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福
1949年4月7日，我驾驶B-25型轰炸机，与黄琪玲，王亚 蒙共同起义，从国民党控制下的武汉飞往解放区郑州，投向了共 产党，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我们驾机起义的举动，虽然不能 与革命老前辈惊天动地的革命业绩相比，但是它毕竟是蒋介石国 民党腐朽没落分崩离析的见证，并雄辩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她 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就我个人来 说，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根本转折。回忆这次驾机起义，并 不是一时冲动，需要一直追溯到1940年、我二十岁时入国民党 空军军事学校以后的种种经历。在无数事实的教育下，我逐渐对 国民党反动本质有所认识，渐渐倾向于共产党，倾向于革命，最 后终于从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
投笔从戎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正在北平念中学。不久，江朝宗等卖国 贼把日本人引迎逬城，打起了 “大东亚共荣圈“的破旗，北平人 民沦为亡国奴。连过城门都要人人下车，脱帽步行。这时，我的 同学有的南下，有的上太行山抗日打游击，我也不甘心当亡国 奴，安不下心来读书。国难当头，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当时我 家境也困难，不可能再念下去了。于是我决心参加抗日，投笔从 戎。1939年2月，我告别了母亲，与范国兴和刘壮图两个同学南下到了昆明。
我们三人都对飞行有兴趣，原打算考取昆明国民党中央航 校。无奈十二期招考已过，十三期尚未开始。我们便报考了正在 招生的空军军事学校第四期，刘壮图和我被录取，范国兴因眼睛 散光未取，后来他考入了黄埔二分校。
我们先到了设在四川铜梁县的国民党空军入伍生总队，剃发 为兵，在那里受训笆年，成为空军上士。全期三百多名入伍生集 体加入了国民党。所谓集体入党，即由各队指导员做介绍人，有 一个算一个，以后经常参加总理纪念周就行了。1940年7月，空 军军事学校四期学员入校。学校位于成都市郊七公里处的太平寺 机场，南有小镇簇桥，向西有公路与双流县、温江县相通。我在 这里学习了四年，到1944年10月毕业。在这里我体会到作为一 个飞行员是十分不容易的。
军事学校有一个“管教训联席会议”，专门负责对飞行员进行 思想控制，每月召开一次。学生们背地里管这个联席会议叫“阎 王殿”，学生稍有不合他们意的地方，便被关禁闭、拘捕、开除， 这些都是由联席会议所决定。全期入伍生三百多人，最后能毕业 的仅九十余人。我在这几年中曾被査抄生活日记四、五次，被关 禁闭六次之多，挨过打、受过罚，吃了不少苦头。本来培养一个 飞行员，有两年时间就够了，但由于战事，空袭频繁，加之气候 不适，所以拖到四年才毕业。
在校的四年，正是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四年。三次反共 高潮、皖南事变等，都使我们学生忧心忡忡臭担惊害怕。国民党 军队在抗战前节节败退，直退到贵州的独山。当日本空军袭击重 庆及成都时,国民党空军四大队、五大队的飞机了不是全军覆 没，便是逃之夭夭。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教训L我们的身体，将 与敌人的飞机和炸弹同归于尽”，和大门口的对联、贪生怕死勿进 斯校。“升官发财勿进此门”的莫大讽剌。这四年里，我一方面
服从了国民党的管教，接受了他们的理论和技术教育；另一方面 深深感到国民党的腐朽没落。在国民党官员中尔虞我诈,3勾心斗 角，互相倾轧，他们只顾升官发財，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使广大 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他们的统治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 退，而党政军勾结在一起，大发国难财，生活奢侈荒淫。但是， 农村凋蔽，捐税繁重，农民苦不堪言。每遇灾荒，逃荒要饭，卖 儿鬻女的很多。又加上特务横行霸道，无法无天。面对这些，我 作为一个飞行员，深深感到苦闷傍徨。1944年10月，我从空军 军事学校毕业后，又到双流机场大队训练一年，升为少尉军官。 这一年中，大队的管理和训练不象在校时那么紧张，这时我阅读 了不少的进步书籍，如斯诺的《红色中国》，《西行漫记》、赵超构 的《延安纪行》等，还有不少外国名著。当时我还在社会上结识 了不少朋友，听到了关于延安、陕北、红军、八路军的各种故 事，并学会了解放区流行的一些歌曲。这些使我对共产党有一种 新鲜、美好的初步印象。同时还进一步学习了英文及美国的历 史、政治、经济等书籍，给后来去美国受训打下了基础。在这一 段时间中，我的思想开阔起来，知道用自己的脑子去观察社会、 分辨是非了，也滋长了追求光明进步、追求正义和救国的思想。
