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浓于水
亲情是“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嘱咐，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牵挂，是“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的思念，是“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守候，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叹，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愿，是“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天伦之乐……在生死与共的特定环境下，本来毫无瓜葛、素不相识的人，感同身受，也会产生情感的共鸣，形成水乳交融、血浓于水的亲情，把大爱延伸到恤贫忧孤、救死扶伤的境界。
——摘自本人读书笔记
“血浓于水”这句话，是对亲情最好的诠释。小的时候，常听大人们讲故事，不止一次听到过滴血认亲。两代人搞不清楚，“咔”，银牙咬破中指，滴在一个酒碗里，若是亲生（或有血缘关系），滴入的血就会冲破水的阻隔融合在一起。千百年间，屡试不爽，相当于现在的亲子鉴定技术。后来的蕴意是民族、种族感情至上。引申的意思是：亲情重于一切。
血浓于水，爱重于山。
唐山、汶川，两个毫不关联的地方。因为一场灾难，而紧紧地系结在一起。
在灾难面前，亲情变得愈加厚重。
我忽然想起这样一件小事。5月21日中午，一家祖孙三代在我们的诊室外面停下来。一个四十多岁、单薄而憔悴的女人，带着七十多岁的老婆婆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当时，正赶上志愿者在发放盒饭。我凑过去一看，一半儿是南方籼稻的米饭，一半儿是炒菜，蒜苔、圆白菜和胡萝卜，还有一两片薄薄的肥肉，浇上了红红的辣子。我蹲下身子，和她们慢慢交谈起来。原来，这是来自安县茶坪镇的一家人——婆婆、媳妇和孩子。老人家有点老年痴呆，她有三个儿子，一个在重庆，一个带着家人在绵阳的另一个安置点——九洲体育馆，最小的儿子，也就是这个媳妇的丈夫，惦记家里的东西，跑回去了，留下这一老一少由媳妇照管。因为老人情况特殊，显得特别艰难。媳妇一边说着，一边掉眼泪，手里也不闲着，忙不迭地把自己的饭菜往婆婆的饭盒里拨。这个简单的动作，突然感动了我。我伸手拿起手边的相机，拍下了这一幅温馨的画面。
这天下午，我们正在急诊室外面收拾东西的时候，一个女人慌慌张张地走过来，边走边哭。我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上午那个茶坪镇的媳妇。我连忙走过去，问她怎么回事。她急得直跺脚，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向我们诉说。原来，她腿上的伤一直不好，就找医生开了两片药，在临时药房取药的工夫，孩子正好去厕所，一眨眼的工夫，婆婆不见了。说完，又号啕大哭起来。
我一边安慰她，一边叫过来几个人，让大家帮忙去找。那个老婆婆，我还有印象，中等个子，满头白发，在后边挽了一个髻，月白底儿的衬衫上缀满了排列整齐的小碎花儿，有点轻微的驼背，中度痴呆……正说着，我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身从诊室里拿出照相机，把存储的那张照片打开，放大，让每个人都看清楚，然后，分成南北东（西边是封闭的场馆）三个方向，分头去找。
那天，我们没能找到这位婆婆，连那个媳妇儿也找不到了。体育中心的灾民和伤员那么多，几个人撒进去，找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实在是太难了。那天傍晚，几个门口都有接送灾民返乡的汽车，估计她们是搭车回去了。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再次盯着这张照片，仔仔细细地看了半天。如果我今后有机会去茶坪，就带上这张照片去看看她们。后来一想，茶坪那么大，我又到哪里去找他们呢？
人在处于绝境的时候，一旦陷入绝望，那就完蛋了。只要有信心、有希望，就会出现奇迹。
一天下午，我在安县的灾民安置点儿遇到了一个十分乖巧的女孩儿，她来自北川的陈家坝。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平静地坐在刚刚搭好的简易帐篷里，和身边的男友小声地说话，看上去20出头儿的年纪，长得挺耐看，总是喜欢浅浅地微笑，一笑的时候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两个小小的酒窝儿。看到我们，连忙起身问好，举止言谈大方得体，不张扬，不做作，一副讨人怜爱的模样。
地震发生的时候，她被倒塌的房屋埋了整整四天。在黑暗而逼仄的空间里，除了不断摇晃的余震，她什么都感觉不到；除了自己的心跳，她什么也听不到；除了能够自由地呼吸，她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不能动。但是，这个柔弱的女孩儿，就在里面一直唱着自己熟悉的歌儿，开始是唱，后来是哼，再后来，就在心中默念……一直等到被成功解救。幸运的是，只是右小指受了一点儿极其轻微的擦伤。她调皮地伸出手来让我看：“啥子事儿也没得！”真的是几乎看不出来。
我问她，那么长的时间，一个人埋在里边不害怕吗？她低下头，想了想，又猛地仰起头来，直视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害怕！但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救我的，解放军不会丢下我不管！”
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男友就一直坐在她的旁边儿，憨厚地笑着。我和他们合影留念、握手道别，祝福他们逃离此难，走向新的生活！
我们和四川人民的亲情，是拉不开扯不断的。
