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之源
相传安泰俄斯是海神波塞冬和大地女神盖亚的儿子，力大无穷，只要他保持与大地的接触，就可以从他母亲那里持续获得无限的力量，永远不可战胜。他强迫所有经过他土地的人与他摔跤，并把他们杀死，目的是收集死者的头骨，为他的父亲波塞冬建立一座神庙。英雄赫拉克勒斯经过利比亚时，发现了安泰俄斯的秘密，把他举到空中，使他无法从盖亚那里获取力量，最后把他扼死了。后来，人们常用安泰俄斯的故事来比喻精神力量不能脱离物质基础，或一个人不能脱离他的祖国和人民。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焕发出无穷无尽、超乎寻常的力量。
——希腊神话《阿波洛多洛斯》
人在特殊的环境之下，可以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我们去灾区的这些人，并不全是铁打的铮铮硬汉，年龄大小不一，体质参差不齐。但是，一踏上四川这块土地，个个都像下山的猛虎。
丰南有句特励志的土话，叫“事在人为，人在精神”。古人亦云“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精神的力量让我们苦中有乐，成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在四川，我们一日三餐是方便面和饼干，有时候能吃上火腿肠、鸡蛋和榨菜。下乡巡诊的时候，没有热水，只能是八宝粥和饼干。开饭的时间为：早上5点，中午没准儿，晚上没点儿。饥肠辘辘的感觉，让一成不变的干粮变得香甜可口，美若珍馐。若是偶尔能吃上一碗大米粥，那就和过年差不多了。
睡的是木板拼成的大通铺，上面苫盖了建筑工地简易围挡用的编织布。不下雨的时候，有一面是敞开的，任蚊虫自由出入；下雨的时候把四面放下来，形成一个密封的空间，空气污浊不说，单是篷顶上的风声雨声就让人难以入眠，心烦意乱。这个帐篷是绵阳二院的医护人员和家属自发让出来的。当我们挤挤插插地躺在咿呀作响的床板上，大家都乐坏了，那种舒服和惬意，真比睡在五星级酒店的席梦思上还要强一百倍。你说一帮打针、输液、写病历的人，搭的床能好到哪儿去。虽经几次加固，还是一点稳当劲儿也没有，一个人翻身，一排人晃悠。男男女女挤在一起，打呼噜说梦话的，咬牙放屁嘎巴嘴的，热闹得很。大家每天工作二十来个小时，往往是头往下一栽就睡着了。
我觉少，总是最后一个进帐篷，正好打更值夜。孟令稳也睡不着，就陪我坐着，看天上不停飞过的飞机和暗红色的云彩。正赶上有几天余震挺有规律，每天夜里十二点左右总会来一次动静大的，等晃悠过去了，我们俩就钻进帐篷睡觉，躺上几个钟点儿，爬起来又是脚不沾地的一天。后来有人编了一首打油诗：灾区帐篷很紧张，男女同睡一张床。瓜田李下无嫌避，一觉睡到大天亮。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绵阳二院的战友们。在远离家乡的日子里，林兮和何斌带着男男女女一帮人，拖着疲惫的身子没日没夜地忙活，还要千方百计地照顾我们。他们想办法在院墙的角落里安了两台电热水器，围挡起来，让大家每晚都能排队洗澡，虽然每人只能简单地冲洗两三分钟，但也是十分难得的奢侈了。因为热水器的功率不够，洗一会儿水就凉了，我们总是让女同志先洗，好歹能热乎一点儿啊！
“贼不打三年自招。”我在这里要坦白一件事，刚到绵阳的第二天，我就搞了一次“特殊”。由于没办法洗澡，大家只能到公共厕所里用自来水洗一下毛巾，然后擦擦身子。可就是这，也要等灾民们冲洗完毕后才能轮到我们。我在排队的时候，何斌走过来，悄悄一拉我：“主任，你过来一下。”他把我带到马路对面的医院楼下，说：“三楼有个冲凉间，你敢不敢上去洗一下？”话音刚落，脚下的大地忽然颤抖起来，好在几秒钟就过去了。我定定神，说：“弟兄们做手术在六楼，我去的是三楼，人家都不怕，我怕啥？”他一抻我的胳膊：“那我就给你站岗，有地震就喊你。”我按着他指引的位置，爬上了空空荡荡的大楼，找到了那个冲凉间，打开龙头，扒光衣服，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等我趿拉着鞋，啪哒啪哒走下来的时候，何斌依旧站在那里，看见我，一只手轰赶着蚊子，一只手向我使劲地摇摆。那副模样，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七年多过去了，我一直在思索，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撑着——支撑着我们这个团队，支撑着每一个人。
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整个救援工作的亮点，我必须要写出来。
2008年5月16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接见了我们这支救援队。
那天，我和张会春去成都捐款，等着参加下午的捐款仪式。张艳春打来电话，说下午有中央领导要来南河体育中心，问我们是否回去。我和张会春商量了一下，因为只有一台车，没法儿分开，而且已经答应了慈善总会，干脆办完了再走吧。我把电话打回去，嘱咐她组织好大家，全力抢救伤员，末了又叮嘱了一句：“把咱们的队旗挂出去，万一领导路过，也能看得到！”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决定，让我们这个团队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而我自己，却失掉了与胡锦涛总书记见面的机会，成为终生的遗憾。
当天下午，我们的车子正疾驰在返回绵阳的高速公路上，手机响了，是孟令稳打来的。不等我说话，他在电话的那一端迫不及待地大喊起来：“大哥，总书记接见我们了，我们见到胡主席了！”我叫他慢慢说，详细地说——
下午三点多钟，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了南河体育中心的灾民安置情况。开始他们是从北门进去的，当结束行程时，车队从南门离开，正好经过我们救援队诊疗点的帐篷，我们的队员列队鼓掌。当时，前两辆中巴车已经过去了，第三辆车突然停了下来，车门打开，大家当时就愣住了。胡锦涛总书记第一个走下来，指着队旗问：“你们是唐山来的吗？谢谢你们！”一边说一边与在场的11名队员一一握手。张艳春、孟令稳抢着向总书记汇报了我们赴川救援队的情况，总书记频频颔首，说：“希望你们把唐山的抗震经验带过来，抢救更多的伤员。”