1945年冬天，我们学校第四期轰炸科飞行员共三十六名， 另配备领航员、机械师，通讯员、射击士亦各三十六名，编为三十 六组B-24型轰炸机组，于1946年3月赴美受训。起初在美国 德克萨斯州圣安多尼入伍中心接受地面预备教育四个月，后又转 到兰道夫机场中级飞行学校飞行四个月。毕业后，分别在因尼德 高级航校、什维夫波特高级航校学习了八个月，1947年3月由 旧金山归国。
在美国的一年期间，我看到了美国的科学技术之进步，国防 军事力量之强大。作为一个有着民族意识和爱国的中国军官，痛 感祖国之贫穷落后。好容易盼到抗日胜利，国民党撕毁停战协是，悍然发动了大规模内战。国民党天天“剿共”，可是八路军兵 力日益增强，解放区日渐扩大。国民党除据守一些重点城市外， 广大农村基本丢光。国统区经济凋敝，混乱不堪。解放区生产发 展，人民安定，共产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在现实面前，我得出的 结论是：国民党不能把中国治理好，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富强的 唯一希望。我感到共产党无论从那个角度衡量，都比国民党高明 许多。所以我产生了驾机起义，走刘善本道路的念头，觉得只有 这样做才是光明大道，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寻党与被捕
1947年3月，我从美国受训回国后，被分配到北平南苑机 场，在第一大队三中队任B-25型轰炸机副驾驶员。5月，升为 正驾驶员，可单独执行任务。这时，我即积极寻找机会驾机起 义。从1947年到1948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国共战争激烈，鲁 西战场，四平街战役、晋北战场，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我经常值 勤，到济南、沈阳、大同等地执行任务。利用这个机会寻找到解 放区的空中航线及机场。但是立即驾机起义困难是很多的：当时 老解放区石家庄机场跑道已被破坏，到那里着陆有困难。如从沈 阳起飞，北飞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一带，却又不能飞越当时 国民党控制下的长春这一孤城。从何处起飞，往何处着陆，我费 了许多心思，感到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通过中学的老同学找到了共产党。我的 老同学张舜丞当时在华北敌伪物资处工作，他出身贫寒，思想倾 向于共产党，他常到我家来玩，我们在一起谈的彼投机，我们共 同的感觉是*国民党把中国弄到这步天地，已经腐败透顶，依靠 它不能拯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富国强民等等。张舜丞的爱人 姓白，通过他娘家的人，认了从邯郸来北京养病的姚大嫂，（解放后证实，姚大嫂就是五十年代我在哈尔淡第一航校校接姚 克佑的嫂子，共产党员）经她介绍，张舜丞与北平地下党小组长 魏巽世同志见了面。1948年1月，张带魏来到了我家，’那时我 住在北平东四牌楼东石槽七号院内。以后，魏每星期来我家一 次。因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在华北剿匪总部后勤部工作，所以 到我家来表面上是谈生意，利用飞机之便，倒卖黄金和银元，实 际上也是为组织上筹措一笔经费。他逐渐了解到我倾向于革命， 靠近共产党的思想，他对我逐步产生信任，给我带来些毛主席著 作，如《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土地法大纲》以及马 克思的《资本论》等书。我也将当时国民党空军的情况向他汇报， 并谈到如我起义后，组织上将保证我家属安全到达解放区。1948 年3月魏巽世将共产党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平津特派员 高薄云帯到我家，高薄云对我们谈了当时战争的形势，告诉我们 解放军四野即将进关，平津不久即可解放，全国解放为期不远 了，当然还要打几个大战役等等。他鼓励我抓紧时机起义，越快 越好。这次会面，使我和爱人十分兴奋，好象找到了亲人，感到 今后有了依靠和希望，参加革命和追求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与炽 烈了。
