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二 过年那些事
 
背 肉

 
             要说过年，先说买肉。那年头，过年吃肉是最大的梦想。
             那年，我们生产队遇到了一点儿麻烦。饲养处养的三头猪，两头先病后死，只有一头黑毛猪活到了腊月。我们跟在大人们的后面，趴在猪圈边上端详，听他们一遍又一遍地估算，一百二十斤上下的架子猪，过几天杀了，去了头蹄下水，按八扣（八折）来说，满打满算也不到九十斤净肉。全队一百六十多口人，若按一人一斤来分配，至少还差七十斤。
             全大队共有六个生产小队，我们是第三小队，其余五个小队有的养了两头，有的养了三头，少说可以达到人均一斤半，我们可怎么办呢？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从天津来的知青杨明亮提出来：他爸在天津商业局上班，还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可以帮忙买一些肉，但要队上自己派人去背回来。他跟队长老韩说，自己先回家打前站，如果三天没回来，你们就派人去买肉。老韩点点头，同意了。
             杨明亮坐火车走了。三天没回来，队里要派人到天津去，这可是个大事儿。一去带几十块钱，回来背几十斤肉，钱不能让坏人偷走，肉不能在车站和火车上被扣。听说天津对投机倒把查得更严，可不能出现任何闪失。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去一大一小两个人，扮作走亲戚的样子。也不知道咋整的，最后大人选的是老义，小孩儿选的是我，那年我11岁。
             临行之前，队长他们几个人围着我嘱咐了一晚上，集中起来是：一、装作不认识老义，保持距离，但不能走丢；二、一旦被抓，问什么都不说，就是哭，一直哭，但肉不能撒手；三、回来以后按去唐山出差发补助，一天七毛钱，车票报销，外加半斤牛舌饼。
             夜里我睡得正香，有人敲窗户，老义来找我。火车是六点多的，我们定的三点出发，可谁家都没有个表，只能凭经验估算。我穿好衣服，蹬着凳子从堂屋吊着的笼筐里摸出一块干粮，是一块菜娘娘（玉米面和干菜的混合物），冻得硬邦邦的，揣在怀里，开门走了出去。
             我们要到唐坊坐火车，车站离家有十多里地，中间要穿过津唐运河。若是夏天，要么乘渡口的小船过去，要么绕行董庄子的老式木桥，很麻烦的；但现在正值十冬腊月，直接从冰上跑过去就可以了。一路上老义一直在唠叨，千叮咛万嘱咐的。我开始还嗯嗯地应着，后来也烦了，干脆一溜儿小跑，离他远远的。
火车开过来，天还没有亮。我们俩挤上去一看，人不是特别多，但没座儿。我站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把帆布书包垫在屁股底下，拿出那块菜娘娘，一点儿一点儿地啃。
             到天津下车，我俩一前一后地出站。老义掏出兜里的纸条，开始问路。他不识字，我认得，可他不敢问我。等出站以后，我俩还是合并在一起了，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街里跑着大大小小的汽车，人来人往的，可不敢走散了。那年我接妹妹出院，到过唐山，以为唐山就大得了不起，没想到天津更厉害，从多少路到多少路，来回倒车，直到晌午，我们才到了一栋楼前，认准了门牌号码，爬上三楼，敲开了门。
             没有电话，拍电报又不值得，杨明亮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来，也没想到我们来得这么快。他们一家人都在，见到我们，连忙让我们进去，热情地张罗着做饭。
杨明亮的爸妈都很和气，说是给我们做面吃。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面，端上来一看，却是凉汤打卤，先盛好面条，然后在上面一层一层地加菜。菜有好几样儿，最好吃的是肉末炒白菜土豆丁，放了点儿辣子，超级好吃。他们一家子轮流给我们夹菜，我一开始还有些拘谨，但很快就放松下来，也是真饿了，敞开了肚皮猛吃。我就纳闷了，他爸妈的手艺这么巧，那个杨明亮怎么那么笨呢。记得他刚到我们村的时候，熬粥时开了锅，粥沫析（冒）出来，只要揭开锅盖搅一下便好了，但杨明亮不，他死死地按住锅盖，后果可想而知。
             吃完饭，老义把钱给了杨明亮的父亲。他让我们在家等着，父子俩下楼走了。时间不大回来了，一个背着口袋，一个提着书包，都是沉甸甸的，彼此交代明白，我们俩赶紧去火车站。有一趟火车，从天津始发到哈尔滨，我们没赶上。还好有一个过路车，也是没座儿。没座儿就没座儿，有肉就行。
             火车站穿制服的人很多，但检查并不是那么严格。老义在前背着口袋，我在后背着书包，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挤上了火车。车上的人，比早上的那趟车多。那个书包，我一开始是抱着的，后来累了便放在地上，不放心又坐在屁股底下。列车员查票的时候，我还紧张了一下，但还没等她走远，我就睡着了。
             迷迷糊糊的，有人踢我。我激灵一下子，睁眼一看，是老义。他一指窗外，低低地说：“这是田庄，下站我们就到了。”
             到了唐坊，就等于到了家。我们本村有个二舅，在车站当副站长，有个大事小情的，也能担待。下车的人不多，稀稀拉拉的，有七八个人。我和老义走在最后边，站台上昏黄的灯光把我们的影子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护送着我们逃离了车站。老义背了五十多斤，我背了二十多斤，深一脚浅一脚，磕磕绊绊的，十多里的路，玩儿似的就到了家。
             第二天一早，生产队把那头黑毛猪杀了，连同我们背回来的肉，一人一斤多，分了。我家是最后一个分到的。都说卖肉的偏向末一刀，肥膘占了一大半，看着就解馋；不仅如此，还破例分给了我家半块猪肝，一个猪尾巴。可惜做熟了，让母亲藏起来，留到正月里待了客，我一口也没吃到。没吃到我不争嘴，但我的雀蒙眼没治好，过了年更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