都不方便,就显得更加面色苍白,时常捂着肚子。但是,只要一到医院,一见伤员,就立刻打了鸡血一般,对骨折病人的牵引、手术、复位,娴熟得就像街头拉面的师傅,一招一式,绝不拖沓。手上忙着,嘴里还和病人说着话儿,三下五除二,搞定,没有半点慌乱。
           即使是面对余震,刘立忠也是谈笑自若,毫不畏惧。他和区医院的张伟在给一位伤员做肩关节手术的时候,正赶上一次6级以上的余震,大楼摇晃得特别厉害,地板咯吱咯吱作响,无影灯也剧烈地摇摆起来,手术器械哗啦啦地响,大家都很紧张,连躺在手术台上的伤员都吓得差点坐起来。刘立忠却稳稳地站在那里,连声说:“小case、小case,木事、木事!”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场惊吓就此过去。
 
           年纪轻轻的李斌,已是中医院麻醉科的骨干。在四川的每一台手术,他都提前准备好各种抢救药品,然后才开始麻醉,整个手术都紧绷神经,密切关注伤员的生命体征,随时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直到手术结束,病人清醒,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在一次骨折手术中,接二连三的余震让病人烦躁不安,多次要求终止手术。李彬一边镇定地做好局部麻醉,一边握着病人的手,不停地安慰他,直到顺利地完成最后一针缝合。感动得病人流着眼泪,连声说:“你们,都是我的恩人啊!”
 
           王策,是这次赴川救援队中唯一的一名内科医生。他长得高大威猛,肤色黝黑,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壮汉,脸上总是带着憨厚的笑容。由于灾民安置点的人员密度过大,环境卫生差,虽然并无大疫,但皮肤病、肠道感染等病员还是迅速上升。病号在临时门诊部的外边排起了长队,王策在密不透风的帐篷里,冒着40℃的高温,挥汗如雨,望闻问切,精心诊治,成为整个救援队接诊最多的医生。
           一天中午,我带着人去给王策他们送水,王策正好送走了最后一名病号。他让我在行军床上坐下来,自己斜倚在旁边排椅上,刚说了两句,他就再不搭话。我扭头一看,他把头歪在一边儿,睡着了,鼾声响起。我站起来,对站在一边的护士相会文说:“让他睡够一小时,别叫醒他!”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三分医疗七分护理”。在救治伤员的时候,护理工作确实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当地医院的医生护士大部分被抽调到灾区一线和灾民安置点去了。伤员做完手术以后,护理的重任就落在我们的护士身上,必须要超负荷地工作才能完成。一个一个的伤员抬进来,测量生命体征,初步处理伤口,送进手术室手术,推出手术室后期处理……一连串的护理流程,让每个人都争分夺秒,疲惫不堪。
           前边我已经说过,绵阳二院是一家肿瘤专科医院,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对救治震后外伤和骨折的病人明显经验不足。特别是对重症和出现并发症的患者,常常束手无策,连最基本的抬高患肢、观察末梢血运都很生疏。我们的队员一边操作一边示范,因为伤员多,场地狭窄,有的病人只有一张床垫或是一块木板。护士们必须蹲着、跪着,甚至坐在地上,才能完成各项护理。往往一阵忙活下来,她们就累倒在排椅上甚至水泥地上休息,劳动强度可想而知。由于天热和水土不服,她们很多人都出现了红色丘疹、疱疹,全身瘙痒,日夜不宁,但她们连说都没人说。
           在伤员最集中的那几天,她们创下了半天时间人均套管针穿刺超过60人的记录,而且没有丝毫差错。山东滨州医学院的几位专家,在一边看得瞠目结舌,称赞不已。
           在四楼病区,有一个来自平武的中年妇女,44岁,手术后感染气性坏疽。随着感染的发展,体温超过41℃,脉搏140多次,特别是伤口周围水肿,肌肉黑腐,渗出液增多,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院方为了防止传染,把她进行了隔离。连基础护理、床单位的更换以及肢体摆放、伤口处理,都没人愿意上前,连家属也远远地躲在一边。看着病人无助的眼神,孟东红第一个推门走了进去,告诉她:“你别怕,我来照顾你!”经过几天几夜的精心照顾,伤员的病情稳定了,被就近转到成都的华西医院治疗。临走时还拉着孟东红的手,千恩万谢,洒泪而别。
 
           王克红是区医院手术室的护士长。她在日记中写道:“进入灾区,房屋建筑的毁坏,人民群众的伤残,无不令人揪心,令人心痛,作为一名有着17年护理经验的老护士长,我要用自己高度负责的精神、精湛一流的技术和无私奉献的行动,为灾区人民减轻痛苦,排忧解难,让他们早日康复!”