事情发展并不顺利。高薄云于5月份被捕，从他身上搜出了 地下组织成员名単，三天三夜，有七十多人被投入监狱。我也在 一天深夜猝不及防被捕了，被关进北新桥以北的炮局监狱。那是 一所专门关押政治犯和特务本身罪犯的地方，一天两顿小米饭， 每顿一碗，~小块咸菜，一碗开水。我被关了一个月以后才开始 审讯。
审讯我的特务是崔汉光（解放后此人被关押在在天津南杨柳 青化文大革命”期间调査我的人曾到那里去过，他说还记得我 这个飞行员）。从他咀里知道了高薄云被捕。崔汉光要我与魏巽世 和张舜丞见面对证，我只是说我们是谈生意的，没有任何政治意 图，特务们在我家并无所得，只搜出了魏巽世放在我家的二两黄 金和两箱香烟，我这样说正合此事。后又被审讯一次，我依然这 样说。结果按“国民党飞行员交朋友不慎，通匪嫌疑犯”处理。
1948年9月，将我从炮局监狱押解到北京西单牌楼国民党空军 二军区看守所。国民党空军法院审问两次，我仍是同一口供。10月 份，沈阳吃紧，辽沈战役即将打响，大批东北犯人押来北京，监 狱人满，不得不逐步清理。1948年11月通知我'取保释放”，回 到南苑三中队。从我被捕到释放，我一共坐了八个月的监狱，但 这只能促使我更加坚定的脱离国民党，决心寻机驾机起义。
出狱后，我的身体极为虚弱，便在家中养病。12月，平津 吃紧，国民党空军大撤退，一大队三中队南撤汉口，我爱人因怀 孕，第一批飞汉口，三天之后我也接到通知去汉口大队部报到。 我告别了母亲，并对她说，我们不久就会回来的。
撤退汉口
到了汉口不久，1949年1月份，北平和平解放，国民覚空 军撤退到台湾。我爱人带着孩子被送到台湾台中市，在那里安了 家。我留在武汉黄家墩机场，做大队长副驾驶员恢复飞行。在这 期间，我曾从西安、青岛、上海、台中，送工资及营费，在宁汉 一段长江边上侦察过。
在汉口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各界对空军的所谓慰问会，主要 是跳舞。我在舞会上认识了小学教员王亚蒙，她是四川万县人， 当时26岁。我们逐渐熟悉起来，通过她又认识了她的表弟黄琪 玲，24岁的陆军少尉军官，我们逐渐成了好朋友。我了解到黄 琪玲的父亲是国民党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已在北平率部起义，而 黄作为当时武汉警备司令部的一个排长，正受监视，并要他表 态，否则他的前途，甚至生命都难以预料。黄很想去找他的父
亲，但关山阻隔，插翅难飞。做为王亚蒙来说，她很不满当时处 境，但又无力自拔，也必须借助于别人的力量才能出走。当他们 俩发现了我有正义感，有爱国热情，倾向进步时，便大胆的提出 了飞往解放区的意见。对于我来说，起义已是迫在眉睫，再不走 就要撤到台湾，坐失良机了。我还想，如果驾机起义，他们还可 以作为我的助手。
1949年的2月春节假期，我飞回台湾在台中家里过的年， 虽然那里对飞行员家属安排了较好的生活条件，可是我内心烦 躁不安，我想自己曾向共产党保证过，条件成熟，环境适当时要 驾机起义，难道坐了八个月监狱就忘了不成？难道平日所追求的 真理与正义、光明与进步即将毁于一旦吗？深夜中，我与爱人谈 心，说明现在不走就来不及了。当时我爱人生产尚未满月，台中 机场戒备森严，远不象大陆前线机场那样动荡不安，如全家在台 中起义，危险较大，不易成功。我爱人表示说L要走你先走，我 以后再去，当然这是一种痛苦的抉择，但我却是不能两全，决心 孤注一掷了。
春节后我回到汉口，王亚蒙、黄琪玲见到我非常高兴，再次 向我提出起义问题，我没有冒然表态，我说L放着好日子不过， 到解放区干什么?*驾机起义可是出生入死，很危险啊! ”我这样对 他们进行了试探。他们的态度很坚决，对社会现实，国共两党都 有与我一致的看法。因此，我下了决心，时机已成熟，不可再 拖。三月底，我托一名飞行员带给我爱人一封短信，说明我即将 飞往解放区。
驾机起义
1949年4月初，我开始了起义的准备工作，首先选择好起 飞的飞行方向和着陆点，飞行方向当然是向北，最理想的着陆点 是正在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石家庄，B25的航程和油量足以 到达那里。再有就是选择一架飞机，我用了几个下午徘徊在黄家 墩机场西侧北端，发现无论是从外表情况、发动机、武器准备， 最好的就是九中队的914号B-25轰炸机。机场的飞机都是待命 作战的。那几天，天气相当晴朗，出击起飞任务不多，大队部、 中队部飞行员、机械师及机场工作人员都没什么异常，似乎只等 待撤往台湾的命令了。我估计到好天气一般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就 有变化，决定近日内起飞。
