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浓于水
亲情是“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嘱咐,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牵挂,是“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的思念,是“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守候,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叹,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愿,是“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天伦之乐……在生死与共的特定环境下,本来毫无瓜葛、素不相识的人,感同身受,也会产生情感的共鸣,形成水乳交融、血浓于水的亲情,把大爱延伸到恤贫忧孤、救死扶伤的境界。
——摘自本人读书笔记
“血浓于水”这句话,是对亲情最好的诠释。小的时候,常听大人们讲故事,不止一次听到过滴血认亲。两代人搞不清楚,“咔”,银牙咬破中指,滴在一个酒碗里,若是亲生(或有血缘关系),滴入的血就会冲破水的阻隔融合在一起。千百年间,屡试不爽,相当于现在的亲子鉴定技术。后来的蕴意是民族、种族感情至上。引申的意思是:亲情重于一切。
血浓于水,爱重于山。
唐山、汶川,两个毫不关联的地方。因为一场灾难,而紧紧地系结在一起。
在灾难面前,亲情变得愈加厚重。
我忽然想起这样一件小事。5月21日中午,一家祖孙三代在我们的诊室外面停下来。一个四十多岁、单薄而憔悴的女人,带着七十多岁的老婆婆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当时,正赶上志愿者在发放盒饭。我凑过去一看,一半儿是南方籼稻的米饭,一半儿是炒菜,蒜苔、圆白菜和胡萝卜,还有一两片薄薄的肥肉,浇上了红红的辣子。我蹲下身子,和她们慢慢交谈起来。原来,这是来自安县茶坪镇的一家人——婆婆、媳妇和孩子。老人家有点老年痴呆,她有三个儿子,一个在重庆,一个带着家人在绵阳的另一个安置点——九洲体育馆,最小的儿子,也就是这个媳妇的丈夫,惦记家里的东西,跑回去了,留下这一老一少由媳妇照管。因为老人情况特殊,显得特别艰难。媳妇一边说着,一边掉眼泪,手里也不闲着,忙不迭地把自己的饭菜往婆婆的饭盒里拨。这个简单的动作,突然感动了我。我伸手拿起手边的相机,拍下了这一幅温馨的画面。
这天下午,我们正在急诊室外面收拾东西的时候,一个女人慌慌张张地走过来,边走边哭。我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上午那个茶坪镇的媳妇。我连忙走过去,问她怎么回事。她急得直跺脚,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向我们诉说。原来,她腿上的伤一直不好,就找医生开了两片药,在临时药房取药的工夫,孩子正好去厕所,一眨眼的工夫,婆婆不见了。说完,又号啕大哭起来。
我一边安慰她,一边叫过来几个人,让大家帮忙去找。那个老婆婆,我还有印象,中等个子,满头白发,在后边挽了一个髻,月白底儿的衬衫上缀满了排列整齐的小碎花儿,有点轻微的驼背,中度痴呆……正说着,我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身从诊室里拿出照相机,把存储的那张照片打开,放大,让每个人都看清楚,然后,分成南北东(西边是封闭的场馆)三个方向,分头去找。
那天,我们没能找到这位婆婆,连那个媳妇儿也找不到了。体育中心的灾民和伤员那么多,几个人撒进去,找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实在是太难了。那天傍晚,几个门口都有接送灾民返乡的汽车,估计她们是搭车回去了。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再次盯着这张照片,仔仔细细地看了半天。如果我今后有机会去茶坪,就带上这张照片去看看她们。后来一想,茶坪那么大,我又到哪里去找他们呢?
人在处于绝境的时候,一旦陷入绝望,那就完蛋了。只要有信心、有希望,就会出现奇迹。
一天下午,我在安县的灾民安置点儿遇到了一个十分乖巧的女孩儿,她来自北川的陈家坝。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平静地坐在刚刚搭好的简易帐篷里,和身边的男友小声地说话,看上去20出头儿的年纪,长得挺耐看,总是喜欢浅浅地微笑,一笑的时候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两个小小的酒窝儿。看到我们,连忙起身问好,举止言谈大方得体,不张扬,不做作,一副讨人怜爱的模样。
地震发生的时候,她被倒塌的房屋埋了整整四天。在黑暗而逼仄的空间里,除了不断摇晃的余震,她什么都感觉不到;除了自己的心跳,她什么也听不到;除了能够自由地呼吸,她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不能动。但是,这个柔弱的女孩儿,就在里面一直唱着自己熟悉的歌儿,开始是唱,后来是哼,再后来,就在心中默念……一直等到被成功解救。幸运的是,只是右小指受了一点儿极其轻微的擦伤。她调皮地伸出手来让我看:“啥子事儿也没得!”真的是几乎看不出来。
我问她,那么长的时间,一个人埋在里边不害怕吗?她低下头,想了想,又猛地仰起头来,直视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害怕!但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救我的,解放军不会丢下我不管!”
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男友就一直坐在她的旁边儿,憨厚地笑着。我和他们合影留念、握手道别,祝福他们逃离此难,走向新的生活!
我们和四川人民的亲情,是拉不开扯不断的。
我们在南河体育中心巡诊的时候,看见一家帐篷的门口挂着穆斯林的标志。付丽萍是回族,连忙走过去搭讪。这户人家姓陈,全家九口人,来自北川县城,是当时已知的全城唯一没有伤亡的人家,只有儿子手指受伤。付丽萍抱过人家的孩子,亲热得了不得。看着这一大家子,缺吃少喝的,她趁着别人不注意,和席久勋借了200块钱,悄悄塞在孩子手里。
以后每逢闲下来,付丽萍都要跑过去照看。
2008年8月初,老陈带着一家人千里迢迢地赶到丰南,站在了付丽萍的家门口。老陈说:“我们一是来谢恩,二是来走亲戚。”付丽萍说:“咱们就是一家人!”
临走的前一天,付丽萍两口子专门去了唐山,把唐山的新新麻糖、花生酥糖、迁西板栗、九美斋棋子烧饼装了整整一大箱。当天早上,又去买了水果,让他们带着在路上吃。
后来,老陈一家多次打电话,发短信,邀请付丽萍一家过去,看看他们,看看新北川。付丽萍想去,但一直未能成行。
“为什么?”我问。
付丽萍没说话。
“为什么不去一趟?”
