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成立后，提出了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 集体化”的口号，随后掀起的农田建设、大炼钢铁等运动都是人 海战术，大兵团作战。这样，社员分散做饭，出工不齐，耽误时 间，于是公共食堂应运而生。自古以来就是各家单立锅灶，分散 做饭的乡民突然涌至新办的食堂就餐。吃饭方式的这一突兀而 至的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思想和精神都产生了巨大冲击。
食堂化之初，不少社员对这种事实上的大锅饭心存疑 虑，忧心忡忡。贫下中农、单身汉、人多劳力少的家庭比较赞 成，认为从此再不用为吃饭发愁，而充满喜悦。在家吃得好的 人家则不愿参加，怕入伙后吃得不好。但既然要“化”之，就 不可阻挡，何况还有大批判、大辩论，不愿加入食堂则视为走 资本主义道路。在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进行广泛宣传后，农民 也深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恶与可怕，对吃食堂有疑虑的人也 赶紧入了伙，全体社员很快被卷进吃大锅饭的行列里。
村里的食堂按队划分。那时候生产队规模大，一般是一个 队一个食堂。食堂都是建在社员腾出来的房子里。我们队的食 堂是将一家富农的三间瓦房打通各间的隔墙，其中两间垒灶架 锅，一间堆放粮菜，两侧厢房辟为饭厅，摆上从各家敛来的饭 桌。食堂里的两口八沿大锅，一口熬菜，一口熬粥、蒸窝头。 无论熬菜熬粥，一律以铁锹翻搅。做饭时，外间大灶里煤火通 红，烟尘滚滚，里屋灶间大锹舞动，热气喷人。那时，细粮很 少，食堂里早晚玉米渣粥或高粱米粥，中午玉米面窝头。
1958年粮食大丰收，上上下下都乐观地以为这一下粮食 多得吃不了，公共食堂也就迎来了一段最红火的日子：吃饭不 要钱，敞开肚皮吃。“敞开肚皮吃”，这个今日听来不可理喻 的词语，当年何等诱人，它对渴求温饱的农民来说，那真是天 堂般的美好。在那些日子里，食堂里做饭从不计量，社员们随 意到大锅里去盛，做饭的总是笑吟吟地对人们说：“吃吧，吃 吧，随便吃。”虽然饭菜单调，特别是做粥又没有碱面，但那 无疑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每当开饭的钟声一响，家家户户 男女老幼便拿着盛饭的家什倾巢出动，食堂内外一片喧腾。饭 堂里就更是热闹：一屋子的吸吮声、咂嘴声，搅和着小孩子的 叫嚷声，男人们粗声大气、女人絮絮叨叨的说话声，那个场面 真有点惊心动魄。
敞开肚皮之后，又提出一个“吃好”的口号。食堂里开始排 饭谱、菜谱，粗粮细作，许多食堂还声称一周饭食不重样。有的 开设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有个地方还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 办法，在村外设凉亭饭铺，过往行人皆可去吃，来者不拒。在那 里，大同社会仿佛不再是缥缈的空中楼阁，已是举手可触了。
但好景不长，也就是半年时间吧，公共食堂粮食开始紧 张，不得已实行定量打饭，不在食堂吃了各自打回家里去。食 堂里的热闹场面不见了，人们又面对着饥饿的威胁。原以为吃 不尽的粮食怎么说紧张就紧张了呢？人们说1958年丰产不丰 收，粮食糟蹋了许多；食堂随便吃，浪费了许多。这话都有道 理，我觉得还是那时粮食没有过关，即使一年丰收，稍虑不周， 也会出现问题，又怎经得起全民性的糟蹋与浪费呢！更为严 重的是，自然灾害接踵而来，食堂不得不推行“低标准，瓜菜 丁、 代”。每日几两的粮食定量填不饱肚子，就想出各种各样的“增 ，； 量法”。增量法蒸出的玉米面窝头水汪汪的，咬一口不用嚼，含 在嘴里就化了。后来听说是先将玉米粒煮个半熟，晾干后磨成 ； 面，把一部分玉米面煮成稀糊，用以和面，这样蒸岀来的窝头 、就饱和着水分。每一种增量法创造出来都敲锣打鼓地向上级报 捷，然后迅速推广。每一种“创造”都给为粮食问题而发愁的 领导和群众带来些许喜悦。但“增量法”无非是通过蒸、煮、 泡、磨等方法，让粮食最大限度地吸收水分而已。有一所中学 在1959年高考时，学校食堂自称一斤高粱米能做出十二斤米 饭，这一特大喜讯用大红纸贴在食堂门口，让饥肠辘辘的考生 一阵欢喜。谁知饭后进入考场时间不长，考生们一个个憋得脸 色发白，纷纷要求如厕。高考何等严肃，怎容得此等事出现！但 吵吵嚷嚷着憋不住的考生越来越多，监考老师不得不请示校领 导，校领导又急忙向文教局报告。文教局最后决定，调集监考 人员，在考场如厕途中和男、女厕所里布下三道岗哨后，方准 许考生走出考场。这在中国的考试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增量法增的是水分，解决不了缺粮问题。为了生存， 人们到处寻找充饥之物：白薯秧、豆秸、玉米骨头、花生 皮……把这些东西打碎，掺到玉米面中，当时叫它们“代食 品”，一些单位的食堂还弄小球藻、人造肉精什么的。为推广 代食品，一些试点食堂将糠皮豆秸磨细，做成各种小点心，让 与会者品尝，好像叫“吃饭大会”什么的。
那是解放后一段最艰难的时日。即使在那种极端困乏的 情境中，家乡的农民也没有对共产党产生怀疑，相信党和政府 会带他们走出困境，因为他们看到领导干部和他们一样在忍饥 挨饿，共渡难关。
到1960年上半年吧，农村食堂就解散了，各家各户又冒 出了炊烟，吃了两年大锅饭的农民重新获得了自己做饭吃的权 利。从1961年下半年起，农村经济开始复苏，社员可以在自留 地里种菜种粮，生活渐有起色。但人们一提起公共食堂，还心 有余悸，以至在后来的忆苦思甜中，有的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 在回忆旧社会苦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三拐两拐就讲起食堂如何 如何，主持会场的干部连连摆手，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