           5月18日下午两点,刚刚从手术室回到驻地的王克红,泡了一碗方便面,刚端到嘴边,就接到病房护士长的电话,部队刚刚送来一位伤员,需要立即手术。王克红二话不说,撂下饭碗就往医院跑。到那儿一看,原来是一位40多岁的妇女,内外踝骨折,刚刚从山里运出来,急需进行内固定手术,而伤员情绪极度低落,精神很差,也没有家人的陪伴。一打听才知道,这位伤员的丈夫和女儿都在地震中遇难,还没从废墟中扒出来,幸福的三口之家,转眼剩下她孤身一人。巨大的打击使她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也失去了治疗的信心。王克红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轻声劝慰,减轻她失去亲人的悲伤和对手术的恐惧。在手术快要结束的时候,一次较强的余震发生了,王克红一下子扑在伤员的身上,抱住了她:“别怕,有我们呢!”
           事后,这名伤员看到王克红,远远地喊她“姐!”牵着王克红的手,舍不得撒开,动情地说:“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我要好好养伤,早点好起来!”
           对她们,王克红无微不至,像亲姐妹一般,而对那些年龄幼小的伤员,王克红更像是一位母亲。
           2008年5月19日上午,一位9岁的男孩儿被推进了手术室。他的父亲震亡,母亲聋哑,哥哥重伤,而他自己也是尺桡骨骨折。望着他悲伤、恐惧和无助的眼神,王克红落了泪。在手术过程中,王克红耐心抚慰,千方百计减轻患者痛苦;手术以后,她精心照顾,打饭买菜,送吃送喝。每天天不亮就赶过去照看,晚上还要过去陪护,洗手脸擦身子,真的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我曾经问过王克红:“这个孩子说过感谢的话吗?”
           她说:“没有!”
           我又问:“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吗?”
           她歪着头,又想了一下,告诉我:“没有!”
           我再次追问:“那你会不会心理不平衡?”
           王克红笑了,她说:“怎么会呢?我们到四川,不就是救人去的吗?当时,哪怕灾区人民有一点儿需要,我们都会奉献自己的全部。何况,孩子那么小,却遭遇了那么多的不幸,忍受着那么大的痛苦,我早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她停了一下,又说:“其实,即使他忘记了我,我也忘不了他,都已经9岁的孩子了,还是那么瘦,那么黑,那么小,就一双大眼睛,骨碌碌地追着你看,让人心疼。”
           说到这儿,王克红哭了。
 
           我们的救援队在灾区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滑坡、泥石流和余震的危险,不是一日三餐方便面加饼干的艰苦,也不是起早贪黑昼夜加班的劳累,而是药品、器械的短缺和面对伤者束手无策的折磨。
           应该说,我们初期的准备是十分充分的。七大卡车的物资,其中最后一辆拉的是上百万元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我们在驻地专门搭了一个帐篷,作为仓库,责成专人保管。这里什么都要限量,连加班医生的火腿肠也是限量供应,但最缺的还是药品和医疗器械。
           到了5月17日,这一问题更加突出。随着气温的升高,安置点灾民密度的增加和环境的恶化,灾民的发病率明显增高,伤口感染和肠道传染呈几何级数的增长。绵阳当地医疗机构的药房,已基本无药可供,形势愈加严峻。
           有关方面找到我们,鉴于目前药品供给的严峻形势,请我们的药品供应与他们保持同步。每个患者每次领取的药品,一律为两片,并派人员协助我们工作。不管我们的医生开出一日量还是两日量的药品,灾民们从窗口领到的都是两片。
