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缔妓院
解放前，本县河头镇（今并入胥各庄镇）富贵、荣华二街设有妓院。多为清末民初伴随河头镇经济繁荣而兴办起来的。1947年国民党浭阳县时，挂牌匾的有玉顺堂、全乐堂、金艳堂等三、四等妓院10处，另有“土窑子”100多家，明妓暗娼达150人。
1948年12月12日随着河头的解放，妓院开始崩溃。一些妓院老板有的潜逃，有的仍暗中操旧业，有些妓女从良。1950年3月县公安局根据上级指示，明令取缔妓院和“土窑子”。由公安局主抓，民政、妇联等部门协同办理。经过宣讲政策法令，耐心说服教育，对妓院人员分别进行安置。分配在商业、饮食、工厂等单位工作的有45名；有40人出嫁从良；有65名外地人返回原籍。别有茶房、伙计、琴师、梳头等51人也改从它业。个别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老板、老鸨在镇压反革命时被揭发检举受到应有的制裁。但仍有个别已离院妓女，因贪图享乐，积习难返，转入暗娟或流娼，甚至还拉一些女青年入伙。经县公安局进行追查教育，个别严重者拘留改造，才得到彻底禁绝。
1948年12月12日随着河头的解放，妓院开始崩溃。一些妓院老板有的潜逃，有的仍暗中操旧业，有些妓女从良。1950年3月县公安局根据上级指示，明令取缔妓院和“土窑子”。由公安局主抓，民政、妇联等部门协同办理。经过宣讲政策法令，耐心说服教育，对妓院人员分别进行安置。分配在商业、饮食、工厂等单位工作的有45名；有40人出嫁从良；有65名外地人返回原籍。别有茶房、伙计、琴师、梳头等51人也改从它业。个别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老板、老鸨在镇压反革命时被揭发检举受到应有的制裁。但仍有个别已离院妓女，因贪图享乐，积习难返，转入暗娟或流娼，甚至还拉一些女青年入伙。经县公安局进行追查教育，个别严重者拘留改造，才得到彻底禁绝。
禁烟禁毒
本县的吸毒恶习始于清朝末年（俗称“抽大烟”）。民国以来，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仍很盛行。直隶督军褚玉璞曾明令民间种烟。吸毒者积习成癖，中毒日深，乃至精力耗尽，成为社会寄生者难以数计，甚至因此倾家荡产，祸及妻儿老小，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处在当时官府不禁的情况下，民间曾自发举办“戒烟会”，印发传单，警告世人，因势单力薄收效甚微。
1928年至1933年冀东特殊化以前，国民党地方政府曾一度执行了较严的戒毒法令，不准民间种植罂粟，取缔制毒贩毒；责令吸毒者限期戒绝，并拘捕、监禁过一些贩毒和吸毒者。对屡教不改、又偷盗成性、危害乡里的“大烟鬼”，还召开过公判处决大会。然而由于“官官相护”，使一些有财有势的吸毒者，仍然受到保护。
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同日军签定《塘沽协定》以后，随着日本侵略势力对冀东地区的渗入，一些日本浪人纠集朝鲜人民的败类（俗称“高丽棒子”）深入农村集镇和较大村庄，设立出售“吗啡”和“白面”（海洛因）网点，用以毒害中国人民，而地方官不敢干涉，因此而破产丧生者大有人在。1938年冀东大暴动的到来，迫使贩毒者从农村逃往唐山、河头等有日军驻防的城镇。日伪政权建立后，对吸毒采取“明禁暗支持”的政策。虽设置禁烟局在河头合义栈楼上办公，但河头“福记土膏店”却照常营业，每天接待吸毒者仍多达数十人。
面对毒品流行的危害，当时县地老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首先在本辖区范围内彻底禁绝了贩毒吸毒活动，并对游击区的宣庄、稻地等敌人据点，散发传单和警告信。还根据“内线”的检举和侦察，不时派出武装，于夜间深入据点，秘密逮捕屡教不改的吸毒、贩毒犯，拖出村外，就地处死（活埋），然后张贴布告公布罪状，以儆效尤，震慑了贩毒、吸毒者。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曾军政合作，查抄和收缴日伪时期积存的毒品，并明令禁止吸毒贩毒，但社会上一些上层人物仍然受到保护，使毒品的流行并未能彻底禁绝。
