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老五区
 
李常志
       “老五区”,我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老五区”,我至时常怀念和向往的地方。
      抗战时期,从大新庄、小集往南直至海边,从陡河向东直至柏各庄、南堡,这一片广袤的滨海地区,一直被人们称为“老五区”。这里,有土质肥沃的农田;有盛产食盐的海滩;有集聚鱼虾的河渠;有丛生芦苇的草泊有栖息鸭雁的沼泽。然而,在那苦难的岁月里,尽管这里有着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侵略者的铁蹄蹂躏和反动统治的苛政之下,勤劳勇敢的五区人民却处于饥塞交迫水深火热之中。
      为打开这个地区的斗争局面,我受党组织委托,怀着救国数民的坚定信念,看着生命危险,组织和发动群众与日伪进行顽强斗争,在这里生活,战斗了近三个年头。那些与乡亲们同生死共惠难的日日夜夜,至今记忆犹新。
一、艰苦的环境
      一九四二年底,迁滦卢联合县县长丁振军同志在康各庄向我交待任务,在命我为五区区委书记(对外叫主任)。他指示我:一要把五区开辟好,二要和胶东党组织取得联系,三要争取活下来。从这短短的三句话里,我深深感到任务是重大而艰巨的,同时,也深感领导上的关怀。
      次年初,迁滦卢三总区区委书记杨远和通讯员李万送我到五区地界,首先到了李八厫版附近的胳肘灶。杨远同志在村里和我详细地谈了这个区的情况,并研究了开辟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不久,他就和通讯员一起回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坚持工作。
      经了解,这个区的情况十分复杂。首先,这里有南霸天、海大王李殿耜(木巳)家族的封建势力,他的过继儿子李久世,侄子李久余,秉乘承恶霸地主李殿相的遗业,几乎控制了方园百里的耕地、草泊和水面,残酷地剝削和压榨百姓。他们依仗有錢有势,勾结官府,招兵买马,鱼肉乡里,无恶不作。
      在海边的渔村和盐滩,日本浪人和当地无赖开设赌場、白面馆和妓院,麻醉和毒害人民。伪盐务警察,气势汹汹欺压渔民、盐民。在柏各庄,日本人开设了基业公司,廉价佣劳动力种植水形,耀武扬威地吸吮着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反动的统治阶级为麻痹和弄人民,在各地兴起大佛教,宣传封建迷信,妄图使人民俯首帖耳,任其宰割。一些
日伪特务,乘机混入大佛教组织,刺探我抗日斗争的情报,时刻想扼杀革命力量。
      当时,也有些所谓的八路军工作人员。他们大多是些旧军人或土匪出身,三八年大暴动时跟过李运昌或高小安,暴动受挫后回到乡里,拉共产党的大旗,作自己的虎皮,自封为八路军抗日政府的干部,却不干革命工作。我去老五区以前,那里的“区长”孙敬之,“付区长”赵爱华,“秘书”岳万里就都不是共产党员。他们不是依靠受苦的基本群众,而是与有錢人打得火热。抽大烟,搞女人,贪污公款,无所不为,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
      广大贫雇农受着各种势力的迫害,终日当牛作马。流尽血汗,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苦日子,沒有粮食,就吃盐碱滩上的黄蓿籽。我刚到五区,就听到当地流传的一句谚语:“一天两遍湯,响午烙答”起初还以为一天吃两顿面湯,中午吃烙饼,这生活还真不错呢!谁知细一打听才知道,这句俗语是描述了他们下地干活时痛苦情景,即每天早晚下地要䠀(湯)两遍水,中个不回家,日头烤(烙)着。
      要把这样一个环境艰苦的地区,开辟成抗日根据地,确实是十分困难的。但一想到领导的重托,一想到人民群众在受苦受难,我就暗暗鼓励自己,一定要打开局面,坚决完成任务。
二、落地生根
      在胳肘灶,我住在贫苦农民李木森家里。经过了解,这个人苦大仇深,是个可以依靠的基本群众。在他的帮助下,我很快和孙敏之等人接上关系,可是他们却不承认我。无奈我只好只身一人,身带一支花牌橹子,凭着一张嘴,扎根在穷人家,交朋友,拉关系,走村串戶,发动群众,宣传救国的道理。