           我们体会到当地部门的无奈,也感到整体救助的乏力。当灾难突然袭来的时候,如何确保应急救援体系的有效高速运转,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思考的问题。
何斌告诉我,不仅他们这里的药品告罄,就连市人民医院也是濒临告急。特别是儿童器械和药品奇缺,偶尔调运一些过来,也是杯水车薪。
           正说着,张艳春从人民医院回来了。她对我说,人民医院那边已经停下了大部分手术,将伤员就近疏散到成都、重庆等地。她和外科的孙主任通报情况的时候,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忽然跑过来,一下子跪在孙主任的面前,苦苦哀求,“孙主任,您无论如何也要救救我的孩子啊!”原来,这名男子的儿子今年11岁,正在北川的一所小学读四年级。地震发生以后,他被埋在废墟下面。由于救援不及时,左下肢挤压时间过长,神经受损严重,急需手术,再耽搁久了就要截肢。但医院由于余震和药械的短缺,已不再具备手术的条件。面对家属的哭泣和哀求,孙主任只能好言安慰,细心地做好表皮处理,送他们排队上车,转往前途未卜的下一站。
           张艳春和我讲这些的时候,眼圈红红的。她说:“我们能不能向家里求援,再送一批急救的东西过来?”我说:“你马上把几个主任和护士长叫过来,商量一下。一是坚持急需必需,二是确保实用可用。”说完,我就找张会春请示去了。
           两个小时以后,一份救灾急需补充医用物品清单,通过电波发回了丰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不到20分钟,就得到了秘书科转来的区长李国忠的批复:“立即准备,第一时间派人员押运!”我抬头看看张艳春,问她:“这些,要多少钱?”她犹豫了一下,说:“一百万怕是搂不住!”
           一天以后,区委办副主任陈强带着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前方需要支援的时候,家乡人民这种不讲代价、无私奉献的壮举,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在绵阳传为佳话。
           后来,我们多次说起这件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个问题,那个男孩儿,后来不知怎么样了,应该长成大小伙子了吧!
 
           在后来回忆这些事儿的时候,大家时常会提到一个字:“险!”这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是危险,二是风险。
           首先说危险。
           从抵达灾区的那一刻起,我们脚下的大地就从来没有安稳过。地震台记录的数据中,余震每天高达成百上千次,而有感地震也有十几次、几十次。最长的间隔几个小时,最短的只有几分钟,大地就会颤抖起来。而绵阳二院的手术室在六层,先不说走进去,就是远远地望着墙体从上到下的裂缝,也令人胆战心惊,后脊发凉。
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人群,有两个特点:一是有经验,抗震避险的能力要好一些;二是胆子小,死里逃生的经历让人恐惧不安。在灾区安置点,视野开阔,机动灵活,容易避开高大的建筑物,但巡诊和手术,则完全是听天由命。
           由于交通不便,震区的伤员运不出来。轻一点的,可以到靠近公路的地方寻求帮助;伤情较重和道路中断的地方,则只能是等,等待亲人,等待救援。这就需要我们组织医护人员,到一线去。
           一听说去一线,每个同志都积极报名,要求参加。我们只能把大家分成小组,分批进入。我们每天的行程,只有方向,没有目的地,发现伤员随时停车,或就地诊治,或派车送回。每一条通往灾区的道路都异常艰难,险象环生。绵阳二院的医保科长赵丽蓉,每天早上都专门过来登记我们的去向,千叮咛万嘱咐,唯恐早上能出去,晚上回不来。我们说他们是小题大做,她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不了解大山的脾气。”我笑着说:“我们是客人,大山怎么能和客人翻脸呢?”
