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兴
一、滩地风潮
一九四三年,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候,我在地区基干队当指导员。六月初的一天,丰玉遵县委书记伍仁同志把我、彭宏和田广兴三人找到一起,通知我们: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我们到路南地区去工作。
几天之后,我们出发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了。我们先到杨义口头村,在这里旁听了几天短期干部训练班后,由丰玉宁县委书记张仕英介绍我到路南海防区去做组织盐民渔民的工作,并且要我到柳树酄找路南工作团主任白云生同志联系,参加工作团。
这样决定之后,我和铁人、毅然、苏明四人着沒膝深的大水上路了。我们先在西河住了一宿,第二天在柳树酄找到了白云生同志。他和我一起来到毕家郡酄准备在这里站住脚,开展工作。
毕家酄是海防区最靠北的一个村子,从这里往南到海边,往西到芦台,统称兴芦华北滩,盛产食盐。在这块坦蕩无垠的滩地里,有大小三十余处据点,都派有盐警驻守,弹压地面。
我和白云生同志先找到毕家酄的保长毕兆仲,由白云生同志把我的来意跟他做了介绍。经过我们做工作,他对抗日工作还是较热心的,所以,我们的抗日工作人员经常到他家落脚。
在毕兆仲的帮助下,当天下午,我们就召集了保、甲长及小学教师等上层人物座谈会,初步座谈了一些情况。
这次座谈会很成功,这些人都表示愿意走抗日救国的道路。于是,我们决定趁热打铁,继续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晚上,我们找来一些青年人继续座谈。这些青年人性格开朗,积极性都很高。他们详细地跟我们介绍了据点里的情况和盐警对老百姓的压榨以及老百姓的悲惨生活。
这些青年人走后,我和白云生同志商量,决定从解决群众的生活入手,通过抢盐斗争,把工作开展起来。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青年人的协助下在村子里的小学校里召开了群众大会。
会议开始后,先由白云生同志把我跟群众介绍了一下,他说北边还有事情,就先走了。送走他以后,我接着讲话。我首先讲了八路和群众的鱼水关系。在路北老区,人民群众是如何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我特别强调说,路南的人民要活下去,也得团结一条心。接着我又讲了日寇在冀东地区怎样进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杀害我无辜的同胞。当我介绍了日寇在路北制造的有名的“潘家峪惨案”、“马家峪惨案”的时候,群众无不义愤填膺。
这时候,我说:“我说这些不是要把大家吓倒,而是让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要想活着就要斗争,如果不敢斗,那就一切全完了。咱们要誓死不当亡国奴!”
这最后一句,我是喊着说的。群众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一些青年人也学着我的样子高呼起来:“誓死不当亡国奴!”
接着,我又指着南面的盐坨说:“这些盐都是用中国的海水,在中国的土地上晒的,可是,我们中国人却沒有权力动一动,都让那些小日本夺走了,这合理吗?”
“不合理!”群众不约而同地呼喊起来。我看到群众的义憤被激起来了,便进一步鼓动大伙儿说:“看一看我们眼前的生活吧,我们连饭都吃不上,有的到外地给人家栽稻子,有的乞讨要饭,我们旁边就有那么多盐坨,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些盐运去换粮食?”