我们在南河体育中心巡诊的时候，看见一家帐篷的门口挂着穆斯林的标志。付丽萍是回族，连忙走过去搭讪。这户人家姓陈，全家九口人，来自北川县城，是当时已知的全城唯一没有伤亡的人家，只有儿子手指受伤。付丽萍抱过人家的孩子，亲热得了不得。看着这一大家子，缺吃少喝的，她趁着别人不注意，和席久勋借了200块钱，悄悄塞在孩子手里。
以后每逢闲下来，付丽萍都要跑过去照看。
2008年8月初，老陈带着一家人千里迢迢地赶到丰南，站在了付丽萍的家门口。老陈说：“我们一是来谢恩，二是来走亲戚。”付丽萍说：“咱们就是一家人！”
临走的前一天，付丽萍两口子专门去了唐山，把唐山的新新麻糖、花生酥糖、迁西板栗、九美斋棋子烧饼装了整整一大箱。当天早上，又去买了水果，让他们带着在路上吃。
后来，老陈一家多次打电话，发短信，邀请付丽萍一家过去，看看他们，看看新北川。付丽萍想去，但一直未能成行。
“为什么？”我问。
付丽萍没说话。
“为什么不去一趟？”
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是禁不住再三追问。
付丽萍有些难为情：“大哥，主要是盘缠，去一趟咱挑费不起。我家的日子，您又不是不知道。”
这一次，没说话的是我。
到现在，两家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原来是电话、短信，现在又多了微信和QQ，实实在在地成了一家人。
在灾难面前，往常一对矛盾的医患关系，却变得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那一天，本来没有安排付丽萍上手术。但是，新来的两个伤员，一个是锁骨骨折，一个是胫骨骨折，手术方案有了，临上手术台，却没有器械护士。正在帐篷外整理药剂的付丽萍腾地站起来：“我去！”
两台手术忙下来，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她把病人推回病房，安顿好，准备回到驻地吃饭。隔壁一个老太太的情况引起了她的注意。老人家70多岁了，骨盆手术后双下肢不能动弹，拉尿全在床上。麻醉药过劲儿以后疼得厉害，一动就受不了，连嚷带叫的，家里人摸也不敢摸，碰也不敢碰，别说翻身清洗，连尿得湿漉漉的床单也换不下来。付丽萍见状，连忙走上前去，也不避讳粪便和异味，一边做，一边示范，教会家属翻身清洗，详详细细地把护理的注意事项交代清楚，这才放心离去。
以后，每次到医院，付丽萍都先跑过去，看看老太太，检查一下术后的恢复情况。
下面这个故事，是常云丽写下来的。
2008年5月18日早晨，我们正在绵阳市体育馆为灾民提供帮助，耳边传来一阵阵声嘶力竭的孩子的哭声。循着声音望去，不远处一个十五六岁身着绿色上衣的女孩，抱着一个小孩子迷茫无助不停地走着寻找着。母亲的天性，令我急忙奔过去接过孩子，爱怜地抱在怀里，轻声呢喃抚摸。渐渐地孩子停止了哭声，将头放在我的肩上抽泣，小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衣服不放，生怕此刻的温暖和怀抱再次失去。我再次紧紧地抱着他，不停地抚摸他，让他安静下来。我的队友们给他拿来各种食物，逗他哄他。经询问才知道，原来绿衣女孩是志愿者，是绵阳二中的学生，叫杨佳露。她抱着的小孩儿是今天早晨在广场外面捡到的。孩子的身边有一个小薄被和一件外衣，兜内有一张纸条和三十块钱，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小盼，生于2007年3月初九，因地震父母双亡，希望有心人士收留他，长大后一定不忘养父养母的养育之恩，望子成龙。谢谢！
看着孩子满身被蚊虫叮咬的疙瘩和充满恐惧的样子，我们决定先将他带回我们住宿的帐篷，由我们照顾，然后再决定由谁来收养。想起临行前女儿曾央求我收养一个地震孤儿，由她来照顾，心里暗暗地打定了主意。我悄悄找到孙守廷队长，表明了自己想收养小盼的想法。孙队长听了，盯着我看了半天，轻柔而坚定地说：“小常，我们刚刚来到灾区，救灾也刚刚开始，任务艰巨，生死未卜，归期不定，留下来谁来照顾？说不定我们下午就要进山，你是愿意留下来还是带他回去呢？依我看，还是送到救灾指挥部，转到当地的民政部门去！”我听了，虽然心中有一万个不舍，但已别无选择，只得抱着小盼送到了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成为心中长久的遗憾。现在想起来，小盼已经8岁了，应当上学了，不知他现在可好？
后来，在爱心烛光社的帮助下，我资助了北川的一名小学生，现在她已经上初三了。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并知道感恩，在每个节日都会送来问候和祝福。
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都曾直面生死？在孩童时代，懵懂无知的我曾在死亡线上游走而无惧；在非典时期，面对生死我无怨；而此时的我，却多了一份从容。所以，拥有生命就要珍惜，拥有健康更要珍惜，有了疾病、困苦也不要彷徨，毕竟你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让我们共同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
我不知道，常云丽是否对此记恼于心；我不知道，长大的盼盼万一知晓了当初的一切，会不会心生怨恨。但是，我要说，请你们谅解我，谅解我冷漠决定背后的无奈，也体谅我在灾难面前的绝情。
大灾面前有大爱，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冰火两重天，决绝的外表下面包裹的是一颗滚烫的心。常云丽的牵挂，也是我们大家的痛。老孙头顶一盏纱灯，手中一支秃笔，一句话，踱五步，转三圈，斟酌推敲，怎么也写不出那种血肉相连的情感。小盼，我们为你祈祷，盼你长大成人，盼你有爱有家，盼你一生平安！
解放军，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
我们还没有到达灾区的时候，就开始感受到了浓浓的军民鱼水情。孟令稳和李明带着车队，正要穿越秦岭的时候，部队在公路上拉起了警戒线，禁止任何车辆通行。上前一打听，战士们只说是有军事行动，详情不便透露。孟令稳和李明找到他们的团首长，一个身材魁梧的东北大汉，向他说明车上装的都是药品、器械等重要救灾物资，耽误不得，请求支援，让车队通过。那位首长深受感动，说你们唐山人干事儿贼实诚，没问题。不仅当即决定让出道路，让车队过去，而且下令给我们更换了两台汽车发电机，给七辆货车的油箱全部加得满满的，护送离开。