      说起来,当时的困难是不少,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不说,我当时还不识字,领导上给我写信,我都不认识,又不能找党外的人看,有时一装就是好长时间,等信的内容知道了,亭情早已过去了。为保障我的安全,便于开展工作,县支队长高小安给我派来一名通讯员,带来一只“马金钩”步枪,五发子弹。这人腿有毛病,人称“王拐子”。他也不识字,而且行动起来很不方便。后来,又给换来一个叫曹亚洲的,这人虽身强体壮,认几个字,枪法也好,但却是土出身,做气十足,睡气未。一次,我们住在占子井,房东老大娘偷偷地告诉我说:“老李呀,你这个通讯员怕是靠不住,他常明念:妈的,我给他当通讯员?他给我当还差不多,不定啥时候,我就把他崩喽’!你可要加小心哪!”我一听,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正巧曹亚洲当时正推说有病,我就干脆让他在村里休息,从此又一个人行动起来。
      尽管困难重重,但我还是滿怀信心的。我不辞劳苦,先后跑逼了胳膊肘、李家灶、孙家灶、李八、老王庄、张庄子等十几个村子,联系基本群众。经过考验和审查,我迅速发展了李木森,孙敬生、许学常、李志明等同志人党,让李志明当我的通讯员。有了党员和基本群众,工作就好开展了。
      但是,要想真正在这里站住脚,光靠这些还是不够的。首先,在我们的抗日民主政权尙未建立之前,必须把村里保甲长团结、教育好,向他们灌输爱国思想,促使保甲制逐漸成为其心为抗日,假意应付敌人的两面政权,这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在真正的基本群众彻底觉悟之前,我们抓住了当地的一些不务正业,又人人不敢惹的“土混混”式的人物,把他们教育过来,对抗日工作是十分有利的。如黄米厫有一个整日赌錢闹鬼的人,通过思想育,又从生活上关心他,发给他三十斤小米,他很受感动,表示决心参加抗日工作。后来,他通过关系,从會家湾警察所策反出一个班的兵力装备,一色新“七九”式步枪,每人还有八颗手榴弹和百十发子弹。
       再有,我们还按照党的政策,坚持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联系些开明绅士,使他们自觉地为抗战出力,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如占子井的李广耀是当地有名的绅士,很有民族正义感,对百姓比较体恤,在上层人士中也较有威望,就连李久世,李久余也都很敬重他。为开展统战工作,我主动和他接近,因为我和他是同姓,几经接触,他翻查家谱,硬说我和他是同族同辈,倍加亲切。在他的影响下,全村人都热地和我年论平,把我当成一家人。我一到占子井,就好象到了自己的村里一样,使我在这一带开展工作得到了许多方便。
三、发动群众
       站稳脚跟之后,如何广泛深人地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则是一个首要的课题。几年来革命实践告诉我,要想发动群众,必须首先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改善他们的生活,这和我们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
       为此,我首先抓了动员群众晒盐、打鸭雁。起初,他们听要晒盐、打鸭雁,都很害怕,说什么也不敢。后来一了解知道,反动当局早有规定,不准百姓干这些事情,更不准他们保存武器,群众怕处罚不但不敢晒盐,连自己的火枪也都深埋起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做了好多耐心细致的工作,向他们表示,抗日政府一定为他们撑腰,让他们放心去干。沒有火药,我们就动员群众去乐亭海滩铲硝,回来自制,把破铁锅和旧犁徘砸碎泼枪沙。
      一場群众性的生产高潮迅速掀起来,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晒盐打猎,搞得热火人。区政府及时帮他们找销路,和路北群众联系好,让他们用毛驴驮来小米换盐,打的猎物吃不了,就组织他们到芦台、唐山、天津去卖。这样,家家都有粮吃,有錢花。生活状况有了明显好转,群众情绪十分高涨,纷纷感谢共产党八路军。
        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调动起来之后,我们又因势利导,及时组织民兵队伍,把那些有火枪的青壮年编成民兵队,敌人来了打敌人,敌人不来打鸭雁。很多人都踊跃报名、献了枪,除了打猎的火枪外,还有马金钩,老套筒等步枪,孙家灶有一户一次献出了四、五条枪。