群众都呼喊着,表示赞同我的想法。我的讲话不时被呼喊声打断,人们的情绪十分高涨,大会一直开到午后一、二点钟才结束了。这次大会是毕家酄村有史以来第一次抗日政府工作人员主持召开的大会。它喚醒了民众的觉悟,取得了很大收获。
午饭后,我召集了保、甲长会议。教育他们支持老百姓弄盐,老百姓把盐弄来以后要让他们协助老百姓把盐运到路北去。这些人尽管情况不一样,有些人思想上还有些抵触,但还都答应了下来。
到晚上,我又把宗昆、宗耀、新志等青年人中的骨干找来,进一步商量如何行动。
“盐警打枪怎么办?”有人担心地说。
盐警打枪,这倒是意料之中的问题,为了愼重起见,我们的行动策略些还是应该的。于是,我们事先规定了几个口号,如果他们打枪,我们就喊这些口号。用这些口号去感化他们。
接着,我们又商量了在行动中应该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最后决定,从第二天晚上开始行动。
天刚擦黑,几百名群众手持钢镐、铁锹,拿着口袋,口袋不够的就把裤子的两条裤腿扎牢当口袋用。人们在村头集合后,浩浩蕩蕩的队伍向盐坨进发了。过一条大水沟,就进了滩地。群众见了那一座座象小山似的盐坨便蜂拥上去,用镐刨掉用泥抹的盐皮,往口袋里装起盐来。正在这时候,我们的行动被盐警发觉了。他们一看来了这么多老百姓抢盐,当时也吓懵了,未敢过来干涉,只是朝老百姓吓唬了几句。但是老百姓沒有答理他们,继续往口袋里装盐。盐警见吓唬不顶事,便放起枪来。
群众见盐警真的开枪了,开始有些慌乱。这时候,我让群众挨个儿传话:“不要怕,赶紧找地方隐蔽,大伙一块儿喊昨天商定的口号。”
大伙赶紧隐蔽好,在我们的带领下喊起口号来:
“你们就打吧!往我们身上打!”
“打死我们少吃几天糠!要不也得饿死!”
“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要是看我们短你们的命!你们就往我们脑袋上打!”
......
这撕肝裂肺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在寂静的夜空中传得很远很远。
在群众喊了一阵口号以后,我发觉枪声稀了,而且是在空中炸响。于是,我又传话说:“现在盐警是往高处打枪,不想伤害我们,我们可以一面注意隐蔽,一面继续往外弄盐。”这时候,群众心里有主心骨了,纷纷从盐坨边爬起来继续往外倒騰盐,
就这样,一夜的工夫,两三座大盐坨被弄得破破烂烂。每个群众的家里都弄了许多盐。群众尝到了甜头,想收也收不住了,从这一夜以后,白天也有人到盐滩里去公开弄盐。
这时候,盐警吃不住了,因为盐坨被破坏了,恐怕上司怪罪下来。但是,想出来鎭压,又不敢轻举妄动,他们心里明白这件事一定是八路军领导着老百姓干的,不然,这所谓的“良民乡”,怎么有人敢干这种事?
一天,盐警小队长秦英武来到村子里,找到保长说,想见一见八路同志。保长一听,心里很害怕,他先把秦英武想办法稳住后,急忙找我报告。
盐警小队长主动上门找我们,正好是开展工作的一个机会,我立刻欣然答应说:“那就让他来吧。”
“那可不中,”保长害怕了,说:“他可是带着枪的,万一打起来…”
“沒关系。他是不敢随便动手的。他们提出来见我,我能不奉陪吗?”
保长见我态度这么坚决,也沒什么说的了。我们当即把见面地点定在联保主任毕佐彬的家里。这毕佐彬虽然是敌人的联保主任,但这个人经过我们给他做工作,已经表现同情抗日,愿意为我们抗日政府做事。
当我来到毕佐彬家里的时候,秦英武已经在那里等候了。此人岁数不大,从表面看还不象坏人。我一走进屋子,他首先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
“你找我们有什么事情吗?”我坐下来问他。
“啊,是这样。”秦英武见我那付严肃的样子,心里好象有些慌乱,说:“兄弟干这份差事替日本人效劳,被人称为汉奸,实在感到惭愧,你们共产党,八路军替老百姓办事,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兄弟不能跟你们相比。”
我一听这话,心想,这小子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于是,我开导他说:“既然你懂得这些,就该为群众多想想,群众是沒有办法才去抢盐的呀。”接着,我又把当时群众因为沒饭吃,离乡背井到外地逃荒要饭干苦力的惨状跟他讲了一遍。
