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生
一、到路南去
一九四二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从这一年的春季开始,敌人依仗着优势的兵力,精良的武装,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轮番的“淸乡”、“扫蕩”。冀东地区的丰玉遵、丰玉宁、遵化等县,本来是很有基础的抗日根据地,但由于日寇多次疯狂的“扫蕩”,加上伪军、联庄会、棍团等反动组织为虎作伥,致使我们的抗日政府在这里活动很困难。
特别是在敌人“四次治强”以后,我们的损失更大了。抗日根据地百分之八十的地盘都遭到敌人的“蚕食”,县、区干部除一小部分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外,其余大部分有的牺牲,有的被捕,有的逃跑或妥协。所有的区小队几乎都垮掉了,只有丰玉宁的县大队——田心领导的青英部队暂时拉到口外隐蔽了一段时期,才保留下来。
在这严峻时刻,为了保存实力,以便更好地坚持斗争,扩大迂迥范围,在这一年的秋后,地委提出,把原来的三县联合改为四县联合。因此,在原来丰玉遵、丰玉宁、遵化县的基础上,组建了丰玉遵宁联合县,由鲁建之、田心、胡光三同志主持县委工作。
新组建的丰玉遵宁联合县委面对当时残酷的斗争局面,认真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形势,取了更加巧妙的斗争方式。县委领导同志根据毛主席的“到敌人后方去”的指示,决定成立路南工作团,到路南敌后去,建立比较隐蔽的抗日根据地。
这时期,我在五区任区委书记。一天晚上,县委书记鲁建之同志突然找我谈话。
我来到鲁建之同志的住处,鲁建之同志跟我说:“现在环境很残酷,原来的抗日根据地因为敌人的“清乡”、扫蕩”,我们在那里活动已经很困难了。田心的青英部队虽然从口外回来了,但迥面很小,因此，县委决定成立路南工作团,由你任工作团主任,到路南去开辟新的比较隐蔽的抗日根据地。”
对于当时环境的残酷,我是淸楚的。我知道只有靠唐(山)丰(润)公路的那一条儿地段我们还可以进去,再往西玉田县我们的人进去就很困难了,最近我们到那里去的人都牺牲了。但是要我担任工作团主任的职务,这对于我这个只有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来说责任太重大了。于是,我有些担忧地说:“我这么年轻,能行吗?”
“有党的领导,紧紧依靠群众,你会完成任务的。”鲁建之同志鼓励我说。
我看组织上这么信任我,也沒有什么说的了。
记得路南工作团是由抽调来的二十来个干部组成的,我任工作团主任,成员有:赵光、孟毅然,贺天、仲天、毕醒愚、马良以及武汉兴,苏民(也贺然)等同志,同时还给我们配了一个排的部队,排长叫王义，指导员化良。
正是晚秋季节,路北的庄稼都收割了,路南的晚一些,地里还有棉花、玉米、小高粱等农作物。
路南工作团用很短的时间筹备完毕后,告别县委领导出发了。
这一天夜里,我们从南袁庄、孔家庄穿过北宁路,来到路南的毕武庄。
我们在毕武庄住下后,当天就在庄里庄外安排了岗哨,不许随便出入人,以防泄密。接着,工作团內部开始开会,研究工作问题。
经过大家的充分研究讨论,在工作团内部分了三个组,按工作团开辟地区的范围,安排了去向。一个组去芦台方向,沿大泊、姚家庄、罗卜坨子、灶店,一直奔芦台,由寒松、马良、刘征等人负责;一个组去西河、柳树酄、毕家酄、老王庄、李八廒方向。由毕醒愚同志任组长一个组去王兰庄、稻地、胥各庄方向,由郑辉任组长。我带一个通讯员在毕武庄一带活动,跟分下去的三个组随时取得联系。我这里属于中心地区,开辟了几个中心村。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还研究了这次开辟地区的特点。我们认为,开辟地区最好是隐蔽一点,目的是防范路北再有大扫荡时,丰玉遵宁的干部可以随时往这里转移,保存实力。部队打完仗还可以到这里来休整。原来县委领导在向我们交待任务时也是这么讲的,要开辟隐蔽性的地区,最好让敌人对我们的活动少觉察,不觉察为最好。尽量做到不杀人,不要打大仗,目的是尽量避免暴露目标。还要把上层统战工作做好。因为上层人物,如乡、保长、棍团团长等人接近敌人,要防止他们当汉奸,要把他们控制往,不许他们暴露我们的目标。