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是禁不住再三追问。
付丽萍有些难为情:“大哥,主要是盘缠,去一趟咱挑费不起。我家的日子,您又不是不知道。”
这一次,没说话的是我。
到现在,两家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原来是电话、短信,现在又多了微信和QQ,实实在在地成了一家人。
在灾难面前,往常一对矛盾的医患关系,却变得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那一天,本来没有安排付丽萍上手术。但是,新来的两个伤员,一个是锁骨骨折,一个是胫骨骨折,手术方案有了,临上手术台,却没有器械护士。正在帐篷外整理药剂的付丽萍腾地站起来:“我去!”
两台手术忙下来,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她把病人推回病房,安顿好,准备回到驻地吃饭。隔壁一个老太太的情况引起了她的注意。老人家70多岁了,骨盆手术后双下肢不能动弹,拉尿全在床上。麻醉药过劲儿以后疼得厉害,一动就受不了,连嚷带叫的,家里人摸也不敢摸,碰也不敢碰,别说翻身清洗,连尿得湿漉漉的床单也换不下来。付丽萍见状,连忙走上前去,也不避讳粪便和异味,一边做,一边示范,教会家属翻身清洗,详详细细地把护理的注意事项交代清楚,这才放心离去。
以后,每次到医院,付丽萍都先跑过去,看看老太太,检查一下术后的恢复情况。
下面这个故事,是常云丽写下来的。
2008年5月18日早晨,我们正在绵阳市体育馆为灾民提供帮助,耳边传来一阵阵声嘶力竭的孩子的哭声。循着声音望去,不远处一个十五六岁身着绿色上衣的女孩,抱着一个小孩子迷茫无助不停地走着寻找着。母亲的天性,令我急忙奔过去接过孩子,爱怜地抱在怀里,轻声呢喃抚摸。渐渐地孩子停止了哭声,将头放在我的肩上抽泣,小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衣服不放,生怕此刻的温暖和怀抱再次失去。我再次紧紧地抱着他,不停地抚摸他,让他安静下来。我的队友们给他拿来各种食物,逗他哄他。经询问才知道,原来绿衣女孩是志愿者,是绵阳二中的学生,叫杨佳露。她抱着的小孩儿是今天早晨在广场外面捡到的。孩子的身边有一个小薄被和一件外衣,兜内有一张纸条和三十块钱,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小盼,生于2007年3月初九,因地震父母双亡,希望有心人士收留他,长大后一定不忘养父养母的养育之恩,望子成龙。谢谢!
看着孩子满身被蚊虫叮咬的疙瘩和充满恐惧的样子,我们决定先将他带回我们住宿的帐篷,由我们照顾,然后再决定由谁来收养。想起临行前女儿曾央求我收养一个地震孤儿,由她来照顾,心里暗暗地打定了主意。我悄悄找到孙守廷队长,表明了自己想收养小盼的想法。孙队长听了,盯着我看了半天,轻柔而坚定地说:“小常,我们刚刚来到灾区,救灾也刚刚开始,任务艰巨,生死未卜,归期不定,留下来谁来照顾?说不定我们下午就要进山,你是愿意留下来还是带他回去呢?依我看,还是送到救灾指挥部,转到当地的民政部门去!”我听了,虽然心中有一万个不舍,但已别无选择,只得抱着小盼送到了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成为心中长久的遗憾。现在想起来,小盼已经8岁了,应当上学了,不知他现在可好?
后来,在爱心烛光社的帮助下,我资助了北川的一名小学生,现在她已经上初三了。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并知道感恩,在每个节日都会送来问候和祝福。
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都曾直面生死?在孩童时代,懵懂无知的我曾在死亡线上游走而无惧;在非典时期,面对生死我无怨;而此时的我,却多了一份从容。所以,拥有生命就要珍惜,拥有健康更要珍惜,有了疾病、困苦也不要彷徨,毕竟你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让我们共同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
我不知道,常云丽是否对此记恼于心;我不知道,长大的盼盼万一知晓了当初的一切,会不会心生怨恨。但是,我要说,请你们谅解我,谅解我冷漠决定背后的无奈,也体谅我在灾难面前的绝情。
大灾面前有大爱,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冰火两重天,决绝的外表下面包裹的是一颗滚烫的心。常云丽的牵挂,也是我们大家的痛。老孙头顶一盏纱灯,手中一支秃笔,一句话,踱五步,转三圈,斟酌推敲,怎么也写不出那种血肉相连的情感。小盼,我们为你祈祷,盼你长大成人,盼你有爱有家,盼你一生平安!
解放军,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
我们还没有到达灾区的时候,就开始感受到了浓浓的军民鱼水情。孟令稳和李明带着车队,正要穿越秦岭的时候,部队在公路上拉起了警戒线,禁止任何车辆通行。上前一打听,战士们只说是有军事行动,详情不便透露。孟令稳和李明找到他们的团首长,一个身材魁梧的东北大汉,向他说明车上装的都是药品、器械等重要救灾物资,耽误不得,请求支援,让车队通过。那位首长深受感动,说你们唐山人干事儿贼实诚,没问题。不仅当即决定让出道路,让车队过去,而且下令给我们更换了两台汽车发电机,给七辆货车的油箱全部加得满满的,护送离开。
在灾区,我们的救援队每逢遇到部队,都会上去问问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给战士们看病送药、包扎伤口。在平武县的响岩镇,一个团参谋长把自己的手机号码送给我,说:“老孙,如果你们在这里遇到什么危险,请告诉我位置,部队会第一时间赶过去救你们!”