每天晚上,巡诊的同志回到驻地,大家团聚在一起,就是最开心的时刻。女同志们甚至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紧紧拥抱,互致问候。短短的十多天里,我们四去北川、两去平武,江油、安县更是稀松平常,每天都会遇到落石、塌方甚至滑坡,但每一次都化险为夷。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别人问起来,去的人总是轻描淡写,一笑而过,而脸上那份自豪和得意是藏不住的。
           有一天,我们在豆叩镇下边的一个村子里,遇到了江苏的一个救援队。他们正好从废墟下面救出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我们立即停车,跑过去帮忙,初步检查处置后,派救护车火速运往绵阳二院。那一天,随车的护士是付丽萍。在返回绵阳的途中,付丽萍紧紧抓着老人的手,车顶几次遭遇落石的袭击,但那双手却一直没有松开。
           时隔七年以后,付丽萍讲起这件事,仍然很平静,脸庞上始终保持着恬淡的微笑。
 
           那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驾驶救护车的两个司机,一个是黄各庄卫生院的高俊静,差不多有50多岁了。另一个是城区(妇幼)医院的王东东,20出头。俩人都是主动请战去的前线,共同的特点是:长得瘦,长得黑,话不多,都比较随和,也都比较幽默。我们收兵回营,正在吃晚饭的时候,二院的赵丽蓉跑过来,急切地说:“孙主任,平武那边刚扒出了两个人,都是重伤,能否派车接过来?我们派人带路和护理。”大家呼啦啦站起来,争着说:“我去!我去!”
           我看了看大家,目光落在高俊静和王东东身上,说:“你们俩跑一趟,注意安全!”两个人点头称是,放下方便面,转身奔向车子,一阵轰鸣,消失在夜幕之中。
           说实话,救护车的车灯消失的那一刻,我立即后悔起来。这些日子,每次巡诊,都是我亲自指挥,坐着越野车在前方探路,叮嘱后面的救护车保持车距。在危险的路段,一个尾灯,一个手势,都可以向后方发出跟上、停车、减速的指令,然后或抢行、或缓行、或避让。虽然险情接二连三,但每次总是化险为夷。我早就打定了主意,这帮人,无论如何不能出现差错,连根毫毛也不能少,否则,我回去怎么向家里人交代?那可绝不是一句“无颜见江东父老”可以了结的。我时刻叮嘱自己,不能冲动,不能蛮干,大家谁也不能出事。退一步说,如果万一出事,那个人宁可是我,必须是我。
           可是,这一次,二院的同志跟着去了。虽然当地人路况熟、有经验,但毕竟自己不在身边,心里没底。想到这里,我心里顿时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转身叫过李明,问:“那两辆车的车况没问题吧,油加满了没有?”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一屁股坐在行军床上,再也不说话。
           山里手机没有信号,我每隔几分钟,就要翻一下手机的盖子,看时间,看信号,看有没有短信。
           23点37分,救护车缓缓地驶进院子,停在原来的位置上。我的心咕咚一声,放了下来。刚招呼他们坐下来,每人递上一瓶矿泉水,大地又猛地颤抖起来。
           从灾区回来以后,挺长的一段时间,我还经常在梦里回放那些惊险的片段,醒来的时候,要么一身冷汗,要么泪湿枕巾。
 
           其次说风险。
           我滥竽充数,当了两年多的卫生局长,深知医疗救护这一行业的高风险。一刀下去,要么生、要么死;甚至一针下去,也会要了人命。尤其是灾区的伤员,普遍的症状是脱水、肾衰、感染,还伴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且不管白天黑夜,来了就是急诊,前边看着,后边就排着队。前边说过的王策,曾经创下了一天接诊100多人的记录,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二百来斤的壮汉,最后累得说不出话来,连口方便面也咽不下去。
