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骝
我们现在居住着的这个小镇——丰南县胥各庄镇，虽是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但它在外边还是有点名气的。离开这里很远的地方，提起它，也总是会有人知道的。这是因为，这个小镇在我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曾经做出过一些贡献。
这个小镇原来是分为两部分的，如今的一、二、三、四街和铁南那一部分，原来的名字叫河头；五、六、七、八街才叫胥各庄。现在都统称为胥各庄了。它不像一些古老的乡镇那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到现在也已度过了差不多一百个春秋了。百年来，它历尽了人世沧桑，经历了兴衰变迁。荣辱遭际，坎坷多舛，使它有资格成为近代历史的见证人。
笔者在童年时代，就接触到了这个小镇的生活，那时，还是帝国主义入侵、劳苦大众受熬煎的旧社会。以后，又在这个小镇上迎来了解放的曙光，亲眼目睹了小镇的新生，今天，小镇早已改变了旧日的容颜，它正迈着矫健的步伐，在四化征途上前进。我想，回忆一下小镇兴衰变迁的历史，描绘下它那漫长与艰辛的过去岁月，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我将从遥远的年代写起……
一、小镇由来
上了年岁的人，总是习惯地把这里叫做河头，这是因为，它原先叫河头镇的。
河头镇的建立距现在差不多整整一百年了，它是伴随着开滦矿的开掘和煤河的开凿而诞生的。这个情况，在清末文人张焘著的《津门杂记》一书中记载颇详。张焘写道：
“开平在津城东北二百余里，其地多山，近滦州永平，山产煤铁甚富。自光绪初年招股设局，本银一百余万，仿洋法以机器开掘煤矿，所出煤极为精美，可与洋煤并驾其驱。价值又廉，销路又广，况章程甚善，机器甚精，现在日可出煤五百余吨。将来更当日新月盛，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是真中国之利也。目下开新河一道，往达天津，又建铁路一条，由矿直接河头，规模大廓，气象一新，运煤火轮车，络绎于途。该处曩为萧瑟荒村，现已为大市落矣！”
张焘是光绪年间人，他提供的这些情况当是可信的。这段文字，正好说明了河头镇初建时的真实情况。
原来，光绪年间，开始搞洋务运动，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习，振兴实业，唐山开滦煤矿便是在洋务运动中兴办起来的。一八七八年，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受了英人巴勒脱的建议，以供应海军及轮船运煤为借口，请求清政府准修唐山至胥各庄的矿山轻便铁路，到了一八八二年，才获批准。为了把煤运到天津，便又从胥各庄起，向西开挖了一条人工河。唐山出产的煤用火车运到胥各庄，再从胥各庄经水路转运天津。因此河专为运煤之用，故名煤河。胥各庄南部靠近火车站的地方，是煤河的起点，故称为河头。如今，在胥各庄二街的南面靠近铁路的地方，还可以看到这一段煤河。在我小的时候，这里的水很多，而且可以看到运货的木船，而现在，它干涸了。在一街河沿农贸市场东边的大桥，过去原是一个极简陋的土桥，但它却是河头的主街道的一部分，桥旁有小饭馆。而今，已是个极坚固的水泥大桥了。
在修建铁路、开挖煤河之前，这里原是个荒凉萧瑟的村落，地势低洼，而随着铁路和煤河的出现，这个运煤的水陆码头，便渐渐变成了个繁华的市镇了。
二、冒险家的乐园
河头镇建立之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中国社会逐渐沦为中殖民地的时刻，这个接近工业城市唐山、交通十分发达的小镇，也就自然地带点洋味儿。这是一个畸形发展的繁华地，带着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是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化的小市镇。它同那些地处闭塞、保存着浓烈古老风习的小乡镇大不相同，很有点城市的样子。狭窄的街道，麕集的市面，林立的楼阁，拥挤的店铺，都与那些乡村小镇回然相异。这里是个“五方杂地”，你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方音。据解放以后的调查，这里的居民几乎全国各省的人都有，而且还有俄罗斯人和日本人。这里，集中了众多的商业资本，服务性行业和金融业占了很大的比重。旅店、货栈、成衣、印染、照相、澡塘、戏院、首饰店、估衣铺、当铺、妓院……应有尽有。