4月5日那天，我决定4月7日早上5时起飞。那几天我天 天在市内黄的家中训练黄琪玲、王亚蒙如何上飞机，教黄琪玲怎 样关好机身下部的机舱门，还教他们在飞机上怎样坐、怎样看， 告诉他们哪些是他们绝对不能碰的东西。因黄是位少尉军官，我 相信他很快就学会了。
为了躲避视线，减少风声，4月6日一早我就悄悄进城，和 黄、王二人住在一家旅馆中，并租定一辆小汽车，约好翌日晨到 门口来接我们。为了第二天的飞行,我们较早地安歇，这一夜， d潮澎湃，难以入眠，对未来充满种种憧憬。7「日早晨，天还未 亮，我们就起床了，出租汽车已在门口等候。上车后，径直向黄 家墩机场驶去，到了部队营房门口，天刚亮。我命令汽车司机停 一下，我迅速的走回宿舍，人们还在酣睡。我到寝室中拿了一件 夹大衣，把航行图装进大衣口袋，又急急回到汽车上。汽车开往 机场，在门口停了一下，岗哨向车内检査了一番，给我们敬了个 礼，车子便直驶停机线。在停机线，司机收了钱就返回市内了。
我巡视了一下机场，在机场西南角五大队人员正忙着检査飞 机，这边B-25停机线上静悄悄的，只站着一名持枪的卫兵， 我把大衣和黄琪玲的小提琴交给了卫兵，命令他说:“给我拿着， 我带朋友看看飞机，目的是占住他的手，并使他相信我马上会从 飞机上下来拿东西。卫兵傻乎乎地把枪放在一旁，拿着大衣和小 提琴。我刚要转身走向那架914号B-25轰炸机时，从北边草坪 上走过来一位空军机械中尉。他看到我们，楞了一下问：“你们干 什么?”我说:“带朋友看看飞机，没你什么事。”我说完，拍拍他的 肩膀，他没说什么就走了。
在914号飞机机舱前，我拉开左右轮挡,看清楚了没有障碍。 随后我从左机翼尖下边工具箱附近拉起一根一尺多长的铁棍，走 到机身下，用劲把锁撬开，打开机舱门上了飞机。王、黄二人相 继而上，黄琪玲手持手枪，按预定计划关上了机論门。我全神贯 注极其熟练地打开连通开关、总油门、冷气开关、总电门，只见 一切仪表指针都在微微颤动，指示灯闪闪发光，我高兴极了，说 明一切正常。我把全部技能拿出来，有次序地开车，右发动机转 动了，左发动机也转动了。为了争取时间，我没有加温暖车、试 大车和试螺旋浆变距，我松开手刹车，推动油门，飞机滑出了停 机线。我只觉得呼吸和脉搏在加快，什么也来不及想，一心想的 是操纵好飞机。飞机向北滑行，还未进入跑道时，塔台突然呼叫 起来，“ B-25你的任务是什么?”“B-25试飞七我简单回答说。这 时飞机已滑向跑道,机头向着西南方向。我开足油门，发动机在怒 吼,这时飞机已滑行七百多米了，我左手轻轻一带驾驶盘，飞机 离地腾空而起，这时塔台又呼叫起来:“B-25!我命令你落地!你没 有试飞任务，我命令你立即落地!”这阵阵的呼叫声只能在我心中 引起蔑视。我已经起飞啦，至少赢得了他们空中半个小时的时 间，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党空军以及一切效忠他们的人，统 统被我抛在脑后，我们向着光明飞去。
我关掉无线电收音机，索性不听塔台呼叫的干扰。飞机穿过 武汉市晨雾向北飞行，继续爬高。天气格外晴朗，当我按照习惯 要看航图时,’才想起航图在大衣口袋中留在地面了。这样就只能 凭记忆来飞了。我把罗盘对准355°,这是飞往北京的大概航向， 半小时后，在三千米的高空看到了河南、湖北交界的鸡公山，山 南的武胜关从机翼下掠过。说明航线是正确的，我的心稍稍松抱 了下来。飞机继续北飞，我感到速度是那样缓慢，我清楚地意识 到后面必有追机。在不减少马力较少损失高度的情况下，我用很 小角度俯冲，以增加速度。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航线偏左了，马 上修正航线30°,五分钟后,看到了郑州。到了解放区的上空，使 我充满了喜悦，同时也在迅速判断着L郑州有机场，有鲜明的十 字跑道。如飞石家庄，黄河北岸一片霾雾，我一没助手，二没航 图，飞石家庄不保险，不如在郑州降落，说时迟，那时快，已到 机场上空，我推杆而下，降低高度，放下起落架，左右摇晃机 翼。我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两次低空飞过，看看跑道是否良好。 在第二次通过时，只见南北跑道的西侧，有人正忙于用白布铺成“十”字形。我决定从北向南着陆，飞机顺利的落在机场。这时 我才有时间看看黄琪玲和王亚蒙，我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我 们终于胜利到达解放区了！
我们下了飞机，看见机场上有四、五百人向我们跑来（后来 得知他们是中州银行训练班的学员们）。我举起了帽子，高喊道：“我们是起义归来的!”话音刚落，人们把我们抬了起来，并齐声 高唱L走！跟着毛泽东走广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这么多人的大 合唱，它是那样豪迈和激昂，使我感到驾机起义成功、投向革命 无比的喜悦.
