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琪玲
我原在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警卫营任排长，1949年4月7 日因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与飞行员梁惠福.表姐王亚蒙驾机 起义。事隔三十多年，我已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成为鬓发斑白 的人了。然而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抚今追昔，真是心潮澎 湃，浮想联翩。三十多年以来，我和祖国的同胞一样，亲身感受 过祖国解放的幸福，亲眼看到过国家独立的骄傲，更为祖国翻天 覆地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的喜悦。即使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 和十年浩劫中，我经受严重折磨、迫害，但我却从未动摇过对 党、对革命前途的信念，也从未对三十多年前所选择的这条革命 道路产生后悔之心。我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自会作 出公断/莫道乌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这一天我终于盼到 了，1981年党给我落实了政策，把我安排在省民革工作，并当选 为省政协委员。今天的这一切，使我从心眼里感激党，确实感到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光荣和伟大，因此我更加热爱党，热爱人 民，决心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回想过去，在探索真理、追求进步和革命的征途中，我是有 过曲折和坎坷经历的。
（一）
1940年，我16岁，当时家乡湖北已遭日本侵略者的践踏我和母亲随着逃难的人群颠沛流离，吃尽千辛万苦，辗转来到当 时的大后方桂林。J路上，目睹在日寇铁蹄下国土沧陷，"生民涂 炭，心中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在桂林我就读于汉民中学高中 部。那时，桂林的抗日气氛很浓厚，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和流亡 青年聚集在这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同时 国民党由于形势所迫，也高喊“抗日。因此抗日救国声势颇为浩 大，这就激发了我作为一个爱国青年的抗日热情。怀着对日寇的 憎恨，我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活动。我们学校中有地下共产党员， 如我的老师司马文森，就是共产党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地下党员。 在他的帮助指导下，我参加了由进步学生组成的话剧团，我任剧 团团长，演出了宋之的同志创作的关于抗日斗争的多幕话剧 《刑》。在假期中，我走上街头推销司马文森老师写的小说《希 望》，在此期间，我还读了一些苏联小说，如高尔基的《母亲》 等，从而打开了眼界。三年高中是在国破家亡、动荡不安中渡过 的，我的民族意识被唤醒，探索真理与正义，向往着平等自由。 但在国民党真反共、假抗日的形势下，日本侵略军于1944年逼 近广西，亡国的惨景即在眼前。继续求学已不可能，我决定投笔 从戎，以一腔热血来抗日救国。这样，由我父亲黄翔（当时任国 民党九十六师师长）介绍，我进入了成都国民党中央军校二十一 期炮兵大队学习。
（二）
进入学校学习的第二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这些年青人 天真地以为从此可以和平建国了，但万万没有想到国民党蒋介石 背信弃义，片面地撕毁了《双十协定》，把浴血抗战的八路军、新 四军当成仇敌，发动了全面内战，使饱受苦难的国家和人民再次 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我内心不满，感到苦闷，却又不能表露，只是和一些知心的同学一起发牢骚、画漫画、写打油诗。这一期间 共产党在四川成都是很活跃的，经常有进步学生组织的反内战， 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共产党在成都设有进步书店，发行 《新华日报》等。由于我对国民党日益失望，我便经常偷偷地阅 读这些共产党的刊物和报纸。因此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了一些粗浅 的认识，使我感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光明得多。