更远的情况我不清楚。在我的童年时代，跟着大人们来赶集，看到的那种热闹而嘈杂的场面，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在如今实验小学的对过，是“大有恒”货栈的园形小楼，它颇带着一种洋里洋气的味道，很引人注目。大街上也有一些铺面是两层的小楼。集市虽在北部，但南部也是非常拥挤的，变戏法的，卖艺的，卖大力丸的，老和尚卖野药的，相面算卦的，随处皆是。那时，这里早已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了。小镇的四周，遍布着炮楼、地堡、阴沟、铁丝网。在炮楼上以及交通要道，鬼子兵端着步枪，刺刀闪着阴森的光，使人看了不寒而栗，大街小巷，时常看见汉奸伪军和便衣特务。赶集时，人们也在惴惴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便全遇到飞来的横祸。今天，在铁路旁，仍可以看到当年炮楼的遗迹。
这个小小的洋场社会，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一些投机商、洋场买办、黑市商人、高利贷者、江湖骗子、地痞流氓、特务暗探、绑匪兵混聚集在这里，残酷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在这狭窄的拥挤的街道上，你常常可以看到穿着西服革履的高等华人和公子哥儿，身穿长袍马褂、狐狸皮袍的阔商绅士，还有身着盛装艳服、唇涂口红招摇过市的贵妇人和阔小姐。对于他们，这个繁华的小社会，确实是个乐园。义昌号的时样点心，广和园的美酒佳肴和地方小吃烧麦，正兴德茶庄的西湖龙井，都可以满足他们的胃口。昌茂号的绸缎，金店的金银首饰，以及碧燕霞的评戏，也都可以使他们得到更多的快乐。那条被老再姓呼为“王八街”的富贵街，妓院一家挨着一家，那里也是这些冒险家们经常出入之地。一九四七年我在这里上初中时，每天从这里经过，时常可以看见些面容憔悴的妓女倚门卖笑，一群群的国民党士兵到这里寻欢作乐，有时竟因争风吃醋而斗殴行凶。
然而，广大劳动人民却过着极其悲苦的生活。那些洋车夫、“猪鬃花子”、穷工人、店员、庄稼汉以及穷苦的市民，他们衣冠不整，面黄肌瘦，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在小摊上吃块大饼，喝一碗浇辣椒油的豆腐脑， 吃一套烧饼果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在那刀勺乱响、肉香扑鼻的饭馆里,是看不到这些人的影子的。那时候，河头到唐山之间没有公共汽车，只有一些拉脚的大车往返其间，一辆大车上拉几个客人，收一些脚费。那些赶大车的把式，在中午吋只买一斤大饼，捲成卷儿，一边赶着车一边吃，这就是他们的一頓午餐了。如今，饭馆里的顾客主要是劳动群众，同那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了。
旧社会，这个小镇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独有猪鬃加工十分发达，猪鬃洋行和作坊不知有多少家。从很久以前起，这里便是北方著名的猪鬃集散地和猪鬃产区，是国际上久享盛名的“天津鬃”的主要组成部分。猪鬃商人(当时被称为“老客”)到外地买来猪毛，在这里开设洋行，雇佣工人，加工成猪鬃，然后经过买办之手，从天律出口。
我国的猪鬃出口，始于清朝咸丰年间，主要销售给日本、美、英、俄等国家。到了第二大世界大战后，主要输出国是美国，到了一九四六年，美国竟占我国猪鬃出口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五。天津鬃在国际市场上是颇受欢迎的。
据说，这是一种冒险的投机事业，猪鬃商人筹集一大笔资金去作生意，弄好了，一下子可变成百万富翁；弄不好，一夜之间便可倾家荡产，家败人亡。当然，猪鬃商人们大都是有油水可捞的。
猪鬃工人们的生活是即为惨苦的。他大多来自乡间的庄户人家，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来工作，活儿又脏又累，没有卫生设备和劳动保护，劳动弱度大，工作时间长。因此他们大多患职业病——气管炎、哮喘，猪鬃工人没有一个是有着强壮的身体的。他们的生活又极不稳定，时时面临着失业的危险。商人们做完了一次投机生意，不再继续干了，工人们也就失了业。因为他们的生活极穷苦，所以被人们称做“猪鬃花子”。
