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乐
我生于河北省武清县南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连年水旱 天灾，家中虽有几十亩地,收获不能自给，还要靠父亲和叔父当店 员的工资收入糊口。1916年我十七岁时，家中让我去学商，先在 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一家金店学徒，因营业不好金店关门，后又去 小蒋家胡同绸缎庄学徒。
在布里村留法工艺学校
在绸缎庄学徒一年多，一天我接到友人来信，介绍河北省高 阳县布里村新设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开始招考学生，不收 学费。接信后我没有征求家长意见，向绸缎庄清了假，即去高阳 布里学校报考，幸而考取，于1918年春入学。当时从北京去入 学的只有我一人。另外有山东省一人，叫姜信。其余同学均来自 高阳、蠡县,饶阳三县。学生多半是中学I、二年级的文化水平, 学校设法文、中文、算术、工艺等课程。
1918年秋，从湖南省来到该校一班中学生，约三，四十 人，由蔡和森同志率领，他并任中文教员。他到校后，与几何 教员沈宜甲住一屋。因语言不通，习慣不同，师生之间与同学之 间很少来往。有时湖南班召开座谈会或演讲会，亦约请河北班同 学参加。但是应约出席的不多。我因是河北班班长，开始时每请 必去，后来因语言实在难懂，参加会收获不大，渐渐也不去了。
但有几位湖南学生与我个别来往较多，如王惟生，颜昌颐、傅昌 镇等。
在教员中有同蔡和森同志一起到布里村的沈宜甲先生，他大 约是安徽人，我班学生都不愿听他讲的几何课，因费时间太多， 大家所注意的首先是法文，其次是中文、普通算术与机械操作。 教中文的李宝华先生是一位旧文人。法文教员齐连登先生是前巴 黎豆腐公司工人，高阳县人，对湖南班学生教课很用心，因湖南 学生大多数都有英文底子，学法文进步很快，所以他特别满意这 班学生，对和森同志也很亲切。我对蔡和森同志的印象，觉得他 和蔼可亲。记得他曾在座谈会的黑板上写过“团结、救国、互相 协助”等字句。但我没有直接同和森同志谈过话。四个多月的时 间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在布里村预备班时，没有报纸看，因村庄交通不便，学生 们也没看报的要求。我自从离开商界直到出国这一段时间，几乎 没有看过报，思想闭塞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当时，唯一的想法 是出国学技术，回国兴办工业。
预备赴法的各种困难
1918年末，学期结束，学校停课，叫大家预备路费和出国 的一切费用，整装待发。我回家要钱，没有；向亲朋告借，不 成。只好写信给齐连登先生诉说我筹措旅费遇到的各种困难。 1919年4月间，接到齐的回信，叫我去北京商议赴法问题。我 见信后即去京，寓居前门外一个同乡家中。与同学们见面后，才 知他们早就来京等候，并都已与家中入告别。因等候时间过长， 他们又不愿再转回家乡，经过华法教育会代为交涉，先到西山一 所寺院中去住了两个多月。当时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停止，海 洋内经常发现战时留下的水雷，英法等国的船只均不愿航行。只 肴日本船敢于冒险去欧美。日本船吨量小，客货齐载，客运票价 比英法船节省好多，只是航行时间太长。另外，当时国内反日情 绪高涨，华法教育会也不给买日本船票。同学所带的路费都不 多，长久等待别国的船，花费太大。我到京时，他们正处在两难 之间。同学每天见面商议，感到如果将买船票的钱在北京作为吃 饭、住房、零花用去，真是太可惜了。至于我个人的问题，齐先 生对我有好感，愿意设法帮助。他对我讲，你同大家一路走，用 大家多余的钱给你买一张船票就行了。有一天，我不在场，他将 同学们集合在一起，向大家说明我的困难，又将他个人的想法告 诉大家，大家都愿意帮助我，并表示等我到法后何时有钱何时再 归还大家。事后齐先生向我说，我的船票问题已解决了。我非 常感激他与各位同学的美意。我的行动也就积极起来了。大家决 定派几位代表到华法教育会去请求，向他们说明大家的经济情况 不允许再拖延下去，除了速购买日本船票，没有他法。五位代表 有齐连登、张治安、严瑞昇、孙松亭和我，一同去见华法教育会 代表彭济群。彭感于大家的困境，同意乘日本船去法国，但何时 有船尚不能确定，需要到上海候船。代表立刻向同学们转告所得 结果，大家非常高兴，决定在三天后离京去上海。华法教育会还 为我们开了一个欢送会，由彭济群主持，并请法国人铎尔孟讲 话。