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十分复杂。说实话，真的有些沮丧，作为救援队队长，我竟与总书记失之交臂；但马上又高兴起来，我们这支小小的县级救援队居然受到了总书记的肯定，这是我们全体同志的光荣，也是家乡人民的荣耀啊！
在打算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第一个找到张艳春，“你是距离总书记最近的人，这一段儿应当由你来写。”我想，这种鼓舞和鞭策，让他们在场的人来还原，来回放，才是最难得的真实，最动情的讲述。
在那段日子里，来自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关怀和致意，像缓缓流淌的阳光，无时无刻不在温暖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2008年5月16日晚19点30分，绵阳市涪城区委书记席世洪，在副区长蒋丽英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我们的驻地，看望救援队全体同志。望着堆积如山的药品、医疗器械、食品和帐篷，当地的几位领导拉着我们的手，兴奋地喊：“太好了，太好了！这些可都是我们急需的东西啊！”“只有你们经历过地震的人，才知道我们最急需什么。谢谢，谢谢你们！”
绵阳二院的医生、护士赶来了，住院治疗的家属赶来了，安置点的灾民们和附近的居民们也赶来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鼓掌，一声又一声地道谢。孩子们打着横幅，举着彩旗，站在马路边上，朝我们不停地挥手。
李明告诉我：当我们满载着救灾物资的车队从高速上缓缓驶下，进入绵阳市区的时候，当地的交警自发地鸣笛引路，所有的路口都有警察疏导，所有的车辆都自行停车避让，一路畅通无阻，男女老少夹道欢迎，鼓掌欢呼。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竟然当街下跪……
交警队的孟凡强，拿起相机，捕捉到了这一珍贵的镜头。很长时间以后，我们看到这张照片，依旧激动不已，热泪盈眶。
在灾区，我们是志愿者，但又有一批当地的志愿者，在为我们帮忙，开展志愿服务。
5月18日晚上，当我们回到驻地的时候，五六个笑容可掬的女同志迎上来。她们身边的桌子上，摆着一盆泡菜、一盆辣椒炒大白菜，还有一大盆雪白的馒头和花卷，一桶蛋花汤。原来这是绵阳的志愿者给我们做的饭菜，而且是四川少见的面食，连一次性的筷子和饭盒也备齐了。就这样，离家几天，我们第一次吃上了热乎乎的饭菜。
天黑了，大家坐下来，总结一天的工作。这时，一对青年夫妇提着塑料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过来，问：“你们是唐山来的吗？”得到证实后，两人一下子叫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原来，这对小夫妻，男的是唐山高新区的，女的是绵阳人。夫妻俩从当地报纸和电视上看到我们的消息后，立即回家做了北方人爱吃的红烧肉、番茄炒蛋和黄瓜蘸大酱。小两口平时很少下厨，做起来手忙脚乱的，他们就一边做一边和远在唐山的老人打电话询问，尽量做得符合北方人的口味儿，然后趁热装好，打车跑了十多公里，一程一程地打听过来。丈夫内向，妻子健谈，浓浓的“川普”，柔柔的乡音，每一句都让我们心里暖暖的。他们走后，我们大家端着尚有余温的饭菜，谁也舍不得吃。但是，遗憾的是，我们至今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对方没有说，我们也忘了问。那么，现在我要说：弟弟、弟妹，你们在四川多保重！唐山永远是你们的家，我们永远是你们的亲人！
我们的两位队员去附近的移动大厅交手机费，在办手续时，得知她们是来自唐山的救援队员，一位值班经理把自己刚买回来的两箱牛奶，硬塞在她们的手里，再三叮咛：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在灾区，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级的媒体记者，但我们太忙了，很少能够坐下来接受采访。《绵阳日报》的记者在行军床上苦等了四个小时，才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说上了几句话。在短短的十几天里，新华社、人民网、《农民日报》《经济日报》《绵阳日报》《河北日报》，四川卫视、河北卫视和家乡的电台、电视台、报纸都从不同的角度报道了我们抗震救灾的事迹。
这些，都是在我们离开灾区，返回家乡以后才知道的。当时，我们被封闭在大山的深处，无暇顾及这些，心里想的、手里干的只有两个字：救援。
斗转星移，白驹过隙。在这静谧的午夜，我的思绪一直停留在四川的站台。我们所做的一切，既不是心灵的救赎，也不是善念的发酵，是一种无须解释，也永远解释不清的善行。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名词：眼睛。是啊，在我们的身后，有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我们。正是这一双双殷切、关心和激励的目光，才让我们身上产生不竭的动力。可以说，给予我们最大支持的，是远隔千山万水的家乡。家乡的领导和亲人们，时刻在关注着我们，牵挂着我们，成为我们在崇山峻岭中飞奔忙碌的强大动力。
2008年5月19日中午，我一边吃着泡面，一边掏出手机，翻着短信。在灾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收到上百条短信，既有同事、朋友和亲人，也有素不相识的乡亲。今天，除了同事、朋友的问候之外，一条特殊的短信，映入我的眼帘：“赴汶川灾区救援队全体队员：你们好！自从你们离开家乡，奔赴抗震救灾的第一线，丰南50万家乡的亲人们在时刻牵挂着你们，关注着你们。得知你们一切顺利，成绩突出，甚感欣慰。特别是5月16日胡锦涛总书记亲切接见了你们，不仅是你们的骄傲，也是丰南人民的骄傲……”原来，这是区委、区政府发来的慰问信。看语气，感觉是孙永才执笔写的。我熟悉他的文笔，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指。