一句话,说得我热泪盈眶。
爱心,是具有传染性的。
张艳春在桂溪卫生院遇见了一个女孩,叫贾慧,12岁。她在地震中受伤,因为父亲残疾,失去劳动能力,奶奶又长期因病卧床,只能靠母亲一个人种地养家,而家中挂在山坡上的两亩薄地,也被滑坡切割得七零八落。张艳春一边给她处理伤口,一边轻轻地安慰她:“别怕,只要家还在,一切都会过去。”她掏出了口袋里仅有的500块钱,硬塞在小姑娘手里,并当场承诺,资助她完成学业。张艳春没有食言,一直资助贾慧读书,直到2014年夏天,贾慧考入南充师范学院,张艳春的资助依旧没有停止。
到撤离灾区的时候,我们共有20多名救援队员,对接了24名灾区的孩子,建立了联系通道,承诺资助她们读书,不仅完成义务教育,还要供大学,读研究生。“读到哪里就资助到哪里!”这是大家共同的承诺。
在绵阳灾区,唐山丰南救援队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成了众多救援队当中的一张爱心名片。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能感受到温暖,感受到亲情。
我们的车子,即使在交通管制区内,也是一路绿灯。
山东、深圳、大连的救援队,主动找上门来,与队员们交流,合影留念。
我们去商场采购生活用品的时候,售货员听到我们的唐山口音,主动打折,送货上门。
我们外出的时候,出租车司机一看到我们的胸卡,一律免费。以至于我们制定了一条新的规矩:外出时必须收好胸卡,不得暴露在外。
四川人民的这种真情,被我们牢牢地记在心里。我们深怀感激,并把这种朴素的感情变成勤奋工作的内生动力。
我们知道怎么做。
最难忘的还是灾区的孩子。在和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我们总能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纯真美好。
在帐篷学校,赵连增的目光落在一个面色苍白、表情忧郁的小姑娘身上。小王老师告诉他,小姑娘11岁,来自北川,是一个孤儿,不爱说话,明显的不合群。赵连增走过去,翻开她的作业本,看她这样写道:“这里的叔叔阿姨虽然很好,但我还是感觉不到温暖。我想我的爸爸妈妈,想我的家……”赵连增半蹲半跪下来,拉过小姑娘的手,缓缓地说:“孩子,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也没了爸没了妈,成了孤儿。我也是十一岁,像你这么大……”他轻声细语地讲述着过去,讲述着自己,告诉小姑娘:“有党和国家的关怀,有全国人民的支援,一切都会过去。”小姑娘哭了,赵连增也落下了眼泪。最终,小姑娘平静下来,坚定地说:“我会坚强!”
走出帐篷的时候,赵连增一脸的轻松,心里充满了成就感。一抬头,看见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子,光着身子,戴着一顶硕大的草帽,正在垃圾桶里翻找吃的。他连忙走过去,把孩子拉到一边儿,告诉他:垃圾桶里的东西不能吃,又问他家里的大人在哪里。小孩子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加上稚嫩的语音,让赵连增不明就里。他摸了摸口袋,掏出了身上仅有的五十块钱,塞在小男孩的手里。“谢谢叔叔!”赵连增听清了最后的这四个字,情不自禁地俯下身去,紧紧地拥抱着这个孩子。这个超越年龄的感恩,是何等的珍贵。赵连增心里一热,眼眶又一次湿润了。
董秋红,被大家称为“淑女”,工作起来的泼辣能干和平日里的娴熟安静,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帐篷小学,董秋红遇见了巫玉玲,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儿。她干瘦细小的身材,突出的脑门儿,两只又黑又大的眼睛,充满了无助和恐惧。已经是震后第八天了,巫玉玲的父母仍然失联,她只得在帐篷里和志愿者老师挤在一起。董秋红看了,又是疼,又是爱,把身上仅有的600元钱装在了巫玉玲的口袋里。两天以后,巫玉玲带着她的父母来到我们的诊疗点上,找到了正在给伤员换药的董秋红。尽管董秋红已经脱下了迷彩服,换上了白大褂,但巫玉玲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喊了声“阿姨”,一下子扑了过来。望着劫后余生团团圆圆的一家人,董秋红百感交集,连忙抱住巫玉玲,和她的父母紧紧地握手。
巫玉玲,你的董阿姨还一直牵挂着你。你还好吗?
世上有一些人,本来素不相识,甚至只有一面之交,但却成了终身的牵挂。这种情感,也许在灾难面前才会有,才会延续,直到我们年逾花甲,步入耄耋,那种心头的痛,还历久弥新,永不消退。
5月17日早上,我和张艳春带着几个人去平武方向巡诊,接送伤员。出了江油往北,首先看到的是马路上的裂缝,像噘起的大嘴,错落开来,塌方和陷落随处可见,本来宽阔平整的路面变得崎岖狭窄,连会车也十分艰难,让我们变得更加小心翼翼。接着,映入眼帘的是倒塌的房屋,以及山上滚落的巨石。再往里走,驶入盘山公路,变得更加艰难,两侧的山上开始出现滑坡和泥石流,原来的公路早已荡然无存,抢修的临时通道坑洼不平,泥泞不堪。原本苍翠的大山改变了模样,看上去都是裸露的黄土,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砂石料场,满目苍凉。山上的石头裹着泥土不时滚下来,落在车前车后,訇然作响。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一边通知后面的救护车和我们保持距离,一边伸长了脖子扭着脸盯着前方的山崖,提醒司机或加速或减速,以躲避飞来的石头。
在距离平通镇不远的地方,公路的塌方和山上的泥石流纠缠在一起,造成道路拥堵,好在路上的车子很少,又有抢险人员和作业车在清理,所以我们还算顺利通过。车子行驶到一个交叉路口,被几名解放军战士拦了下来,提醒我们前方危险难以通行。我下车观察了一下,有一个醒目的路标:左方13公里豆叩镇,右方12公里响岩镇。放眼望去,山谷下一片房子倒得一马平川,远处是几件木制的家具,还半露在水面上,几百米宽的一面山坡倒了下来,几间未倒的房子就在山坡的一侧突兀地立着。我们正在为那些人家庆幸,一位路过的当地人告诉我们:那本来是一个大的坝子(村庄),但是大部分都被滑坡淹没了,只剩下了那么几户人家,活下来的人很少。闻听此言,我们的心里一片冰凉。再看脚下,有三五堆早已燃尽的香烛,想必是幸存的亲人,隔着并不宽阔的山谷,为深埋地下、阴阳两隔的亲人祈福吧!是期盼奇迹的发生,还是遥遥地送行,不得而知。
正当我们踌躇半天无计可施的时候,前方忽然驶过一辆车子,让我们信心大增,急忙上前打听。得知前方不远处的村子里发现了伤员,我们顾不得说什么,连忙上车疾驰而去。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刚刚从深埋的废墟中被扒出来。我们的队员赶紧上前检查,发现老人是全身多处骨折的复合伤,因为压埋时间过长,情况十分危急,急需立即住院治疗。付丽萍和孟东红急忙打开车门,取下担架,把老大娘轻轻抬上了车。这时,一位四十多岁的汉子跑过来,自称是村里的干部,他一把抓住我的手,难为情地说:“这个老人家姓谭,家里的孩子还没有找到,外出打工的亲人也没有联系上……”我说:“放心吧,我们马上把她送到绵阳二院去。在她的亲人没有找到之前,我们就是她的亲人!”