       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启发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我们抓住时机,用日本鬼子在路北“清乡”,残害中国人民的大量事实,大讲民族恨;在南片利用李殿 耜(木巳) ,在北片利用王子林的剝削史,大讲阶级仇,使广大群众的抗日爱国思想和阶级觉悟不断提高,纷纷表示,为了不再受李殿耜(木巳)等的剝削和压迫,坚决跟着共产党,八路军闹革命。
      一九四四年秋,我们看条件已经成熟,便组织起草泊周围村庄的群众,搞起了一場大规模的增资斗争,要求李久世、李久余给工增加工资,全区几乎所有扛活的都行动起来了。我们把参加斗争的群众,分成两片,即李八厫、黄米廒、郑庄子、孙家灶、李家灶等村为一片;张庄子、老王庄、孙塘庄等村为一片。老王庄的李树发、王庆顺等都是骨干。在他们的带动下,共组织几千人,分成两路,浩浩蕩蕩,一路去落潮湾子抢草泊,把树都放了,大缸也拉走了,扛活的全都散了。另一路直去李八找李久世、李久余进行说理斗争,提出不长活价决不上工。一向耀武扬威的李家兄弟,吓得惊慌失措,忙請我们出面调停。我们一方面组织和支持群众进行斗,另方面又按照统战政策出面说和。狡猾的地主知道我们不会给他们做主,使翻了脸,声称:“这草泊租辈是我们的,我们有文书为凭,你们鼓民众哄抢,我们要上告!”我就当即在群众大会上大讲李家用跑马行圈的办法,抢占民田,又用种种手段来剝削穷人的事实,驳得他无言以对,并用我抗日政府的政策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答应了雇工们提出的条件,将工资由每年五百斤小米长到六百至七百斤,这塌斗取得最后的胜利,群众的斗争士气越来越高。
四、深入人心
      只有老百姓真心实意地拥护我们,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队伍内部就必须有良好的工作和生活作风。为此,我始终注意了队伍的纯洁性和革命性。四三年我刚刚到五区不久,就提请上级调换了原来所谓的区长孙敬之。不久,付区长赵爱华叛变投了敌,秘书岳万里携救潜逃,后也投了敌。以后,上级派来杨兰青任区长。杨兰青同志是个勇敢顽强的好同志,但因沒有文化,斗争缺乏策略性,来五区后不久,便和一些有錢人搞得很热火。再加上他爱喝酒,又抽烟,有时酒后不免要办些违反政策的错事也在群众中造成一些不良影响。我到村里去,发现有些村里的帐上,招待区干部光烟就多达几百盒这无形中在增加着农民群众的负担。于是,我在区里开会宣布,全体工作人员一律忌烟,戒酒。个后发现谁再抽烟,就要关禁闭。并通知各村让他们监督,也不准他们用烟酒招待八路军干部。我首先起了带头,其他同志也都跟着响应,彻底利住了这股风。这一行动,會受到了当时张振宇专员的表扬。
        我们为老百姓谋福利,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和欢迎,每到一地,人们都拿出最好的饭来招待我们,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地主富戶明着不敢反对我们,却时时想拉我们下水,他们除了請吃睛喝,还要行贿送礼,由保甲长出面送米、送面,送边区票,还给我和杨兰青每人一只金戒指和一只金笔。四四年春,他们听说我得了个儿子,就凑了八千块錢送过来。对他们这种作法我很气愤,当即召开了全区保甲长会议。会上,我当众把錢和礼物退给他们,并严肃地指责他们说:“你们是拥护八路军,还是反对八路军?是真心抗日,还是假抗日?你们搞这一套,这不是要把我们赶走吗?过“滿月’凑钱,是旧官僚干的,你们这么办,是让老百姓都把我当成旧官僚,让我们站不住脚。你们要是真心抗日,就和我们团结起来一起抗日,对敌斗争看表现。再搞这一套,我们八路军是不允许的。”开会退礼物这件事影响很大,区政府的威信进一步提高,老百姓纷纷赞扬我们是真正给人民办事的。
          为纯洁队伍,肃淸影响,我们还抓了处理吳其贤和常建华的问题。
          吳其贤在暴动时期會给李运昌同志当过勤务兵,后股离队伍回了家。他在南堡招摇撞骗,自称“区长”,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娶小老婆,在当地民怨极大。我听到反映后,就亲自带李志明到了南堡,进行调查了解,核实情况后,决定将他处决,以平民愤。我给杨兰青写了封信,让他去二面灶找我原来那个通讯员曹亚洲把枪带来,(实际是缴了曹的枪,免出后患)杨兰青到了南堡,我们研究了一下,立刻召开大会宣布罪状,当即下掉了其贤的枪,然后将其綁起来押到南堡庄东头枪毙了。围观的人们无不拍手称快。