在灾区，我们的救援队每逢遇到部队，都会上去问问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给战士们看病送药、包扎伤口。在平武县的响岩镇，一个团参谋长把自己的手机号码送给我，说：“老孙，如果你们在这里遇到什么危险，请告诉我位置，部队会第一时间赶过去救你们！”
一句话，说得我热泪盈眶。
爱心，是具有传染性的。
张艳春在桂溪卫生院遇见了一个女孩，叫贾慧，12岁。她在地震中受伤，因为父亲残疾，失去劳动能力，奶奶又长期因病卧床，只能靠母亲一个人种地养家，而家中挂在山坡上的两亩薄地，也被滑坡切割得七零八落。张艳春一边给她处理伤口，一边轻轻地安慰她：“别怕，只要家还在，一切都会过去。”她掏出了口袋里仅有的500块钱，硬塞在小姑娘手里，并当场承诺，资助她完成学业。张艳春没有食言，一直资助贾慧读书，直到2014年夏天，贾慧考入南充师范学院，张艳春的资助依旧没有停止。
到撤离灾区的时候，我们共有20多名救援队员，对接了24名灾区的孩子，建立了联系通道，承诺资助她们读书，不仅完成义务教育，还要供大学，读研究生。“读到哪里就资助到哪里！”这是大家共同的承诺。
在绵阳灾区，唐山丰南救援队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成了众多救援队当中的一张爱心名片。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能感受到温暖，感受到亲情。
我们的车子，即使在交通管制区内，也是一路绿灯。
山东、深圳、大连的救援队，主动找上门来，与队员们交流，合影留念。
我们去商场采购生活用品的时候，售货员听到我们的唐山口音，主动打折，送货上门。
我们外出的时候，出租车司机一看到我们的胸卡，一律免费。以至于我们制定了一条新的规矩：外出时必须收好胸卡，不得暴露在外。
四川人民的这种真情，被我们牢牢地记在心里。我们深怀感激，并把这种朴素的感情变成勤奋工作的内生动力。
我们知道怎么做。
最难忘的还是灾区的孩子。在和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我们总能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纯真美好。
在帐篷学校，赵连增的目光落在一个面色苍白、表情忧郁的小姑娘身上。小王老师告诉他，小姑娘11岁，来自北川，是一个孤儿，不爱说话，明显的不合群。赵连增走过去，翻开她的作业本，看她这样写道：“这里的叔叔阿姨虽然很好，但我还是感觉不到温暖。我想我的爸爸妈妈，想我的家……”赵连增半蹲半跪下来，拉过小姑娘的手，缓缓地说：“孩子，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也没了爸没了妈，成了孤儿。我也是十一岁，像你这么大……”他轻声细语地讲述着过去，讲述着自己，告诉小姑娘：“有党和国家的关怀，有全国人民的支援，一切都会过去。”小姑娘哭了，赵连增也落下了眼泪。最终，小姑娘平静下来，坚定地说：“我会坚强！”
走出帐篷的时候，赵连增一脸的轻松，心里充满了成就感。一抬头，看见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子，光着身子，戴着一顶硕大的草帽，正在垃圾桶里翻找吃的。他连忙走过去，把孩子拉到一边儿，告诉他：垃圾桶里的东西不能吃，又问他家里的大人在哪里。小孩子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加上稚嫩的语音，让赵连增不明就里。他摸了摸口袋，掏出了身上仅有的五十块钱，塞在小男孩的手里。“谢谢叔叔！”赵连增听清了最后的这四个字，情不自禁地俯下身去，紧紧地拥抱着这个孩子。这个超越年龄的感恩，是何等的珍贵。赵连增心里一热，眼眶又一次湿润了。
董秋红，被大家称为“淑女”，工作起来的泼辣能干和平日里的娴熟安静，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帐篷小学，董秋红遇见了巫玉玲，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儿。她干瘦细小的身材，突出的脑门儿，两只又黑又大的眼睛，充满了无助和恐惧。已经是震后第八天了，巫玉玲的父母仍然失联，她只得在帐篷里和志愿者老师挤在一起。董秋红看了，又是疼，又是爱，把身上仅有的600元钱装在了巫玉玲的口袋里。两天以后，巫玉玲带着她的父母来到我们的诊疗点上，找到了正在给伤员换药的董秋红。尽管董秋红已经脱下了迷彩服，换上了白大褂，但巫玉玲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喊了声“阿姨”，一下子扑了过来。望着劫后余生团团圆圆的一家人，董秋红百感交集，连忙抱住巫玉玲，和她的父母紧紧地握手。
巫玉玲，你的董阿姨还一直牵挂着你。你还好吗？
世上有一些人，本来素不相识，甚至只有一面之交，但却成了终身的牵挂。这种情感，也许在灾难面前才会有，才会延续，直到我们年逾花甲，步入耄耋，那种心头的痛，还历久弥新，永不消退。
5月17日早上，我和张艳春带着几个人去平武方向巡诊，接送伤员。出了江油往北，首先看到的是马路上的裂缝，像噘起的大嘴，错落开来，塌方和陷落随处可见，本来宽阔平整的路面变得崎岖狭窄，连会车也十分艰难，让我们变得更加小心翼翼。接着，映入眼帘的是倒塌的房屋，以及山上滚落的巨石。再往里走，驶入盘山公路，变得更加艰难，两侧的山上开始出现滑坡和泥石流，原来的公路早已荡然无存，抢修的临时通道坑洼不平，泥泞不堪。原本苍翠的大山改变了模样，看上去都是裸露的黄土，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砂石料场，满目苍凉。山上的石头裹着泥土不时滚下来，落在车前车后，訇然作响。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一边通知后面的救护车和我们保持距离，一边伸长了脖子扭着脸盯着前方的山崖，提醒司机或加速或减速，以躲避飞来的石头。
