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

 
           这一年，真是多事之秋。先是我们住的西厢房让连阴雨浇得散了架，四下里漏雨。外面大下里边小下，外边不下里边还下，不挑盖（翻新）怕是不行了，这可是天大的事儿。接着天气转凉，到了年底，瘫痪在床的奶奶病情加重，延医请药，不见好转，真是越瘸越扎刺，越渴越吃盐。这两事加一锅儿，都要花钱，可指望生产队到年底分红的那二三十块钱，明显是杯水车薪。当时的日子，谁比谁也好不到哪儿去，每逢天灾病业，真是借找无门。
           我们家穷归穷，却有一件值钱的东西，是一台牡丹牌的缝纫机。现在推想，父亲原来在工委工作，后来因为家里孩子多，维持不了生活，这才辞去公职，回乡务农。这台缝纫机，估计就是那个时候买的。家里缝缝补补的经常用到，左邻右舍也常来借用，特别是每年腊月年关将近的时候，这台缝纫机就会不分昼夜地响个不停。
           但是这一次，要把它卖掉了。
           买缝纫机的人，是董庄子的一门老亲。当时花多少钱买的，我不知道；这次要卖多少钱，我也不清楚。其实，父母亲也舍不得，但卖了它可以给奶奶治病，还可以收拾房子，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办法呢？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咱这是拆东墙，垒西北！”父亲摆摆手：“长虫吃蛤蟆，一截倒一截吧！”
           本来说好了，等过了年他们才过来拉，但到年根儿底下却变了卦。对方带了钱，套了车，说是年前有太多的活计要做，非要当场拉走。话里话外的意思，如果我们不同意，他们就去岳龙，那里有一台蜜蜂牌的，一样的价钱，比这个还要好。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摘掉皮带，收起机头，操持着往外搬。可就在这时候，姐姐回来了。她当时刚和母亲学会了缝纫机，使用的时候格外小心，每次用完都要擦拭干净，明光锃亮，一尘不染，这是她的心头肉。这一次，父母是瞒着她卖的，整个过程没走一点儿风声，可万万没想到，最后关头杀出了程咬金。
           那天的景象，用惨烈一词恰如其分。姐姐发疯一般趴在缝纫机上，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母亲也陪着掉眼泪。我既害怕，又担心，缩在墙角，不敢大声出气儿，但结局不言而喻。不久，奶奶也去世了。那年春节，我们家里的气氛，你用脚心也想得出来。
           姐姐参加工作以后，工友们开始攒对着买手表。工资低，手表贵，买不起怎么办？“打会”，相当于现在的众筹。姐姐第一次戴着手表回家的时候，母亲看了老半天，说：“车子、手表、缝纫机，这三大件儿，你总算占了一件儿。妈也算对得起你了！”
           地震时，姐姐工作的商业旅馆大楼被夷为平地，姐姐尸骨无存。但是，我们从废墟中找到了母亲给她做的大红花被、绣花枕头，以及压在枕头下面的那块上海全钢手表。现在，这块手表就静静地躺在柜子里，一直陪伴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