解放后，党和政府在接收国民党政权的同时，把禁烟禁毒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并由民政公安、文教、工、青、妇等有关部门成立禁烟禁毒组织。经过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开展宣传教育，限令贩毒、吸毒者向公安局和当地派出所及时报告登记，交出所有毒品，并使贩毒者具结永不再从事贩毒活动；使吸毒者具结在限期内彻底戒毒，永不再犯。1949年春，在开展新区“土改”中，收缴焚毁了农村残存的烟具。同年7月18日，原华北人民政府发布《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后，为巩固前一段禁烟禁毒成果，及时转发各区、各部门认真执行。并于同年8月4日由县人民政府备文，将公安局所收缴的鸦片烟土22两5钱（旧秤）呈送唐山专署。至此才使流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恶习，最后得到禁绝，挽救了社会上最后一批吸毒者。
1928年至1933年冀东特殊化以前，国民党地方政府曾一度执行了较严的戒毒法令，不准民间种植罂粟，取缔制毒贩毒；责令吸毒者限期戒绝，并拘捕、监禁过一些贩毒和吸毒者。对屡教不改、又偷盗成性、危害乡里的“大烟鬼”，还召开过公判处决大会。然而由于“官官相护”，使一些有财有势的吸毒者，仍然受到保护。
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同日军签定《塘沽协定》以后，随着日本侵略势力对冀东地区的渗入，一些日本浪人纠集朝鲜人民的败类（俗称“高丽棒子”）深入农村集镇和较大村庄，设立出售“吗啡”和“白面”（海洛因）网点，用以毒害中国人民，而地方官不敢干涉，因此而破产丧生者大有人在。1938年冀东大暴动的到来，迫使贩毒者从农村逃往唐山、河头等有日军驻防的城镇。日伪政权建立后，对吸毒采取“明禁暗支持”的政策。虽设置禁烟局在河头合义栈楼上办公，但河头“福记土膏店”却照常营业，每天接待吸毒者仍多达数十人。
面对毒品流行的危害，当时县地老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首先在本辖区范围内彻底禁绝了贩毒吸毒活动，并对游击区的宣庄、稻地等敌人据点，散发传单和警告信。还根据“内线”的检举和侦察，不时派出武装，于夜间深入据点，秘密逮捕屡教不改的吸毒、贩毒犯，拖出村外，就地处死（活埋），然后张贴布告公布罪状，以儆效尤，震慑了贩毒、吸毒者。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曾军政合作，查抄和收缴日伪时期积存的毒品，并明令禁止吸毒贩毒，但社会上一些上层人物仍然受到保护，使毒品的流行并未能彻底禁绝。
解放后，党和政府在接收国民党政权的同时，把禁烟禁毒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并由民政公安、文教、工、青、妇等有关部门成立禁烟禁毒组织。经过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开展宣传教育，限令贩毒、吸毒者向公安局和当地派出所及时报告登记，交出所有毒品，并使贩毒者具结永不再从事贩毒活动；使吸毒者具结在限期内彻底戒毒，永不再犯。1949年春，在开展新区“土改”中，收缴焚毁了农村残存的烟具。同年7月18日，原华北人民政府发布《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后，为巩固前一段禁烟禁毒成果，及时转发各区、各部门认真执行。并于同年8月4日由县人民政府备文，将公安局所收缴的鸦片烟土22两5钱（旧秤）呈送唐山专署。至此才使流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恶习，最后得到禁绝，挽救了社会上最后一批吸毒者。
禁赌
解放前，本县赌博恶习盛行。民国以来，胥各庄河沿街一带，有公开经营押宝、掷骰子、抽签子、推牌九、斗纸牌、打麻将等赌博行业。日伪统治时期，以政界人物为后台，勾结地痞赌徒，利用唱戏、庙会等人烟密集之处，开设花会赌场，俗称“押会”，用押中一门，赢三十六门的诱惑手段，组织收买一伙人为其走家串户，招揽“押会”者。以稻地、宣庄、爽坨、大新庄一带最为盛行。参加“押会”者如醉如痴，有的倾家荡产。日本投降以后，“押会”虽被取缔，但其它形式的赌博恶习，仍保留延续下来。解放后，虽被明令取缔，但赌博之风由公开转入秘密，绵延不绝，成为社会一大公害。禁赌已成为保证社会治安的经常性任务。各级政府，经常在群众中开展禁赌教育，每年张贴禁赌布告，抓捕赌犯，公开审判首要赌徒和“局家子”，用以教育群众，狠刹赌风。公安部门结合农村干部随时取缔不同形式的变相赌博，没收赌具和赌注，并给检举人以适当奖励，在一定时期内禁止了赌博恶习的流行。但未彻底根除，尤其是近年，仍有、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