五月二十日左右，早八点由北京站乘车，约两天一夜到上 海。上海华法教育会代表洪某等到站接待，并将我们安置在离车 站不远的一个客栈中，共住了十八天。临上船前几天，还开了一 个欢送会，会后全体合影留念。
我们坐的这艘日船是一只七千吨的航海船，客货并运（船名 我记不清了）。同船旅客共有华人五十七名，其中有中国驻比利时 领事人员王先生，山西官费生约八名，驻法公使陈箓的侄子和一 批湖南勤工俭学生。
在船上经过和各站情况
这次去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大约是第三批，时间在1919年7 月中旬，航线经香港,新加坡、科伦坡，马尔代夫岛、吉布提， 入红海，苏伊士运河，再入地中海，随后入大西洋。由英海口登 陆改乘火车，经过三、四小时到达伦敦。旅英中国学生会派人接 待，并分别送入客栈。九月一日，乘船渡过海峡，改乘火车到巴 黎。第二天早晨参观了华侨协社。这座楼房三层，有地下室，后 边有一个大花园，是旅法工人捐钱买的，预备给华人办学校所 用。在三楼有华工工会，袁子贞同志是当时工会书记，后来又有 潘振东，马志远、郭成昌、王子卿等都在此楼办公。二楼是华侨 协社办公室，负责给勤工俭学生介绍工厂或给暂时有钱的勤工俭 学生先介绍补习法文的学校，此外，也为在法华人转发信件，代找 房子、客栈等。主要负责人先有张继、彭襄、刘厚、肖子昇等， 任职时间都不太长。1919年底以后改由齐云卿，李广安、何鲁 之负责。我到法后，由华侨协社代租到当地一家民房，是一个官 户人家，他的房子很多，临时出租方便客人，他也可增加收 入。
在法国勤工情况
刚到法国，语言不通，对地理环境也不熟悉，每天只有在早 饭后，由住处走到华侨协社，询问找工作的结果。
那时,华法教育会已不与我们联系和接洽，勤工俭学生的一 切问题，均由华侨协社办公室来解决。他们根据学生个入经济情 况而定，带钱多愿意入学校的，立刻介绍入学，若是找工作，候工 的时间则比较长，特别是学徒工作，更是难找。因为这类工作， 一般工厂不收，大企业才收，它有好的设备，每日给讲课，如制 图、几何、算术等，到一定阶段再进行实际操作。小工厂则不 然，多半一进厂就做粗工，随后才使徒工知道一点理论。
我在法时，这两种徒工生活都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法国原材料缺乏，开工的厂矿不多，对劳动力的需要不 太迫切。外国青年学生，因语言不通，又无劳动技能，工作更是 难找。由于人多事少，有了位置只好用抽签的办法解决，抽到签 的兴高彩烈，没抽到的则抱怨终日，后来甚至骂人打人。1919 年9月4日，我和十几个勤工同学一起，由巴黎近郊起身，乘晚 车到法国西南化学工厂去做工。9月5日正式入厂。法国西南化 学工厂主要产品有：动物油、化学肥料、硫酸脂胶.硫酸盐矶、 硫磺等物。我们住在工厂专给中国勤工俭学工人预备的宿舍中。 当天买了工作服、工作鞋（红帆布面、麻绳底）。前两批到法国的 布里村勤工俭学生中，有先于我们几个月前到这厂的，相见之后 真是格外亲近，所有应买的东西他们都帮助我们买。他们还特意 买了水果招待我们。这个厂当时有勤工俭学生近百人.湖南、河 北的都有，湖南同学有王惟生、颜昌颐、李伟，郭兴汉、方敦元 等,其他人名字记不起了。第二天正式上班，食堂是我们自己办 的，炊事员是由大家推举的，因此对工作很负责任，保证大家准 时吃饭，准时上班。会计与采购员另有人负责。早七点半上班， 中午十二点下班，回来吃午饭。食堂非常简易，白木板桌凳，普 通的肉菜,主食有面包、粥或面汤，大家吃得很满意。下午一点 半上班，五点下班，共八小时工作。