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丰玉宁的日日夜夜
 
 江汉同志
      我于一九四四年初,从承青遵联合县调到丰玉宁联合县任县长。
      丰玉宁联合县,地处冀东平原的腹心地带,包括现在丰润西部,玉田东部,丰南西部及宁河东部,南面濒临渤海。在这片广表的大平原上,北宁路横亘东西。且又靠近唐山,邻近天津、北京、秦皇岛等重要城市,是一块很重要的战略要地。因此,敌人一直沒有放松对这块土地的“扫蕩”。在我到来之前,即一九四三年底,县长任永和同志壮烈牺牲了,县委书记张士英同志身负重伤。县、区党政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面对丰玉宁严酷的现实,我认识到,我原来坚持山地斗争的那一套不适用了。要想在这里站住脚,取得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摸索出一套新的斗方法来。于是,我与县委书记张士英等人一起,经过广泛的调查了解,研究讨论,制定了新的斗爭策略。即: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领导宁人民把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合法斗争和非法斗结合起来;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结合起来,挫败敌人频繁的“清乡”“扫荡”,打开丰玉宁的局面。
一、抓好民兵组织建设
      在我去丰玉宁之前,这个县的斗争形式刚刚隐蔽斗争转入半隐蔽斗争,各区基本上没有武装斗争的的准备和要求,民兵组织很不健全。虽说有的地方有些基干民兵,但是手中连武器也沒有,所以,每次敌人的“清乡”、“扫藻”都使我们遭受损失。因此,我到县里以后,首先倡导建立健全了民兵组织。县、区都成立了武装部,由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分别担任武装部政委。县大队长、区小队长分别兼任武装部长。村里成立民兵组织,民兵分基干民兵、普通民兵两种。基干民兵一般都是党员或骨千分子。因为当时枪支不多,所以民兵的枪支也就由基干民兵掌握。
      民兵组织建立起来了,但武器奇缺,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然而,我们在困难面前沒有退缩。我们积极想办法,首先是自己制造。
      当时我兼任敌工部长。我们通过敌工关系从天津买来旋床子、刨床子,由当时五区区委书记武汉兴负责,在越支附近办起了兵工厂。刚刚办起来的兵工厂只能修理枪支。后来我们从岱庄找来技术人员,制造了独子枪。这样,加上上级发给的一些武器,我们的民兵组织基本上武装起来了。
      由于民兵队伍有了武器,活动起来胆子也就大了。炸火车,扒铁道,挖公路,砍电线杆,巧妙地从各个方面给敌人制造障碍,用各种形式打击敌人,使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淹沒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敌人为了挽回败局,经常出发到各村“扫蕩”,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残害我抗日军民。为了破坏敌人的“清剿”阴谋,民兵运用各种方法封锁敌人的据点。他们先是埋伏在敌据点附近,以打枪或投手榴弹通知我抗日军民做好应付敌人的准备。后来又在敌据点附近埋设地雷,这样既能炸死敌人,又能使我们得到敌人出发的消息。一时间,弄得敌人晕头转向,胆战心惊。而广大抗日军民的士气却越来越旺。到一九四四年的青纱帐时期,我们还睛来了京东特委的《大众影社》,由鲁夫,陈棣等人编了新影卷,歌颂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民兵组织以及他们的辉煌战绩,从而极大动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斗志。
二、开办干部培训班
      由于敌人残酷的“清乡”、“扫荡”,使这个县的县区干部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在我刚到这个县时,听说尖字沽小学(现属丰南县)正在开办干部培训班。后来我转到那里看了看,发现这个干训班办得确实好,正起到了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作用。
      这个干部培训班由县委书记张士英负贵。他是个很有水平的同志,會在延安高级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过。张士英同志把在延安学到的革命理论讲给学员听,使学员很受教育和鼓舞。此外,在这个班上讲课的还有毕醒愚、陈棣、白云生、田心。我到这里后也讲过课。记得白云生同志會在这个班上结合丰玉宁的形势,向学员讲授过题目是《坚持敌后游击区》的专題。
