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住院
1973年初秋，妹妹还不到三岁，扎着羊角辫儿，胖乎乎的，是个乖巧的小姑娘。这一天，她有些发蔫，不爱动，也不爱说话，一天都迷迷糊糊地躺在炕上昏睡，连晚饭也没有吃。
父亲撂下饭碗，把赤脚医生韩振柱找了过来。韩振柱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是啥毛病，摸了摸她的小脑门儿，说：“要不咱打一针吧，免得夜里发烧。”说着，拿出注射器，让我妈烧热水，烫针头，打了一针药，走了。
韩振柱走了，妹妹这边却出了状况，针眼上不停地渗血，怎么按也止不住。依着母亲，去公社的小医院找人看看，可父亲不同意，说人家韩振柱打的针，你再让小医院的人看，显得信不过人家，小孩子皮实，再看看，如果不中，再找韩振柱看看。
韩振柱回来了。正赶上停电，他借着煤油灯的亮光，看了半天，说：“这孩子怕是血坏了，明天去河头的县医院看看吧，别耽误了！”
父亲去送韩振柱，很晚才回来，我知道他是借钱去了。盖房子拉了不少饥荒，家里没钱，可当时谁是有钱的人家呢，只能是左邻右舍三块两块地凑。第二天一早，母亲给我们做好了饭，又烙了两张黑面饼当干粮。父亲叫过我们，嘱咐了一番，抱着妹妹，和母亲一起到唐坊坐火车去了。
下面这一段，是父亲后来讲给我的。
他们三口子在胥各庄下了火车，直奔县医院。县医院的大夫简单询问了几句，又看了看针眼，已经不渗血了，但胳膊腿上生出了许多大块的紫斑，说验个血吧！开过单子，抽血化验，一会儿化验单就出来了。父亲念过冬学，悄悄看看，上面写着几个潦草的大字：“十分不凝，怀疑紫斑症！”大夫沉吟了一下，说：“依我看，孩子是血液出了问题，可能是紫斑症。这个病比较麻烦，你们去唐山人民医院吧！”
父亲一听，不敢大意，抱起妹妹就走。等下了火车，跑到唐山人民医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值夜班的是个女大夫，很和气，看了看，马上收了住院：“先观察，明天上午会诊！”
可还没等到明天上午呢，妹妹的鼻子就开始流血。一开始也没往心里去，母亲给打了盆凉水，给她洗脸，拍脑门儿，但怎么弄也不管事。查床的护士见了，赶忙去喊大夫。还是那个女大夫，姓张，她过来一看，让护士取来纱布、镊子和止血药，一边吩咐护士再去验血，一边用棉球和纱布把鼻子堵上，可怎么堵也堵不住，堵了这边那边流，堵松了往外渗，堵紧了从嘴里流，大口大口地往外吐。
眼看就到半夜了，大夫坐在床边，握着妹妹的小手，逗妹妹说话。刚开始还安慰父亲和母亲，可后来看到送来的化验单，脸色立刻变得凝重，一言不发。昏黄的灯光下，妹妹的小脸儿苍白得可怕。“蒙上纸就可以哭了！”父亲后来这样形容，“连出气儿都看不出来了！”张大夫说：“必须输血，马上就输。不然，孩子就保不住了。”
大夫开始给妹妹输血。胳膊上输着，鼻子里流着，连大便都是黑乎乎的，整个人昏昏沉沉地睡着，偶尔睁眼看看父亲母亲，又闭上眼，连口水都不喝，问什么也不说话，嘴唇都裂了口子。就这样，到了第三天下午，已经输血3600毫升，却丝毫未见好转。
大家都一筹莫展。天快黑的时候，张大夫又一次推门进来，默默地看着床上的妹妹和几天几夜不曾合眼的父亲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转身走了，推开门，又返身回来，试探着对父亲说：“我们院的军代表是从北京来的，昨晚是我去火车站接的他。看着人挺和气，又是大医院的，我想请他下来，看看有什么好法儿没有。”说完，也不等父亲答话，转身走了。
一会儿工夫，张大夫陪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军人走了进来。他站在床边，弯下腰，仔细地询问了妹妹的情况，说：“我去楼上找一支药给她打上，若是不管事，就没必要再输血了。”
很快，他手里举着一支注射器回来。张大夫帮着他给妹妹翻身、消毒，满屋子的人都屏住呼吸，静静地看着他把一管药水缓缓地推了进去，然后拉过一把凳子，坐在妹妹旁边，从妹妹变形的鼻孔里，轻轻地拉出了所有的纱布。
一刻钟以后，血止住了！
他轻轻地呼了一口气，站起身对张大夫和父亲说：“记住！这个孩子，一辈子都不要用磺胺类的药物，永远不要。磺胺，对她来说，是致命的。”
半个月以后，父亲回了趟家，给她们收拾换洗的衣服，每见到我们其中一个，都要大声地说一遍：“好啦！明天就可以出院了，我去接她们娘俩回家！”
“我也去！”我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声。
第二天，我和父亲顾不得吃饭，早早儿地往唐坊火车站赶。狭长的乡间小道上，有小鸟飞过，有蚂蚱在蹦，有牵牛花顺着芦苇在长，路边的小花被阳光照得透明。秋天的太阳，劈头盖脸地洒下来，把整个世界照得温暖而明亮。父亲停下脚步，指着道边的白薯地说：“你要是走不动了，我给你扒块白薯吃吧！”我一拧脖子：“爸，咱不讨人嫌，我走得动！”
下了火车，父亲给我买了一张油炸饼。我第一次看见这么薄这么脆的油炸饼，一口也舍不得吃，就双手高高举着，一直举到医院。见到母亲和妹妹，轻轻把它撕成两块儿，一半儿递给妹妹，一半儿塞给母亲，自己蹲在地上，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