1947年秋，我们这一期学生临近毕业，大家普遍地对现实感 到不满，对今后的前途感到渺茫。基于此，九月份我们一些知己 的同学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由我提名定为《国魂文谊》，打算出 版刊物，以文艺的形式联络友谊，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伺机投 奔革命。筹组《国魂文谊》的同学有我、李贵源、王再军、林 琢、陶禹等十余人。但《国魂文谊》是短命的，仅仅活动了两次 便遭到破坏。在国民党内部，即或是一些青年学生不违法的聚会， 也被视为大逆不道。
10月3日中午，我正在午休，中队长帅师正忽然把我叫了起 来，我问、什么事?”他说:“你犯了军法，跟我走!”一出门，炮兵 大队的焦继泽副大队长带着四名手持步枪上了刺刀的士兵，把我 押到了杜甫草堂寺，关进一间又脏又潮的屋子里。我心中明白， 定是《国魂文谊》的事暴露了。军校学生莫名其妙地失踪屡见不 鲜。但我却很坦然。事后我才得知，《国魂文谊》第二次在成都武 侯祠开会时，参加的人员较多，约有三，四十人，其中混进了一 名军统特务叫姚世昌的，（炮兵大队学员，上海人）我们并不了解 他的真面目。是他向军统蓉站告了密，惊动了军统和军校,《国魂 文谊》被作为重大案件处理，有关人员全部同时被捕关押起来。 军校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一个星期后我被提审，审问我的人是炮兵大队指导员李碧 光。他问我L你们《国魂文谊》是干什么的?”我说:“联络友谊， 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他又问L你们当中有没有共产党?”我说：没有.•他又问广你知道你犯罪了吗? ”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没 有罪，爱国无罪! ”他没再说什么，审讯草草靖束.我被押到北校 场看守所。同监的有李贵源、林琢等七人，后来听说其他人陆续 放了。我们七人一宜关到1948年春天才获释放，并从炮兵大队 除名，转入步兵第六大队继续学习，以观后效。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震动，使我对国民党失望与不满的情绪 之外又添加了仇恨，并产生了投奔共产党的念头。关押半年之后 我们被释放了。我们之所以能被释放，除了我父亲黄翔营救之 外，（他曾给军校校长关麟征和教育长吴允周写信说"老子在前方 跟共产党打仗，你们把我儿子当共产党抓起来，真是岂有此理!w） 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受到了我党地下组织的暗中保护与营救。 1981年我才得知此事真象：原来审问我的李碧光是一位长期从事 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原名黎强，现任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李 碧光是他的化名。）他受中共南方局的领导和派遣，于1940年打 入中央军校，公开身分是炮兵大队指导员•粉碎“四人帮'以 后，他在为我写的一份证明材料中写道L……我党南方局撤退以 后，我党川康特委陈国瑞（川康特委书记茄华辅的化名，后被捕， 在重庆解放前十天被国民党枪杀于重庆大坪）同我联系，我向党 组织把情况（即我们组织《国魂文谊》被军统吿发的情况）反映 后，陈国瑞说，我们党没有黄琪玲等参加的《国魂文谊》那个外 围组织，我们一同研究认定可能是同民主人士有关，或进步青年 的自发组织，应从政治上保护它。……*梨强同志按照党的指 示，以国民党主管政工人员和特务机关负责人的身分，为了避免 军统插手，使我们不被抓进军统特务机关，争先把我们逮捕，把 这个案子从军统蓉站揽了过来，由他负责对我们进行审问。同时 黎强同志利用军校校长关麟征等人爱面子、担心《国魂文谊》案 件由军统处理，会影响军校和他们自己声誉的心理，因此黎强向 校方汇报说L经査,《国魂文谊》没有政洽背景和意图，是偏好文艺的自发组织和活动。《国魂文谊》成员被关后，有认识改正的表 现，并向校方提议：按校规从重处理，即从炮兵大队除名，这样 既可避免军统插手，把事情闹大，又可表现军校纪律严明，提高 声望。校方接受了黎强的建议，把我及李贵源等几个主要成员从 炮兵大队开除，关押半年，然后降到步兵大队继续学习。如果当 时没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黎强同志从中营救，此案若转到军统 "手中，我们的下场就难以设想了。
《国魂文谊》事件已过去三十五年了，这个组织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呢？按照黎强同志的话说L它是一批好青年自发的进步组 织，是具有革命性的组织，这是当时我们党的认定。他们的成员 大多数是进步的，是通过我受到我们党从政治上保护的。……这个 组织的人员，除姚世昌是军统特务，是介入其中的奸细而外，大 多数是有胆有识的好青年，他们是生活在国民党军校内对国民党 违反历史进程的不满、从国民党里分化出来的3他们的内心是倾 向中国共产党，是倾向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向往历史发 展的正确方向的进步青年疽《国魂文谊》事件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它是我年青时代反 抗国民党的第一声“呐喊二虽然它当时是极其微弱的。但经过翻 天覆地变革和历史浪潮冲击三十五年后的今天，终于得到了党的 正确评价和肯定。这是我深感欣慰的。