由于这个小镇是个商业性的小社会，娱乐场所也自然多些。一些著名的评剧演员曾在这里唱过戏。追溯到比较远的过去，它是曾经在评剧的发展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
评剧，如今已是拥有众多观众的全国性的大剧种了，而它的发源地是在唐山地区，它是在流行在冀东一代农村里的莲花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初是单口莲花落，后来发展为对口莲花落，以后又吸收了东北的“蹦蹦”(二人转) 和其他剧种的成分，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看剧种“唐山落子”，本世纪三十年代才改为评剧。十九世纪末，河头南五里的魏家庄有个赵小斋班，是当时著名的莲花落班社，评剧创始人之一成兆才先生(《花为媒》和《杨三姐告状》等剧本的作者)，在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曾到赵家班搭班唱戏。这个剧种原本是在乡间演唱的，而最早进入市镇，便是在河头镇演出。在这个小市镇唱红了，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得到人们的承认，以后，这才进入城市，进了唐山、天津、上海。且不要小看这个“最早”，这对于评剧剧种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三、黎明前的黑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胜利了。当这个特大的喜讯传到小镇上的时候，人们高兴得都要发狂了。受尽了欺凌与痛苦熬煎的小镇人民，盼望着自由幸福的新生活，期待着和平民主新中国的诞生。
然而，现实并不象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美好，当人们正在兴高彩烈地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候，躲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下山来摘挑了，他要用血腥的暴力来掠夺中国人民的胜利果实。战争，苦难，死神，一齐向人民袭来……
小镇上的人民看到了许多令人困惑的怪现象：
每天，一群又一群的国民党飞机掠过蓝空，向东北方向飞去，像蝗虫一样遮天蔽日，嗡嗡声震耳欲聋。蒋介石加紧向东北战场上调兵遣将，发动内战。
在胥各庄的小车站上，常常可以看到运送美国兵的列车，美国兵全副武装，趾高气扬地向小镇居民投来傲慢无礼的眼光。秦皇岛、唐山等城市都住扎着美国军队。
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兵，仍然住扎在京山铁路两侧， 奉命“保护”铁路。这年的农历八月中秋的夜晚，日本兵在装甲车上炮轰我的家乡侉子庄，我村一位姓夏的青年农民从河西地里砍高粱回来，在村边被炮弹炸死。
接着，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开进了小镇。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了，小镇人民又沉沦在无边黑暗中……
一九四七年秋，我考入了小镇上的初级中学的简师班。这所全县唯一的初级中学，当时叫浭阳县中(国民党统治时期，丰南县叫浭阳县)。那时候，已是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头了，小镇被严密地控制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和特务机关的魔爪之中。但是，小镇周围的广大农村，却到处都有革命的力量，在距离这儿较远的解放区，是明朗的天，是自由民主的人民政权。生活在小镇里的居民，向往着自由民主解放区的生活，他们偷偷地唱着解放区传来的歌子，“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老乡”，“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国民党统治下的河头镇，市面也曾有过一度表面的繁荣，那当然是畸形的，虚假的，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化的。