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 头

 
            小时候，请不起剃头匠，剃头只需五分钱，也舍不得。头发长了，擀了毡，一疙瘩一绺儿的，实在看不过眼了，要么我姐，要么我妈，拽过来按在炕沿帮上，咔嚓几剪子，长短不齐，跟房上的苇子排似的，还不许说。有一回，我姐给我剪完了，让我照镜子，我顺口说了句：“跟狗啃的似的……”话音未落，我姐反手给了我一个大脖溜子，拎过去按在大铜盆里，捏上一点碱面，好一顿揉搓，疼得我眼泪都下来了，还不敢吱声。
           夏天好说，可以下河洗澡；一到冬天，就麻烦了。麻烦在生虱子，虱子长大了，生儿育女，下虮子，再孵化小虱子，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薛家堼有两位高人，是不该遗忘的。一是说书的高先生，不说书的时候，走街串户，嘴里吆喝：“大迷针耗子药，一粒丹虱子药……”他卖的虱子药，跟学校老师使的粉笔一模一样，就是臭味儿大，拿过来在脑袋上画上几笔，就能管一阵子；还有一位，叫田德怀，是个剃头匠，整天挑着个一头热的挑子，在胡同口转悠。为啥是一头热？一头是个包着铁皮的煤炉子，长期热着；一头是个红漆斑驳的小五斗柜，装着剃头的家什。这两个人，都是父亲的故交。
           我们哥儿几个，有一个共同的毛病——“护头”，就是不愿意理发。平时不显，长点短点没人在意，过年就不一样了。母亲先和我们“下排楔”（就是死命令），早起上坟，回来吃饭，然后全体剃头。父亲把田德怀从村口接过来，替他把“一头热”的挑子放在家门口，帮人家生火烧水，然后把我们一个一个薅出去“上刑”。田德怀干了一辈子，手艺没得挑，把刀在黑黝黝的背布上唰啦唰啦背上几下，然后一只大手鹰抓小鸡一般按住，嘴里说着别动，另一只手捏着刀子嘁里咔嚓，一会儿一个，好在一律光瓢，省事。
           我是渗着，等最后一个。轮到我的时候，西头的二姐看见了，笑得直不起腰来：“哎呀，我说师傅，你可得给我老兄弟好好剃，这梆子奔楼儿的，过了年还等着相媳妇去哩！”我一听，万般气恼，手里正好抓着一个僵石猴儿，“噌”就扔出去了。没砸到她，脑袋一拨楞，反倒觉得耳朵边上“嗖”地一凉，有点疼，得，肯定是出血了。田德怀让父亲回家取一块棉花来，给我捂上。父亲说：“流点血，眼更亮，剃完了让他自己捂去吧，谁让他淘气不老实！”
           剃完头，我早忘了流血这茬儿，跑着放鞭炮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