接着,我们便分头开始工作了。
我们先把毕武庄的乡、保长找来开会,给他们讲明我们来的目的和我党的政策,给他们指明只有走抗日救国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同时还教育他们不许暴露我们的目标,既要忠于我们,又要应付敌人,对于敌人摊派的物、款,要坚持少交、迟交的原则。有什么消息要立即传给我们。就这样,我们总算在这里站住脚了,这里的乡、保长也表示拥护我们的政策,愿意为抗日政府效劳。
我们在毕武庄扎下根以后,接着又往附近的村庄推进。方法还是到一个庄先找保长开会,同时还叫他们把邻近庄的保长找来。在同他们谈完之后,让邻近庄的保长回去再召集同样人员的会,等他把人员召集齐了之后我们再去。我们通过开会,熟悉了附近每一个村子的情况。接着我们又走门串戶,做群众工作。群众看我们是真心抗日打日本的,都很拥护我们,积极地为我们出谋划策。
在政权方面我们还是暂时利用伪政权,由乡、保长,情报员给我们传递消息。各村保公所都设了临时值班人员,也“拔团”。为了迷惑敌人,我们把各村都起了化名,让附近村庄的情报员知道,以便传递消息。如高庄子叫“高田”,毕武庄叫“习文”等等。
以后,随着开辟地区工作的进展,涌现出了许多抗战积极分子,我们及时把这些人吸收入党,这样,一些村庄陆续建立了党支部。
我们又在一些村庄建立了群众组织。仿效路北的形式建立了抗日报国会、民兵、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以后又建立了小学教员联席会议。到一九四三年的时候,干部队伍壮大了,陆续建立起区政权,配备了育助理等干部。
其他各组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办法工作的。
由于工作团全体成员的积极努力,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轰开了局面,一大批比较隐蔽的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起来了。
二、教训盐警大队长
毕家酄往南都是盐滩,统称长芦华北滩,当时滩地里有两个盐警大队,大神堂住一个,寨上住一个,负责保护盐滩。盐警军官都是旧东北军军官出身,那些士兵都是临时招的。但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枪,老百姓很怕他们。
我们到了这一带以后,随着工作的需要,有时也到滩地里转一转,看一看,碰到那些盐警军官就跟他们谈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些盐警军官看到我们在群众中威望很高,也很怕我们,都能接受我们对他们的教育。
一九四三年春天,我们到罗ト坨、看荣庄、洒金坨一带开展工作。这里的群众生活很困苦,因为这里都是盐碱地,打不了多少粮食,群众沒有别的办法,只能到春天盐滩里雇临时工时,去挖挖壕沟,挑挑盐坨,掙点錢糊口。此外就是靠盐生活。
我们来到这里以后听群众反映说,最近盐警打死了两个偷盐的,因此老百姓也不大敢去盐滩了。我们听说后,很气愤,决定找他们大队长,当面教训他一顿。
于是,我来到看荣庄,找到保长说:“你把大神堂的保长找来。”
“中:”保长答应一声走了
看荣庄离大种堂有十来里路,我等了一会儿,看荣庄保长就把大神堂保长领来了。
我说:“你们那儿的盐警大队长你认识吗?”
“认识,认识。”那保长说,“我们熟着呢。”
“你跟他说上话了吗?”