在距离平通镇不远的地方，公路的塌方和山上的泥石流纠缠在一起，造成道路拥堵，好在路上的车子很少，又有抢险人员和作业车在清理，所以我们还算顺利通过。车子行驶到一个交叉路口，被几名解放军战士拦了下来，提醒我们前方危险难以通行。我下车观察了一下，有一个醒目的路标：左方13公里豆叩镇，右方12公里响岩镇。放眼望去，山谷下一片房子倒得一马平川，远处是几件木制的家具，还半露在水面上，几百米宽的一面山坡倒了下来，几间未倒的房子就在山坡的一侧突兀地立着。我们正在为那些人家庆幸，一位路过的当地人告诉我们：那本来是一个大的坝子（村庄），但是大部分都被滑坡淹没了，只剩下了那么几户人家，活下来的人很少。闻听此言，我们的心里一片冰凉。再看脚下，有三五堆早已燃尽的香烛，想必是幸存的亲人，隔着并不宽阔的山谷，为深埋地下、阴阳两隔的亲人祈福吧！是期盼奇迹的发生，还是遥遥地送行，不得而知。
正当我们踌躇半天无计可施的时候，前方忽然驶过一辆车子，让我们信心大增，急忙上前打听。得知前方不远处的村子里发现了伤员，我们顾不得说什么，连忙上车疾驰而去。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刚刚从深埋的废墟中被扒出来。我们的队员赶紧上前检查，发现老人是全身多处骨折的复合伤，因为压埋时间过长，情况十分危急，急需立即住院治疗。付丽萍和孟东红急忙打开车门，取下担架，把老大娘轻轻抬上了车。这时，一位四十多岁的汉子跑过来，自称是村里的干部，他一把抓住我的手，难为情地说：“这个老人家姓谭，家里的孩子还没有找到，外出打工的亲人也没有联系上……”我说：“放心吧，我们马上把她送到绵阳二院去。在她的亲人没有找到之前，我们就是她的亲人！”
救护车拉着受伤的老人绝尘而去。我和张艳春坐上另一辆车子，从岔路口向右前方赶过去。我们的设想是，如有可能，就把临时诊所尽可能地往前推进。这是去九寨沟的循环单线（另一条是由成都、都江堰、汶川沿岷江上行的路线，地震时彻底损毁中断），道路越来越难走，扭曲的隧道像是张着血盆大口的猛兽，触目惊心。过了响岩镇、南坝镇，再往前，交通再次中断，湍急的涪江上面，仅有一条运载十来个人的小木船。我们与江边驻扎的部队首长和地方领导碰了下头，很快就商定了一个伤员转运和接收的初步方案。平武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名字忘了）拉着我的手连声说：“谢谢你们！谢谢唐山人民！”
我们找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简单吃了点儿东西，折返江油方向。没想到上午打通的道路又一次被阻塞，泥石流又下来了，我们只好停车等待。两台大型推土机发疯一般地轰鸣，疏通进展很快，可就在马上打通的最后一刻，发生了一点儿意外——推土机每推开一铲，就有更多的泥石流滑下来。这时候，一位指挥员发现了我们车前的救援标志，连忙命令推土机用铁铲死死抵住下滑的石头，引导我们从另一侧擦着山谷的边缘小心地通过。由于道路的阻塞，施工地段的两端聚集了不少人，一边是外地返乡的人群，急切地回家找寻各自的亲人；一边是逃离灾区的人们，漫无目的地逃离大山。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悲伤和木然，肩背手提着一些大包小裹的东西。一个灾民在手里的蛇皮袋上掏了两个洞，有两只鸡的脖子伸在外面，随着它的主人逃难，也不知走了几天几夜。两个两三岁的孩子分别靠在妈妈的怀里，年轻的妈妈踉踉跄跄地向前走着，被骄阳晒得打蔫，看了让人心疼。我拿起车上仅有的两罐八宝粥，因为没有办法停车，只好摇下车窗递了过去。那两个年轻的妈妈连连鞠躬：“谢谢，谢谢你们！”
接着，我又看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背着一个四五岁的女孩儿，一瘸一拐地，极其艰难地行走着，孩子的母亲不知身在何方。父女俩的脸上都疲惫不堪，神色茫然，焦虑凄苦，孩子几乎要从父亲的背上滑落下来。我后悔自己中午吃得太多，以至于连想送孩子一瓶水都没有，只得按下快门，记录下这令人牵肠挂肚的瞬间。今天，我把这张照片放在这里，如果有谁见到他们，拜托您一定要替我问一声好，谢谢了！
我是一个“脸盲症”的人，很难记住一个人的相貌，若不是反复强化，根本记不住。为此，好多朋友都埋怨我不拿他们当回事儿，甚至骂我“玩儿得大”。对此，我心悦诚服，绝不分辩。但是这些老人和孩子，只一眼，我就记住了他们，记住了他们身后多处滑坡、裸露着土石却依旧巍峨矗立的大山；记住了他们脚下坎坷不平且仍有不断从头顶飞落的石头铺成的大道；记住了他们身旁的万丈悬崖、深不可测的山谷和奔流不息、一路东去的小溪；记住了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慢慢逃离大山，远离灾难的灾民；记住了这一张张平静安宁、坚韧不拔、充满希望的脸，还有双手接过我们递上去的一罐八宝粥、一瓶矿泉水，那充满感激、有些惊喜、又有些羞涩的笑靥。
我们记住了那个地方，那段岁月，也记住了那份友情，那种牵挂。
我们永远铭记。
2008年5月24日凌晨，我做了一个梦。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村子，村子还是地震前的样子。明亮的夕阳，狭窄的街道，老旧的房子，篱笆上爬满了葫芦秧，白色的花儿稀稀落落地开着，巨大的碾盘上，还是那只孤傲的芦花鸡，静静地卧着。这时候，站在胡同口的我，远远地看到村外的大路上，慢慢地走过来一个人，高挑的身材，微黑的脸庞，两根结结实实的大辫子，一根飘在胸前，一根甩在身后，大步流星地走过来。我猛地跑过去，大叫一声：姐……
我一下子坐了起来。在1976年那场大地震以后，我无数次在心里导演过这个场景。盼着姐姐被解放军救出来了，被志愿者送走了，转院到西安、洛阳、开封、长春，不便写信失去联络，或写了信让那个整天醉醺醺的邮递员送丢了。然后，有一天，姐姐从唐坊下了火车，一个人提着网兜，网兜里装着饼干和苹果，回来了。而我，就远远地跑过去，满心委屈却又亲热地叫她：“姐——”
没有人答应我。
我坐在硬邦邦的床板上，瞪大了两眼，往四下里看。帐篷外边昏黄的灯光，懒散地照过来，周围一片寂静。我翻开手机，定睛一看：3点42分。
与32年前的那一刻惊人的一致，难道是冥冥之中有什么感应，或是……
这两天，灾区的救援工作已进入正常时序，而绵阳上方的几个堰塞湖一方面在全力除险，一方面在做着全城撤离的准备。我们这支队伍怎么办，是前进，是坚守，还是撤回，必须尽快做出决断。怎么办？
从前天开始，各地的志愿者们开始大批撤离。听何斌他们讲，已经传达了上级的会议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采取“省包县”的方式，由经济发达的省份对口支援受灾重点县。无论是大规模的后期援建，还是正规化的医疗救治都将随着恢复重建全面展开。而地震的大部分伤员已经转往周边省份继续治疗，我们再待下去意义不大。该撤回去了，我想，差不多了。