我连忙把大家聚拢在一起，从头至尾宣读了这封信。大家听了，谁也不说话。但看得出来，在这个时候接到这样的一封短信，心情都十分激动。张会春对我说：“你给大家讲两句吧！”我站起身，信马由缰地讲了起来，说完了又补了一句，“我建议，马上给区委、区政府回信，不，是起草决心书，马上发回去，让领导放心，让家乡人民放心。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取得抗震救灾的最后胜利！”张会春接过我的话茬，说：“我看就把刚才讲的这些话整理一下发回去，你们说好不好？”人群里立即响起一片掌声。
我也不推辞，来到桌前，俯下身去，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
区委、区政府并区抗震救灾领导小组：
区赴川抗震救援队自5月14日奉命开赴四川地震灾区开展救援工作以来，全体队员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克服困难，顽强拼搏，夜以继日开展工作，各项救援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得到了灾区人民的充分信赖和大力协助，并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区委、区政府非常关心我们，专门发来慰问信，这些都使我们深受鼓舞。为了不辜负胡锦涛总书记和区委、区政府的期望，我们决心坚守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勇往直前，全力工作，在危险面前决不当逃兵，在困难面前决不退半步，在工作当中决不懈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我们的誓言。目前，我们工作环境熟悉，救援任务明确，和当地政府、医院等有关部门和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具备长期作战的能力和经验。同志们士气旺盛、身体健康、纪律严明、工作有序、保障有力，完全具备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连续开展工作的条件。我们决心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致，不怕牺牲，不畏艰险，连续作战，奋力救灾，救死扶伤，为灾区人民出力，为丰南人民争光。
唐山市丰南区赴川抗震救援队全体队员
2008年5月19日
这封决心书，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了区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和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的成员。虽然寥寥数语，但却充分表达了我们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决心。
由于时间关系，加之通讯不便，我们很少和家里联系。实际上，我们也真是没时间打电话，起早贪黑连轴转，高强度的工作让我们身心俱疲，根本顾不上牵挂和惦记。一些女同志更是不敢给家里打电话，生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让家人担心。每个人回复短信的内容都大致相同：“我们很好，很安全，请放心！”
5月20日凌晨四点，我才忙完躺下来休息。在帐篷里，听着周围伤员的呻吟以及此起彼伏的呼噜和呓语，我毫无倦意。松弛下来的神经异常兴奋，本来就已发作的腰椎间盘突出更加严重，便悄悄从衣服口袋里找出白天常云丽给我的尼美舒利和氯唑沙宗，从脚下摸到半瓶矿泉水，摸黑吃下去，躺下，慢慢地等待天亮。
从早上七点开始，运送救灾物资的车队就在南河体育中心的院内排起了长龙，我们组织了近百名志愿者开始卸车。当上百斤的货物压在我肩头的时候，我庆幸自己还行，还挺得住。
12点30分，回到驻地的帐篷前，我发现自己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胃里像猫抓一样的难受。我一屁股坐下来，抓过一盒饼干，从中间扯开，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这时候，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短信，我连忙一边吃着，一边打开手机。哦？是三哥发来的，还挺长，要分段才能看完：“四弟，你好！我从电视里知道你带队去四川了，那里的情况怎样？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你在那里不要怕吃苦，累了就想想当年咱们唐山地震时人家是怎么帮我们的；不要怕危险，但一定要照顾好大家伙儿的安全，最后要把人一个不落地带回来；不要惦记家里头，我们对妈妈保密，不让她老人家知道，也不让她看电视了，不然一惦记你又该犯病了。我们会照顾好的，放心就是。你要记住：好好干，一定好好干！别给咱家里人丢脸……我不敢给你打电话，怕耽误你工作，发短信也是为了跟你联系现学的，费老劲了，你没空就别回了。”
不等看完，我泪如雨下。我的憨厚而木讷的兄长，根本不会发短信，从来没有给我发过一条短信，平时连电话也很少打，这次却给我发了这么长一条信息。可以想见，他为了这条信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啊！
我躲在无人处，任眼泪如决堤之水，肆意横流！
有关单位也为救援队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和支持。
2008年5月13日晚，中国人保财险丰南支公司经理董怀瑞正在散步，熟人碰面的时候除了寒暄，话题自然而然地就转到头天的汶川地震上来。有人说了一句：“今晚区里也在开会，说是要派救援队过去。那么老远的地方多危险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董怀瑞想了一下，扭头走向办公室。