《国魂文谊》事件在我人生道路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使我 ♦ 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狰狞面目，加深了我的反叛心理，为日后投 奔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1947年我被关押后，军校特种兵总队长肖平波（现为江苏 省民革副主任）曾给我母亲写过一封信，告诉了她我被捕的事。
为此，母亲曾哭得死去活来，因为她一辈子就只有我这一个儿 子。1948年秋，我从军校毕业到武汉看望久别的母亲，她一见 到了我，悲喜交加，连连劝我要安分守己，不要再轻举妄动。当 时，我父亲已提升为国民党九十二军军长，驻防北平。不久，我 便赴北平找到父亲，请求把我和军校几个同学留在他的部队。这时 的形势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 人民解放军日益壮大，国民党节节败退，大势已去。我父亲对国 民党的前途感到失望。因此和我们谈了许多，他对我在军校搞 《国魂文谊》表示赞赏,并谈到他青年时代也曾参加过共产党在湘 鄂边境领导的打土豪斗地主的革命运动，并还担任过我们家乡长 阳县党的宣传部长。我曾问他今后作什么打算时，他对我说:"我自 有打算，谁真正为国家为人民我就拥护谁! ”他不愿我充当反人民 的工具和炮灰，因此他要我暂时回到武汉去等待时局的变化。他给 当时任武汉警备司令的陈明仁将军写了一封信。我回到武汉后见 到了陈明仁将军,我被安排在武汉警备司令部警卫营一连当排长。 我有个表姐，名叫王亚蒙，她正住在汉口我的家中，是个失业的教 员，她为人热情善良，有正义感和牺牲精神,她对当时的社会和处 境强烈的不满，与我常在一起谈心。通过她,我结识了国民党空军 武汉黄家墩机场飞行员梁惠福。我们三人的性格、爱好相投，常在 一起谈论形势，重点放在探索今后的出路，很快我就了解到梁惠福 是一个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的青年，并曾于1948年因不满国民党的 黑暗统治而坐过牢,在这方面和我有共同的遭遇，引起了思想上的 共鸣，并得知他常常偷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因此我们很快成为知 心朋友。不久，军事形势急转直下，辽沈、平津战役开始了,解放军 连战皆捷，国民党一败涂地。当时武汉是一片混乱，国民党的残兵 败将到处皆是，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广大人民怨声载道。一些豪商 权贵和高级军官都纷纷逃向海外苟安偷生去了，下级官兵对前途 深感忧虑，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北平和平解放，蒋家王朝更加摇摇欲坠。我们三人在这混乱中徘徊、探索，寻求自己的出路。
不久,《武汉日报》在显著位置上登载了一则震动国民党的消 息广闻黄翔、马占山已在北平参加共军受训，当我看到这条消息 时，心中是又惊又喜。很快我发现我的行动已受到国民党的监 视,因为在他们的黑名单上我早巳是挂了号的，我深感走投无路， 只有投奔共产党才有希望。
当晚，我回家后与表姐王亚蒙商量今后怎么办的问题。我 说/我父亲已在北平起义了，我已受到监视，形势紧急，不能再 等待了。”表姐问L咱们怎么办? ”我说、到北平去疽表姐又问L怎 么走?勃我说:“找梁惠福商量一下再说。”因为我的行动不便，只好 耐心等待梁惠福的到来。几夭后，梁惠福来到我家。我们先是喝 酒谈天，深夜我便留他在我家住下，共商出走之计。事先我想了 许多，梁惠福是飞行员，当时国民党正慌乱地用飞机运送撤退物 资，国民党将领携家带口地乘飞机外逃，这就给驾机起义创造了 机会。因此我和表姐王亚蒙直接了当地向梁惠福谈了我们打算飞 到解放区的想法，他一开始说:“这可是要冒险的广我说、死了也 比现在这样活着强，象这样混下去我们有什么出路?”他看我们的 态度很坚决，就说，我也早有起义之念，就是下不了决心，现在 国民党末日将至，我们不能充当它的殉葬品，现在已是采取行动 的时候了！不能再犹豫了了于是我们分析了空军内部情况，他 说、军中很乱，人心惶惶，控制不十分严密，我是飞行员，搞一 架飞机是有可能的。”他又说L我已从解放区广播中听到，起义的 飞机到解放区后，上下摇动机翼，解放区就知道是起义来的，就 会接应。共产党对起义人员是非常欢迎的。我先想办法搞到飞 机，然后再考虑下一步行动。”就这样我们初次商定了驾机起义。
此后，我们多次研究了起义计划，梁惠福准备飞机，我准备 武器。最后确定于4月7日凌晨起飞。4月6日我写了几封与亲 友告别的信，并写了一封告诫武汉警备司令部官兵的信，劝他 们认清形势，调转枪口，投向革命。我把信交给了我最知心的表相 廖全本，告诉他L我明天中午不回来，你就把信发走，萨已决定 到解放区去了，并拜托他照顾我母亲。他一听说我要去知放区十 分惊恐，说L那是要杀头的啊! ”我说”杀头也认了。”他说丁你妈 妈一辈子就你这么个独生子，因为你在军校关禁闭，她曾哭得死 去活来，你今天若有个好歹，她……，表叔所担心的我早已想 到，但经过反复思想斗争，我已把生死和母子情义置之度外，不 走只能落个当国民党炮灰的下场，只有投奔共产党，才可能有光 明的前途。