那时候，在现在县文教局西边四街米面加工厂那一带，建了个《新市区》。在不大的一块地面上，密集着一些新兴的建筑，有商店、戏院、照相馆、饭馆、理发店等，也有一些打地摊的杂耍，算是个繁华地段。有些后来出了名由评剧演员都曾在这里演过戏，记得有曹芙蓉和碧燕霞、碧燕燕组妹等。五十年代在东北颇享盛名的碧燕燕，当时还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演员。在现在的一街河沿农贸市场那里，有一溜小饭铺、杂货铺；在主街道的铁路道口至大桥一段，也是好多小饭铺、小食摊；如今的新华书店一带路东也是一拉溜豆腐脑、炸油条、烧饼、烧麦等小吃摊。
当时，通货膨胀十分厉害，人民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先是法币、美金，后又发行了金元券。物价极不隐定，一日三涨。那些接收大员，富商巨贾过着豪华糜烂生活，而靠着微薄工资维持生活的穷工人、小职员，生活则没有保障。每月薪金是有数的，物价一涨， 这些薪水就变成粪土不如了。我记得，刚发行金元券时，一元票面的钞票能买许多东西，仅过了一两年，买一张报纸就要几百元几千元了，货币贬值了千万倍。
还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我上的简师班，是培养小学教师的，设有奖学金，每个学生都有一份，这些款是在社会上募捐来的。我在本村上小学时，也曾和同学们一起，到社会上为此也募捐过。上了简师班，每隔一段时间发给一些奖学金。开始，这些钱还能买些东西，到后来，物价上涨，那点钱便买不了仨瓜俩枣了。
当时，那所中学的师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但老师的成份很复杂，大部分是穷苦落魄知识分子，有些是当过工程师的，失业回家，当了教员。也有一些是公子哥儿，还有一些是有政治背景的，甚至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里的要员。我记得，一九四八年，来了一个老师，据说他当过国民党空军少将，是某航校的校长。此人家乡已经解放，他只身在外，整日疯疯癫癫，穿着奇装异服，拿着一只手杖，牵着一只狼狗，招摇过市，有时还带着妓女、女戏子在街上走，听别的老师说，他是“三迷”——官迷，财迷，媳妇迷。后来此人不知到哪去了。
反动政府和特务机关，残酷的镇压、杀害革命人民，他们有时从外边抓捕来我党干部和革命群众，在小镇上屠杀，以“杀一儆百”。国民党军官，交警部队和特务机关人员，耀武扬威地在大街上横冲直闯。
那时候，解放战争打得正紧，国民党统治区里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如火如荼，这些消息常常传到这个小镇上来。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事件，以及北平、天津、唐山等地学生运动的浪潮也曾鼓荡着小镇居民的心。在民众教育馆的墙壁上，我曾见过人们张贴的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诗文和漫画。
到一九四八年，国民党的败象越来越明显了，小镇上，也常常会听到枪炮声，大有“四面楚歌”之势。那时国民党也加紧了防御。我每天上学，必须走一段铁路，在铁路两侧的土地上，常看见有隆起的新土，上边插一木牌，写着“小心地雷”字样，不知是真埋有地雷，还是虚张声势。到冬天，我们早晨去上学时，便常常会遇到守卫在铁路旁道口的军警的盘查和阻挡，有时竟不能通过，只好折头而回。大概，夜里，小镇是常常宵禁的。
我们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来自全国各地战场上的胜利消息，其中有关辽沈战役的消息最多，也最具体，似乎辽沈战场上的战火，已经直接蔓延到这里。四平战役，锦州战役，甚至蒋介石亲自飞到东北督战，以及国民党的轰炸机去东北轰炸等消息，都及时地传到这里，我们这些少年学生，也念不下书去了。尽管国民党的报纸上制造了一个轰动全国的“杨妹事件”的新闻，北平的一家小报，每天报道着不吃饭能活着的少女杨妹的奇闻异事，并且刊登着许多向杨妹求婚的信件，企图用以转移人们的视线，但人们最关切的只是解放战场上的消息。