晚上8点50分，我接到了一条短信：“大哥，方便时请回电，怀瑞。”我坐在会议室，正在紧张地记录，没有理他。
晚上10点30分，我刚刚走出会议室，又一次接到了怀瑞的短信：“大哥，听说你要去汶川？”
我回到办公室，抄起电话给他拨了过去。原来，这天晚上，董怀瑞一直坐在办公室等我的消息。我故作轻松地说：“定了，会春区长挂帅，我当队长，明天下午出发！”董怀瑞只说了一句：“好，我明天早上找你去！”
第二天一早，董怀瑞带了一男一女两个业务员，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大哥，你们去多少人？我们给你们每个人办理20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马上就办！”
这份总保额960万元的保单，至今还被我珍藏着。
我们这些人，欠了董怀瑞一个天大的人情。回来以后，我还和董怀瑞开玩笑：“老弟，真对不起，没舍得让你破费呀！”董怀瑞的眼圈一下子红了：“大哥，平安最好！”
这份保单有效期为3个月，到8月15日就失效了。正好在这一天，我又一次兵发四川，直奔汶川而去。这一回，我封锁了消息，没让董怀瑞知道。
还有一个应当特别感谢的人，那就是丰南移动公司的经理付娟。
2008年5月14日早上，我对孟令稳说：“我和贵东主任说了，你找找付娟，让她支援咱们两部卫星电话，出发时带上。”孟令稳看看时间，还没到上班时间，就给付娟发了短信：“区政府组织赴川救灾，请联系两部卫星手机，今天午后出发。”
十分钟过去了，没有回复。
我给付娟打电话，占线。
二十分钟以后，还是没有回复。
我继续给付娟打电话，还是占线。再拨，还是占线。
四十多分钟以后，付娟的电话回了过来。她开口就说：“老孙，搞定！”
原来，付娟接到孟令稳的短信以后，马上意识到事情的紧急和重要。她深知通信畅通在救援工作中的分量，但卫星电话是中国卫通产品，必须向上级请示。她立即拨通了市移动公司“一把手”的电话，进行汇报，征得了市公司的支持。但卫星通信在河北只有石家庄才有分支机构，距离这里400多公里，派人去取肯定来不及。于是，付娟又通过省市公司向北京紧急求助。
一个一个的电话打出去，一个一个的电话拨进来。
经过协商，北京卫星通信公司马上派出专人，将两部卫星电话送到丰南，丰南移动公司派人到西外环高速唐山西出口接应，保证救援队出发前送到启程现场。
中午12点35分，两部沉甸甸的卫星电话递到了我的手上。此时，距出发时间，还有25分钟。
望着救援的车队缓缓地离去，付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叫过站在一旁的办公室主任，轻声交代：“把救援队所有人员的手机，一律开通绿色通道，增开信誉度，开通漫游功能，要时刻保持畅通，一分钟也不能中断！”
丰南联通公司，也派人赶到了现场，将三部崭新的手机，悄悄地交到了孟令稳手里。
这些帮助和支持，使大家深受鼓舞。救援队中年龄最大的，是区医院的副院长董耀林。他在临行前，接受了丰南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他说，一定不辜负领导的重托和家乡人民的期望，尽心竭力完成好抗震救灾任务。那一年，他已经54岁了，但不服老，不认输，身先士卒，一心扑在抢险救灾上。
5月17日中午和5月19日晚上，董耀林两次高血压发作，天旋地转，站立不稳。但他和谁也没有说，只是躲在帐篷的一角，偷偷地吃上两片药。常云丽给他量完血压，偷偷告诉我：“董院长这个血压，如果再不卧床休息，很有可能出现危险！”我一听，急了，跑过去对他嚷：“董耀林，你倒了，谁来照顾你？你要么休息，要么提前回去。”董耀林憨厚地笑笑：“老局长，我听话，我休息。”拉过被子躲在帐篷里睡觉，等过十分钟再看，却没了人影儿，一打听，早就跑到体育中心的门诊部给伤员们看上病了。在灾区十几天，他给家人打的唯一一个电话是动员妻儿去献血：“献血的人多，你们要早点去排队。儿子身体结实，让他多献一点儿！”
家乡人民的牵挂，每一个细节，我们都牢牢地记在心里。
陈强押运着第二批救灾物资的车队，在即将进入秦岭时，接到了时任民政局长于凤会的电话。他问陈强：“带了清凉油没有？”陈强说：“没有。”于凤会说：“救援队整天在大山里钻，蚊虫多，必须要带上。再说，灾区的天气也热了，给老百姓发一些，有个头疼脑热的也来得快。这样，我马上联系西安，给你们准备！”
20分钟以后，于凤会的电话又打了过来：“按照你们的速度，早上七点可以到达阎良出口，我让惠达集团驻西安办事处的经理李敬涛提前在那里等你，装车、吃饭，然后再走，不耽误事儿！”
陈强很感动，一口答应下来。由于路况复杂，车队没能如期到达。十点四十分，陈强他们到达阎良，比预定时间晚了将近4个小时，而李敬涛带着人，就一直在高速出口站着，从早上六点半，苦苦等了4个多小时。
一边吃饭，一边装车。在狭小的空间内，又塞进了6箱清凉油，一箱葡萄糖和10多箱矿泉水。李敬涛又把他们送上了高速，互道珍重，握手道别。
过了剑门关，路况变得异常复杂，高速公路穿行在两山相夹的深谷之中，只有两个车道，狭窄弯多，山上不时有石块落下，令人胆战心惊。顾不上这些了，陈强一个劲儿地组织车队往前赶，计划凌晨三点半左右到达绵阳。
夜里十二点，我终于打通了陈强的电话，询问了一下情况，告诉他：“已经正式发布强余震预报，你们马上停止前进，就地驶入服务区或加油站休息，确保安全。天亮后再走，到时候我去高速口接你们！”
车队驶入服务区，一拉溜儿停了下来，熄火关灯。司机们找来热水，泡方便面。陈强走下车来，望着周遭黑黢黢的大山，想着几百公里外的灾区，回忆着于凤会的安排，李敬涛的周到和就近避险确保安全的指令，心里很不平静。等司机们钻进驾驶室休息，他在不远处的台阶上坐下来，借着手机的光亮查看地图，推测时间，每隔一会儿，就要站起来，活动活动僵直的腿脚，绕着车队巡视一圈儿，仔细查看，确认没有问题，才重新坐回去。
天刚蒙蒙亮，陈强就叫醒打盹的司机们：“咱们要赶紧走，万一地震，我们困在这里不要紧，这批物资要是运不过去，咋交代呀？”
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带队领导身体力行、亲力亲为、率先垂范，给每一位同志都增添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
