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正舟同志,本名司梦麟,化名郑测,滦县臻子镇鲁新庄人。抗战时期参加革命。曾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和一九四四年四月两次进入丰南开辟地区,任迁滦丰六总区四分区区长。现任密云水库党委书记。
         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刘正舟同志不畏艰险,出生入死,奔走于我县沙河、陡河之间,深入基本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很快打开局面,为丰南革命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里选录整理了他第一次到丰南的战斗生活片断,以飨读者。         一九四二年八月,我被组织上分配到迁滦丰联合县六总区四分区工作。
        这个区的范围是从錢营向南,沿沙河到小集,小集、宋家营至稻地公路以北,陡河以东。这个地区一直是敌占区,临近唐山、开平和京山铁路,又与开滦五矿相连,敌人的势力一直很猖狂,他们在五矿周围挖成大壕沟,设置很多据点,岗楼和卡子。在这以前,我们除了总区长黄介如同志随部队过来一次,还沒有人到过这个地方。在我之前派去的三、四分区区长,还沒有到达,在过封锁沟时,就牺牲在沟上了。
        这次过路,甄县长十分关切,再三嘱咐我们说:“这次派梁志友同志和你分别担任三、四分区区长,是经过再三考虑的。这是新地方,我也沒去过,只能从地图上给你们介绍,你们要多加小心,无论如何要过去,争取别死在沟上,要过去,要到了,还要坚持活到明年青纱帐起,那就算胜利。”说着,他又给我们每人五十元錢,“这錢你们收好,不到特殊情况不能花,你们到了新地方,米票不起作用,八路军讲公买公卖,吃饭得花錢磕头拜把子认干亲都要用錢(指拉关系),现在眼看着是秋后了,冬天是不好过的,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把局面打开。”
        我们简单地做了些准备,就出发了,这一次,甄县长派了经验丰富的老交通员刘光辉同志送我们,临行时,县长拉着我们的说:“老刘同志只负责送你们到总区区公所,如何到达目的地,就看你们的了。”一路上,我们三个人换着扛梯子,先在沙河驿附近过了京输公路第道道沟,又赶到冶里附近过了第二道沟,顺利地通过了两道封锁沟之后,我们来到了六总区区公所,黄介如区长沒在,只找到了区委书记安邦,秘书陈晨,当天,我们就住在区公所里。
        第二天早晨,安邦同志带我们到老乡家吃派饭。这是一戶很普通的农家,有位老大娘在家。开始,她对我们十分冷淡,不说话,也不进屋,将饭桌放好就到院子里去了。我一看,粥稀得象水一样,菜是咸荣菜条一大碗。心想,这里毕竞是新开辟不久的地方,和老区是不一样啊刚要上炕吃饭,却见安邦同志并沒有上炕,在屋里四处环视着,我问他看啥呢?他也不吱声,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这才发现这家墙上挂了几条被单,柜底下还有香炉等物。我正在迷惑不解,见安邦同志小心地把床单揭下来,墙上挂的都是狐仙、猫仙之类的神象。噢，原来这老大娘是个巫婆。安邦同志又从柜底下取出香炉,摆在香案上,拿上一股香点着,装作很虔诚的样子,举了三举,插在香炉上。
        这时,一直在窗外偷看的老大娘突然掀开门帘进来说:“怎么?同志们也信仙家?”
        安邦同志又装作很诚恳的样子回答:“我们也得求仙家保佑啊。”
        直到这时,才见到了老大娘的笑容,她面有歉意地接着说:“那粥太稀了,我这儿有仙家的鸡蛋给你们炒几个去吧。”
        尽管我们极力阻挠,老大娘还是炒了整整一大碗鸡蛋。吃完饭从她家出来的时候,我问安邦同志:“老安,你这叫干啥?咱们反对迷信,你怎么反倒迷信起来了?”