           分配在二院住院部的这几位同志,每天都在应对着高强度的挑战。由于当地医疗机构对创伤的救治缺乏人员和条件,手术的配合跟不上。我们的队员就一边操作,一边传授,反复沟通,不厌其烦。张晓群和李彬这两位麻醉师,在一例一例的手术麻醉中,把自己掌握的颈丛神经麻醉法和臂丛神经麻醉法,悉心地传授给二院的同志,让对方十分感动,亲切地称他俩为“老师”。
           一天傍晚,张伟巡视完病房,做好医嘱,正要回驻地吃饭,高新区一家医院转来一位病人,既不知来处,又没有陪护。她的盆骨受伤变形,送过来的时候深度昏迷,奄奄一息。就病人的现状来看,做手术风险很大,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而不做手术,大量失血,可能导致失血性休克,甚至死亡。当时,伤员身边没有家属,没有人签字,没有人担保,万一出了事情,如何担当得起?张伟他们会诊完毕,果断决定马上手术!刷手、上台、消毒、麻醉,三个小时过去,手术成功。
当时曾有媒体采访过他们,问他们凭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担着这么大的风险给伤员做手术。张伟想也没想,只说了三个字:“凭良心!”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人们受伤的不仅是肢体,还有心灵,而且心灵上的创伤,往往比肢体上的损伤,更严重,更痛楚,更难以治愈。大家也许还记得,汶川地震以后的一段时间,媒体接二连三地报道,一些灾区的干部群众从阴影里走不出来,以简单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对他们的心理疏导和安抚,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在灾民安置点,我们常常会遇到震后应激反应综合症的病人。他们在失去亲人、失去家园、失去肢体、失去行动能力的情况下,沉浸在恐惧、伤痛、绝望之中,走不出来。
           这种感觉,在唐山大地震以后,也有很多人经历过。2006年春,我到卫生局任职,在进行农村合作医疗的前期调查中,发现仍有许多这样的病例。
           病例一:东田庄乡张XX,女,1960年3月生人。地震时父母双亡。主诉症状:每逢天气异常,闷热无雨,立即血压升高、胸闷心悸,视物模糊、重影。
           病例二:大新庄镇裴XX,男,1952年4月生人。地震时被砸在生产队的饲养处,左腿骨折,骨盆受损,被转到河南郑州人民医院治疗,三个半月后回家,后担任民兵连长。一米八几的壮汉,夜里不敢上厕所,不敢走夜路,每逢外面有风雨雷电,不敢出门,不敢独处。
           病例三:王兰庄镇陈XX,女,1961年10月生人。地震时被埋压3个半小时,救出时已昏迷,同在一条炕上睡觉的邻家两姐妹全部遇难。自诉症状:一个人不敢待在封闭的空间,乘车必须开窗,30岁时去医院曾乘坐一次电梯,当场晕厥。
           病例四:南孙庄乡田XX,女,1966年1月生人。地震时未曾受伤。每年7月28日前后几天,晚上不敢进屋,只能在院子里睡觉。结婚后症状减轻,但每年7月28日凌晨必须到屋外躲避。
           病例五:唐坊镇田XX,男,1944年12月生人。本村赤脚医生。他在地震后自行逃脱,救子心切,用钢镐清理屋顶时,由于光线太暗,失手将镐尖砸入儿子的太阳穴内,孩子当场死亡。后来,长时间精神恍惚,萎靡不振。
           这些病例,是我们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的,他们能够坦然承认,并不回避。但我后来请教专家的时候,专家说,其实真正心理障碍的人群比统计的要多出几倍。出于某种心理,他们往往羞于透露自己的病情,而造成这些心理疾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灾难过后,缺乏正确的心理疏导和干预。
           有资料显示,在遭遇重大灾害以后,第一时间的心理干预最为有效。时间拖得越久,效果就越差,弄不好就会出人命。我们在四川的日子里,除了医治这些伤员身体上的创伤,还要康复他们心理上的疤痕。这对于我们,也是一场新的考验啊!
