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战士翟永棠

焦野

         河北省秦皇岛市群益马车合作社，有位64岁的赶车工翟永棠。他的右臂上，有三处深长的大疤，差不多把那只胳臂平分为四段。中间那个疤最大，正好在肘窝里，足有两寸宽，两寸半长。要是仔细看看，可以看出那是乱刀砍伤的。在他左手的掌心，也有个向四外开花的大疤，小指总是向内弯着，一点也不听使唤。

         过去，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翟永棠对自已的伤疤总是保守着秘密。谁要问起来，他就支支吾吾地不回答。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把秘密公开了。这样，人们才知道了它的来历。

         翟永棠原是河北省丰润县莲花沽村(现属唐山市丰南区一选编者注) 人，贫农出身，20岁那年，到开滦煤矿去当“煤黑子”，一天只挣二百铜钱。后来，听说到俄国- -天能挣白洋一块六，他心里很羡慕。1916年他就 利1800多名唐山工人一起到了 俄国。翟永棠被分配在顿巴斯煤矿“阿拉尔聂茨”矿井当挖煤工。该矿有51名华工。10月 革命爆发后，他和32名华工一起参加了顿巴斯矿工组成的赤卫队。后来改编为乌克兰红军第五军第十四团中国工人连。连长姓张，外号叫张大人。翟永棠在连里作大排长。

          翟永棠同志曾经参加了许多重要战役，如解放基辅、哈尔科夫、罗斯托夫等，并且是察里津保卫战的参加者。1917年冬，在从乌克兰资产阶级手中解放乌克兰成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他曾和卡勒丁与科尔尼洛夫白匪作战。1918年以后，又和德国人与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白军作战。他身上的每一处伤痕，都有一段惊险的经历。

         翟永棠右臂上的刀伤，是1918年秋天，在保哈木以北同哥萨克作战中留下的。那当儿，天气很坏，下着连阴雨，地上的黑泥，又深又粘，走路很费劲。红军和白军，隔村对峙，两方的距离，连步枪也够得着。每天都能听到白军残害人命的事情。中国人性急，一听说白匪军杀人，就想上去一把抓住敌人的脖子，把他活活掐死。可是请了几次战，团部不批准，连长也不同意，大家心里都非常着急。

          这一天还是下着雨。天还没亮，翟永棠就醒了，瞪着眼，再也睡不着。挨肩睡的许根子，比他醒的还要早。问他：“老疙瘩(翟永棠的外号)，你怎么不睡了?”

         翟永棠说:“睡不着嘛。 前一阵伤了几个兄弟，我不甘心。大家都是一块来的，不报仇，回国怎能有脸见乡亲们?况且天也冷了，咱还身穿麻袋子，脚穿桦树皮(桦树皮编的草鞋)，又没吃的。我这个大排长，不能看着兄弟们受罪。要是摸他们一家伙，报了仇，吃穿问题也解决了。可是……”

         “那为啥不摸?”

         “上级不许可呗”

          “咱们干脆回国算了！”

         翟永棠听许根子这么一提，赶忙折起身子来，问道：“怎么了，你这个老叫驴，又想老娘子了?”

         其实，许根子也是急的没法，才故意逗他的。现在见他急了，只好正经地说：

          “真的，你不能再和连长商量商量！”

         翟永棠和许根子一起去找连长张大人。一看，连长的床空着。原来连长也早就起来了，正顶着蒙蒙雨在外边散步。两人见了连长，把话一摊开， 张大人就明白了。说：“我也是这样想，得势就捞他一把。可是上级不赞成，说战机不到，这样干太冒险。”

       许根子说:“冒险就冒险呗， 不舍孩子怎么能打着狼！”

       连长听了直摇头。

       翟永棠早就摸透了连长的脾气，那是个像一包炸药一 样的硬汉子，于是，他调转了口气,用激将法说道：“我看不是上级不批准，是连长胆子小！”许根子也说：“连长， 咱们打了这么多仗，血里滚、尸上爬的，你还对咱信不着?”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真的把个连长弄火了。彻底消灭白匪，报仇雪恨的怒火，一时竞战胜了那铁的军事纪律观念。他大腿一拍说:“看兄弟俩把我老张看成啥东西了。 好！干就干吧！打了胜仗再报告。”