        他说:“正舟啊,你知道这是啥地方吗？这是新地方,和老区不一样,如果弄不好关系,咱们吃着饭,敌人来围庄,她使个眼色,你就受不了。你看,烧的香是她的,可她就给炒了一碗鸡蛋。工作得慢慢做,你们还要到更新的地方去,不要急于亮明观点,要学会到哪儿随哪儿。”
        这是我进入新区以来,区委书记给我上的第一课,以后,我才逐渐懂得,做到这一点,在开辟地区中,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住了几天以后,区里给我安排了一个通讯员,叫闫景才,小名叫德子。我们一起从区里出发,在他家又住了十八天,他三叔给我们挖了一个洞,我们就睡在洞里。就在最后一天晚上,他们村的保长来了,我和他谈着话,他的眼睛老是盯着我的枪和子弹,后来,保长走了,我觉得这里可能有问题,就对德子说:“今天晚上,咱宁可拉野外,也不能在洞里睡了。咱们就躲到不远的地方,来观察这个保长的动静。”结果当夜凌晨,保长的来了,先把洞子围上,因沒抓到我们,堵气把洞拆了。
        这次脱险后,德子有些胆怯了,还沒有达到目的,竞险些出事,这对一个十七、八的孩子来说,是有些发怵。我当时比他大点,已是二十二岁了。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只好安慰和鼓励他继续往前走。
        我们来到路南二分区,已经换上冬装了。当时,可巧有十二团张小波等三个侦察员要过路到于家店执行任务,我们就和他结伴同行。二分区区长李进步和通讯员刘新华也要送我们,加上我和两个通讯员,我们八个人,八条枪,选了个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方,在白天闯过了关卡。过了卡子以后,进了属于我们四分区的朱庄子,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一行八人,见过了朱庄子保长杨印德之后,决定先找于家店大乡乡长胡继武。
        管事的推说大乡长有事,让等一等,就把我们让到乡公所院子里东边的一个大房里,在条山大炕上坐下来,左等右等,可就是不见胡继武到来,眼看天黑了,我很不耐烦地找他们管事的说:“如果你们大乡长沒空,我们改天再来拜访吧。”
        他一见我要走,忙说:“就来就来。”急着跑去找来了胡继武。
        胡继武是大丰古庄人,四十开外,一身绅上打扮,十分傲慢。迈着方步进了大屋,瞟了我们一眼说:“你们是八路军?”
        我回答:“我们是八路军地方政府的。”
        “那你是共产党员了?”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
        说到这儿,他蹬起眼,气势汹汹地又说:“共产党是共匪,你们能抗日吗?”
        我毫不示弱,上前一步反问他:“你是大乡长胡继武吗?”
        “是,怎么样?”
        “那你说谁能抗日?”
        “要抗日得蔣委员长。”说着,他“啪”的一下,来了个立正。
        “那么,你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了!”
        “是。”又是一个立正。
        “你既是国民党员,双十协定,八路军挺进前方抗日,你难道不知道吗!”
        “知道。”
        我进一步逼问:“那你为什么说我们是共涯?这不是故意制造磨擦,破坏抗日吗?”
        “……”他有些张口结舌了。
        “我问你,你现在干什么?”
        “大乡长。”
        “你给谁当大乡长,你头顶中国天,脚踩中国地,吃的中国饭,穿的中国衣,为什么把租宗给忘了？明明自己给日本人当亡国奴,反说我们不是抗日的,你是抗日的吗?”
        我的话还沒说完,他的头就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子,结结巴巴地说:“兄弟这……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哪…那你说怎么办吧?”
        “你得听我们的。”我一边说着,心里一边盘算,我们八个人都有枪,他为什么敢和我对抗,一定是早有准备。因此,不能久留,要防止有变故,我简单地和他交待了几句,最后说:“今天,已经晚了,也不便和你多说。你们这地方属迁滦芦六总区四分区管,我是分区长,叫刘正舟,总区长黄介如,县长甄一明,以后再找你详细谈,今天先送我们走。头前带路!”
        他说了声:“兄弟明白。”就领我们走出了乡公所,我紧盯在他身后,心想有情况,我就先打死他。
        出村老远,我向四周查看一下,沒有发现什么动静,就对胡继武说:“你就送我到这儿吧!”
        他眨巴着眼问:“你们上哪?”