救护车拉着受伤的老人绝尘而去。我和张艳春坐上另一辆车子,从岔路口向右前方赶过去。我们的设想是,如有可能,就把临时诊所尽可能地往前推进。这是去九寨沟的循环单线(另一条是由成都、都江堰、汶川沿岷江上行的路线,地震时彻底损毁中断),道路越来越难走,扭曲的隧道像是张着血盆大口的猛兽,触目惊心。过了响岩镇、南坝镇,再往前,交通再次中断,湍急的涪江上面,仅有一条运载十来个人的小木船。我们与江边驻扎的部队首长和地方领导碰了下头,很快就商定了一个伤员转运和接收的初步方案。平武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名字忘了)拉着我的手连声说:“谢谢你们!谢谢唐山人民!”
我们找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简单吃了点儿东西,折返江油方向。没想到上午打通的道路又一次被阻塞,泥石流又下来了,我们只好停车等待。两台大型推土机发疯一般地轰鸣,疏通进展很快,可就在马上打通的最后一刻,发生了一点儿意外——推土机每推开一铲,就有更多的泥石流滑下来。这时候,一位指挥员发现了我们车前的救援标志,连忙命令推土机用铁铲死死抵住下滑的石头,引导我们从另一侧擦着山谷的边缘小心地通过。由于道路的阻塞,施工地段的两端聚集了不少人,一边是外地返乡的人群,急切地回家找寻各自的亲人;一边是逃离灾区的人们,漫无目的地逃离大山。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悲伤和木然,肩背手提着一些大包小裹的东西。一个灾民在手里的蛇皮袋上掏了两个洞,有两只鸡的脖子伸在外面,随着它的主人逃难,也不知走了几天几夜。两个两三岁的孩子分别靠在妈妈的怀里,年轻的妈妈踉踉跄跄地向前走着,被骄阳晒得打蔫,看了让人心疼。我拿起车上仅有的两罐八宝粥,因为没有办法停车,只好摇下车窗递了过去。那两个年轻的妈妈连连鞠躬:“谢谢,谢谢你们!”
接着,我又看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背着一个四五岁的女孩儿,一瘸一拐地,极其艰难地行走着,孩子的母亲不知身在何方。父女俩的脸上都疲惫不堪,神色茫然,焦虑凄苦,孩子几乎要从父亲的背上滑落下来。我后悔自己中午吃得太多,以至于连想送孩子一瓶水都没有,只得按下快门,记录下这令人牵肠挂肚的瞬间。今天,我把这张照片放在这里,如果有谁见到他们,拜托您一定要替我问一声好,谢谢了!
我是一个“脸盲症”的人,很难记住一个人的相貌,若不是反复强化,根本记不住。为此,好多朋友都埋怨我不拿他们当回事儿,甚至骂我“玩儿得大”。对此,我心悦诚服,绝不分辩。但是这些老人和孩子,只一眼,我就记住了他们,记住了他们身后多处滑坡、裸露着土石却依旧巍峨矗立的大山;记住了他们脚下坎坷不平且仍有不断从头顶飞落的石头铺成的大道;记住了他们身旁的万丈悬崖、深不可测的山谷和奔流不息、一路东去的小溪;记住了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慢慢逃离大山,远离灾难的灾民;记住了这一张张平静安宁、坚韧不拔、充满希望的脸,还有双手接过我们递上去的一罐八宝粥、一瓶矿泉水,那充满感激、有些惊喜、又有些羞涩的笑靥。
我们记住了那个地方,那段岁月,也记住了那份友情,那种牵挂。
我们永远铭记。
2008年5月24日凌晨,我做了一个梦。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村子,村子还是地震前的样子。明亮的夕阳,狭窄的街道,老旧的房子,篱笆上爬满了葫芦秧,白色的花儿稀稀落落地开着,巨大的碾盘上,还是那只孤傲的芦花鸡,静静地卧着。这时候,站在胡同口的我,远远地看到村外的大路上,慢慢地走过来一个人,高挑的身材,微黑的脸庞,两根结结实实的大辫子,一根飘在胸前,一根甩在身后,大步流星地走过来。我猛地跑过去,大叫一声:姐……
我一下子坐了起来。在1976年那场大地震以后,我无数次在心里导演过这个场景。盼着姐姐被解放军救出来了,被志愿者送走了,转院到西安、洛阳、开封、长春,不便写信失去联络,或写了信让那个整天醉醺醺的邮递员送丢了。然后,有一天,姐姐从唐坊下了火车,一个人提着网兜,网兜里装着饼干和苹果,回来了。而我,就远远地跑过去,满心委屈却又亲热地叫她:“姐——”
没有人答应我。
我坐在硬邦邦的床板上,瞪大了两眼,往四下里看。帐篷外边昏黄的灯光,懒散地照过来,周围一片寂静。我翻开手机,定睛一看:3点42分。
与32年前的那一刻惊人的一致,难道是冥冥之中有什么感应,或是……
这两天,灾区的救援工作已进入正常时序,而绵阳上方的几个堰塞湖一方面在全力除险,一方面在做着全城撤离的准备。我们这支队伍怎么办,是前进,是坚守,还是撤回,必须尽快做出决断。怎么办?
从前天开始,各地的志愿者们开始大批撤离。听何斌他们讲,已经传达了上级的会议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采取“省包县”的方式,由经济发达的省份对口支援受灾重点县。无论是大规模的后期援建,还是正规化的医疗救治都将随着恢复重建全面展开。而地震的大部分伤员已经转往周边省份继续治疗,我们再待下去意义不大。该撤回去了,我想,差不多了。
我就这样坐着,一直到天光大亮。
吃早饭的时候,我把张艳春、孟令稳悄悄叫到一边,说:“全体医护人员今天到北川一带巡诊,一个都不能落下。有些同志一直在手术室和门诊部,昼夜不停地工作,也让他们到灾区一线看看。后勤的同志收拾东西,凡是路上用不着的东西,一律不带,列好清单,明天临走全部送给二院。另外,注意保密,不能让地方的同志知道,以免给他们添麻烦。明天早上,我们撤!”