法国工厂一般都是八小时工 作制，特别在各大型企业中，有工会组织的都不允许工大加班加 点，较小的工厂或某种工作则有加班的情况。下午六点钟吃晚 饭。饭后有时还要干两三个钟头，这要由二头分配'大多是要身 强力壮的，所以他们的工资也就多些。我什丁初次上班，不是装 煤，就是装石灰。工作时没有防护眼镜，也没有口罩，完工后满 脸、满身是黑煤白灰。下午上班，卸各种骨头，由火车上用铁 叉子向下卸。骨头上带着脓血,还有无数大蛆，气味实在难闻。如 果一个人没有劳动锻炼的决心.不受经济逼迫，真是难以忍受下 去。但是我们大家都不叫苦，经受了考验。我们的工作是散工或 流动工；也有的是专职工，如看守锅炉和炒磺，都是重工，而且 不卫生。特别是炒磺，每天在热火炉前同硫酸盐矶打交道，几个 月后，人就变得面黄肌瘦。当时又不知道要求劳保，工会工作又 差,工人只好忍着了。我的志愿是学机械工作，可是，现在做的 工作与机械一点关系也没有，因此想离开这个工厂。1920年2月 间我提出辞工，工厂办公室不允许自由离厂，通过翻译员解说， 厂方要求经李石曾许可方能辞工，我表示坚决不愿再干，也就离 开了。
在哥伦布等了不到一个月，我又跟胡玉树到一个抽丝厂去工 作了一个时期，同去的还有严瑞昂和王臣荣。由胡玉树直接向巴黎 总经理处交涉的，因他是这厂老工人，有证书，一讲就同意了我们 四人的要求。3月初到厂，该厂备有住房，虽紧靠工厂，但设备 和空气都很好。在厂中除我们四人外，还有四、五个华工队里的 暗离队员（黑号），据说他们的居留证是假的。（外国人在法国居 留，必须在警察总局登记并领取居留证。没有居留证的人，工厂 是不收的）工厂工作不累，能看机器接线头的就可以多挣工资，出 的线好，还可得奖金。这厂非常欢迎中国工人，因为中国工人手巧 由的线好.所用的机器也特别干净。后来陈延年、陈乔年弟兄俩 也到此厂工作过，但我没有遇到过他们，因我于1920年6月中 旬就离开此地了。我在这厂的工作是给机器加油，一天到晩总是 加油，工头对我非常满意。在我工作期间，没有一台机器因缺油 烧毁或停车的。由于工厂经常夸我们，引起了当地工人的不满， 搞得我们也很被动。6月初旬我又辞工，工厂也不让走，极力挽 留，但我下定决心要找制造机械的工作，终于不辞而别，连还有半天的工资也没支，就又回到巴黎华侨协社.留法中国青年都把哥 伦布等地视同自己的老家。法国人开玩笑时，也说这些地方是中 国的属地。到了华侨协社，可巧先前在化学工厂一起做工的二十 多名同学也都回来住在协社的大布棚中，做饭睡觉都在一起。
我于当年6月中旬，又由陈珍如介绍到一个小厂做修复旧铿 刀的工作。我先在蘸火部分，同一位法国老工人一起工作。他蘸 火后，我刷洗硫酸池，刷洗时怪味熏入，但我仍坚持工作。我与 这位老工人处得很好，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负伤战士，他痛恨 战争，有自发的国际主义思想。他不仅帮助我学技术，还向我介 绍法国民间的生活知识。每星期日他都邀我到他家去吃午饭,同 他的家人一起游玩，我也借这个机会多学一些法语。后来我又介绍 保定育德中学的同学王际昌、马思元到这个厂工作，但他们都没 有在这个厂久留。因为取送货物要经常拉小木车在街上行走，他 们不愿干，就离开了。
1921年底我终于进入一家大工厂——雷诺汽车制造厂。这 厂是专门制造汽车.火车、铁甲车、消防车的。我在三十一号车 间当铁工铁齿轮。虽不是正式职工，但同职业工人做同样的工 作，有一位专职人员领着我们看图纸，用工具。工作是成批计 件，但工人的薪金每小时不得超过预定所应得的工资数，如果经 常提前完成定额,计算时间的人员，就又要重新规定每件需要的 时间，缩短规定时间，使工人生产更多的工件。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法国工入工资等级分成四级。由于地区、工种、工龄、计算 方法的不同，工资的多少也有很大差异。如巴黎郊区的工资比外 省的高达百分之二十五，雷诺厂在机器上做工的工资比做散工的 工人多，待遇也比较好，但比职业工人低，有时生产同样的工 件，所得工资却相差百分之十五。后来经过斗争，厂方才允许在 机器上工作的临时工人,也能得到与职业工人同样的薪金待遇。 