秦英武听了我的这些话以后,说:“兄弟也知道老百姓的这些困难,你们那天晚上喊的口号,让我们往身上打枪,喊得我们太心焦了。”秦英武说到这里,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但是,我们为了混碗饭,干上这种差事,也得想法留个饭碗。我这次找八路同志就是让你们想一个能让群众把盐弄回去,又使鬼子不能发现的两全之策。”
“这样很好,我们也不想让你们为难。”我说。
接着,我们又商量了一会儿,决定了一个办法,就是,从这以后白天不再去弄盐了,每天晚上去去的时候也不再象以前那样无目的地乱挖乱装,而是集中人力从一个大盐上掏一个大门,再从这个大门掏进去,直到把里边掏空为止,然后再把这个大门堵死,用泥抹好封牢,让敌人看不出破。后来,秦英武在我们的教育下,思想转变很快,对我们的抢盐斗争帮助很大。
从这以后,每天晚上老百姓总要按时到滩地里去弄盐。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家家戶戶都积攒了许多盐。但是,盐放在家里变不了钱,得想办法往外运哪。
于是,我找到了村里的船主。跟他们说:“眼下群众都弄了许多盐,不能外运,现在是七月份,捕鱼淡季,你们是不是能组织起来,把盐运出去。”
由于我们经常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特别是通过抢盐斗争的实践使他们看到了群众力量的伟大和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威望,从中受到教育。这些船主都沒有推辞,愿意为解决群众的困难出力。
船主们领了运盐的任务后,就积极地出主意想办法。他们将盐顺水路运到黄各庄,先是转成旱路往河头运,运了几次后,觉得不安全,他们又从东部绕道运到古冶,在这里把盐交给解放区派来的盐驮子。这样,毕家酄的群众从中得了许多錢,那些外出逃荒要饭的也都回来了。因此,群众对于抗日政府办的这样一件好事非常感激,从而更加拥护抗日政府了。
毕家酄的抢盐斗争也使附近村子的群众受到了鼓舞。紧接着我们又到里、戟门、东老铺、西老铺、西河、大泊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抢盐斗争。这样既解决了群众疾苦,又鍛炼了群众,所以,我们的抗目政府很快就在人民中间建立起威信,使广大群众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最可信赖的,才能领导群众抗日救国。
到一九四四年,抢盐斗争发展到最高峰,敌人也报复得最厉害。但是,我们的斗争也是很坚决的。有时我们组织起两三千的群众队伍冲进盐摊,那些带枪的盐警被我们追得跑。到后来,憒怒的群众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行动,拆毁滩地里的营房,砸了水闸,拆除八面风车,整个兴芦华北滩被彻底破坏。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每当我想起当年那难忘的斗争場面,仍会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二、海上会熊飞
一九四三年秋,在丰南县南部海面上来了六只大船。他们自称是八路军的队伍,穿的也都是八路军的服装。但是,据当地群众反映,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海。他们的头目叫熊飞,是胶东海头子刘佩臣手下的副司令,他们自己印了“船票”,要这一带的渔民去买。如果他们发现海上的渔船沒有他们的“船票”,就会扣下渔船,甚至还要伤人害命。这一带的渔民因为沒錢买“船票”,都不敢下海捕鱼,因此,渔民们都恨透了他们。
为了探听他们的虚实,进而解决这一问题,八月十四日,丰玉宁县长胡光同志决定让我到他们的船上去一趟,并派通讯员李江同志跟我一块儿去。虽然我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但一想到这是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想到了沿海受难的渔民,顿时来了勇气。