         常建华原来在高小安同志部下当兵,他霸占有夫之妇,造成很坏影响,敌人本来就散布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他却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干这种坏事。为给共产党正名,严明法度,我也把他给枪毙了。并让那女人回家与丈夫闭聚好好过日子。这一举动,使正义得到伸张,坏人受到震懾。也维护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誉。
          通过一系列严明党纪、惩治叛逆的行动,人民群众对我们更加拥护和爱戴了。
五、开展斗争
          随着开辟工作的进展,整个五区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群众的情绪越来越高,各种反动势力的气烟也有些收敛,一个良好的革命秩序正在形成。但是,一切反动势力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要拼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刻想对我们进行阶级报复。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斗还是很复杂的。
          我们领导群众进行增资斗争后,李久世、李久余等对我们恨之入骨。于是,他们纠集了孙家灶、孙坨等村的许多反动家伙在家里秘密开会,阴谋策划要把我们赶走,甚至提出要秘密杀害我们。这件事被他家的一个长工发现了。他搬梯子上房偷听了他们整个阴谋计划,并连夜及时地向我报告了。针对这一情况,区政府准备研究一下斗争策略,可这时,因为区长杨兰青有些简单粗暴,未经商量就把久余抓到区里,我们也只好展开了一而对面斗争。开始,李久余巧言善,矢口否认他反对八路军,进行阴谋活动。在場的区政府工作人员曹凤德基于义愤,拿起扫地条帚打了他一下,这小子干脆耍起无赖,挽胳膊袖子十分嚣张,说我们违反政策,侵犯人权。我当即义正词严地反驳他,并列举他一系列罪恶事实,揭穿他的阴谋勾当,再加上在場的开明绅士李广耀现身说法,以切身感受教育他,才把他的气熖打下去。后来,区里研究准备枪毙他,以除后患。后经高小安同志做工作,根据当时的特定情况,从团结抗日出发,才暂时免他一死。(后在土改运动中被压)经过这次斗争,李久余、李久世等吓坏了,再也敢公开和我们做对。
           但是,他们的反心不死,勾结社会上反动势力,利用封建迷信愚弄群众,蛊惑人心。反动的大佛活动曾在全区风靡一时,一些国民党反动分子、特务乘机钻进大佛教组织内部,一来骗財騙物,大发民財;二来,通过参与民间活动,刺探我抗日工作情报。我们对这一情况,十分重视,决定坚决取缔这一迷信活动。
           经过有策略地打入内部,不久我们就掌握了大佛教的底细和内幕。秋后在全区开展了一次反大佛教的活动。一方面把混在大佛里面的坏人全部抓起来,一方面发动群众找他们算帐,要回他们骗去的財物。老王庄有个女盘主被抓起来经教育后释放了。可她不但不悔改,反而更加仇恨我们,编出谣言,借神之口影射要杀掉我们,经研究又把他抓回来枪毙了。这一下,大刹了这些家伙的反动气熖。
           与此同时,我们还抓了禁赌禁嫖等活动。在南堡处决其贤之后,当晚,我们就召开了更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从胶东、天津、塘沽、唐山等地区来的“老客儿”也都参加了。大会上我们宣布了坚决取缩明娼暗妓的决定,规劝那些以说书唱戏为掩护来卖娼的人,赶紧改邪归正。今后,如再发现这类事情,要坚决严肃处理。随后,又在全区范围明合禁赌禁嫖,对那些赌錢闹鬼,聚赌抽头,吸毒贩毒以及卖淫的人,坚决给予打击。这样一来,使五区的社会风气有了明显好转,一些乘机捣乱的坏人,再也无稳可钻了。
六、开花结果