为了麻痹敌人，掩护我们的行动，在4月6日晚上，我们特 意在我家举行了一个舞会，把黄家墩机场的飞行员以及亲朋好友 都请来了。舞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才结束，散会后有的人回家了，有 的人到朋友家去了，有的人回机场了。夜圍人静，我与梁惠福、 王亚蒙来到了武汉德民饭店，对驾机起义作了进一步研究。梁惠 福已准备好一架B-25中型轰炸机，我们定准了飞行路线和着陆 地点，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一一作了估计。我们决定首先飞往解放 区石家庄，如果迂有敌机追击等意外情况，就在就近的解放区着 陆。对于如何进入机场，或万一被敌人发现的情况也作了充分准 备。我们的打算是：为了顺利进入机场，我和梁惠福全副武装， 王亚蒙则扮成阔太太的样子。这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军官携家带眷 坐飞机逃跑的情况很多，所以哨兵对军官带着女人进入机场也是 司空见惯了，不会阻拦。我们最大的顾虑是在起飞前被敌人发现 和阻拦，当时决定由我负责掩护，谁阻拦我们就开枪打死他,起 飞后如敌人追击，就用飞机上的机关炮进行战斗，如弹尽油绝， 寡不敌众，就用飞机与敌机硬撞，拼个你死我活。我们三人共同 的决心是宁愿粉身碎骨，也决不返航投降。整整一夜，我们没有 合眼，期待着黎明的来临。
7日凌晨5点左右，武汉还处于一片沉睡之中，我们早早起来准备向机场出发。我带上了手枪，装满了子弹。我们乘上事先租 好的小轿车，向黄家墩机场疾驶而去。到了机场，汽车径自返 回，我们向机场走去。虽然心中紧张万分，但表面上装出若无其 事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走逬机场。哨兵并没有过问。梁惠福带领我 们快步走向已准备好的B-25中型轰炸机，我们互相帮助迅速地登 上机舱。梁惠福就驾驶位，我紫握手枪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动 静。梁惠福熟练地操纵飞机，引擎一声轰鸣，飞机迅速冲向跑道， 闪电般的腾空而起，直插云霄。起飞成功了！我的•心情激动极 了，我们终于挨弃了黑暗的旧社会，挣碎了罪恶的铁锁链，向着光 明的未来飞去。飞机的轰鸣声震撼了黄家墩机场，地面指挥塔传 来气急败坏的呼叫声/你们要干什么?汾梁惠福沉着地回答/试飞 广“没有试飞命令，你们立即着陆!”地面上的呼叫声一阵紧似一 阵，梁惠福”啪”地关掉了噪嘈的收音机，加大油门，向北方高 速飞去。此时，我们义无反顾，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时间大约 过了半个小时，这时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空中一片灿烂，我们 的心情犹如这万里晴空。飞机已飞临解放区——郑州上空，由于 发觉有敌机追赶，梁惠福当机立断，决定在此降落。当我们的飞 机减速盘旋，摇动双翼，放下起落架时，我们看见了无数的人群 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跑来，当飞机停稳时，我们听到雷鸣般的掌 声、欢呼声和威武雄壮的歌声，我们听到的第一支歌就是"走！ 跟着毛泽东走!、我们一下飞机就被欢迎的人群包围，并把我们 抬了起来。当时，我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不由热泪盈眶，感 到自己就象长年流浪在外的孤儿回到母亲怀抱那样幸福和温暖。 我们坐车到了市内，在解放军部队驻地休息。我们听到了郑州 上空的飞机声，判断这是敌机追袭，担心我们的飞机被炸。敌机 转了一圈飞走了，可是第二天飞机还是被敌机炸毁了，当我们来到 机场，看到正在烈火中燃烧的飞机时，不禁流下了伤心的热泪。 当时陪同我们的部队首长郭庞尤参谋长安慰我们说"飞机损失了 不要紧，将来我们会有更多、更好的飞机/他紧紧地握着我们 的手说:“你们这种革命行动是值得赞扬和欢迎的，希望你们永远 跟着共产党走，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不久，党把我们送到北京参加学习，刘善本同志当时是领导 我们学习的负责人。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石家庄高级步校任 炮兵教员，梁惠福与王亚蒙被派到东北工作去了。从此，在党的 培养教育下，我们走上了真正革命的道路。解放战争和建国三十 多年以来，从空中、从海上、从陆地起义参加革命的战士千千万 万，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党的事业的正 义性，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崇高目标——祖国的统一和富强！
（苏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