他俩点点头,什么也没有说。
几台车子悄悄离开我们的驻地,向北驶去,钻进了莽莽苍苍的崇山峻岭之中。一个多小时以后,我看见一片开阔的大河滩,马上下令停车。出来这么久,我早已学会了观察地形地势,选择安全的地方安营扎寨,以避开落石和塌方。正好附近有救灾的部队在那里,我让孟令稳指挥车辆停在安全的地带,和路边人一打听,是北川县桂溪乡的甘溪村。
这是寻常的一天,却发生了许多不寻常的故事。
河边上有一幢二层小楼,坚强地矗立在那里。和周边倒塌损毁严重的建筑相比,显得突兀和打眼。我走过去,远远地看见“桂溪乡卫生院”的牌子,连忙叫大家抓紧卸车,在河滩上安顿下来。随后,叫上几个人朝那里走去。
刚刚走到门口,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迎上前来。他长得挺高的个子,长脸,清瘦,有些谢顶,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我们连忙上前进行自我介绍。他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扭头向楼里边喊:“这下好了,大地方的大夫过来了!”我们走过去,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女护士,正在为一个小伙子处理手上的伤口。两个人显然配合得有些不到位,小伙子疼得嗷嗷直叫,护士在那里满头大汗,奓着俩手有点儿不知所措。随行的几个人走过去,三下五除二处理好了,又给小伙子拿了药,护送他抱着胳膊走出了院子。
在这个空当儿,我一直在和先前的那个谢顶的男人聊天。他姓陈,叫陈厚泉,是这所卫生院的院长,今年52岁,家在北川县城,大地震的时候,滑坡下来的大半个山头,把他的家深深地埋在了几十米厚的山石下面。“我去看了一下,部队上的人说,一辈子也挖不开那些大山了。我就回来了,这里也离不开。你们看,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这二十多个病号,回不去家,转不了院,在这里挨着哩!”在这场地震中,老陈一共失去了大大小小22位亲人。他讲到这里的时候,镜片后面闪烁着泪光,却一直没有流下来,生生地让他憋了回去。
我们没有安慰他。不是我们铁石心肠,而是这个时候,最怕的是安慰。俗话说,泪是伤心油。在这十几天里,这个憔悴的中年汉子,躲在无人处,藏在暗夜里,早已把眼泪流干了。因此,我们不敢安慰,也不能安慰,只能谈伤员,谈救人。我让张艳春把人员分成两组,带着各自的药品和器械,一组在卫生院会诊处置伤员,一组在河滩上开设门诊部,为附近的灾民,也包括救灾的部队官兵看病、发药。大家分头忙碌起来。
当天接诊的第一例病人是一个小战士,姓蔡,东北老乡,辽宁锦西人,他在救人的时候被铁丝和玻璃扎烂了左手。天热,已经有些感染。一个矮胖的连长带着过来的时候,他还有点不情愿,拿脚拨拉着河滩上的鹅卵石,连说没事儿没事儿。这点小伤对我们的医生护士算不了什么,几个人认认真真地消毒、包扎、拿药,很快就处理好了。临走,那个连长把我叫到一边,悄悄说:“队长,能不能给我几片黄连素。”他指了指自己的肚子,“三天了,也不见好转,不吃不喝也止不住。”我连忙叫过一旁的董秋红,说:“给他们带点管肠胃炎的药,多带一点儿。”
毕竟我们的队员是见过世面、久经考验的。那些在卫生院躺着的病号,除了三五个偏重一些,大部分是皮外伤,处理起来比较容易。问题是药品,虽然我们准备得比较充分,带了六七个箱子过来,有些特殊的药品还是没有,需要返回驻地去取。吴立国对我说:“老局长,他们输的液体全是葡萄糖和盐水,里边根本没有药。”孟东红抢过话头儿:“我去他们的药房看了,只有一些中草药,连碘伏和酒精都快用完了。”我叫过张艳春,让她马上派人返回绵阳取药,告诉她:“你们拉个单子,咱们没有的就找二院,尽量多拉一些过来。”
陈院长在一旁听着,抹起了眼泪,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中午休息的时候,大家都七倒八歪地在河滩上休息,我站起身,踩着河滩上的乱石,向上游走去。
抬头望过去的时候,山谷两侧的青山上,长满了茂密的树木和竹林,没有风,偶尔的一两声鸟鸣,远远地传过来,显得群山中更加寂静。要不是远处歪歪扭扭的民居和随处可见的褐黄的山体(那是地震引发滑坡留下的印记),“天府之国”青山绿水,物阜民丰,真是一块天赐的宝地。
上午,孟令稳他们看见附近几户居民木头搭的棚子摇摇欲坠,很不结实。这样的帐篷虽然很轻,但一旦遇到稍强的余震,肯定还会垮塌下来,弄不好就会伤人,特别是老人和孩子,很可能发生危险,于是就带了几个人去帮忙加固。唐山人弄这个,简直是小菜一碟儿。附近的几户人家都学着他们的样子,叮叮当当地忙活起来。
在休息的时候,孟令稳突然说要带一个灾区的孩子回去,到丰南读书,而且,已经和孩子、家长都谈妥了,现在正在收拾东西,要和我们一起回唐山。孟令稳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已经决定了。
我了解孟令稳,他们两口子都在我手底下干过,一个锅里抡过马勺,知根知底。两个人性子好,心眼也好,人缘更好,尤其是他的妻子张会芳和电视剧《渴望》里的女主角同名,贤淑达理,令人尊重。我望着他晒得黝黑的脸庞和乱糟糟的胡子,十分感动,又有些心疼,说:“我支持你!有合适的,我也带一个回去!”
想到这里,我转身就往回走。这时候,张艳春他们见我走远了,有些不放心,正好前来找我。我们会合的地方正是河道的一个转弯,向外能看到短短的一截公路,向里是深不可测的大山。我在心里说:“我要走了,再见!”
谁也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再见!