“说上了。”
“你就说我要找他,有事跟他说。”
“那中,这事办到了。”保长连连答应着。
我又说:“我准备到你们庄去一趟。”
“中”你啥时候去,我在庄头等着你。”看来这保长态度还算老实。
我们又商量了几句,大神堂的保长就走了。
第二天,我带着一名通讯员动身去大神堂。我们化装成贩鱼的,通讯员用扁担挑着个筐,我空着手,我俩腰里都掖着枪。
一进盐滩得走七、八里路,到处都有盐警的营房。我们不管这些,很鎭定地一直朝前走去。当我们赶到大神堂时,那保长正在庄头等着我们呢。
保长把我们领到庄里。我留心一看,见路北有个灰门楼,门口插着旗,两名穿军装的盐警在站岗。我想,这肯定就是盐警大队部了。
保长的家在道南一所小房子里。他把我领进屋子,我让通讯员在外头等着。
我在屋子里刚坐下,忽然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小个子,一脸络腮胡子,头戴日本式小瓜皮帽,身穿黄呢子上身,黑呢子下身,很象日本人。他见到我后,先给我打了个立正后用东北口音说:“对不起,老弟是中国人,东北盖城人,为了生活给他们当翻译,这也是沒有办法,听说你在这里,很愿意跟你见见面。”
正说着话,外头有人喊他的名子:“×××,有人叫你呢。”
“对不起。”这小子给我行了个军礼转身就走了。
后来我一打听,这小子是日本人的翻译,外边来了日本人的卡车,是日本人叫他呢。
我一想,事情不太妙,我刚到这里,就让他们知道了。此地不可久留。于是,我让通讯员把保长找来,让他赶紧找大队长接头。
保长把我们接头的地点安排在街北一所院子里,我们就跟保长到那里去了。
此院头层房东屋是个大屋,里面比较宽绰,看来是个有钱的人家。我和通讯员刚坐下来,不一会,只听屋外一阵“喀喀”的皮鞋声响,大队长一挑门帘进来了,身后还带来了几名护兵。
这大队长四十上下的年纪,大高个子,身穿一身军装,脚下是大马靴,腰里系着武装带挎着大腰刀。他的护兵也身穿军装,腰里系着皮带,沒有带枪。
我们见面后随便说了几句,我便开始跟他谈话。我跟他说:“你是中国人,日本人不能总在中国占着把中国灭亡,中国是灭亡不了的,小日本早晚得滚蛋,日本人滚蛋后你怎么办,到时候要算你的帐,所以你要留一条后路,办事要留有余地。”
“是,是。”这大队长也是个东北人,嘴里连声答应着。
我接着又说:“中国人应该保护中国人,你们以后打枪要注意,不许伤害中国人,老百姓偷的盐不是他们小日本的,是中国土地上产的,你们应该支持老百姓偷盐,以后再打人是不行的。”
“可以,可以”。那大队长嘴里也不说什么,只是鸡啄米似地点头答应着。
就这样,我跟他谈了足有一个钟头,我所提出的条件他都点头答应了。我一看时间不早了,今天还得赶回去,于是我说:“今天就谈这些吧,以后有机会再谈。”说完,我和通讯员就出来了。
那盐警大队长又送了我们几步,我叫他别送了。我和通讯员出了大神堂,撒腿往回就走,一路还算顺利,沒有碰到什么麻烦事。
这次谈话还真起了作用。从此以后,他们不敢打枪了。这时候,我们暗地里通知老百姓:“你们快去弄盐吧,盐警不朝你们打枪了。”老百姓去弄盐时,发现盐警比过去老实多了。
老百姓弄了盐都往北边运,他们从中得了些錢,路北抗日根据地的军需民食也方便多了。
三、城坨子除奸
一九四三年初,为配合敌人的“五次强化治安”,各据点的日寇、特务、警备队到处“清乡”、“扫蕩”,活动得十分猖獗。
一天、驻小集的日寇、特务和警备队七、八十人出发到尖字沽,搜捕我八路军和抗日干部。
这伙人到村公所之后把保长找来,问村子里有沒有隐藏的八路军、共产党。保长心里明白,这伙人一方面是来搜捕八路军和抗日干部,但主要是找吃喝来了。保长跟他们应付了一阵后,便弄来了酒荣。这伙人见了吃喝,便什么也不顾了,分头狼吞虎嚥地吃喝起来。
其中一个特务在保公所坐着沒有走。这特务中等身材,三十上下的年岁,很瘦,头戴买卖人常带的那种风领帽子,黄白色的脸上沒有胡须,一说话露出一对小鬼把门的金牙,象大烟鬼似的。这特务把保长叫到跟前又问:“你是保长吗?”
“是”
“你们这儿真的沒有八路军！”
“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
“......”