 
           在安县的一个灾民安置点,我们遇到一个叫田发清(音)的女人。由于受到地震的强刺激,患上了应激反应综合症,几天来一直不吃不喝不睡也不说话。当地的干部问我们能不能给她做一下心理疏导。我们几个对视了一下,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走进了刚刚搭起的帐篷。
           田发清,40岁左右,是一个比较健壮的女人。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她就像一个木雕泥塑,双手抱膝,空洞的两眼始终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双脚,对我们的到来毫无反应。我们走上前去,围拢在她身边,慢慢地拉起了家常。当她听到我们来自唐山,在地震中也失去了许许多多的亲人,而现在我们这些幸存者都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时,田发清的脸色开始变得柔和起来,嘴唇微微抽搐,眼角慢慢渗出了大滴大滴的泪珠,疏导有效了!见此情景,我连忙走上前去,大声地说:“让我们大家手拉手,一起面对,共渡难关吧!”话音未落,几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田发清失声痛哭。
           过了好一会儿,田发清哽咽着,断断续续地向我们讲述了她的不幸遭遇:她原来也是一名乡村医生,后来在北川县城改作医药批发,几年的打拼赚下了几百万的家业。她见当地好多人外出打工,留守儿童越来越多,就倾其所有办起了一个留守儿童托管所。丈夫是一名教师,女儿在北川中学读初一,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地震发生的时候,她的丈夫、父母和兄弟姐妹共十一位亲人罹难;她经营大半生的资产被山体掩埋,顷刻间灰飞烟灭,变得一无所有;当时手里的皮包内除了一部手机,还有6000多元现金,那是她和24个孩子的生活费,交给了一位熟人保管,第二天交还给她的时候却变得空空如也;她冒着生命危险钻到废墟下面,救出了17个孩子,但仍有7个孩子没能救出。为了救人,她打碎了妇幼保健院的玻璃,钻进了摇摇欲坠的楼房,抢出了20套输液器,给最重的伤员输液。说到这里,田发清拉着我们的手,泣不成声:“要是当时有药品的话,我能救活多少人啊!要是那7个孩子的大人回来,向我要人,我该怎么办呵?……”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一字一句地说:“田发清,你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离开田发清的时候,我们问她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没有。她迟疑了一下,说现在最牵挂的是她的女儿,听说获救以后已经转到绵阳长虹集团的培训学校去了。我当即告诉她,今天我们回到绵阳,一定会去看望她的女儿!
           回来的时候,救援队的中巴车径直开回了营地,我带着几个人几经周折来到了长虹集团的培训中心。这里成了北川中学的临时校址,已经戒严。我们找到了副校长马青平和班主任任老师,经过特批进入了这个临时的学校。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见到了田发清的女儿陈琳玲,一个乖巧伶俐的女孩子。我向她通报了她母亲的情况,隐瞒了一些细节,告诉她,她的妈妈很好很健康很平安。她略带羞涩地和我们交谈,沉静的语调和口吻让我们感到惊奇和安慰。望着这张稚气可爱的小脸,我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塞到她的手里。可她说什么也不要,“叔叔,谢谢你们!我们还过得去,留着你们自己花吧!”说着,泪水像断线的珠子,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这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猛地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失声痛哭。她趴在我的耳边,嘤嘤地说:“叔叔,如果你们谁还能见到我妈妈,就告诉她我很好,不用惦记,让她多保重!爸爸没了,还有我啊!”我用力地点点头,“孩子,你放心,我一定办到,一定!”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早早起来,煮了半盆鸡蛋,装了一箱方便面和一箱矿泉水,悄悄叫上张艳春和张瑞军,又开车去了安县,找到了田发清,向她报告了她女儿的情况,并从相机里把图片一张一张地回放给她看。田发清抹着眼泪,紧紧地抓着我们的手,不停地说:“谢谢,谢谢你们!”