张会春，作为这支救援队的最高统领，肩负着总揽全局、调兵遣将、重大决策和应急处置的重担。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官儿”，每天起早贪黑、操心费力、事无巨细，带出了一支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的“铁军”。
2008年6月22日下午，我静下心来，专门给张会春写了一份事迹材料，准备上报市委、市政府，申报唐山市抗震救灾先进个人。我是办公室主任，又是知情人，写起来比较顺手，把他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得失，不辞辛苦，不怕牺牲，履职尽责，始终发挥着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的双重模范作用，全身心地投入抗震救灾的点点滴滴，浓缩在3000多字的材料之中，如实记录了他在灾区的感人事迹。去平武抢险，他说：“我岁数大，我去！”在北川救援，他说：“我是党员，我上！”在安县运送伤员，他说：“我是干部，我来！”在灾民安置点，他说：“老百姓遭罪，我心疼啊！”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当我把这份饱含真情、感人至深的材料递给他的时候，他却只是大致浏览了一下，然后，轻轻放进了身后的抽屉。他平静地对我说：“老弟，咱们在前边站着，就得这么干！名额有限，让给一线的医生、护士吧！他们才最值得表彰。”
寥寥数语，说得我两眼湿润，心绪难平。
因为工作关系，区委、区政府要求张会春提前返回丰南，由我主持一线的救援工作。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俩在帐篷的外面久久地聊着，难舍难分。他叮嘱我四句话：善谋不乱谋，避险不惧险，知难不畏难，拼搏不拼命。
真是好领导，好兄长，好人。
我们三个分队的队长，也是名副其实的样板和标兵。
张艳春，医疗救护分队的队长。20名医护人员，是我们整个赴川救援队的主角，而她自己，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张艳春是名副其实的“练家子”，队伍往那一站，医生组、麻醉组、手术护理组、临床护理组、门诊组，分工完毕、职责清楚、上下贯通、医护协调。什么样的手术谁上，什么样的病人如何护理，药品器械如何调剂，出现问题如何与地方医院和救援单位之间沟通，病人家属如何安抚，只要她一出场，你就再也不用操心。进山巡诊，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张艳春镇定自若，有任务带头上，有困难找部队，联络医院接收、手术、转院，一点儿也不含糊。伤员多的时候，白大褂一穿，帽子口罩一戴，好，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孟令稳，后勤保障分队的队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百十号人的吃喝拉撒睡，物资保障，车辆维护，司机调度，安保看护，维持秩序，孟令稳起早贪黑地忙活，很难睡个囫囵觉。从进入灾区的当天，孟令稳就蓄须明志，以示顽强不屈，抗震到底。他当着胡锦涛总书记的面，发下誓言：“请总书记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樊立伟，抢险突击分队的队长。自从带着12个弟兄进入灾区以后，他就一脑袋扎在震灾最重的北川县城，昼夜不停地组织破拆清墟。他这次来，带来了儿子樊超，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真是上阵父子兵，凡是危险的地方，其他人员后退，爷俩一个眼神就上去了。白天气温高，汗如雨下；夜晚温差大，冷得睡不着，作业现场和帐篷内外弥漫着尸臭，令人作呕，不敢用力呼吸。没法洗澡，没有换洗的衣服，甚至连一口热水也没有。樊立伟对大家说：“当年，我们丰南也是这个样子，全国人民和解放军也是这样救我们的。”
他们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困难留给自己，把苦累留给自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每个同志带来了勇气，鼓足了士气，让大家心无旁骛，血满电足。
为他们点赞！
救援队的每个人，都成了家乡人民的骄傲，也得到了家乡人民的关怀。
郭庆新入川的消息传回了老家大新庄镇沟岭坨村，村里不少人给他打电话，发短信。一块儿长大的发小，怕耽误他看病和手术，就编了长长的短信发过来，既有羡慕，也有牵挂和祝福。岁数大的老人们派代表打电话，嘱咐郭庆新：当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救过我们的命。现在四川遭了灾，你一定要拿出自个儿的技术，尽心尽力给人家治病。朴朴实实的一席话，却让郭庆新泪流满面。王树林、毕春星这些当年的老同学，几个人一商量，每人给郭庆新交了500块钱的电话费，以便保持联络，告诉他：“家里的事儿你放心，注意安全，尽最大可能治病救人。只要需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马上赶过去！”郭庆新连连答应，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暗下决心：我一定好好干！
我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眼前浮动的，还是残垣断壁、尸暴街头、流血哀号、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这些令人伤心的悲惨场景。但我却不想过多地描述了，那些让人惨不忍睹的图片，看一眼，也会浑身战栗。比如，我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张震后某幼儿园的图片，那是和山东的志愿者相互交换照片时得到的：废墟上，横七竖八地暴晒着孩子们瘦小的尸体，还有五六具孩子的尸体，赤裸着漂浮在旁边空地的积水里。
我想用更多的笔触去描写灾区人民在大灾面前的那种乐观和坚强，拂去硝烟和尘埃，去寻找生活的希望和爱的源泉。我的脑子里，始终盛开着一束洁白的栀子花。