        我说:“这你就不用问了,这是我们八路军的规矩,以后怎么联系,我临时通知你。”
        他回去之后,我们故意兜了个大圈子,奔了王家楼住下。晚上,大家分析了白天的情况,觉得我们的第一个回合是取胜了。胡继武虽然设了伏,因我们紧紧盯住了他,他也未敢轻举妄动。
        第二天,十二团的三个侦察员有任务走了,二分区长李进步也带通讯员回去了,只剩下了我和两个通讯员。晚上,我们在一起正研究着怎么样扎下根来,怎么样进一步开展工作。王家楼的保长韩来春带着两个人进来了,这两人都是头戴礼帽,身穿长衫,手拿文明棍。经介绍,他们原来是做唐山市地下工作的。一个叫李继峰,一个叫董健。我们很高兴地攀谈起来。董健同志把这一带的情况简要做了介绍,通过他介绍,我了解到大丰古庄人大乡长胡继武,于家店地主田文兰,王庄子的王立柱,小长春的顾洪奎,小长春教员王作云,李新庄的李维新,鲁庄的毕云峰等都是国民党员。此外,这个地方还有两股土匪,一股是于家店于老疙瘩为首,一股是桥北坨赵世举为首,经常冒充八路军,勒索群众,破坏我军名誉,董健同志最后嘱咐我们要多加小心。并建议我住到大长春的基本群众王秉宪家里,王是轮班保长,在那里既可靠,又便于隐蔽。
        当天下午,董健同志领我们来到了王秉宪家里,他和王秉宪老大娘嘱托了几句就走了。为了行动方便,我把两个通讯员也打发走了,只身一人住在王家,王大娘的思想很进步,为了使我能公开活动,她给我编了个亲戚,当他大儿子的内弟,又给我报了假戶口,为此,他们一家人还开了家庭会议,当着全家人明确了相互间的关系,孩子们亲热地叫我舅舅,我又用带来的五十元,每人给他们一块,留着买文具,王大爷全家不惜身家性命,来保护我,我们相处得很好,真象亲戚一样。这里便成了我扎根的第一个根据地了。
        此后,我就以这里为基地,每天要跑好几个地方,迅速展开了工作。         这个区的敌情是十分复杂的,除去鬼子、国民党相互勾结残酷镇压百姓,土匪活动猖獗之外,还有地主、恶霸凶残地欺压人民。錢营的杜美存,小集的王子林,稻地井庄子的王守正,都是无恶不作之徒。此外,社会上的人物也是形形色色的。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还必须什么样的人都要接触。因此工作中,稍加疏忽就会有生命危险。
        扎下根以后,我以大长春为基地,先后跑遍了王家楼、大小丰古庄、大小史马庄、大小齐各庄、大小长春、大小公庄,王庄子、鲁庄、朱各庄、赵各庄、小王庄、黄各庄、大田港、井屯、高各庄、康各庄等许多村庄。分淸对象,广泛结交,交下了许多朋友,发展了许多基本群众。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又不能称同志,只好兄、嫂、姐、妹、叔、婶、伯、娘相称。他们不但掩护了我,还帮我出主意,想办法开展工作,沒有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我们是不能得以生存和工作的。
        四二年冬,鬼子实行第五大强化治安,实行三光政策,在这个地方搞了保甲连坐,组织了两千多兵力拉大网清剿,一直扫蕩到南泊海沿上。至使我不得不躲到沟边上的朱各庄,刚到杨印德家,于家店大乡就通知他去开清乡的会。他怕我一个人乱闯出危险,临走时再三嘱咐我,一定等他回来再走。
        到了晚饭后,下起了毛毛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村里的狗咬得厉害,杨保长迟迟不回,我沒事可做,就给他的子女和儿媳做宣传工作。外面的气氛确实很恐怖,孩子们倒是听得很认,可杨印德的老伴儿终于奈不住了,找到我说:“大兄弟,你得走。”
        我说:“我大哥不回来我是不能走的。”
        “你别等他了,再不走,我们全家都要跟你吃挂了。”
        见她如此耽心,我只好耐心说服她:“大嫂,你这话就不对了,我们抛妻子,扔父母,披星戴月,舍生忘死地在外工作,吃谁的挂呢?还不都是吃鬼子的挂,不把鬼子赶走,永远也安生不了。”说着,我把枪掏出来,给他看了看枪,她见我真的要拚了,更加不安了,孩子们一劲儿向我道歉,让我别和他妈一般见识,要看爸爸。这时,外边敲门,他大儿子开了门,是杨印德回来了,他十分诚恳地说:“刚才的事孩子都和我说了,你不能听她的,要看我,看孩子们,你交人交心,浇花浇根,要相信我,咱俩一块藏起来,万一敌人来了,你大嫂如敢声张,你就先打死我。”