       霎时，队伍整队出发了，翟永棠带着一排人， 走在最前边。天马上就要放亮了，队伍快步前进，他们要在敌人鼾睡的时候，把他们消灭在被窝里。

       队伍分三路，从东、南、北三面，向敌人猛插。翟永棠的排和另一个排主攻东面，出连长亲自指挥。他们插进村子，连个人影也没着见，甚至连岗哨都没有。大家都暗自高兴，心想，这一次可是捞着了，活的当成死的捉，一个也跑不掉。他们正要开始包围两个最阔气的宅院，突然，枪声从背后打响了。四十多个敌人，从教堂里窜了出来。接着，村里的枪也打乱了。原来这个村的白军，是曾经吃过中国人的亏、领过中国人的教的，所以早有了防备。可能当他们刚刚出发的时候，敌人就已经知道了。这种意外的情况，迫使翟永棠他们边打边退，刚退出村子，他们又发现哥萨克骑兵，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情况更严重了，双方拚起了刺刀。翟永棠在敌群里横冲直撞，一口气捅死了两个。后来，他看到许根子被三个白军纠缠着，就马上去帮他。但还没有赶到，许根子已经倒下了。三个白军一转身，又一齐朝他扑来，在他右臂上一连砍了十来刀。他认为这一回反正是完了，拼他个你死我活吧。他乘势把枪倒换一下手,冲着敌人乱捅起来。这一着倒把敌人吓着了，谁也不敢靠近他。正在这寡不敌众的时候，后边苏联红军的大炮响了，打散了哥萨克骑兵，才给中国连解了围。

         因为队伍新成立，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就投入了火热的战斗。红军上级指挥部宽恕了中国兄弟部队这次唯一的错误行为。帮助总结了经验和教训。

         翟永棠在医院休养了五个月，伤愈后又回到了红军里去。

         他左手的伤痕，是1920年秋天留下的。那时，翟永棠由军队转到地方，在伊格经娜斯拉维作剿匪工作。有一天，天刚刚亮，安得烈连长把他叫醒了。像往日一样吩咐了任务之后，安得烈最后总要叮嘱两句：“ 瓦西里(苏联同志给翟永棠取的俄国名)同志，案子重要，敌人不少，今天要特别小心啊！”

         翟永棠接受了任务，带领了二十个中国人、十多个苏联人，向预定的目标出发了。那是一个偏僻的街道。一座红色的小楼，比周围的房子都高，孤零零地耸立着。两条不宽的马路，一条从楼的背后往西伸，一条从楼的东侧往南伸。按照预定的计划，当他们接近目标的时候，马上散开，把它包围起来。两挺马克沁机关枪，守望着两条马路，第三挺马克沁迎门支架着，八个人分别看管前后四个大窗户。如包围阵势摆好了 ，翟永棠盼咐一个苏联同志喊话:

         “屋里人！你们听着，现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要活，就出来投降；敢于反抗拒捕，定杀不饶。出来！举起手来！”

         楼门虚掩着。过了好几分钟，一点动静也没听到。翟永棠又命令喊了一阵话，还是没动静。他生气了，上去当啷一脚，把门踢开，高声喝道：

         “快出来!晚了就没好的。同志们，准备！”

         停了一会，屋里还是没声音，也看不到人。他想，莫非敌人早溜了，扑空了不成?经验还是使他小心起来，要是敌人设下诡计，乱冲进去，定会吃亏的。他对后面的同志们说：“别忙，我先进去看看，牺牲了，也是我一个。”

         他右手紧握着盒子枪，两大步便跨到楼下。刚回转身，一个白匪从门后朝他一跃扑来，直把枪眼对着他的脑门子。翟永棠眼明手快，脑袋一偏，左手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枪口，几乎是在同一秒撞，两人的枪一齐响了。翟永棠的子弹,在敌人的脑袋上开了花，敌人的两颗子弹，从翟永棠的左掌心穿过去了。

         外面一听枪响，十几个人马上冲进去，吆喝着搜查起来。可是两层楼搜遍了，连个人影也没瞧着。又搜了第二遍，还是没结果。

         这时，一个苏联同志说：

         “排长，上天，他飞不了；可能……他指指地板，“在这下边。”

         翟永棠也恍然大悟了，他用大皮靴朝地板上使劲跺了两脚，说：“难道你真能人地！”只听地板发出了空空的回响，凭经验，这个地板下面是空的。霍永棠说：

         “同志们，掀开地板，摔炸弹拾他们吃吃！”

         人多力大，几下子，三块楼板被掀起来了。下面的敌人直叫救命。接着，一个一个从墙角桌子底下，掀开一个活门爬了上来。上来一个绑一个，一共绑了七个。

         最后，在地窖里搜出五挺机关枪，三十支步枪，几十支手枪，还有几箱子弹。一捆一捆的反革命传单,敌人还没来得及撒出去。

就这样，一个反革命地下指挥部被剿灭了。

         翟永棠同志在苏联的六年，正是苏联人民天翻地覆的日子。他和苏联人民并肩作战，斗争生活很丰富。我本来还想请他谈谈中国人参加保卫察里津的故事，但很不幸，在我访问他以后的第八天，他因为身体一向不好，已经与世长辞了。

 

(原载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

《红旗飘飘》 总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