2008年5月20日早上，陈强、黄宝金他们押运的第二批救灾物资就要到了，我去绵阳的高速出口接他们。原定早上七点半到达，但广元到绵阳这一段路况不好，速度上不来，何时到达还真不好说。他们的手机一直打不通，我不放心，就带人早早地来到高速口迎接，在距离收费站出口不足百米的地方，停下车子等候。昨晚闹地震，几乎是整夜没合眼，本想在车上打个盹，却睡不着，只好走下车子活动活动僵硬的身体。路旁边是一溜简易帐篷，帐篷的旁边有一台电视机，正在播放抗震救灾的新闻，我就一边和主人搭讪着，一边凑过去看。
帐篷的主人姓马，三十多岁，矮胖精壮，皮肤微黑，蒜头鼻子，留着板寸儿，看个头长相，就是一个典型的南方汉子，瞪着两只小眼盯着你看。看见我们的胸卡，他立即变得热情起来，搬过凳子让我们坐下，招呼后边生火的媳妇过来倒水，“没有茶，都埋在里边了，没有扒出来呢！”他搓着两手，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他的媳妇挺漂亮，穿着一身小碎花的粉色睡衣，提着壶跑过来，先拿起一个杯子，拿热水烫了烫，才慢慢地倒上水，说：“小心烫！”我连忙道谢。她见我盯着电视，就走过去，用手指拨动开关，把音量往大了调，“遥控器还没有找到。”一边在电视上鼓捣，一边回头往帐篷里看。我这才发现，敞开的帐篷里头，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蜷缩着身子睡得正香。
经过攀谈，我才知道他们并不是绵阳人，而是来自北川的漩坪（乡）。小马的父亲死了，姐姐在北川的一家单位上班，震后失去联系。女的是彭州人，俩人在成都打工时认识的，恋爱四个月就结了婚。她娘家人打电话过来，说是房子倒了，人倒没事儿。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平静中透着淡淡的哀伤。
电视中正在播放前一天举国哀悼鸣笛三分钟的新闻，我是个泪点很低的人，听着听着，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怕他们看了笑话，连忙装作打电话掩饰着离开。一转身，却发现身后圆桌上的一个水瓶里，插着一把盛开的栀子花，圣洁如雪的花瓣儿热烈地开着。我俯下身去，深深地大吸了一口，一股浓郁的芳香直冲鼻孔，沁人心脾。在如此惨烈的灾难面前，这家主人却还能如此平静，是在悼念失去的亲人，还是对新生活的向往，我不得而知。但是，就是这一小束盛开的栀子花，却让我感受到灾区人民的坚韧，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感受到来自人们心底的那缕温暖的阳光。
在灾难面前，有一种姿态叫向上，有一种精神叫抗争。我们从他们身上，也汲取到了取之不尽的营养和用之不竭的力量。
直到现在，时隔多年，我一回想起那束栀子花，仍然为之感叹，激动不已。
伤员和家属的认同和感激，也让我们充满了力量。
王亦合，是中医院的骨外科医生，性格内向，不善言谈，非常随和。在绵阳，二院忙不过来，就去病房；安置点门诊部缺人，就去替补；下乡巡诊人员不足，拎起背包就走。
2008年5月19日，南河体育中心。一位50多岁的男子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帐篷。原来，这位男子膝部扭伤，找了好几家医院和医疗队，都说没有办法，只能静养。几天过去，症状不仅丝毫没有减轻，反而日渐加重。有人告诉他，南河体育中心的东门口有从唐山过来的医疗队，可以去试试，就在家人的搀扶下，一步一挨地走了过来。王亦合非常仔细地进行了检查，确定是膝部内侧副韧带严重损伤。王亦合让病人坐在那里等着，一溜儿小跑回到绵阳二院，在处置室取了石膏和纱布，又气喘吁吁地返回门诊部，给伤员就地固定。想了想，又把注意事项写到纸上，交到患者手里，嘱咐他明天再来复查，检查和调整石膏的松紧，以防止形成静脉血栓。
望着王亦合跑前跑后汗流浃背的样子，伤者和家属都不约而同地说：“真是救星，真是好人！”王亦合摆摆手，微微一笑，说：“真的算不了啥，真的！”
唐山医生技艺高超认真治疗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些伤员慕名而来，直接奔着“唐山丰南赴川救援队”的队旗，早早地就来排队等候。
2008年5月23日上午，天气热得出奇。32℃，没有风，诊室外面的柏油路面晒得烫脚，帐篷里像蒸笼一样，烤得人难受。王亦合坐在那里，认真检查着每一个前来就诊的病人。临近中午的时候，大家正要准备吃饭，进来一个佝偻着身子的男人，40岁出头，面容憔悴，一副非常痛苦的表情。王亦合连忙站起来把病人扶到诊床上，一番检查，初步诊断是脾脏挫裂伤，已经有了内出血的迹象，情况十分危急。王亦合一边联系队上的救护车，一边联系绵阳二院，亲自带人把伤员送到医院，直接推入了手术室，并和值班大夫做了认真地交接，在第一时间为病人做了脾脏摘除手术。主刀的赵主任在走出手术室的时候，对家属说：“幸亏送得及时，腹腔已经大量出血，再晚一会儿就没命了。”
傍晚时分，病人的家属又一次在帐篷里找到王亦合，双手合十，连连作揖，千恩万谢，方肯离去。
2008年5月24日，《绵阳日报》头版显著位置，配发大幅图片，下边清楚地写着“唐山丰南骨外科专家王亦合检查伤员伤情”。外出的队员看到了，买了两份回来，大家争相传阅。可谁也不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被记者拍下的。
这是我们整个救援队的荣耀。绵阳人民再一次记住了唐山，记住了我们，而我们也备受鼓舞，把为家乡增光添彩作为全力救援的内生动力。
相会文，是中医院的普通护士，但她对病人的那份细心和耐心，却是普通人难以做到的。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南河体育中心辅助医生为病人换药。由于气温高、环境差，治疗不及时，很多人的伤口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感染，甚至化脓。因此，换药是个又脏又累的苦差。相会文从不埋怨，一干就是一整天，连中午也不能休息。一天下午，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跟着她的奶奶走进来的时候，面颊部的伤口已经严重感染，伤口从鬓角到下颌，深达骨膜，伤口表面堆着白色的脓苔，让人看了身上直起鸡皮疙瘩。相会文把小女孩扶到凳子上，一点一点地清理创面，小心翼翼地加入纱条，仔仔细细地包扎起来。从那天起，小女孩每天早上都在帐篷外面等着相会文，让她给清洗换药。经过几天精细的清创换药以后，小女孩的伤口渐渐地愈合了，跟随家人顺利返乡。