        我当时很受感动,决定不走了。接着我们又详细研究了怎么藏,怎么走的问题,为了让我休息好,他们爷俩轮流值班,一夜沒有睡。直到第二天早饭后,杨印德才决定送我到沟北安全地方去。
        我们伪装成赶集的农民,我背了个錢搭子,一手插在里边紧握着枪,他背了个粪筐,从炮楼底下的道口上混了过去,因口音不对,他不让我说话,他和炮楼上很熟,寒喧儿句就过去了,并沒有遇到什么麻烦,临分手时,他还十分关切地嘱咐我:“等这边情况好了,我给你去信,见不到我的信儿,你千万别回来。”
        十多天后,敌人扫蕩刚过,我就急着回来了。鬼子又多了一手,让伪大乡给老百姓发了良民条,每个村子都用秫秸加上大寨子圈,东西各留一个门,门口都有人站岗。我们只好也找个布条,写上几个字,再揉搓一下,打马虎眼。总之,行动是很困难的,我们出出进进,都要有人民群众迎送,如果沒有他们,简直真是寸步难行。
        为了广泛团结,我们还要结交一些在本地有影响的人物。小公上的李清玉就是其中一个。他是个耍人儿吃地面的人物,但很讲义气,还算忠厚。经我几次做工作,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并且很知心地给我出主意,他告诉我:“做你们这工作,你得有两套。”
        咱们本来是有两套的,一是统一战线,二是扎地下工作的根。听他这么一说,我倒是很感兴趣,就請问他。
        他说:“如果你需要秘密活动,就到老实厚道的穷人家去(他指的是基本群众),如果你要公开活动,就住到那又臭又硬的人家去。比如说我吧,在我们这地方就是个人物,我这个人不同的是不想办坏事,只要不吃亏就行,我的三个闺女都不是好人家。尤其是三闺女,婆家在苗庄,她公公叫苗旺,是个大乡长。你们到他那去,先把他降住,只要他不去报告,别人是不敢报告的。”接着,他又把她三闺女家的详细情况讲给我,并建议我们到苗旺家去。
        我们真的采纳了他的建议,到了苗庄,这时,上级已由总区拨来五名区小队员,加上我和通讯员石安,共七个人,拂晓进了苗家。按着李淸玉的建议,我们冒充亲戚,管李的三叫三姐,进门自来熟,先发制人控制了苗旺。
        苗旺见势不妙,连鞋都来不及登,就要从后门溜走,我紧走几步,上前拉住他说:“表大爷,你看见我们来了,还要走,这还对吗?”他吱吱唔唔地说:“我,我解个手。”
        “解手?让他们拿个便盆上屋里去解。”说着,将他拖回屋里,和他讲了我们的政策,宣传了抗日道理,说明了来意,并做了他全家的争取工作。就这样,在他家住下了,之后,利用他的职权之便,在他家开了两次保长会,对开展这一带的工作起到一定作用。
        后来,黄介如区长与敌遭遇,通讯员张庆国牺牲,黃区长胳膊负伤,先躲进了小殷各庄淸真寺,我们又争取了阿訇,阿訇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黄区长。因苗旺的三个儿子都是干伪事的,可以搞到红伤药,为治伤方便起见,我又把黄区长接到了苗旺家,一直到伤愈。这年的春节,我们就是在苗旺家渡过的。         为了打开局面,扩大影响,我们一方面发展基本群众,广泛团结各界人士,另一方面,对那些死心塌地干坏事的敌伪匪特,给予了坚决的打击。
        黄区长过来以后,我向他汇报了情况。并分析了在于家店大乡遇到的事情。认为胡继武当时一定设了伏兵,想置我们于死地,为此,一定要设法惩治他一下,不能便宜了他,我们当即研究了一个既不用我们动武,又能达到目的万全之策。决定之后,我就写信把胡继武叫来,黄区长向他交待政策,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要他也为抗日做贡献,有人出人,有枪出枪。
        胡继武迫于压力,无奈交出了三条大枪,两只德枪。事隔不久,这交枪的事就让治安军知道了，派兵将大丰古庄围上,把胡继武捉住,枪毙了。这个真心孝忠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反倒死在他主子的手里。而我们啥事沒费,却得了枪,扩充了实力。