当时;共产党的力量还很薄弱，社会党领导工会进行斗争，起了 很大作用。我在这个厂参加了两次罢工，第一次罢了一天半，第二 次罢了两个多星期，都是要求待遇与提高工资，两次都取得了胜 利。我当时虽然没有加入工会组织，但行动始终和大家一致.所 以法国工人和我的感情愈来愈深，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如机器上 皮带掉下，需要有人帮助，在我左右的法国工入不用求，都自动 来帮助。又如冷却液泵停止了，也有人自动地来做助手。我在这 个厂受过几次轻伤，最长一次休养了一个半月。工伤期间可拿相 当于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五的保险金，在厂中医务所治疗，来往路 费都由厂中发给，这些劳保条件都是由工人联合斗争所得到的。后 来因工厂发展，造齿轮的任务紧张，经常加班加点，对此我同法 国工人都表示反对，后又同小工头发生两次口角，1922年5月 260,我又自动辞工。临别时，厂中工入和我都有依依不舍之 感。
在法国自学情况
初到法国，我能听、会讲的法语有限，行动很不方便，心里 很着急J入学校我又没钱，我到法国的路费还是同学们借给的， 做工攒的钱得先还债。既然入不了学，我打定主意自学，从工作 中学，从实际生活中学，不能学理论，就多学技术。做工如有时 间就多学，没时间就少学，日久天长，我想一定会有收获的。
在西南化学工厂做工时，因工厂离市镇很远，找不到法文教 师，只好复习在国内所学的旧课。记得王惟生向我介绍过他的经 验，他将法文书抄在一片普通纸上，放在上衣口袋中，有了时间 就拿出来念，既可充分利用时间，又不损坏书本，同时也练习了 写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但是，我却没能坚持下去，不 是因工作太累，就是晚间要加班做工，要不有人来闲谈，使得我 也不能安心学习。在工作时间週到的几个工头和有些技术的工 人，虽是法国人，但他们和我们所说的都是些常用的客气话，如"早安七“晚安气“天气好坏0等，学不到更多的词句。由于工 作时间不同，学习法文无法组织集体行动，只好各人自学，因 人、因时、因工作而自行安排，如看锅炉（大汽锅发电用的）这 种工作'每天装上煤，将火调整好'水管自动循环，不用多操 心，下班前再给下一班预备几小车煤，所用的时间也不多，所以他 们这种工作有时间可以自学。我起初是做散工，后来也有固定工 作岗位，同四个妇女在暖气房隙碎骨头（有人讲这是做炮药的原 材料），这车间共有十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学习法语的环 境比旁的地方好些。后来，我们托人找到一位退休的女教师，每天 都到她家去上课,她索取的报酬也不高，缺点是她的土音太重，我 怕学岔了，以后难改，去了几次就不再去了。
我在修复铿刀的/卜工厂做工时，坚持在业余时间补习法文， 每星期两次，每次一小时，去一位女教授家中听课。她的中国学 生很多，男女生都有，教课时间排得很紧，必须准时到她家中. 如果迟到或不到均得照付学费。学费每小时三个半法郎，比我在 小工厂修铁刀的工资每小时一个半法郎还多一倍多。晚间下班吃 过晚饭立刻更换衣服跑步前往,就这样有时还要迟到几分钟。教授 所讲的话都是法语，听时很费劲，再加上工作过于疲劳，常常累 得头晕眼花，精神恍惚，致使有一个时期得了贫血病，但庆幸的 是还没有到所床不起的程度。
业余学习法文，我坚持了三年，取得了一些成果，日常交往 可以不用人做翻译了，工作、学习和生活也方便多了。事实证 明，以工为主，工余自学，只要持之以恒，也能取得良好效果。 仅以我所知道的由高阳布里学校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为例，如在 施乃德钢铁分厂学徒班学习的刘文长,孟龙甲、焦玉峰（以上学 钳工）、王兰馨（学翻砂），孟鹤泉（学磨工），王际昌，张治安等人, 均得到过成绩优良的技术毕业证书，受到工厂的表扬，并获得卡尺、绘图仪等实物奖品和奖金。此外，孙连峰，孙岳峰兄弟俩 也获得过成绩优良的技术毕业证书（忘了他们在哪个工厂了〉。至 于布里学校以外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学有成就的就更多了。