当天下午我和李江同志赶到涧河,找到了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侯志成同志,他立即找来一些靠得住的渔民。这些人已经好几天沒下海了,正心急火了呢。他们听说我要去找海匪联系,先是抱怨说:“你看海里哪儿有船啊,他们纯粹是海匪,我们以前都跟他们打过交道,他们是来卖船票坑害百姓的。”接着又有些担心地说:“就你这么一个八路军去找他们,还能回的来吗?”这些吃过苦头的渔民,虽然盼着赶快出海,但一听说让他们出条船送我时,却都有些为难。
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叫毕守富的,平时表现很好,是我发展的一个候补党员。他家有一条小船儿,他父亲毕玉万对待抗日工作也很热情,我前些日子到他家去时,跟这老头谈得很投缘。于是,我跟毕守富说:“你去把你家老人找来,跟他商量商量这个事儿,也许他有办法。”
不大一会儿,毕玉万来了。当我把这次任务跟他说了之后,他也有些为难地说:“老武啊,我劝你,还是别去好。我在海上混了一辈子,跟他们多次打过交道,他们都是土匪,杀个人不当死个螞蚁呢。”
当时我一听老人也这么说,心里很着急,我明白,老人决不仅仅是为了保全自己,更主要的是为我的安全担心。于是我就耐心地向老人解释,说明我们对这些匪徒,不能怕,二要敢斗,要压倒他们。既使具有危险,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为老百姓办事,也是不怕死的。终于,老人同意和我们一起去了。
其他人见毕玉万老人答应了,都很高兴。
党支部书记侯志成也自告奋勇跟我去。吃过晚饭后,我又和李江、侯志成在毕玉万老人家谈到很晚,到后半夜才勉强睡了一会儿。估摸着涨潮的时间到了,我们就起动了身。
我们来到海边,立即起锚开船。这时候,海面上一片朦胧,走了好长一阵儿,才隐隐约约地看到海面上有一溜大船。我们的小船快速地朝前驶去。我漸漸看清楚前面共有六只大船并排泊在海面上,上面有身穿八路军军装的人影在晃动。
正在这时,毕玉万老人告诉我说:“老武,人家让咱们落蓬呢。”
“让咱们落蓬也沒跟咱们说话,你咋知道的?”我当时还不明白海上的情况。
“人家给咱们招子呢。”毕玉万说完,把前边一条船上一个人晃动的旗子指给我看。
“咱们少落点,落蓬中不中?”我说
“中。”
我们落了半蓬,这时候,船速立刻慢了下来,但船还是继续向前走着。
“老武,再往前走,他们会打枪的。”这样走了一段,毕玉万老人有点担心地说。
“不怕。”我说,“我们再往前走走看。”我一只手拽着缆绳,一只手拿着凉帽,腰里别着手枪,敝着怀,也不隐蔽。我听到他们好象在向我们喊话,但因距离较远,又有涛声干扰,什么也听不清楚。我把手里的凉帽朝他们晃动着,算是答话。
我们离他们的船越来越近了,对方喊话的声音也听得清楚了,这时候,为了稳住他们,我首先朝他们喊起话来:“你们不要开枪,都是自己人,不要打误会了。”
当他们看清我们这条小船上只有四个人时,好象沒把我们放在心上,都站在船头看着我们。我们不顾这些,直奔当中的一艘大船驶去。
借着浪头的涌动,我们的船来到大船跟前,他们过来几个人伸出手,把我们拽到他们的船甲板上。
船上,几十个身穿八路军军装的海匪们有的站,有的坐一付懶散散的样子。甲板上摆着机枪、平射炮,铁板、沙袋排了一大溜。我心里早已编好了一套应付他们的话:
“咱们都不认识。我是冀东军区司令部的,你们哪位是领导?”我大大方方地冲他们说道。
有人把他们的参谋长介绍给我,我走到参谋长跟前说:“我是带着命令来的。我们司说你们在海上生活得挺苦,請你们登陆,換换甜水,改善一下生活,熟悉一下陆地情况,看看各村情况。”
我这一番话还真灵,一下子就把参谋长住了。
“我们司令部离这儿不远,我们的部队就驻在涧河附近的十几个村子里。”参谋长听了我的话后,被唬得傻乎乎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把我们四人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你们等会儿。”说完转身下仓去了。
不大一会儿,从船仓里出来一个虎头虎脑,瘟肺似的大黑个子,身穿一身细布便服,光着两只脚了子。此人柳斗似的脑袋,一脸横絲肉,从胸膛到脚指长着一身吓人的黑毛。
“这是我们司令。”参谋长介绍说。
“熊飞。”熊飞说话瓮声瓮气的,说着,伸着蒲扇似的大手跟我握了握手。
我见熊飞出来了,机不可失,把刚才跟参谋长说过的那一套话又跟他重复了一遍。