刚刚回到公路旁边的门诊点,孟令稳就带了一老一少两个人过来。老的也不老,叫王恒,约摸三十七八岁,个子不高,说话慢吞吞的。小姑娘有十岁左右,长得细眉细眼的,很秀气。孟令稳说:“领导,我替你物色了一个。这个孩子想去,你看行吗?”我说:“这个我不挑,一是家庭困难,二是自愿想去。符合这两条,你看着定!”孟令稳点点头,领着那爷俩儿准备去了。
这天下午有点儿乱。去绵阳取药的车子回来了,清点、交接、组织人员换药输液,处置伤员;那两个孩子要和我们走,今晚住到绵阳,明天开始撤回;来自唐山的两名记者,一个叫阎军,一个叫杨盛东,费尽周折在大山里找到我们,说是要采访我们。而且,就像是约好了似的,附近的群众听说我们在这里巡诊,奔走相告,男男女女都聚拢过来。虽说没有重伤员,但一个一个处置起来,也显得有些忙乱。
刚有了点儿头绪,在离门诊部不远的公路上,又过来两个人。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搀扶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我们赶忙迎上前去。原来,这是祖孙两个,住在附近的大山里。老太太今年80岁了,在地震中肩膀受了伤,被邻居们救了出来。他的儿子、儿媳在北川打工,震后这么多天了,一直也没有消息,恐怕已是凶多吉少。祖孙二人在废墟旁边的大树底下搭了个棚子,就一直等了这么多天。道路不通,进出困难,小伙子看着奶奶实在受罪,就搀扶着老人家走出了大山。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歇歇挪挪,走走停停,一直用了八个小时,才终于走上公路,看到了我们的队旗,找到了我们。
赵连增、张伟几个人,把老人安顿到一块平整的石头上。经过检查,老人家的锁骨骨折。这个部位的骨折很难用石膏、夹板之类的东西固定,医疗上通用的做法是复位,然后用八字绷带固定。在光亮的太阳底下,他们褪去了老人家的上衣,露出了干瘪的躯体,把一卷一卷白色的纱布轻手轻脚地缠在了她的身上。然后,又把她带到了卫生院取药。我剥了一个煮熟的鸡蛋递到老人家手里,看着她狼吞虎咽地吃着,赶忙又拿过一包牛奶,插上吸管送到老人嘴边。老人家也许是从未喝过这种盒装的牛奶,总是笨拙地把吸管拔出来,弄得满手都是。
几年以后,我坐在老家的大炕上,母亲也80岁了,我也是这样端着牛奶的纸盒,送到老娘的嘴边,老娘也是一边喝一边把吸管拔出来,弄得满手都是。
吃饱喝足,她们祖孙俩就要回家了。看着他们蹒跚地慢慢离开,想着他们还有八个小时的山路,我追上前去,要用车子送她们回家。小伙子告诉我说,不行,山里不通车,步行还很勉强。看着他们渐渐远去,我仿佛想起了什么,掏出口袋里仅有的200元钱,又一次拔腿追了上去,塞到老大娘的手里,告诉她们不要急,慢慢地走。
下午5点20分,我们要撤离了。
这时候,先前说好和我回唐山的那个孩子的家长突然找到我,说是舍不得孩子这么小离家。我不无遗憾地说:“好吧!等以后想去了,随时联系。”
十分钟以后,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站在我的面前。她中等身材,微胖,面带着一副敦厚和坦诚。她操着一口浓重的“川普”,说:“我的幺儿,要读书。这里实在太危险了,你们带她去吧!只要走出大山,平平安安地能读书最好,实在不行,就在外面打个工。只要能走出大山,离开这里,就行!”
我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她也在那里定定地看着我。她的那份从容和淡定,深深地打动了我。周围的队员和群众都在四周站着,默默地看着我们。我说:“你的孩子在哪儿?”她用手一指:“喏,在那儿!”我一扭头,看到了不远处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正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披肩长发,白色T恤、紫色短裤。我丝毫没有犹豫,轻轻地说:“好,跟我走吧!”
话音未落,那个女人突然从身后掏出一个户口本,打开,翻了一下,从里边抽出了其中的一页,递给我,说:“这是户口本,你拿走吧!”
我突然有了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我叫过那个孩子,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轻轻地说:“我是唐山人,你愿意跟我去那里读书吗?”她看了看我,坚定地点了点头,说:“我愿意!”
我放开她,对她的母亲说:“你真的相信我们吗?”她又一次举起了户口本,说:“你们都是好人,我愿意。如果能读书,最好;如果不能读书,就给她找个打工的地方。从今以后,她就是你的女儿。”
她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转念一想,说:“户口的事来得及。这样吧,你和我一起去一趟乡政府,报告清楚了,我们再走!”
顺着盘山公路开车过去,差不多十分钟就到了桂溪乡,山脚下一个小院儿,平展展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一打听,乡党委书记地震后一直失去联络,是乡长在主持工作。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我们找到了正在树荫下办公的乡长,有七八个人围着他,有申请救灾物资的,有汇报伤员转院的,七嘴八舌地乱着。我找个机会,抽冷子凑上去,和他汇报这件事。
乡长岁数不大,瞅着连30岁也不到,长得眉清目秀,白白净净的,看上去更显年轻。他耐住性子,听完了我的话,盯着我,看了足有5秒钟,说:“这个,上级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只要你愿意,她愿意,我看成!”一锤定音,谢谢乡长!他的这一句话,成就了我和女儿的千里之缘。
2008年5月24日下午6点30分,我们离开了北川,离开了桂溪。
不同寻常的是,这次离开,标志着我们此次救援活动的结束,明天一早,我们即将返程。更加不同的是,我们的车里多了两个孩子。一个是令稳带回来的孩子——玲玲;一个是我带回来的孩子——婷儿。
坐在车里,我才仔细打量起这个孩子。她十五六岁的样子,个子不高,圆脸,长发,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格外有神。她显得很镇定,和车上的人聊天,有问有答,拘谨中透出几分自信,让我暗暗地喜欢上了她。
车子从盘山道中转出来,天已经擦黑了。江油马路上的灯火,一串一串地亮起来。手机一颤,哦,有信号了。我翻开手机,正要浏览今天的短信,铃声响了,林兮那绵软的声音传了过来:“孙主任,你们出山了吗?”在得到我确认的回答后,他只轻轻地应了一声:“好!”便挂断了电话。这种情况过去也曾有过,一旦回去晚了,他们总会打电话寻问,路线、时间、位置,我们已经习惯了。
车队驶进驻地大院的时候,我感觉出了异样。蒋丽英、林兮、何斌带着医院的领导班子,还有总护士长李晓华,宣传科长张光慧,医保科长赵丽蓉等十几个人,正在院子里列队迎接。坏了,走漏消息了。按我原来的想法,今晚大家收拾东西,休整一夜,明天一早悄悄离开,免得兴师动众的,给人家添麻烦。肯定是因为后勤留守的同志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动静大了,让细心的张光慧和赵丽蓉看出了端倪,报告了院长和书记。
我打开车门,蒋丽英第一个迎上来,笑着说:“老孙,怎么的,想悄悄地溜走吗?”我有些不好意思,说“蒋区长,我想明天一早给你打电话呢!”林兮抢过话头儿,说:“孙主任,什么也不要说了。今晚给你们饯行。洗把脸,咱们走!”