一连问了几句,保长总是回答说沒有。这特务气急了,抬手用手里握着的一颗甜瓜手榴弹朝保长打来。保长的脑袋被砸了个窟窿,鲜血立刻流了出来。保长捂住伤口沒有敢言声,偷偷瞟了这特务几眼。这时候,保长突然发现,从这特务的风领帽子里掉下来一缕头发。保长心里想到,这特务可都是个女的。
这伙人在庄里糟蹋了一阵子就走了。
后来,我们又到这个村子活动,保长见到我们,跟我们反映了这个特务的情况,我们觉得很奇怪,小集据点还会有女特务吗?我们决定调查一下。
以后我们跟各村的乡、保长询问,小集据点是否有女特务。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女的是城坨子人,是一个在南方包工的人从浙江带回来的小老婆,她男的是个技术员,都六十多岁了,家里已有老伴和两房儿媳妇。这小老婆被带到家里后也不安分,整天打扮得妖里妖气的,象个窑姐儿。
头子岁数大了,也管不了她,也就任她胡混去了。
我们了解到她是这样一个貨色,决定惩办她,为民除害。
这一天,我跟通讯员志永决定到城坨子一带转一转,顺便找机会除掉这个女特务。
我们先到越支,在这个村的小学校里吃过饭后又往回走。半路上,我们就跟走路的、下地的打听这女特务的住址。后来快到城坨子庄时,一帮下地的人告诉了我们这女特务的详细住址。
这女特务在城坨子东庄大街路南紧挨大道头一家,是一所大瓦房,临街是大门,里头还有闪屏门,一看就知道是个有錢的人家。
我们进庄后便直奔这女特务家走去。我们进了大门,过了闪屏门,见堂屋地上有个姑娘正在刷碗,旁边站着一个穿绿旗袍的女人正端着茶碗喝茶。这女人挺黄挺瘦,剪着短发,见我们二人进来了,装模作样地问道:“哟,哪来的客呀?”她这一说,那两颗小鬼把门的金牙露出来了。
我一看这女人就是人们说的女特务,于是,我抢上去掏出手枪,冲她“呯呯”就是三枪,她连哼也沒哼就倒下死了。旁边刷碗的姑娘见势不好,早已跑掉了。我们把这女特务干掉后扭头就跑。
这家西头就是大道。我俩从这家出来,上了大道,紧走几步追上了一辆大马车。我们上车后让赶车的紧轰了几鞭子,一会儿,我们就跑远了。
四、宣庄征款
到一九四三年春天,我们在路南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局面已经打开。虽然我们还沒有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但这一带集鎭的乡公所基本上都能听从我们的调遣,配合我们征粮征款,支援抗日政府。
但是,只有宣庄这个鎮跟我们来往不多,原因是这里离胥各庄、唐山较近,特务、日本人经常到这里活动,所以,那里的警官也比别处的嚣张些。后来,我们到那里去过几次,找宣庄的上层人物联系,他们懾于我们抗日政府的威力,也表示愿意为抗日政府尽力,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
一次,县里下达了征收抗日救国款的任务。我们商量后,决定在王兰庄、宣庄等地,每一个征款伍百元。于是我们给宣庄鎭长董子舒写了封信。信中说:政府下达了征收抗日救国款的任务,要你鎭交款伍百元,限×天之內把款交到×庄。这封信写好后,交给一个在横沽教书的,跟董子舒住在一条街上的名叫李子文的人送去。
这李子文跟我们接触较多,同情抗日,表现得很积极。他把这封信拿到手之后,心想,董子舒准得交款来。
谁知董子舒接到信之后,根本不理这个茬。几天之后,李子文音急了。他想,这下子可坏了,董子舒不交准知道我通八路军,因为是我把信送到他家的。我这携家带口的跟他住在一条街上,准得受他的害。
于是,李子文屡次找我们,让我们想个办法。有一次,我、毕醒愚和通讯员志永住在高先甸,李子文又去了。他又说了董子舒不交款,又知道他通八路,全家財产性命难保,这事儿该怎么办?要我们想个万全之策。
我跟他们商量说:“你们看该怎么办?”