在登车之前，小女孩还让奶奶带着，专程看望了相会文，走出老远，还在一个劲儿地扭头张望，挥手致意。
我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曾经找过相会文，让她讲一讲亲身的经历，她笑了笑，说：“我光顾干活了，也没记住个啥。”
这个相会文！
灾区人民在大灾面前的坚强，让我们的泪水，一次次地涌上来，又一次次地憋回去。
在去北川的途中，有一所学校，成都军区第十四集团军某工兵团组成的云南地质灾害紧急救援队的官兵正在搜救幸存者。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令人心碎的一幕。一个年轻的女子长跪在一块震倒在地的“光荣榜”上，亲吻着上面一个小姑娘的照片。母女俩的脸紧紧地贴在一起，只是那个孩子还埋在深深的瓦砾堆里，和众多的同学一起，早已失去了生命的气息。
我们在旁边久久地站着，不忍去打搅她，不忍去打扰这一对母女阴阳相隔的约会。但又实在看着心疼，就试着扶她起来，让她坐到旁边的树荫下面。那里有一块突出的石头，上面摆满了孩子们的照片和书包、文具，以及散乱的香烛，有的还在冒着缕缕青烟。我从车上取下一瓶矿泉水，打开，递给她，她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小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她叫牛凤芝（音），34岁，住在茅坝，女儿在这所学校读三年级，乖巧懂事，成绩优秀，从一年级就开始当班长，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地震的时候，学校的房子塌了，半个山头的土石滚落下来，重重地压在教室上面。所有的救援都无法开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座巨大的坟墓，吞噬了那些欢蹦乱跳的孩子。而她的丈夫，在北川一家医院上班，也没能逃过这一劫。
牛凤芝嘶哑的嗓音，缓缓地讲述，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之动容。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眼睛有些浮肿，焗成浅紫色的马尾辫，有些凌乱，但仍能看出这是一个俊俏爱美的女人。若不是这场地震，她本应过着幸福安逸的生活。我们找不出合适的话题来劝慰她，便从车上又搬下一些方便面、八宝粥送给她，告诉她，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她理了理鬓角的头发，平静地说：“是得好好地活！我还有公公婆婆，他们就这一个儿子，以后就得靠我养老送终了。再说，我不能让他们爷俩儿在那边惦着我呀！是不？”
我说不出话来，拿起一包方便面，一瓶矿泉水，缓缓走到光荣榜的前面，恭恭敬敬地放下来。光荣榜上共有22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在开心地笑着。牛凤芝的女儿，笑得最阳光、最甜美。她叫刘蕊蕊，我记住了这个名字和这张恬静的笑脸。
张希华是中医院这次派出的最年轻的医生。平日里在医院里司空见惯的，是孩子们在接受治疗时的任性和哭闹。但是，在地震灾区，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他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让我至今难忘的是灾区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来自大山深处的孩子，他们无一例外的勇敢和坚强。才几岁的孩子，或是跟着父母，或是随着乡邻，或是被救援队的志愿者送过来，带着伤，甚至是很重的伤，从几十里，上百里之外辗转来到这里。尽管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但是，他们的眼里看不到恐惧，看不到悲伤。有的外伤我们处理起来都有些心颤，两手发抖，但他们咬着牙一声不吭。即使身上头上都被汗水湿透，也忘不了说一声‘谢谢’，有的还要给我们深深地鞠上一躬。他们的坚忍和毅力，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家乡的领导没有忘记我们。唐山市慰问团特意辗转到了绵阳，到南河体育中心看望大家，带来了家乡人民的深切关怀和殷切希望。
2008年5月21日，中午12点刚过，一辆面包车缓缓开过来，停在悬挂着队旗的帐篷前边。我们连忙站起来。车门打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郭彦洪第一个走下车来，紧随其后的是副市长高瑞华。我正要自我介绍，车内有人叫我：“老孙！”我一看，是市人民医院的院长胡万宁。他跳下车，一把抓住我的手，一边说着：“老兄，你们辛苦了！”
胡万宁是我的旧相识。当年我在区卫生局当局长的时候，他就是市人民医院的院长，后来又作为民主人士，当上了市政协副主席，曾经一起开会、出差，推行合作医疗，多次打过交道。我把周围的队员们叫过来，围拢在一起，胡万宁又把后来下车的人一一向大家作了介绍。
来的几位领导都很随和，尤其是郭彦洪，一直面带微笑，仔仔细细地询问我们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工作怎么样。我一一作答。郭彦洪在唐山口碑好，口才也好。她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动情地说：“守廷，这次我和瑞华市长、万宁主席我们一起过来看望大家。前几天，胡总书记接见你们的新闻，我们从电视里都看到了。你们是丰南的骄傲，也是唐山乃至河北的骄傲。临来之前，赵勇书记特意嘱咐我们，一定要找到你们。今天，我们代表赵勇书记，代表市四大班子领导和家乡人民，向你们表示慰问，大家辛苦了！自从进入灾区以后，你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抢险救灾、救治伤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不仅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也得到了四川人民的认可，我们打心眼儿里为你们高兴。目前，正值抗震救灾的关键时期，你们还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不松劲、不懈怠、一鼓作气、奋勇争先。这是市委对你们的要求，也是父老乡亲们的希望。”停顿一下，又缓缓地说：“大姐也希望你们保重身体，注意安全，不出意外。一定不能出意外。”