蒋区长看到了我身后站着的两个孩子,忙问怎么回事。我简单说了一下,她显得很高兴,连连说好。在上车的时候,我已经看出两个孩子的衣着有些破旧,有些不干净,连忙喊过常云丽,让她们带着两个孩子,趁着还不太晚,赶紧去附近的商店给她们买两身换洗的衣服,洗完澡换上,干干净净地吃饭去。
一切收拾停当了。我们的车子跟着林兮他们,七拐八拐地进入一条胡同,开进一个幽静的小院。因为是晚上,在外面看上去很不起眼,一进来才感觉别有洞天。这是一组园林式的建筑,在夜晚的灯光下,古树,假山,盆景,鱼池,更显得清幽干净。因为地震的关系,没有别的客人,古色古香的大厅里,摆了七八张桌子。
大家分宾主落座。他们致辞,我也上台讲了几句。彼此都很动情,掌声数次响起。为了合作,为了友情,为了记住,干杯!但是,具体讲了些什么,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从那天晚上开始,我添了一个毛病——“断片儿”。喝酒当中的事儿,过后一点儿也想不起来。
离开家10多天了,我们终于告别了方便面,吃上了有鱼有肉、有水果蔬菜的大餐。二院的俊男靓女们,不仅能喝,而且会说,大家一会儿干杯,一会儿合影,又是握手,又是拥抱,亲热的气氛让人豪气陡升。哥们儿,喝!
酒至半酣的时候,婷儿忽然从自己的座位站起来,端着一杯果汁,穿过人群,走到我的身边。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到了这个举动,全场立即鸦雀无声。她大大方方地说:“孙爸爸,我没有爸爸了。从今以后,您就是我的亲爸爸!女儿敬您一杯!”掌声四起,满座唏嘘,我连忙站起来,一饮而尽。
醉了,不是因为这杯酒,是这句话,这段情。
第二天早上醒来,看看手机,五点一刻。要是搁家里,这时候早已天光大亮了,可是绵阳比唐山亮得迟,外面还是黑乎乎的,帐篷里还是鼾声一片。我坐起来,给妻子发了个短信:“醒了吗?”只隔了不到十秒钟,她回复了一个字:“嗯。”我抓着手机,趿拉着鞋,走到旁边的空地上,拨通了电话:“今天我们就要回去了,顺利的话,后天下午就可以到家。”我停了一下说:“另外,我给你领了个闺女,和我一起回家。”电话的那一头儿,好像有点儿不相信:“真的?多大了?”我说:“十五六吧,见了你就知道了!”
挂断电话,我抄起毛巾,想趁着清静去洗漱,手机一震,妻子又把电话回拨过来:“孩子多高啊?”我心里一沉,是不是事先没和她商量,她有意见了,连忙反问一句:“你问这个干什么?”她说:“我想先给她买点儿衣裳、鞋子啥的去啊,省得你们进家后抓瞎。”哦,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说:“昨天没细看,等天亮了给你发短信吧!”
2008年5月25日,我们撤离了绵阳。
那天早上,大家都早早起来收拾东西。所有的物资用品全部造册登记,转交绵阳二院。每个人的行装都很简单,本来带的就少,加上东捐西送的,也没剩多少。按照涪城区的安排,给我们联系了上午参观中国风洞实验室,中午吃完饭再走,晚上赶到西安去。我理解他们的用心,也体谅队员们的心情,连想也没想,就拒绝了。早点儿出发,万一路上有点什么事儿也好应对。
八点刚过,蒋丽英就带着林兮、何斌一行,早早地赶到了我们的驻地。每个人都很激动,大家反反复复地握手、拥抱,每个人都眼含热泪。蒋区长和我先后致辞,心潮澎湃,数次哽咽,但大家不管谁说什么都是起劲儿鼓掌。涪城区委、区政府和二院分别向我们递交了锦旗,大家合影留念。
分别的时刻到了,大家依依不舍,洒泪而别。很多女同志都痛哭失声,令人不忍卒听。
上午9点,我们的车队驶出了驻地大院,踏上了回家的路。
告别了战友,离开了绵阳,走出了震区,每个人的心情都放松了下来。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你一言我一语的,热闹起来。这些个医生、护士,平时什么没经过,什么没见过,特别是那些女护士们,要么不开口,要么直指要害,让你接不上茬,搭不上话,只好乖乖认输。
午后,车厢里安静下来,大家的倦意上来了。我坐在指挥车上,困意袭来,也渐渐地进入了梦乡。突然,手机一震,我立即惊醒过来,是何斌打过来的。他先是小心地问:“老孙,你们到哪里了?”我看了看周围的情况,说:“现在已经驶出了秦岭隧道群,进入陕西境内了。”他松了一口气,说:“太好了,太好了!方才青川又发生了6.4级余震,对你们经过的广元地区影响很大,道路已经中断,听说有人员伤亡。”
我的睡意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翻开地图,看了半天,打定了主意,给后车的孟令稳打了电话:“告诉司机,全速前进。你马上在河南的三门峡市预订一家宾馆,今天我们必须走出陕西。”
晚上7点,孟令稳打电话告诉我,三门峡市的宾馆已经订好,在明珠宾馆。大家都饿了,是否先找个地方吃点饭。我看看地图,不容置疑地说:“不行,不论多晚也要赶到三门峡。谁饿,谁吃饼干,鸡不叫就是今儿个!”
在服务区加油站上厕所的时候,我和大家报告了下午余震的消息,鼓励大家坚持一下,咬咬牙,赶到河南去。大家听了纷纷赞同,活动活动胳膊腿儿,上车又走。孟令稳一直在和宾馆联系,说明了情况,对方开始答应团队晚餐可延迟到9点30分。后来,当他们知道我们是返乡的救援队时,一位姓马的经理马上把电话打了过来:“你们不要着急,我们今天不打烊。不管多晚,我们等你们。”
晚上11点27分,我们的车子停在了明珠宾馆的门口。一位经理模样的中年人带着五六个服务生站在台阶上等着我们。因为提前联系好了,大家拖着行李直奔餐厅,上菜吃饭。一位三十来岁的领班告诉我们:“老总和餐厅经理都在厨房指挥配菜、做饭,连休假的大厨都回来了。”我连连道谢,她说:“您别客气,你们是英雄啊!唐山人真了不起!”
一会儿,经理过来和大家见面,征求大家对饭菜的意见。大家都说好吃。经理转身对旁边的餐厅经理和领班交代,“每桌加两道菜,量要再大一些,算是咱们的一点儿心意。”
大家吃得饱饱的,又冲了个热水澡。
第二天一早,我刚下楼,就遇到了昨天那位经理。他笑着迎上来,问我休息得怎么样,习惯不习惯,我连连表示感谢。他跟在我的身后,一边往外走,一边说:“领导,想和您商量个事儿。我们宾馆的同志们想在早饭后和你们合个影儿,您看可以吗?”