           经过一系列艰苦的努力,到一九四四年秋后,老五区的局面终于彻底打开了。从南部沿海开始,一直北上到大新庄,小集附近,各村都陆续建党建政。其中第一个支部是孙家灶,有四名党员。其次是李家灶,有三名党员。再其大是老王庄,有四名党员。建党最晚的是黑沿子。在开辟工作中,每打开一个村子,我们都及时地考虑建政问题,逐渐使每个村由伪保甲长的一面政权,转变为保甲长和我们的办事员、武装班长同时并右的两面政权,再转变成能由人民掌权的一面政权。同时,还在各村建立了报国会(又叫保家会)、妇救会、青年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在建设村政权工作中,李八厫村因李久世等反动势力十分顽固,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多障碍。我们费尽周折,通过认干亲的办法,首先争取了村里另一个富戶李林枫。李林枫在村里也很有威望,通过他的关系,我们才打进了村子。这个村一解决,附近的黄米厫、郑庄子等村也就很快迎刃而解了。
           在建立地方武装方面,我们狠抓了民兵组织的建设。一九四四年,全区各村都成立了民兵队。区里也建立了一支区小队,共三十来人。这些人民的自卫武装,虽然装备并不好,伹在保卫根据地、保卫秋收、对敌斗争配合部队攻打南堡、门据点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好作用。
           他们建党建政之后,群众当家做了主人,他们抗日热情十分高涨。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各项号召,配合政府和军队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为抵御日寇的扫高,政府号召开挖分割壕。全区群众总动员,全力以赴,日夜奋战,从孙塘庄到小集、大新庄,一条二十多里长,八尺宽,一人深的壕沟,仅用了七天就完成了。这条沟在以后挫败满洲队骑兵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高小安支队和龙海航支队联合打下南堡据点后,日伪军为了报复,多次想在南堡和李八厫两地重建据点。区政府就领导附近村子的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设法阻挠敌人建据点。敌人白天拉来电杆和其它物料,夜间就被群众全部拉走深埋起来。直到四五年日寇投降,这两个据点也未建起来。
           一九四四年冬,上级号召扩军,老五区群众积极响应,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应征,出现了很多母送子,妻送郎的动人事迹。有的一个村就拉出了一个连。区政府为造成声势,在小集附近沙河南离据点几里路的地方,搭起大台,大张旗鼓地召开扩军大会,場面十分红火。据点里的王子林虽然实力很强,但也未敢轻举妄动。老五区成了全具闻名的“扩军状元”。
           领导上交给我的第二项任务,与胶东党组织接上关系,我们也于一九四四年初完成了。我们按照上级的要求,几经努力,终于沟通了冀东和胶东的海上交通线,两地来往逐漸频繁起来。除了互相传递情报,转送部(战事紧张,两地可互相转移隐蔽)之外,还沟通了两地的贸易往来。胶东的水果和卷烟等商品都能运进来,老五区的盐和鱼虾等特产也能运出去。为发展解放区的经济,我们区政府第一次在老王庄开设了集市贸易,大大便利了人民群众,打开胶东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们终于把老五区建成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冀东抗日战場的可靠后方。不但军区的兵工厂建到了我们这里,连伤员也要转移到老五区治疗。老五区的人民用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支援了抗战前线,把大量的食盐、粮食、军鞋军袜送到部队,同时也为革命输送了一大批有生力量。从老五区出去的千部战士遍及冀东各地,就连专暑和县政府的通讯员几乎都是老五区人。
                                     革命的种子,在老五区生根开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峻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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