四、迎接曙光
辽沈战役结束后，华北吃紧了处于东北与平津之间的小镇人民，已经明显的感觉出，形势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解放的日子即将来临。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解放大军已经逼近了，一天全校学生紧急集合，校长发给了我们每人一张铅印传单，那是华北“剿总”傅作义的“告华北同胞书”。内容大致是：华北非东北，一定不会失守的。校长让学生把传单带在身边，谁也不准丢掉。但大家都知道，这纯粹是为稳定军心的。其实解放大军正浩浩荡荡开进关里，将要解放平津唐了。
那几天，从唐山到天津的一条战备公路日夜加紧抢修，大批的民工被驱赶着去修路，那条公路从小镇旁边通过，在现在的津唐运河一带，向西伸延而去。人们心中明白，国民党正在为自己修建一条逃窜之路。
十二月十一日(农历戊子年十一月十一日)，那一天是星期六，我们早早的放了学，无心在大街上溜达，回家了。住宿的学生们也大都回家去了。在路上，我们感觉到了一种神秘而恐惧的异常气氛。 但是，我一时还猜不出究竟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我在家里度过了一个平静的星期日。
其实，这正是历史上大转变的前夜。一个微妙的夜晚，一个改朝换代的夜晚就要来到了。
我的家在河头镇南边五华里的村子里，平日，在这里只能听到铁路上的火车鸣笛声。而今天夜里，却听到了河头镇上的一种杂乱而奇异的声音，那似乎是很多人的嘈杂的声音，有喧闹，有叫喊，有哭声，时高时低，持续不断，还时而有几声尖厉的枪声。究竟发生的什么事情呢?
这奇异的喧声把人们从屋子里引出来，大家走到街头，往北边瞭望，只见河头那边火光一片，把夜空照耀得通红，大概是什么地方起了火。站在寒冷的街上，北风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闹喊声，像铺天盖地的海潮一样，人们恐怖地望着那边，紧张地议论着，感觉到一定是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担忧着会有什么横祸从天外飞来，降临到自己头上。直到夜已经深了，浑身冻得发抖，才怀着不安的的心回到屋子里。但那鼎沸的人声仍在继续着。
后来，才听人们谈起这个夜里发生的一切。
原来，星期日(十月十二日)这天，驻在唐山和河头的国民党军队就开始弃城撤退，向天津方向逃窜。他们就是从新修的那条战备公路上逃走的，敌人那种慌张狼狈相，就像我们从电影《南征北战》中看到的那样。在那条公路上，敌伪军政人员拥挤着，仓皇西逃，乱了阵脚，慌乱中丢弃了很多枪支弹药。附近的群众在公路上拾到了很多武器弹药，都交给了人民政府。那一天，河头镇完全陷于混乱状态中，国民党驻军和伪政府的要员们仓仓皇皇地逃走，连敌伪档案也来不及携带和销毁了。据说，我们学校的训育主任xxx也穿上了国民党军官服，骑着马，向天津逃去。
到晚上，社公秩序更乱了，一些未撤完的零散敌人开始在市面上哄抢，另一些也趁混乱之机进行抢夺。据说，有个伪军闯入一家金银许饰店去抢金银首饰，那时，金店老板已将贵重的首饰包藏起来。那个匪兵抢到了一包首饰，金店老板忙去夺，包儿散了，金戒指哗啦洒了一地，匪兵抓起一把装进口袋，此时又进来另外的匪兵，在混乱的抢掠中开了枪打死了一名匪军。好多商店和民宅都遭到了抢劫，连民众教育馆里的钢琴也被人抬走了，好多图书也被拿走。总之，那一天是异常混乱的。
最近，我看到了李一夫同志写的一篇《解放唐山》的回忆录，文中提到：当时，我东北野战军已按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提前挥师入关。到十二月中旬，唐山已处在我军的三面包围之中了，十二月十一日夜间，国民党唐山城防司令部召集唐山市党、政、军要员开紧急联席会议。会上，敌城防司令宣布：“华北剿总司令部决定，我军从速撤出唐山”。并下命令，立即戒严，对唐山实行全面封锁，许进不许出；撤退时，进行破坏；撤退的时间，就定在十二月十二日。
看来，敌人正是按照这个部署进行的，河头镇的情况也正是这样的。
当时，国民党军队前脚撤走，我解放大军后脚跟了进来，我们紧撵看敌人往前走，走到哪里就解放到哪里。当河头镇的敌人撤完时，我军就占领了这个小镇。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日子已经载入了史册。在这一天，著名的重工业城市唐山和她的外围重地河头镇，同时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里。