我就这样坐着，一直到天光大亮。
吃早饭的时候，我把张艳春、孟令稳悄悄叫到一边，说：“全体医护人员今天到北川一带巡诊，一个都不能落下。有些同志一直在手术室和门诊部，昼夜不停地工作，也让他们到灾区一线看看。后勤的同志收拾东西，凡是路上用不着的东西，一律不带，列好清单，明天临走全部送给二院。另外，注意保密，不能让地方的同志知道，以免给他们添麻烦。明天早上，我们撤！”
他俩点点头，什么也没有说。
几台车子悄悄离开我们的驻地，向北驶去，钻进了莽莽苍苍的崇山峻岭之中。一个多小时以后，我看见一片开阔的大河滩，马上下令停车。出来这么久，我早已学会了观察地形地势，选择安全的地方安营扎寨，以避开落石和塌方。正好附近有救灾的部队在那里，我让孟令稳指挥车辆停在安全的地带，和路边人一打听，是北川县桂溪乡的甘溪村。
这是寻常的一天，却发生了许多不寻常的故事。
河边上有一幢二层小楼，坚强地矗立在那里。和周边倒塌损毁严重的建筑相比，显得突兀和打眼。我走过去，远远地看见“桂溪乡卫生院”的牌子，连忙叫大家抓紧卸车，在河滩上安顿下来。随后，叫上几个人朝那里走去。
刚刚走到门口，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迎上前来。他长得挺高的个子，长脸，清瘦，有些谢顶，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我们连忙上前进行自我介绍。他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扭头向楼里边喊：“这下好了，大地方的大夫过来了！”我们走过去，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女护士，正在为一个小伙子处理手上的伤口。两个人显然配合得有些不到位，小伙子疼得嗷嗷直叫，护士在那里满头大汗，奓着俩手有点儿不知所措。随行的几个人走过去，三下五除二处理好了，又给小伙子拿了药，护送他抱着胳膊走出了院子。
在这个空当儿，我一直在和先前的那个谢顶的男人聊天。他姓陈，叫陈厚泉，是这所卫生院的院长，今年52岁，家在北川县城，大地震的时候，滑坡下来的大半个山头，把他的家深深地埋在了几十米厚的山石下面。“我去看了一下，部队上的人说，一辈子也挖不开那些大山了。我就回来了，这里也离不开。你们看，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这二十多个病号，回不去家，转不了院，在这里挨着哩！”在这场地震中，老陈一共失去了大大小小22位亲人。他讲到这里的时候，镜片后面闪烁着泪光，却一直没有流下来，生生地让他憋了回去。
我们没有安慰他。不是我们铁石心肠，而是这个时候，最怕的是安慰。俗话说，泪是伤心油。在这十几天里，这个憔悴的中年汉子，躲在无人处，藏在暗夜里，早已把眼泪流干了。因此，我们不敢安慰，也不能安慰，只能谈伤员，谈救人。我让张艳春把人员分成两组，带着各自的药品和器械，一组在卫生院会诊处置伤员，一组在河滩上开设门诊部，为附近的灾民，也包括救灾的部队官兵看病、发药。大家分头忙碌起来。
当天接诊的第一例病人是一个小战士，姓蔡，东北老乡，辽宁锦西人，他在救人的时候被铁丝和玻璃扎烂了左手。天热，已经有些感染。一个矮胖的连长带着过来的时候，他还有点不情愿，拿脚拨拉着河滩上的鹅卵石，连说没事儿没事儿。这点小伤对我们的医生护士算不了什么，几个人认认真真地消毒、包扎、拿药，很快就处理好了。临走，那个连长把我叫到一边，悄悄说：“队长，能不能给我几片黄连素。”他指了指自己的肚子，“三天了，也不见好转，不吃不喝也止不住。”我连忙叫过一旁的董秋红，说：“给他们带点管肠胃炎的药，多带一点儿。”
毕竟我们的队员是见过世面、久经考验的。那些在卫生院躺着的病号，除了三五个偏重一些，大部分是皮外伤，处理起来比较容易。问题是药品，虽然我们准备得比较充分，带了六七个箱子过来，有些特殊的药品还是没有，需要返回驻地去取。吴立国对我说：“老局长，他们输的液体全是葡萄糖和盐水，里边根本没有药。”孟东红抢过话头儿：“我去他们的药房看了，只有一些中草药，连碘伏和酒精都快用完了。”我叫过张艳春，让她马上派人返回绵阳取药，告诉她：“你们拉个单子，咱们没有的就找二院，尽量多拉一些过来。”
陈院长在一旁听着，抹起了眼泪，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中午休息的时候，大家都七倒八歪地在河滩上休息，我站起身，踩着河滩上的乱石，向上游走去。
抬头望过去的时候，山谷两侧的青山上，长满了茂密的树木和竹林，没有风，偶尔的一两声鸟鸣，远远地传过来，显得群山中更加寂静。要不是远处歪歪扭扭的民居和随处可见的褐黄的山体(那是地震引发滑坡留下的印记)，“天府之国”青山绿水，物阜民丰，真是一块天赐的宝地。
上午，孟令稳他们看见附近几户居民木头搭的棚子摇摇欲坠，很不结实。这样的帐篷虽然很轻，但一旦遇到稍强的余震，肯定还会垮塌下来，弄不好就会伤人，特别是老人和孩子，很可能发生危险，于是就带了几个人去帮忙加固。唐山人弄这个，简直是小菜一碟儿。附近的几户人家都学着他们的样子，叮叮当当地忙活起来。
在休息的时候，孟令稳突然说要带一个灾区的孩子回去，到丰南读书，而且，已经和孩子、家长都谈妥了，现在正在收拾东西，要和我们一起回唐山。孟令稳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已经决定了。
我了解孟令稳，他们两口子都在我手底下干过，一个锅里抡过马勺，知根知底。两个人性子好，心眼也好，人缘更好，尤其是他的妻子张会芳和电视剧《渴望》里的女主角同名，贤淑达理，令人尊重。我望着他晒得黝黑的脸庞和乱糟糟的胡子，十分感动，又有些心疼，说：“我支持你！有合适的，我也带一个回去！”
想到这里，我转身就往回走。这时候，张艳春他们见我走远了，有些不放心，正好前来找我。我们会合的地方正是河道的一个转弯，向外能看到短短的一截公路，向里是深不可测的大山。我在心里说：“我要走了，再见！”
谁也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再见！
刚刚回到公路旁边的门诊点，孟令稳就带了一老一少两个人过来。老的也不老，叫王恒，约摸三十七八岁，个子不高，说话慢吞吞的。小姑娘有十岁左右，长得细眉细眼的，很秀气。孟令稳说：“领导，我替你物色了一个。这个孩子想去，你看行吗？”我说：“这个我不挑，一是家庭困难，二是自愿想去。符合这两条，你看着定！”孟令稳点点头，领着那爷俩儿准备去了。