新的生活
中原军区郭参谋长坐车赶到了机场，我简要的汇报了情况， 他立即安排人员伪装飞机，并推到适当的地方。我们三人则随参 谋长来到郑州市内军区司令部。在那里，参谋长向北京要了长途 电话，把我们驾机起义的简况向北京作了汇报。为了庆祝驾机起 义，军区首长为我们摆了酒席，在举杯时，我脸上洋溢出无可形 容的幸福笑容，王亚蒙看着我说:“我自从认识你以来，从没见你 象今天这样高兴快乐，就在这时，郑州响起了警报，追赶我们的 敌机到达黄河沿岸，解放军高射机枪咚咚地向敌机射击，敌机南 窜逃去。
第二天早晨，又有四、五架敌机来袭，炸毁了我们飞来的 914号25飞机，王亚蒙、黄琪玲闻讯后哭出了声。参谋长安 慰说:“不要紧，将来我们会有更新更好的飞机了。
从4月7日到17日这十天，我们住在军区招待所，差不多 每天都有新华社记者来访，晚上有解放军的联欢会。4月17日， 我搭乘另一架起义飞机C-46,由起义飞行员谢兆芳、蒋声翰驾 驶，机械师郭子仪同飞北京。在北京机场欢迎我们的有华北航空 局的常乾坤、王弼、薛小卿，刘善本等人。到了北京，我们住在 东交民巷前奥国使馆，解放前这是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的 住宅。起义飞行员差不多都住在那里。我们每天学习社会发展 史，唱革命歌曲。从此我和王、黄分开了，黄琪玲到了石家庄华 北军政大学，王亚蒙去了长春空军司令部后勤部工作。
就在北京学习的这一段时间，我经历了一次难忘的会见。 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们接到一个通知，让我们整整 军容，下午三点乘车出发。上哪去呢？我们都在兴奋地猜测着。 下午我们乘上汽车，一直来到了中南海，我们明白了，这是中央 首长接见我，大家都十分兴奋。不一会儿，朱总司令穿着一身浅 黄色的军服和黑布鞋，出现在我们面前，满脸笑容，让人感到 他是那样朴实、慈祥和伟大。接着周副主席进来了，他穿着一身 兰布中山装，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他的举止潇洒敏捷，表情深 沉庄重，使人感到他的内在精神力量。还有很多中央首长都到 To我除了认识聂荣臻将军，其他首长都不认识。首长们亲切地 和我们握手招呼，使我心中充满了温暖。
欢迎宴会开始了，大家相继入席，酒过三巡，周副主席举杯站起幽默地说:“酒还是能喝几杯的，不过你们希望我讲话，就不 能再喝了疽话音刚落，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周副主席讲话。他以铿 锵有力的声音说道:“同志们、大家屏住了呼吸，大厅一时寂静无 声。周副主席简洁地回顾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历程，不时地做着手 势。他说广中国革命走过了一段曲折漫长的道理，我们不过是带 头人，你们年青飞行员驾机起义是爱国与勇敢的举动，我们热烈 欢迎你们……。”讲完话，他走到每桌前和起义飞行员一一握手， 互致敬意。
周副主席的会见与讲话使我们全身涌起了一股暖流，虽迄今 已有三十三个年头了，他的声音仍在耳旁回响。三十三年来，每 当我遇到困难时，周副主席伟大政治家的形象与革命气魄都鼓舞 着我克服困难，胜利前进。
1949年4月底，我送一架在南苑机场修好的B-25飞机到沈 阳去，并和杨培光、张雨农等人在空中表演分列式，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5月份，我三次送B-25飞机去佳木斯，6月份 到长春老航校一31部队学习，7月份分配到齐齐哈尔任B-25飞 行教员.从此我在真正革命的岗位上开始了新的篇章。
（苏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