我望着郭彦洪的脸，连连点头，一字一句地说：“请领导放心，请家乡人民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接着，我又代表救援队表了态。对着“长枪短炮”，有些不自然，说的什么也都忘了。
回到驻地，大家早已饿得前腔贴后腔了。一帮人，烧水的烧水，开方便面的开方便面，找饼干的找饼干。七八个钟头过去了，早上那口稀的，早就一泡尿顺出去了。加上家乡领导的慰问，也给大家带来了好心情。这一顿猛造，蚕吃桑叶一般，弄了个滚瓜肚圆。
我手里抓着一盒方便面，和绵阳二院的同志忙着碰头儿，还没来得及加水，手机响了。唐山市抗震指挥部来了通知，说是让我下午3点到成都市新都区的宝光宾馆开会。
来不及吃饭，我带了几包饼干，几瓶矿泉水就上路了。在宝光宾馆后院的草地上，郭彦洪等市领导听取了我的工作汇报，对我们救援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
晚上11点20分，我们的车子悄无声息地驶进了绵阳驻地的院子。我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在行军床上坐着，不用看，肯定是孟令稳。他看见我们，连忙站起身，握住我的手，关切地问：“怎么样？路上还好吧？”我说：“一切顺利。”他一挥手，说：“快吃饭，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我一看，凳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三碗方便面，三根火腿肠。我怕惊扰了帐篷里的人，压低了声音说：“兄弟，假如我回不来，你就插上三炷香，搞定！”几个人都轻声笑了起来。
家乡的领导和亲人们，一直在牵挂着我们。我们的家人，也倍受关注。
2008年5月19日，区委、区政府组成慰问小组，由四大班子领导带队，到救援队员家中慰问。
区委书记刘建立首先去了付丽萍的家。付丽萍的公公陈国林，是原丰南二中的老师，唐山地震之前曾教过刘建立，已退休在家。付丽萍的婆婆在地震中受伤，转院到开封也未能治愈，形成高位截瘫。那一年，她还不到40岁。
刘建立敲开房门的时候，双方一下子都认出了彼此。说话的时候，两个人就一直握着手，直到临走才松开。
我后来看过当时的这段录像，两个人都不是特别健谈，话不多，但实实在在。最打动我的，还是那双始终握在一起的手。
同一时间，区长李国忠带着人到我家慰问。老张不在家，在教育局上班呢，他们就找到教育局去了。据一同前往的李双全（时任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后来回忆，老张很平静，李国忠管她叫嫂子，她管李国忠叫领导，还开了几句不深不浅的玩笑。后来我看到了老张接过鲜花的照片，那时候比现在年轻，和花儿还搭配得来，笑得和花儿一样。
我试图找到“两办”当时慰问的预案，但没能如愿。
一些区直部门的领导也到队员家里去看望和慰问。这些消息，通过电话和短信传到了四川，让队员们深受鼓舞。当天的电视新闻播出了这一消息，更多人知道了我们在四川，手机里的短信比平时又多了两三倍。
正是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支持，才给了我们绵绵不绝的动力，推动着我们向前、向前，一直向前！
作为一个资深志愿者，我的志愿期可追溯到1976年。从唐山大地震以后，我就成了编外的志愿者。我不吹牛，你也别不信。
从废墟中扒人救人，算不算？
把砸死的人裹上芦席埋到村外，算不算？
帮着大队干部分发救灾物资，算不算？
夜里给上海医疗队的大姐巡诊带路，算不算？
为南皮县救灾打井队帮忙烧火做饭，算不算？
……
我是编外的，没有人吸纳我，我也没有投靠任何一个组织，没有袖标、胸徽、红丝带、编号卡，但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志愿者。
从80年代初期开始，我开始帮扶村里的第一任妇委会主任吴翠兰，从10元、20元到后来的300元、500元，再到后来的1000元、2000元，一直到老人家去世，坚持了整整二十八年。
从90年代在大新庄镇任职，资助一个孤儿上学、找工作、成家，现在已经转交给我的妻子老张。闺女两头都没妈，就把我这儿当成了家。每隔个把月，就抱着孩子跑过来，像模像样地住娘家，临走的时候，连钱带物，大包小包地倒腾，我们习惯了，她也习惯了，连她的孩子也习惯了。
2000年腊月，我去唐海县城办事，当车子行驶到曾家湾南边的时候，对面驶来的一辆面包车突然在雪地上转起了圈儿，然后侧翻在马路西侧的边沟里，把厚实的冰面砸塌了，大半个车身没在冰水里。我和司机郭彩敏赶紧停车，跳了下去，踹开侧面的玻璃，把困在车内的四男三女一一救出，送到唐海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一切安排妥当，这才悄然离去。直到第二年9月，唐海县邮政局的领导才寻着线索，一路打听找上门来，专程致谢。
东田庄乡的一个弃婴，养父得了脑血栓，生活困顿不堪。我资助她上学。她得了重病的时候，我上下奔走，为她筹足了手术费。现在也当亲戚走动了。
我每年都会从妇联申请资助两个“春蕾女童”。多少年了，钱不多，是个心意。
我的这些，如果算是善举，也能感染，也能继承。
报纸上刊登烧伤、车祸而无钱医治的消息，老张经常会送去一些钱，也送去一些安慰。
2012年4月，《燕赵都市报》刊登了一条消息，遵化山区泉水头村的一个“玻璃人”孩子住院，急需一万元的手术费。儿子、儿媳妇一商量，打车就去了市工人医院，把家属叫到楼下，送上了1万元，那是他们两个人两个月的工资。人家问他们的单位和姓名，只说丰南，姓孙。5月1日的报纸上再次跟踪报道了这条消息，“一位好心的丰南的孙先生，捐助一万元，让孩子顺利手术”。从那以后，两口子也像走亲戚一样，每逢年节，都会开车跑到山里，送钱送米，送鱼送肉。
我看着，心里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