李子文说:“最好是你们去把他掏出来教训教训他。”接他又说:“村头濠沟河沿旁铁絲网那儿有个豁口,离董子舒住的地方不远。你们晚上去,我在豁口那儿等着。你们进去之后,我把你们领到董子舒门口我用手往里一指,你们就进去,我就走了。”
毕醒愚性子较急一听就说:“中,我去。”
我看这也是个办法。于是,我们决定三个人都去。
天刚擦黑,我和毕醒愚、志永三人来到宣庄村头铁絲网豁口那里,见李子文穿着裤叉手拿凉扇,装作歇凉的样子正在那里等着呢。我们顺着豁口就进去了。我们见面后也不搭话,李子文在前头走,我们在后头跟着。来到大街上,李子文往道北一家大门口一指又往前走去,我们就进了这个门口。
董子舒住后层房。我们一进堂屋往东西两个屋一看除他老婆外,沒有任何人。
于是,我们问董子舒的老婆:“董子舒到哪里去了?”
“他到街里去了,到哪儿去不知道。”董子舒的老婆又问我们:“你们老几位从哪儿来?”
“我们是工作队的。”毕醒愚沒有告诉她实话。对于这些,董子舒老婆心里淸楚,工作队就是特务。
“我给你们找找去?”董子舒的老婆说。
“你找去吧。”毕醒愚还真答应了。
这时候,我从背后捅了毕醒愚一下,意思是说,不能让董子舒的老婆出去,万一她把敌人引来就麻烦了。谁知毕醒愚沒有理解我的意思,仍然催着董子舒的老婆去找董子舒董子舒的老婆在毕醒愚的催促下还真去了。
屋外天色漆黑,村东头传来一阵阵的狗咬声。我心里很不踏实,便慢慢地走出屋子,站在门口,注视着周围的动靜。
正在这时候,突然七、八个警备队端着大枪闯了进来。为首的一个见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干什么的!”
这家东边是个胡同。我一看事情不好,一拧身越过不太高的土墙,三脚两步就跑进胡同,撒腿就往北跑。等我跑到胡同口,到董子舒家的后门儿一看,这里也有许多警备队,都端着大枪在那里等着呢。然而这时候我的腿步也停不住了,一下子冲进敌群。我甩开手枪冲着围过来的敌人就是几枪。敌人也很乱,沒有人敢接近我,乘这机会我一直向北冲去,一边冲一边回过头来冲敌人打一阵子。就这样,我跳了寨子又跳墙,一会儿就冲到村外去了。
等我到村外刚收住脚想喘口气的时候,毕醒愚也跑过来了。我一把抓住他，喜出望外地问他：“你怎么出来的？”
毕醒愚喘了口气说:“我在屋里一听有动靜,紧接就冲出来了。我就在你身后,你打的那几枪都从我耳朵根旁边过去了。”
“真险哪。”我又说:“他们怎么就沒追呢?”
“他们都是些松包。”毕醒愚说:“你一打枪,敌人都趴下了,我就是从敌人的大腿上踩过来的。”
“志永他怎么样了?”我又问。
“志永可能沒出来。”
我俩的心情很沉痛,都为战友的安危担心
这里也不能久留。于是,我俩跳过壕沟进了高梁地,决定进回高先甸村再想主意。
天朦朦亮的时候,志永到高先甸找我们来了。我和毕醒愚见志永同志平安无事地回来了,都很高兴。我拉住志永的手说:“你是怎么出来的?”