这天下午有点儿乱。去绵阳取药的车子回来了，清点、交接、组织人员换药输液，处置伤员；那两个孩子要和我们走，今晚住到绵阳，明天开始撤回；来自唐山的两名记者，一个叫阎军，一个叫杨盛东，费尽周折在大山里找到我们，说是要采访我们。而且，就像是约好了似的，附近的群众听说我们在这里巡诊，奔走相告，男男女女都聚拢过来。虽说没有重伤员，但一个一个处置起来，也显得有些忙乱。
刚有了点儿头绪，在离门诊部不远的公路上，又过来两个人。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搀扶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我们赶忙迎上前去。原来，这是祖孙两个，住在附近的大山里。老太太今年80岁了，在地震中肩膀受了伤，被邻居们救了出来。他的儿子、儿媳在北川打工，震后这么多天了，一直也没有消息，恐怕已是凶多吉少。祖孙二人在废墟旁边的大树底下搭了个棚子，就一直等了这么多天。道路不通，进出困难，小伙子看着奶奶实在受罪，就搀扶着老人家走出了大山。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歇歇挪挪，走走停停，一直用了八个小时，才终于走上公路，看到了我们的队旗，找到了我们。
赵连增、张伟几个人，把老人安顿到一块平整的石头上。经过检查，老人家的锁骨骨折。这个部位的骨折很难用石膏、夹板之类的东西固定，医疗上通用的做法是复位，然后用八字绷带固定。在光亮的太阳底下，他们褪去了老人家的上衣，露出了干瘪的躯体，把一卷一卷白色的纱布轻手轻脚地缠在了她的身上。然后，又把她带到了卫生院取药。我剥了一个煮熟的鸡蛋递到老人家手里，看着她狼吞虎咽地吃着，赶忙又拿过一包牛奶，插上吸管送到老人嘴边。老人家也许是从未喝过这种盒装的牛奶，总是笨拙地把吸管拔出来，弄得满手都是。
几年以后，我坐在老家的大炕上，母亲也80岁了，我也是这样端着牛奶的纸盒，送到老娘的嘴边，老娘也是一边喝一边把吸管拔出来，弄得满手都是。
吃饱喝足，她们祖孙俩就要回家了。看着他们蹒跚地慢慢离开，想着他们还有八个小时的山路，我追上前去，要用车子送她们回家。小伙子告诉我说，不行，山里不通车，步行还很勉强。看着他们渐渐远去，我仿佛想起了什么，掏出口袋里仅有的200元钱，又一次拔腿追了上去，塞到老大娘的手里，告诉她们不要急，慢慢地走。
下午5点20分，我们要撤离了。
这时候，先前说好和我回唐山的那个孩子的家长突然找到我，说是舍不得孩子这么小离家。我不无遗憾地说：“好吧！等以后想去了，随时联系。”
十分钟以后，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站在我的面前。她中等身材，微胖，面带着一副敦厚和坦诚。她操着一口浓重的“川普”，说：“我的幺儿，要读书。这里实在太危险了，你们带她去吧！只要走出大山，平平安安地能读书最好，实在不行，就在外面打个工。只要能走出大山，离开这里，就行！”
我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她也在那里定定地看着我。她的那份从容和淡定，深深地打动了我。周围的队员和群众都在四周站着，默默地看着我们。我说：“你的孩子在哪儿？”她用手一指：“喏，在那儿！”我一扭头，看到了不远处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正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披肩长发，白色T恤、紫色短裤。我丝毫没有犹豫，轻轻地说：“好，跟我走吧！”
话音未落，那个女人突然从身后掏出一个户口本，打开，翻了一下，从里边抽出了其中的一页，递给我，说：“这是户口本，你拿走吧！”
我突然有了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我叫过那个孩子，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轻轻地说：“我是唐山人，你愿意跟我去那里读书吗？”她看了看我，坚定地点了点头，说：“我愿意！”
我放开她，对她的母亲说：“你真的相信我们吗？”她又一次举起了户口本，说：“你们都是好人，我愿意。如果能读书，最好；如果不能读书，就给她找个打工的地方。从今以后，她就是你的女儿。”
她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转念一想，说：“户口的事来得及。这样吧，你和我一起去一趟乡政府，报告清楚了，我们再走！”
顺着盘山公路开车过去，差不多十分钟就到了桂溪乡，山脚下一个小院儿，平展展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一打听，乡党委书记地震后一直失去联络，是乡长在主持工作。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我们找到了正在树荫下办公的乡长，有七八个人围着他，有申请救灾物资的，有汇报伤员转院的，七嘴八舌地乱着。我找个机会，抽冷子凑上去，和他汇报这件事。
乡长岁数不大，瞅着连30岁也不到，长得眉清目秀，白白净净的，看上去更显年轻。他耐住性子，听完了我的话，盯着我，看了足有5秒钟，说：“这个，上级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只要你愿意，她愿意，我看成！”一锤定音，谢谢乡长！他的这一句话，成就了我和女儿的千里之缘。
2008年5月24日下午6点30分，我们离开了北川，离开了桂溪。
不同寻常的是，这次离开，标志着我们此次救援活动的结束，明天一早，我们即将返程。更加不同的是，我们的车里多了两个孩子。一个是令稳带回来的孩子——玲玲；一个是我带回来的孩子——婷儿。
坐在车里，我才仔细打量起这个孩子。她十五六岁的样子，个子不高，圆脸，长发，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格外有神。她显得很镇定，和车上的人聊天，有问有答，拘谨中透出几分自信，让我暗暗地喜欢上了她。
车子从盘山道中转出来，天已经擦黑了。江油马路上的灯火，一串一串地亮起来。手机一颤，哦，有信号了。我翻开手机，正要浏览今天的短信，铃声响了，林兮那绵软的声音传了过来：“孙主任，你们出山了吗？”在得到我确认的回答后，他只轻轻地应了一声：“好！”便挂断了电话。这种情况过去也曾有过，一旦回去晚了，他们总会打电话寻问，路线、时间、位置，我们已经习惯了。