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告诉他,我不是什么领导,只是这个小小的救援队的队长而已。他也不答话,扬手对台阶上站着的领班喊:“队长答应了,一会儿通知大家伙儿站好队,等着!”
这个经理个子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见了谁都面带微笑,不笑不说话。他听说晚上我们要住到石家庄去,连忙说:“那你们就算到家了,这样吧,你们好不容易来一趟,今天的路程又不太远,你们吃完饭不要急着赶路,去看看三门峡的大坝,我给你们联系!”
三门峡,东与千年帝都洛阳为邻,南接南阳,西望西安,北隔黄河与三晋呼应,古称陕州,又称上阳城、天鹅之城。据说是1957年伴随着三门峡大坝的兴建而崛起的一座新兴城市。百闻不如一见,既然到了,让大家放松一下,看看再走,也耽误不了什么大事。
我们预留了一个半小时,带领大家游览了三门峡大坝。相传大禹治水时,凿龙门,开砥柱,在黄河中游这一段形成了“人门”“鬼门”“神门”三道峡谷,三门峡即由此得名。而三门峡黄河大坝又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我们站在高高的大坝上,北望山西,西望陕西,脚下是奔流直下的黄河,饱览“不尽黄河滚滚来”的气势,顿觉神清气爽,心旷神怡。再往上看,两岸青山绿树,绵延不绝,山光水色,相映如画。大家欢呼雀跃,合影拍照,不亦乐乎。
在返回的路上,婷儿像个小跟屁虫,一刻不离地粘在我的身边。坐车的时候给我拿水,吃饭的时候给我夹菜,照相的时候环着我的腰,一口一个“爸”地叫着。晚上休息的时候,还要借常云丽她们的手机给我发短信,充满了感恩和幸福。一开始我还有些不习惯,但很快就美得鼻涕冒泡儿找不着北了。大家拉着她照相,她也大大方方地接受。和席久勋拍照的时候,她竟然揪着席久勋的耳朵,出尽了洋相。
这丫头!
2008年5月26日晚上,我们的救援队抵达石家庄,按预定计划入住燕山大酒店。
走进餐厅的时候,孟令稳说:“大哥,今晚咱大伙儿喝两杯?”我哈哈一笑:“你说呢?到了这儿,就算到家啦!上酒,管够,我请客!”
上楼的时候,婷儿拉着我的手:“老爸,你没有喝多吧!”我一拍胸脯:“啥?喝多?我喝啥了?”拍拍她的肩膀,“跟阿姨们早点睡觉,明天咱们就到家啦!”
关好房门,想好好泡个热水澡。等着放水的功夫,打开手机,翻看里边的短信,前几个倒没啥,还是同学朋友们的关心和牵挂,最后一个,是翟维利发过来的:“明天下午2点,区委、区政府在丰南招待处新二楼会议室举行欢迎赴川援救队凯旋仪式,国忠区长主持,共三项议程:一、孙守廷同志汇报总体情况;二、张会春同志发言;三、刘建立书记讲话。”我回了一个字:好!
放下手机,脱光衣服,正要往浴缸里迈,我的脑子突然转了个个儿。啥?汇报总体情况,什么意思?我一激灵,妈的妈我的姥姥,这咋不早说?明天早饭后出发,午饭后到家,然后就开会,我要汇报,不,要我汇报啊!
我赶紧把放进去的一条腿收回来,擦也顾不上擦,麻溜地蹬上裤子,穿上背心,就往桌子前边奔。“不行,得赶紧写,无论如何也要把汇报弄出来。不然,明天一下车,我说什么呀!”
抽屉里有一个单面夹,里边夹着两页酒店的传真纸和便笺,旁边别着一个三寸多长、筷子头儿粗细的圆珠笔。这能干啥?我拉开门,反正前后左右住的都是自己人,不管男的女的,乒乒乓乓敲开了好几个,张口就说:“把抽屉里的笔和纸给我,快点儿!”
2008年5月26日,燕山大酒店的709房间,灯光一直亮着。我端坐桌前,屏心静气,凝神长思,把脑子里的镜头,一个一个地回放、定格,把充满硝烟的场景,一个一个地锁定、激活,变成鲜活的文字,一串一串地排列在纸上。
明天,就要见到家乡的亲人了。我有那么多的话,要对你们说。在四川,我们在余震频发、山石滚落、疫情流行、水患威胁的艰苦环境下,舍生忘死,捐钱赠物,送医送药,救死扶伤,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丰南人民的大爱。
我提笔写道:“各位领导、同志们,首先我代表丰南赴川救援队的全体队员,给大家深深地鞠上一躬,谢谢领导、同志们和家乡50万父老乡亲的支持、鼓励、牵挂和惦念,谢谢你们!……在这段难忘的时光里,我们没有辜负区委、区政府领导的嘱托,没有辜负50万丰南人民的期望,克服困难,不怕疲劳,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用实际行动支援了四川人民的抗震救灾,弘扬了唐山人民的抗震精神,树立了丰南人民的良好形象,顺利完成了预定的各项抗震救灾任务。”
整个汇报分了四个部分:(一)灾情就是命令,争分夺秒,一切为了灾区人民的利益;(二)坚持救死扶伤,忘我工作,最大限度减轻灾区人民的痛苦;(三)以党员为标尺,团结协作,让党旗在废墟上飘扬;(四)视灾民为亲人,奉献爱心,为灾区人民送上亲情和温暖。在结尾处,我写道:“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顺利完成了抗震救灾任务,兑现了临行前的诺言,我们没有给丰南人民丢脸。”
全篇7000余字,一气呵成,几无修改。本来是一个公文式的报告,却让我心绪难平,起伏跌宕,时而激情迸发,时而泪沾衣襟。等到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看看手机,正好四点。我活动活动四肢,继续放水洗澡,换上衣服,拉开窗帘,天色微明,新的一天开始了。
27日下午1点30分,车队驶出了西外环高速的唐山西出口,稳稳地停在了路边。妻子手里捧着一束鲜花,早早地等在那里。车门打开,婷儿跳下去,说:“妈,我来了!”妻子应了一句:“走,咱们回家!”娘儿两个抱在一起,相拥着上车、回家。
当天下午的欢迎仪式上,我从迷彩服的口袋里,掏出了折叠整齐的稿子,面对全场人员,作了一个完整的汇报。有人落泪,有人唏嘘,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淹没了我和我的队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