        为了更好地开展除奸反特斗争,我们重视了区小队的建设,从一九四二年多开始的短短六个月中,区小队从原来的五个人逐步扩大到一个班,后成一小队达到二十人左右,錢营以西,小集、宋营以北,稻地以东的所有村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配合区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与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还要与于老疙瘩,赵世举两股土周旋,这些土匪,迫于我们的压力,虽不敢再拉队伍,但是他们中间的反动死硬分子,有的公开投了敌,有的暗地里给敌人当坐探,仍然为非做歹。
        一次,我有事从大长春路过,被王秉宪的孙子看见了,他喊着“舅舅”让我到他家去,我说忙,沒有去他家,可这事被暗探告了密,會经舍生忘死保护过我的王秉宪老大爷被土匪杀害了。
        我悲愤交加,找到黄区长,研究了方案,坚决惩治这些残匪。在区小队的配合下,我们抓紧活动,很快摸淸了杀害王秉宪的两个土匪,并迅速将其逮捕归案,由王秉宪的儿子亲手处决了,为王大爷报了仇,这股土匪也基本上肃清了。
        当时的保长,大多是轮班制,许多人给我做了不少工作,成为在村子里开展工作的得力助手,但是其中有些也是顽固地坚持着反动立場,对这样的人,我们决不留情。
        一次我们来到鲁庄,鲁庄看庙的大金同志,是我们的基本群众,经他介绍,这个村的保长和国民党员毕云峰,都不是好东西,为此,我当即决定会一会他们,就找了这个保长。这个保长有意识地将我们安排到一个柴禾拦子里,周围都是高房和高墙,中间孤单单一座小屋,我进屋摸摸炕是热的,可看看灶,却是凉的,原来,他根本沒烧火,而是他把别的灶里烧的柴灰扒到炕上焐热的,我们把这种炕叫作“霸王坑”。保长把我们领到屋里就要走,我气坏了,一把拉住保长说:“你别走,你把我们领到这么个地方,就急忙想走,是想报告敌人去吗?谁让你这么干的?是毕云峰吗?”
        他吓得前言不搭后语。我更看出了其中必然有诈,就又派人找来了毕云峰,将他二人狠狠地训了一顿,最后说:“我们八路军出生入死,出来抗日,你们烧了霸王炕来招待我们,还想去报告,你们还有中国人的良心吗?告诉你们,今天你俩谁也别走,敌人来了,我就先打死你俩!”那天晚上,我们就将他俩扣在那儿,看了一宿,第二天临走时,教训了一通,结果这两个家伙,不但事后沒敢去报告,而且,以后也规矩多了。
        此后不久,我们又镇压了稻地井庄子的王守正,王守正,人称“守二爷”,是稻地大乡的惕决组长,专门搞淸剿八路军的。这家伙心毒手狠,會在一九三八年秋,将我参加农民暴动下来的便衣队三十多人,逮捕后装麻袋扔进陡河里,他依仗权势专横拔扈,连大车从他家门口过,都要罚款五元。摸淸情况后,我们决定处决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家伙。
        鲁庄的大金事先进行了侦察,我带领着区小队从鲁庄出发,远路奔袭,在拂晓前突然来到井庄子,据情报,王守正家住路南东数第五个门口,我先派人把住了前门,而后,又带人从后门摸了进去。我破门而人,见被窝里睡着一人,即上前一摸,不对,王守正本来留了很长的胡子,而这人为啥沒胡子?正在自语,那人醒了,见我的枪口对着他,可他并沒有惊慌,很鎭定的说:“我可不知道你们是哪边的人,但你们肯定不是冲我来的,你们是冲着守二爷来的,我早就恨透了他,走,我带你们去!别让他跑了。”
        这老头连衣服都沒顾得穿,搬了个大梯子靠在墙上,让我们过去。原来后门多一个门,应该是第六个门才对。我们顾不得向老头道谢,翻过墙,摸进西屋,王守正正在酣睡,我把他叫起来,他以为我们是特务,起初很横,我说:“王守正你弄错了,我们今天来的可不是你想的人,而是你怕的人。”这下子他可吓傻了,哆哆嗦嗦听我说话,我又说:“我们今天也沒有别的事,就是来要你的命。”我的话刚出口,门板子却抖动起来,一名区小队战士迅速从门后拉出一个人原来是王守正的儿子,他吓得浑身打战,面如土色,我又对他说:“你也不用怕,你父亲作恶多端,沒你的事,我们只要求你两条:第一,十二点以前不准你收尸,必须在路上放到过了十二点;第二,你可以买口薄棺材,将他收殓,但不许大发丧。”他一一应诺。按我的命令把门打开,我们押着王守正来到街上,沒走多远,就用刺刀将他挑死了,为百姓除了一大害,老乡们人人拍手称快,这件事一下轰动了整个稻地地区,八路军的名声顿时大振。         扎下根基以后,我们不失时机,向西、向南朝纵深发展。敌伪势力十分猖的稻地一带,也很快地打开了局面。