           后来,我资助了这个孩子读书。直到现在,我和田发清仍然保持联系。她开了一间茶楼,生意还不错。逢年过节还要互发短信,彼此问候。看来,她正从那场灾难的阴影中慢慢走出来。
 
           在绵阳二院,我的队友们,承担着严重超负荷的救治任务,但只要一闲下来,马上就会坐到病床旁边,和他们聊天,拉家常,给他们讲唐山人民抗震救灾的故事。同在二院参与救援的辽宁营口人民医院、山东滨州医学院的大夫护士见了,也纷纷跑过来听,然后现学现卖,帮着我们一起做心理疏导工作。
           一天晚上,忙了一天的孟东红和当地的护士交完班,正要离开,一位上海的志愿者急匆匆地走了过来:“您是唐山的护士长吗?我有件急事,需要您的帮助。”
           原来,这位志愿者负责护理一个来自北川的孩子,姓庞。地震发生的时候,教室一下子垮塌下来,全班三十二个孩子全部被压在废墟底下,唯有她的大半个身子露在了外面,双腿被死死地卡住,丝毫动弹不得。出人意料的是,孩子们并未惊慌失措、哭爹喊娘,而是彼此拉着手,互相鼓励着: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解放军叔叔一定会来救我们的。但是,救援的队伍未能及时突破阻断的生命线。孩子们一个一个地相继死去,活着的还在坚持,再坚持。最终,他们在绝望中死去。每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在对旁边的同学说:如果你能活下去,一定要告诉我的爹娘,我在这儿,在这儿等他们来!
           解放军来了,江苏的救援队来了,扒出了所有的孩子们。
           但是,只活了她一个。
           这个年仅12岁的小姑娘,在被紧急送进绵阳市人民医院以后,来自上海、北京、山东、成都的多名专家进行了会诊,制定了手术方案,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行双下肢高位截肢术!尽管手术非常成功,但这个孩子,却永远地失去了双腿。
           术后的疼痛,失去双腿的痛苦,让她万念俱灰。再加上睁眼闭眼都是同学的笑脸,耳畔都是同学的呼喊,她的人生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从苏醒的那一刻开始,她不吃不喝,失去了一个小姑娘的恬静和安宁,变得异常暴躁,连亲人的劝说也无动于衷,只是绝望地咬紧牙关,不再说话,甚至不再配合治疗。
           当上海的那位志愿者带着孟东红走到小姑娘的床边,她刚刚结束了一场歇斯底里的哭闹,汗水湿透了全身,鼻涕泪水涂得满头满脸都是。孩子的母亲,像是犯了错误的孩子,站在床边,束手无策。孟东红走到床边,慢慢地蹲下来,开始轻轻地和她说话。
           我不知道那个晚上,孟东红和她到底说了什么,说了多久。但是,小姑娘由沉默不言,到涕泪横流,号啕大哭,到默默点头,破涕为笑……孟东红这个只有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的护士长,凭着自己的执着和爱心,驱散了小姑娘心头的阴霾。
           第二天,孟东红再去看望她的时候,小姑娘已经被转往外地治疗。儿科的大夫告诉孟东红,小姑娘让他给孟东红带个话:“要是见到唐山的阿姨,替我问个好,谢谢她!”
           孟东红从转院中心的登记簿上翻了半天,没有找到她的名字,姓庞的,姓王的,姓梁的,实在是太多了。毕竟时间还短,孟东红还不能完全适应“川普”。这个孩子,成了她长久的牵挂。
 
           地震以后,死里逃生的孩子们始终被恐惧、伤痛和悲伤笼罩着,他们更需要关爱,需要疏导。由于大量的灾民滞留在安置点,每个安置点都临时办起了帐篷小学。
           这一天,我刚刚返回驻地,一位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姑娘找了上来。她是四川大学一名大四的学生,志愿者,也是南河体育中心帐篷小学的老师,姓王。王老师说:她在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一些孩子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哭泣,然后引起邻座的同学甚至全班同学的号啕大哭,场面很难控制。“听说你们是从唐山来的,想必会有些经验。”望着她坦诚渴望的目光,我无法拒绝,连忙答应下来,告诉她:“明天就去!”