车队驶进驻地大院的时候，我感觉出了异样。蒋丽英、林兮、何斌带着医院的领导班子，还有总护士长李晓华，宣传科长张光慧，医保科长赵丽蓉等十几个人，正在院子里列队迎接。坏了，走漏消息了。按我原来的想法，今晚大家收拾东西，休整一夜，明天一早悄悄离开，免得兴师动众的，给人家添麻烦。肯定是因为后勤留守的同志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动静大了，让细心的张光慧和赵丽蓉看出了端倪，报告了院长和书记。
我打开车门，蒋丽英第一个迎上来，笑着说：“老孙，怎么的，想悄悄地溜走吗？”我有些不好意思，说“蒋区长，我想明天一早给你打电话呢！”林兮抢过话头儿，说：“孙主任，什么也不要说了。今晚给你们饯行。洗把脸，咱们走！”
蒋区长看到了我身后站着的两个孩子，忙问怎么回事。我简单说了一下，她显得很高兴，连连说好。在上车的时候，我已经看出两个孩子的衣着有些破旧，有些不干净，连忙喊过常云丽，让她们带着两个孩子，趁着还不太晚，赶紧去附近的商店给她们买两身换洗的衣服，洗完澡换上，干干净净地吃饭去。
一切收拾停当了。我们的车子跟着林兮他们，七拐八拐地进入一条胡同，开进一个幽静的小院。因为是晚上，在外面看上去很不起眼，一进来才感觉别有洞天。这是一组园林式的建筑，在夜晚的灯光下，古树，假山，盆景，鱼池，更显得清幽干净。因为地震的关系，没有别的客人，古色古香的大厅里，摆了七八张桌子。
大家分宾主落座。他们致辞，我也上台讲了几句。彼此都很动情，掌声数次响起。为了合作，为了友情，为了记住，干杯！但是，具体讲了些什么，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从那天晚上开始，我添了一个毛病——“断片儿”。喝酒当中的事儿，过后一点儿也想不起来。
离开家10多天了，我们终于告别了方便面，吃上了有鱼有肉、有水果蔬菜的大餐。二院的俊男靓女们，不仅能喝，而且会说，大家一会儿干杯，一会儿合影，又是握手，又是拥抱，亲热的气氛让人豪气陡升。哥们儿，喝！
酒至半酣的时候，婷儿忽然从自己的座位站起来，端着一杯果汁，穿过人群，走到我的身边。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到了这个举动，全场立即鸦雀无声。她大大方方地说：“孙爸爸，我没有爸爸了。从今以后，您就是我的亲爸爸！女儿敬您一杯！”掌声四起，满座唏嘘，我连忙站起来，一饮而尽。
醉了，不是因为这杯酒，是这句话，这段情。
第二天早上醒来，看看手机，五点一刻。要是搁家里，这时候早已天光大亮了，可是绵阳比唐山亮得迟，外面还是黑乎乎的，帐篷里还是鼾声一片。我坐起来，给妻子发了个短信：“醒了吗？”只隔了不到十秒钟，她回复了一个字：“嗯。”我抓着手机，趿拉着鞋，走到旁边的空地上，拨通了电话：“今天我们就要回去了，顺利的话，后天下午就可以到家。”我停了一下说：“另外，我给你领了个闺女，和我一起回家。”电话的那一头儿，好像有点儿不相信：“真的？多大了？”我说：“十五六吧，见了你就知道了！”
挂断电话，我抄起毛巾，想趁着清静去洗漱，手机一震，妻子又把电话回拨过来：“孩子多高啊？”我心里一沉，是不是事先没和她商量，她有意见了，连忙反问一句：“你问这个干什么？”她说：“我想先给她买点儿衣裳、鞋子啥的去啊，省得你们进家后抓瞎。”哦，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说：“昨天没细看，等天亮了给你发短信吧！”
2008年5月25日，我们撤离了绵阳。
那天早上，大家都早早起来收拾东西。所有的物资用品全部造册登记，转交绵阳二院。每个人的行装都很简单，本来带的就少，加上东捐西送的，也没剩多少。按照涪城区的安排，给我们联系了上午参观中国风洞实验室，中午吃完饭再走，晚上赶到西安去。我理解他们的用心，也体谅队员们的心情，连想也没想，就拒绝了。早点儿出发，万一路上有点什么事儿也好应对。
八点刚过，蒋丽英就带着林兮、何斌一行，早早地赶到了我们的驻地。每个人都很激动，大家反反复复地握手、拥抱，每个人都眼含热泪。蒋区长和我先后致辞，心潮澎湃，数次哽咽，但大家不管谁说什么都是起劲儿鼓掌。涪城区委、区政府和二院分别向我们递交了锦旗，大家合影留念。
分别的时刻到了，大家依依不舍，洒泪而别。很多女同志都痛哭失声，令人不忍卒听。
上午9点，我们的车队驶出了驻地大院，踏上了回家的路。
告别了战友，离开了绵阳，走出了震区，每个人的心情都放松了下来。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你一言我一语的，热闹起来。这些个医生、护士，平时什么没经过，什么没见过，特别是那些女护士们，要么不开口，要么直指要害，让你接不上茬，搭不上话，只好乖乖认输。
午后，车厢里安静下来，大家的倦意上来了。我坐在指挥车上，困意袭来，也渐渐地进入了梦乡。突然，手机一震，我立即惊醒过来，是何斌打过来的。他先是小心地问：“老孙，你们到哪里了？”我看了看周围的情况，说：“现在已经驶出了秦岭隧道群，进入陕西境内了。”他松了一口气，说：“太好了，太好了！方才青川又发生了6.4级余震，对你们经过的广元地区影响很大，道路已经中断，听说有人员伤亡。”
我的睡意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翻开地图，看了半天，打定了主意，给后车的孟令稳打了电话：“告诉司机，全速前进。你马上在河南的三门峡市预订一家宾馆，今天我们必须走出陕西。”
晚上7点，孟令稳打电话告诉我，三门峡市的宾馆已经订好，在明珠宾馆。大家都饿了，是否先找个地方吃点饭。我看看地图，不容置疑地说：“不行，不论多晚也要赶到三门峡。谁饿，谁吃饼干，鸡不叫就是今儿个！”
在服务区加油站上厕所的时候，我和大家报告了下午余震的消息，鼓励大家坚持一下，咬咬牙，赶到河南去。大家听了纷纷赞同，活动活动胳膊腿儿，上车又走。孟令稳一直在和宾馆联系，说明了情况，对方开始答应团队晚餐可延迟到9点30分。后来，当他们知道我们是返乡的救援队时，一位姓马的经理马上把电话打了过来：“你们不要着急，我们今天不打烊。不管多晚，我们等你们。”
晚上11点27分，我们的车子停在了明珠宾馆的门口。一位经理模样的中年人带着五六个服务生站在台阶上等着我们。因为提前联系好了，大家拖着行李直奔餐厅，上菜吃饭。一位三十来岁的领班告诉我们：“老总和餐厅经理都在厨房指挥配菜、做饭，连休假的大厨都回来了。”我连连道谢，她说：“您别客气，你们是英雄啊！唐山人真了不起！”