“嗨,说起来真玄哪。”接着,志永便跟我俩说起他险的经过来。
“你俩往外跑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当时敌人都追你们去了,沒有注意到我,我见厢房旁边有个用秫秸夹的厕所,便乘机钻了进去。我正在里边蹲着,正巧董子舒的老婆也进去了,见我正在里面蹲着,说了一句:“你在这儿蹲着哪。”我也不答话,上前一把住她的脖领子,就势一拉,让她蹲下,小声跟她说:“要是外边有人问,你就说里头就你一个人。”她慌了,嘴里连声答应着正在这时候,只听外面有人喊:‘里面有人吗?’董子舒的老婆故意咳嗽了一声,答应道:‘沒别人。
“敌人走了,我才把这老婆子放了。院子里的特务见董子舒的老婆出来了,还搭了一句话:是四姐呀。随后,他们进了屋子。又听得‘光啷一声他们把门关上了。这时候我想,这老婆子准得跟敌人说我在这里。
“我知道厕所外头有七八捆秫秸,于是我从厕所里出来趴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往前挪,挪到秫秸垛跟前,便钻了进去。
“时间不大,敌人开始往厕所里扔砖头、石块,接着又打了几枪,后来又进去几个人搜查了一阵,见里头沒人,敌人也就撤走了。
“估模着敌人走远了,我才从董子舒家出来到这里找你们。”
听了志永险的经过,我们都为他庆幸。可这件事发生以后,董子舒一直未敢露面。但是,宣庄商会会长害怕了。因为他们清楚这次敌人沒有整住我们,我们一定轻饶不了他们。于是,一天上午,宣庄商会会长身著西服革履,头戴面斗帽子,提着两个大西瓜,主动到高先甸找
我们来了。
这商会会长见到我们后,先是鞠躬点头陪礼道歉,把大西瓜拿出来让我们吃,接着又把五百块錢沒等我们要也交了出来,我们见他的态度还算老实,于是我警告他说:“你们今后如果听从我们的安排,按时交粮交款,以前的过错我们不再深究,董子舒也可以不杀,如果你们往后再不走抗日救国的道路,我们决不轻饶。特别是董子舒,他要是再干坏事,我们见着他就是死的。”
一席话说得商会会长连连点头称是,这才走了。
从此以后,宣庄鎭也能按时交粮交款了。
五、惩治土豪劣绅
王兰庄是个比较大的集鎭,鎭上有鎭公所。附近各村有一、二十个土豪劣绅,如马子锋等人,整天在鎭公所鬼混,大袄穿着,大烟喷着,在这一带为非作歹。有时他们到丰润县城办事路过唐山,本来不应该住下,他们也住进旅馆,吃喝玩乐,胡折騰几天,所需费用都出在王兰庄公所的帐上。因此,老百姓都很恨他们,管他们叫吃庄害戶的寄生虫。
一九四三年春天,我们在这一带活动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多次向我们反映这些害人虫。我们本着对他们团结、教育的目的,會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进行了一番教育。虽然他们这些人在会上说得挺好,但以后仍不知悔改。这伙人吃喝惯了,离了吃人活不了。
后来我们决定清他们的帐。一天,我们叫鎭公所的会计把帐背到柳树酄,找两个会总帐的人查他们的帐。这两个查帐的人经过一番清查,发现这些都是口袋帐、豆腐帐,根本沒法查清。有些錢物从帐面上也查不出来,因为他们有时花了錢也不汇帐。
隔了几天,胡光县长到我们那里去了,我们跟他谈了这些情况。胡光县长琢磨了一会儿说:“你们发动老百姓告他们,咱们抗日政府有办法。”
我们跟老百姓说可以告这些“大挂子队”(当地老百姓对他们的称呼),都很高兴,于是就由毕武庄的毕长任和附近杨庄子的一个青年两个人出头写了呈子,交到咱们抗日政府。抗日政府接到毕长任等二人写的呈子后,很快就把些“大挂子队”弄到柳树酄,开会审理他们的罪行。
会议由胡光县长主持,毕醒愚做记录,我和另外一些人也在場。首先我们跟他们讲了一番道理对他们进行教育,接着让他们交代自己的罪行。这伙人知道搪塞不过去了,都坦白了自己平日贪污公款,肥吃肥花的罪恶。就这样,会议一共进行了两天。
胡光县长见他们都坦白交待了,又想了一个既能惩治他们,又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办法。当时王兰庄附近急需挖一条能灌漑又能排涝的河,胡光县长决定代表丰玉宁县政府拿出五千块錢,这些“大挂子队”再凑一些錢,给老百姓办这件好事。当胡光县长把这个想法跟这群“大挂子队”说了之后,他们不敢说别的,都表示愿意出錢。就这样,这伙人当場自认,有的认交二百,有的认交三百,有的认交五百,加起来也凑了五千多元錢。
这伙人交出来的錢和丰玉宁县政府出的錢加在一起,计一万多元。我们把这笔錢交给了毕长任,由他主持用这笔款做挖河基金,负责挖这条河。
接着,我们又对这伙“大挂子队”进行了教育,他们也都表示今后再也不做“吃庄害戶”的坏事了。
后来,这条河挖成了,现在从四道桥到毕武庄这条河沟就是用这笔錢挖的。通过这条河把煤河水引了过去,灌了两岸的庄稼,粮食也获得了增产。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工作团全体成员的努力下,路南工作团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一九四三年秋后,我们已经按预定计划打开了局面,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我们的建立比较隐蔽的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刘长太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