五、小镇的新生
小镇上的骚乱持续了很久，那一夜，人们都没有睡安生。直到后半夜，天快亮了的时候，才渐渐平息下来，一切又归于寂静。
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已经全部逃窜走了，只留下一个凌乱不堪的小镇。大概是敌人走得太惊惶了，连一些重要的敌伪档案都没有来得及破坏和带走。敌人那种惊惶失措的狼狈相，正像我们在一些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敌人在前边跑，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部队紧紧尾随在后面。那个时候，战争就是这样的，国民党全线崩溃，兵败如山倒，解放大军紧追着蒋军走。解放军所向无敌，走到哪儿解放到哪，大部分地方都是一枪未放就回到人民手中，唐山和河头就是这种情况。一直把国民党军队推到平津一带，把他们包围起来，开始了举世闻名的平津战役。
十二月十二日的后半夜，随着解放大军的到来，我党的地方党政工作人员也开进河头，开始了接收工作。
次日清晨，我们早早起来。那一天，天气虽然很冷，但人们的心里都感到是热乎乎的。人们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反动统治垮台了，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人们盼望已久的新生活。人们都到大街上来了，都想探听一点新消息。
这时候，人们发现，在村外的大路上，像潮水一样拥过来穿绿衣的士兵，啊，真多呀，见首不见尾，数也数不清，他们齐压压铺天盖地而来，从东往西走去。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队伍，有些人甚至感到恐惧。但是，人们很快就看出，这些大兵们穿的是草绿色的棉军装，头上戴的是东北的长毛大皮帽，帽子上插着树枝，那是用来躲避飞机的伪装。看他们那雄纠纠、气昂昂的威武劲儿和秋毫无犯的纪律性，同国民党那些败兵全不同。于是，人们立刻就明白了，这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到了。人们都激动起来，神采飞扬地奔走相告：“ 解放大军到啦，咱们解放啦！”大家立刻沉浸在解放的狂欢里。
那一天，一部分解放军住在我们村里，住了一夜便又出发了。那时候，行军全靠步行，比较高级的首长才有马匹。他们日夜兼程，赶赴平津战场。
解放大军过后，便接连不断地有零散的掉队的蒋军伤兵，用绷带包着头，裹着胳膊腿，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在路上走着，他们大都是由我政府发了路费，走回家去的。在路上，各村都设了粥棚饭点，他们走到此地，无偿地吃一顿饭，再往前走。这样的伤兵一天就可以看到好多。
由于改朝换代，学校停了几天课。日子不多，我们便接到了复课通知。
好几天没有到河头去了，一路上，似乎一切都变了样子。天很高很蓝，使人心开朗，天上再也看不见那涂着国民党标志的美国造飞机，再也听不见那令人恐怖的枪炮声，铁路两旁也没有“小心地雷”的木牌子了。在河头车站上，我看到了一列从东北方来的货车，真感到又惊奇又高兴，解放区也有了火车了！
河头镇虽然还残留着一些被洗劫焚烧的痕迹，但社会秩序却是井然的。商店照常营业，街上仍是熙熙攘攘。但是，再也看不见那些招摇过市的国民党军警了，那些穿着盛装艳服的阔佬，也似乎销声匿迹了。特别是，原来那些烟花柳巷之家，更是连个踪影也不见了。河头镇一解放，人民政府立即取缔了妓院，妓女们有的“从良”，有的劳动就业，都各得其所了。建国初期，有一部故事影片《姐姐妹妹站起来》，就是反映解放妓女的生活的。
在大街上，到处都是衣着朴素的人，那些穿着一身灰色平纹布干部服的我党政工作人员，他们衣着简朴，说话和气，对人彬彬有礼，使人感到异常亲切。从县长到交通员，都是这样的服装，看不出什么等级的差别。