一会儿，经理过来和大家见面，征求大家对饭菜的意见。大家都说好吃。经理转身对旁边的餐厅经理和领班交代，“每桌加两道菜，量要再大一些，算是咱们的一点儿心意。”
大家吃得饱饱的，又冲了个热水澡。
第二天一早，我刚下楼，就遇到了昨天那位经理。他笑着迎上来，问我休息得怎么样，习惯不习惯，我连连表示感谢。他跟在我的身后，一边往外走，一边说：“领导，想和您商量个事儿。我们宾馆的同志们想在早饭后和你们合个影儿，您看可以吗？”
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告诉他，我不是什么领导，只是这个小小的救援队的队长而已。他也不答话，扬手对台阶上站着的领班喊：“队长答应了，一会儿通知大家伙儿站好队，等着！”
这个经理个子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见了谁都面带微笑，不笑不说话。他听说晚上我们要住到石家庄去，连忙说：“那你们就算到家了，这样吧，你们好不容易来一趟，今天的路程又不太远，你们吃完饭不要急着赶路，去看看三门峡的大坝，我给你们联系！”
三门峡，东与千年帝都洛阳为邻，南接南阳，西望西安，北隔黄河与三晋呼应，古称陕州，又称上阳城、天鹅之城。据说是1957年伴随着三门峡大坝的兴建而崛起的一座新兴城市。百闻不如一见，既然到了，让大家放松一下，看看再走，也耽误不了什么大事。
我们预留了一个半小时，带领大家游览了三门峡大坝。相传大禹治水时，凿龙门，开砥柱，在黄河中游这一段形成了“人门”“鬼门”“神门”三道峡谷，三门峡即由此得名。而三门峡黄河大坝又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我们站在高高的大坝上，北望山西，西望陕西，脚下是奔流直下的黄河，饱览“不尽黄河滚滚来”的气势，顿觉神清气爽，心旷神怡。再往上看，两岸青山绿树，绵延不绝，山光水色，相映如画。大家欢呼雀跃，合影拍照，不亦乐乎。
在返回的路上，婷儿像个小跟屁虫，一刻不离地粘在我的身边。坐车的时候给我拿水，吃饭的时候给我夹菜，照相的时候环着我的腰，一口一个“爸”地叫着。晚上休息的时候，还要借常云丽她们的手机给我发短信，充满了感恩和幸福。一开始我还有些不习惯，但很快就美得鼻涕冒泡儿找不着北了。大家拉着她照相，她也大大方方地接受。和席久勋拍照的时候，她竟然揪着席久勋的耳朵，出尽了洋相。
这丫头！
2008年5月26日晚上，我们的救援队抵达石家庄，按预定计划入住燕山大酒店。
走进餐厅的时候，孟令稳说：“大哥，今晚咱大伙儿喝两杯？”我哈哈一笑：“你说呢？到了这儿，就算到家啦！上酒，管够，我请客！”
上楼的时候，婷儿拉着我的手：“老爸，你没有喝多吧！”我一拍胸脯：“啥？喝多？我喝啥了？”拍拍她的肩膀，“跟阿姨们早点睡觉，明天咱们就到家啦！”
关好房门，想好好泡个热水澡。等着放水的功夫，打开手机，翻看里边的短信，前几个倒没啥，还是同学朋友们的关心和牵挂，最后一个，是翟维利发过来的：“明天下午2点，区委、区政府在丰南招待处新二楼会议室举行欢迎赴川援救队凯旋仪式，国忠区长主持，共三项议程：一、孙守廷同志汇报总体情况；二、张会春同志发言；三、刘建立书记讲话。”我回了一个字：好！
放下手机，脱光衣服，正要往浴缸里迈，我的脑子突然转了个个儿。啥？汇报总体情况，什么意思？我一激灵，妈的妈我的姥姥，这咋不早说？明天早饭后出发，午饭后到家，然后就开会，我要汇报，不，要我汇报啊！
我赶紧把放进去的一条腿收回来，擦也顾不上擦，麻溜地蹬上裤子，穿上背心，就往桌子前边奔。“不行，得赶紧写，无论如何也要把汇报弄出来。不然，明天一下车，我说什么呀！”
抽屉里有一个单面夹，里边夹着两页酒店的传真纸和便笺，旁边别着一个三寸多长、筷子头儿粗细的圆珠笔。这能干啥？我拉开门，反正前后左右住的都是自己人，不管男的女的，乒乒乓乓敲开了好几个，张口就说：“把抽屉里的笔和纸给我，快点儿！”
2008年5月26日，燕山大酒店的709房间，灯光一直亮着。我端坐桌前，屏心静气，凝神长思，把脑子里的镜头，一个一个地回放、定格，把充满硝烟的场景，一个一个地锁定、激活，变成鲜活的文字，一串一串地排列在纸上。
明天，就要见到家乡的亲人了。我有那么多的话，要对你们说。在四川，我们在余震频发、山石滚落、疫情流行、水患威胁的艰苦环境下，舍生忘死，捐钱赠物，送医送药，救死扶伤，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丰南人民的大爱。
我提笔写道：“各位领导、同志们，首先我代表丰南赴川救援队的全体队员，给大家深深地鞠上一躬，谢谢领导、同志们和家乡50万父老乡亲的支持、鼓励、牵挂和惦念，谢谢你们！……在这段难忘的时光里，我们没有辜负区委、区政府领导的嘱托，没有辜负50万丰南人民的期望，克服困难，不怕疲劳，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用实际行动支援了四川人民的抗震救灾，弘扬了唐山人民的抗震精神，树立了丰南人民的良好形象，顺利完成了预定的各项抗震救灾任务。”
整个汇报分了四个部分：（一）灾情就是命令，争分夺秒，一切为了灾区人民的利益；（二）坚持救死扶伤，忘我工作，最大限度减轻灾区人民的痛苦；（三）以党员为标尺，团结协作，让党旗在废墟上飘扬；（四）视灾民为亲人，奉献爱心，为灾区人民送上亲情和温暖。在结尾处，我写道：“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顺利完成了抗震救灾任务，兑现了临行前的诺言，我们没有给丰南人民丢脸。”
全篇7000余字，一气呵成，几无修改。本来是一个公文式的报告，却让我心绪难平，起伏跌宕，时而激情迸发，时而泪沾衣襟。等到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看看手机，正好四点。我活动活动四肢，继续放水洗澡，换上衣服，拉开窗帘，天色微明，新的一天开始了。
27日下午1点30分，车队驶出了西外环高速的唐山西出口，稳稳地停在了路边。妻子手里捧着一束鲜花，早早地等在那里。车门打开，婷儿跳下去，说：“妈，我来了！”妻子应了一句：“走，咱们回家！”娘儿两个抱在一起，相拥着上车、回家。
当天下午的欢迎仪式上，我从迷彩服的口袋里，掏出了折叠整齐的稿子，面对全场人员，作了一个完整的汇报。有人落泪，有人唏嘘，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淹没了我和我的队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