      这一期共有学员三十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有文化的人。他们在这里学习了三个月左右就被分配到县、区各部门工作。这些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起到了骨干作用。
      到这一年的青纱帐后期,我们在尖字沽又办了第二期训班,这一期只学习了一个多月。学员中村十部较多,如民兵班长、村支部书记等人,共有七十多人。这期千训班由白光、毕醒愚负责。虽然这一期学习时间较短,但由于全体学员的努力,也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这一期毕业的学员,如龙林、白桦等人都成才了。后来这些学员有的随军南下,到各地都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我们举办了两期干部培训班,提离了丰玉宁干部队伍的素质,为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到后来,这些经过培训的干部,犹如星星之火,在革命斗争中酿成燎原之势。
三、做好敌工工作
      丰玉宁境内敌人据点林立,且地处平原,给我们的活动带来很大的困难。以前由于我们对敌工工作不够重视,造成耳目不灵,消息闭塞,吃了很大亏。我到这里后,接受了这方面的教训,很快扭转了敌工工作薄弱的局面。
      我们首先大力宣传我党对敌斗争的“两面政策”,广交朋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就公开对为敌伪效劳的人员讲:“我们这里是敌占区,在当前军事上敌强我弱,政治上敌我双重的情况下,你们在敌人面前该应酬还得应酬。但是你们要记住一条,就是要假心向敌,真心向我,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些话说得那些乡保长们连连点头称是,有的还说:“八路军抗日政府知道我们的心情,体谅我们的难处,教育帮助我们走爱国抗日的道路,我们一定按政府的要求办,尽力帮助政府把抗日工作干好。”
      由于我们认贯彻了“两面政策”,许多爱国人土,有正义感的敌伪人员逐渐向我们靠拢,用各种形式为抗日做贡献。如宣庄爱国人士李子文(解放后在唐山十中工作过)从唐山搞出布匹等物资交给县政府。天津日伪要员张维凡(小齐家坨人)的家属给县政府搞来旋床子。有的人还给我们搞来军用八倍望远镜以及德造“十三特大面”手枪。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抗日政府都是有力的支持。
      同时,我们还注意利用好敌工关系。那时候,地委、县委都有敌工部,他们之间互不发生联系。就是在敌人内部做敌工的一些同志也互不了解,甚至有的相互间都认为对方是汉奸。然而就是这样严密的敌工工作帮了我们的大忙,每当敌人刚刚定出“清剿”计划,我们事先就知道了消息。而敌人得到的我方消息却都是事先经过我们允许的假情报。到后来,就连宪兵队、守备队、道尹公署等敌伪要害部门都有我们的人。敌人开会的记录我们都能设法弄到手。
      我们就是靠着这样滴水不漏的敌工关系掌握着敌人,从而寻找机会给敌人以狠狠打击。
四、重视教育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十分严重。他们从小学开始就向学生灌输奴化思想,从而使学生劝小的心灵受到毒害。待别是在敌人控制很严的丰玉宁,较之其他地区更为严重。我到这个县以后就提出整顿工作,摆悦奴化教。
      我们首先把原来的民政科改为民教科,由毕醒愚任科长。具体工作由科员白光负责。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学习张家口边区政府教育委员会的经验,实行“教导合一”旧社会教书讲“训教分立”,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学生学书本上的知识而受不到思想育。我们这次提倡“教导合一”就是要求,讲课要结合思想育,特别对日寇推行的奴化教育,要彻底摒弃,向学生灌输死不当亡国奴的思想。
      同时,我们还广泛地开展群众教育,把儿童团、老头队、妇救会组织起来,让他们学文化,学唱歌,把群众工作做得热火朝天。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寇投降以后,我因工作需要调冀东行署工作。在丰玉宁联合县工作一年多,使我感到,丰玉宁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场面使我终生难忘。直到现在,我每当想起在丰天宁战斗的日日夜夜,心中总是激动不已,同时,也增添了我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力量。
(刘长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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