        经李淸玉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下庄收猪的屠戶,他叫丁朝东,人称丁老四,在稻地街上开肉铺。通过几次接触,我觉得这个人本质还不错,就和他交上了朋友。为了打开稻地局面,我利用他家在稻地的便利条件,交给他一个任务。可巧当时我接到上级发下来的一张布告,是冀热辽政治部黄火青主任出的。就交给了丁朝东一张,让他贴到地巡警局门口的揭示牌上,到底“人熟是一宝”,他顶多花了几斤猪肉,打了个马虎眼,真的贴出去了,而且还正逢大集。布告在巡警局门口一出现,当时就炸了集,共产党的布告,居然贴上警察局的揭示牌子,这不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吗?国民党当即来了个大严,对所有赶集的逐个盘查,以后又搜捕抓人,闹騰了好一阵子,也沒有找到这个贴布告的人,无奈将大集迁到庄外头,不让赶集的进街了。想以此来封锁共产党的影响。哪知道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早已深人人心了。
        他们严加戒备,四出淸剿,想把我们赶出这片土地,但我们并沒有被吓倒,紧接着进行了下一步行动。稻地街上有个收稅的,是个搜刮民財,坑害百姓的地头蛇。老百姓纷纷要求除掉他,经研究,我们决定在敌人眼皮底下公开干掉他,以造成更大影响。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的通讯员高坚定和鲁庄的大金。这天正是集日,他们化装成赶集的,混进稻地,高坚定带了个十三响橹子枪,一直来到东门洞外,等了不久,那个地头蛇就过来了,等他到了跟前,高坚定掏出枪,一个箭步冲出人群,冷不防就是一枪,那地头蛇应声栽倒在地,人群顿时大乱,高坚定挤出人群,不远的地方,大金早已准备了一头快驴在那等他,他翻身骑上驴,一溜烟地跑了。等到警察、伪军闻声赶到,戒严捉人时,他们早已安全转移了。
        连续发生了这两件事,再加上前面讲的处决王守正一事,稻地这一带的形势迅速扭转。到一九四三年春季,整个四分区的局面已彻底打开,我们抓住时机,立即开始发动群众进行建党、建政工作。首先在这个区成立了齐心会,从井屯、赵各庄、大田港、王庄子等村开始。把各村有影响的人物,都拉上当会长,暗中有基本群众监视。并且搞了约法三章,我们当时叫做“十六字”真经。即:“齐心抗日,保守秘密,站岗放哨,联村情报。”齐心会建立起来,又设立了办事员和班长,办事员管行政,班长管战勤。全区各村保长,都已基本上变成了两面政权,这些保长,明着服从敌人,暗中为我们办事,这对当时形势还是有利的。再加上肃清了土,处决了恶霸,又在群众中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如教育儿媳孝敬公婆,男子忌嫖禁赌等,人民群众都从心里拥护共产党。不但本区形势好转,就连稻地以西十六个村,宋家营以南二十四个村的保长,也托人介绍来和我们接头,愿意接受抗日政府的领导,并送交了几十支手枪和很多子弹,在这种形势下,我也及时带人深入到宋家营以南的东西尖带和小集以南的西郑庄等村。
        在此期间,我们同样重视了党的建设,先后发展了高各庄的高志勇、大田港的郑茂珠、鲁庄的大金、井屯的林祥、黄各庄的张志才、赵各庄的报国、大齐各庄的一名(已记不清名字),这些同志,都是四分区最早人党的党员,为后来组建这个区的基层支部打下了基础。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奉命调到滦芦二总区四分区任区长,怀着依恋的心情,离开了这里。
        除了第二年我又回到錢营南的滦芦县八区任过一段区长外,三十八年来,我一直沒有回到过丰南。我时常怀念着这个會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更怀念黄介如区长等领导和同志们以及那些热情、朴实的人民群众,他们是我最好的老师,我从一个只字不识的青年农民,成长为革命干部,沒有他们帮助、教诲和舍生忘死的保护,是根本不可能的。尽管他们中间,有的已经与世长辞了,但是,他们會经用生命和鲜血保卫过的这片土地还在。我坚信,当有一天,我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这會经是滿目疮痍的地方,早已是家家丰衣足食,人人安居乐业的新农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