           5月23日上午9点,当我们大家带着吃的喝的赶过去的时候,小王老师正在帐篷小学的门口等我们。这时的体育馆已经实行了严格管制,一方面是便于维护现场的秩序,另一方面是为了控制疫情。特警和工作人员一脸严肃地盘查出入的人员,但是,我们的胸卡就像一张特别的通行证,畅行无阻,就连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时现场戒备森严也是一路绿灯,何况现在啊!走进去一看,上百个孩子分在几个帐篷里坐着,所有的老师都是志愿者,也包括安县一所小学的副校长,姓刘。我们分别走入不同的帐篷。
           我有过8年教育工作的经验,干这个还算老本行,走到前边,尽量避开“老呔儿”方言,努力使用普通话,不正宗,勉强算是“唐普”,开口说道:“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刚刚进来,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感觉我们班的男孩子都特别特别帅气,女孩子都特别特别漂亮,”转身问站在旁边的队员,“你们说,是不是啊?”大家会意,连忙说“是。”我又问:“男同学们,你们说咱们班的女同学漂亮吗?”“漂亮!”“好!真漂亮!那么女同学们,你们认为咱们班的男生,”我故意停顿了一下,做了鬼脸,然后大声问:“帅不帅?”这下,连男带女一起拖着长音喊:“帅——!”教室里一下子活跃起来。
           我给孩子们开始讲故事:“同学们,我们这些叔叔阿姨都是从唐山来的。32年前,我们也都像你们一样大,我们那里也发生了这样的大地震,我的姐姐死了,你们这位叔叔的爸妈也死了。我们都很难过,但是,我们也像你们今天一样,都很坚强……”孩子们瞪大了眼睛听着,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透射出一种闪亮的光。“灾难很快就会过去,你们也很快就会长大,时间会治愈我们的伤痛,也同样会平复我们心灵的创伤。孩子们,坚强起来,快乐起来,好吗?”
           “好——”孩子们童声齐和,鼓掌致谢,让我的眼睛再一次地湿润了。接下来,我们开始互动,分发礼品,谈心交流,讲故事,留下家长的联系方式。张佐文登上讲台,和孩子们共同表演手语剧《感恩的心》。有的孩子不会,她就一遍又一遍地示范,孩子们都开心地玩起来。
           我问王老师,孩子们还缺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王老师犹豫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半天才说:“没有体育器材,体育和课外活动只能绕着帐篷跑圈儿。”我说:“下午就给你们送过来。”
           我们在那里活动的时候,帐篷外面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三个人,两个老外,一个中国人。等我们往外走的时候,他们立即追过来和我们说话。原来他们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专家,这次获准到四川灾区,就是研究孩子的心理干预和疏导问题。他们竖着大拇指,对着我们大家,操着生硬的中文:“好,好,ok,ok !”我们简单交谈,交换名片,挥手告别。可惜,那些名片让我弄丢了,没能带出灾区,带回唐山。
           中午回到驻地吃饭的时候,人跑了多一半。我一问,原来是南河体育中心的商店今天恢复营业,大家自发地到那里采购儿童体育器材去了。大家自掏腰包,每个人都买了一大堆,有足球、篮球、呼啦圈、跳绳、羽毛球等等,五花八门,堆得脚下到处都是。
           下午两点半,是帐篷小学的开课时间。我们赶过去的时候,孩子们正在集合点名,看到我们带着这些好玩的东西过来,呼啦一下子解散,也不管老师的口令,一人拿起一件,开心地玩起来,逗得老师和我们都一齐笑起来。孩子就是孩子,他们的天性很容易被激活。这些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年级,甚至不同区域和民族的孩子们,互相嬉戏、争抢、传递,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了花儿。
           那种单纯的天真烂漫,那种久违的欢声笑语,感染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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