使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走过车站道口，刚进了大街，便看见了新华书店的门市部。那是在现今的北粮站那个地方，只有一间小门脸，写着毛主席体的“新华书店”四个大字。我走进去看，见里边陈列着老解放区出版的一些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书刊，也有一些是原国统区里出版的进步书籍。由此可见，党是非常重视文教宣传工作的，一个地方刚刚解放，便开设了新华书店门市部。而像唐山这样的城市，解放那天就出报纸。我站在书店里，感到非常新鲜，那些书都是见所未见，闲所未闻的，我贪婪地翻阅着，不愿离去。以后，我三天两头便到那里去，在那儿买的最早的文学书是一本叫《夏秋红》的小册子，以后又买了东北书店出版的肖红的《生死场》，肖军的《八月的乡村》，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上卷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
学校里的变化很大，原来的校长，训育主任等都不知去向，但老师们大部分还都在。新校长、教导主任、政治老师、教导干事们都来了，他们都是从老区里来的。原来的老师们，有些换了装，有的人原本是穿西服的，现在则换上了中式棉袄，头上戴了毡帽头，似乎这是赶时髦。
语文和历史课本都换了新的，过去，叫“国文”，现在改为“语文”了。政治课是新添的，没有课本，老师只讲些时事政治方面的知识。数理化似乎暂时还用旧课本。音乐课开始学一些新歌子，都是在老解放区流传的，我们最先学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解放军进 行曲》等，同学们对这些革命歌曲非常感兴趣，唱得入了迷，还自己学会了许多小调，如《王二小放牛郎》、《二月里刮春风》等等。同学们又自动组织起歌咏队，学唱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生活里充满了歌声，那歌子把一种美好的激昂的感情注入我们的心灵里，我们唱着歌子前进。
使人难忘的是扭秧歌。我们早就听说解放区流行的扭秧歌，有陕北秧歌和东北秧歌等。但那秧歌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在我们这一带，民间也实行扭秧歌，有高跷、地秧歌、小车会、旱船等多种形式，但解放区里的秧歌是不是这样的呢？
河头解放不久，来了个野战军后方医院第十六院，那里有许多年轻的女医务人员和护士，她们大都是东北人，个儿不高，圆胖的红红的脸，一律剪短的发，军帽下面只露出一绺头发，穿着一身肥大的绿棉军装。她们教我们扭东北秧歌。我们排了队，她们隔一跳一地插在我们队伍里，和我们一起扭。那时候，我们都有封建意识，一个陌生的女孩子插在我们中间，总觉得有点别扭，感到害羞，连头也不敢抬。而她们，却大方得很，同学们有说有笑。教了几次，我们学会了，也不那么害羞了，跳着跳着便上了瘾。那锣鼓一响，就情不自禁地扭了起来。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情景，记得那时的兴奋心情，也记得十六院的女护士们一个个温和微笑的脸。不久，十六院开到前方去了，我们的舞伴们都走了，但我们总是很怀念她们，也怀念那种淳朴健康节奏感极鲜明的东北秧歌。因为那种简单的大众化的舞蹈，有一种内涵的力量，一下子把人们的欢乐情绪调动起来，造成一种普天同庆的气氛。这是同当时的胜利局面十分协调的。后来，又传入了“霸王鞭”，那是少年儿童们的一种群众性的舞蹈。
国民党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反动统治垮台前夕,社会秩序混乱，经济萧条，货币贬值，民生凋敝，且特务横行，流氓地痞为非做歹。现任，虽然解放了，在革命洪流涤荡之下，未免泥沙俱下，一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还存在。那时候，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平津战场上炮火连天，这里只是个不太远的后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从前方撤下来的伤员。一些青壮年组织起来，组成了担架队，运粮队，到前方去。因此，社会生活中还带着浓厚的战争气氛。“南京解放”、“上海解放”，胜利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我们每天像过节一样,心情振奋而激动。
当时，小镇人民的生活虽还比较艰苦，但人民的心境十分开朗，县里的党政干部与人民同甘共苦，度过了经济恢复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