“谢谢你们司令。”熊飞听我说完,思索了一会说:“我们还有别的事情,我们也不需要添水。”
看来熊飞是怕吃亏不敢上岸,他越是不想上岸,我越是抓住这一点说服他上岸。于是,我又“恳切”地说:“那不中,你们不上岸,我完不成任务。”但是,不管我怎么说,熊飞总是“婉言”谢绝,就是不上套。
这时候,我为了让熊飞减少对我的猜疑,我又编造了一套话,想通过这些话套“近乎”。我说:“我以前也是在霍里霍、巴里罕压山头的,我也是这个(说着我比划了一下土匪暗语)。后来我们投奔八路了,司合看我不错,把我留在司合部里。我们司合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走几里地就到。”
我把这些话说得活灵活现,直说得熊飞眼珠都直了。快到晌午了,熊飞说:“先吃饭,吃完饭再说。”说完,手下人端了几盘子炝面馒头和用虾油腌的辣椒。
吃完中午饭,我和熊飞继续谈要他上岸这番话,但是熊飞始终不答应。不过,熊飞这时候好象对我“热情”了些。也许是他看我岁数不大,说话也不拘谨,于是,就象拉“家常”似地跟我谈起话来。他问我:“你们司令员是谁。”
“我们司令员是李运昌,政委李楚离,政治部主任李中权。”我把这些本来就公开的首长名字告诉他。
我这么一说,越发显得我是冀东军区司令部的人了。熊飞对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了。
这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再拖延下去晚潮就过去了。
于是,我把我心里编好的又一套话搬了出来:“司令,有一件事情,本来不该我说,看来这是司令逼着我犯错了。”
“什么事情?”熊飞瓮声瓮气地问。
“我来請你们登陆,这是我们司令的意思,也是交给我的任务。”我说,“看来司令不体谅小弟,这个任务完不成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听说的。那天我们首长商量事儿时我正好在場,意思是你们上岸后让你们看看群众的生活,跟你们商量一下关于船票的事儿。那件事,本来是我们司要说的,我在这里先跟司令说了,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
熊飞听完这番话,连声说:“好办,好办,这船票的事儿我给解决了。”说着,吩咐手下人到船仓里去把船票拿出来。
不一会儿,参谋长跟另外两个人抱着两捆船票上来了。参谋长又问了问这一带有多少村庄,多少船只。
我一看这事儿有门,就把毕家酄、涧河、犬、小神堂以及东闭风嘴、西闭风嘴,一直到蔡家铺这一带的村庄都说了,每一个村子的船只情况也告诉了他们。
参谋长听我介绍完后,把那两捆船票交给我们。我一看这船票,印得还挺正规的,上面印着他们的大红印章。
这时候,熊飞说:“谢谢你们司这样关心我们的生活,我们表示感谢,实在抱欠,我们不能登陆,这船票由你们发给老百姓,让他们出来打鱼吧!”
我见他懾于共产党,八路军的威力,已经做出姿态,便又乘机对在場的人教育一番,我说:“现在村子里的老百姓因为沒有饭吃都到外地逃荒要饭去了,留下来的人因为经常吃青草、黄蓿尖子脸色都是青的。我们当八路的可要关心他们的疾苦,以后在海上还要多行方便哪。”
在他们这些人当中,大多数都是沿海一带的,我说这些,他们心里也都明白。虽然不说什么,也都不住地点头。
我看再多说话也沒用了,于是就决定离开这里。我又说:“看来司实在不给小弟面子。小弟只能走了。但是,你们千万别走,万一司令有事儿还得找你们来呢。”
“可以,可以。”熊飞滿口答应着。
当我们离开他们的大船回到我们的船上的时候,海匪们都站在船头。一边唱着八路军的歌曲,一边用掌声打着拍子“欢送”我们。我们也挥手向他们“告别”。
我们的小船开动了,直到听不到他们的歌声了,我们才有说有笑地议论起来。
“老武。你真行。”毕玉万老人竖起大拇指说:“你这么一套说词。连熊飞都怕你了。主动给你船票。”
“他们是怕我们八路军。”我解释说。“如果沒有咱们八路军坚强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他们怎么会把我看在眼里呢?”
我这么一说。大伙都会心地笑了。
这些船票在当天就发到了渔民手里。八月正是网季,就好象陆地上的秋收季节,那些拿到船票的渔民很快就下海捕鱼了。
(刘长太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