参加旅畋共产主义党、团组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停.法国缺乏劳动力,经过华法教育会以 互相交流文化为名，介绍一批中国青年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 将来培养成亲法的骨干，对法国来说可谓一举两得，他们万没想 到正是这些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法国建立了中国旅欧共产 主义党、团组织，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1922年6月初，严瑞昇（河北省饶阳县人）和马禹敷（湖北 省入）两位勤工俭学同学找我谈过几次话，对我讲了一些关于共 产主义的初步认识，当时我同意加入组识9并请他们两人介绍， 6月中旬入团。当年7月14日出席了一次大会。事先经过萧朴 生同志同我在意大利广场谈了话，后来又引我到团组织的办公处 同周恩来同志见面。当时团办公室在巴黎13区介尔斯街5号， 负责同志住在戈德弗鲁瓦街17号。参加大会是经过组织讨论允 许的，大会地点在巴黎二十区法党互助社。大会主席与陪席上下 午轮流执行任务,会场秩序很好，中午由专人带领，分散到各饭店 去用餐，以免人员过于集中，引人注意，参加会的约有七十余人。 我初次参加这种会议，感到组织这样的大会，真不是一件简单的 工作。大会议程有审査代表名单、讨论建议、选举委员会各种工 作小组等。当时我是人不认识几个，事情不知道几件，只能用心 地听旁人发言。会后经旁人介绍，才知道这次大会是一个代表大 会，巴黎附近的各组，除代表之外还可以指定一些团员参加，故 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人员。大会还临时规定凡在会的都有表决权， 当时我把这种做法，理解为民主化的表现。
刚入团的时候，我的思想还比较落后，平时只知工作，暇 时拚命读书，不愿参加其它的活动，看来不象一个有革命志气的 Ao马志远同志在1922年7月大会上，见我也出席了会议，惊 叹地说、我们青年团的工作做得真好，如此的顽固人（因我受封 建家庭教育很深，大了入学校又读的是孔孟之道,举止比较古板Q 都被我们宣传说服，并吸收入团了，真是一件奇事，入团以后，受到团的教育，思想觉悟才逐步提高。当时团的 组织生活是每两星期开一次会，团的小组会由组长召集，列出会 议日程，大家轮流作主席，主持会议。会场大多借在一个咖啡店中， 同志们不得不多花费一点钱，至少每人要饮一杯咖啡，如果会议 时间过长，经济富裕一点的同志就再要一份酒或其他饮料，使酒 店主人满意，不然下次他就不欢迎我们了。会议内容有讨论团员 向外宣传工作报告，有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及不易解答的各种 问题等。国内外形势多数都是由会议主持人讲给我们听，执行委 员会负责人也常来参加我们的小组会。我们当时看外文报还看 不懂，中文报又见不着，知道的事情太少，在会上很少发言。团 内还规定每月至少要开一次讨论会，讨论关于主义的研究和读书 的报告。这种小组会上发言的人更少，特别是在哥伦布我那个组， 这组有工友王佈仁、郭玉昌、冼裕喜、胡锡朋等人,学生有周礼、 林乃选和我等。后来马志远、周世昌、孙松亭、康兆民、程祖武 等人也参加了我们那个组。团员散居各地，做工又累，开会总是 不能如数到齐。为此，经常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和规劝。有时周 恩来同志从巴黎十三区来到哥伦布我们所预定的开小组会的咖啡 店中，帮助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经常向我们讲解报刊上的文 章，并逐个问有没有真正了解，如*有一段文章/我怕希腊人， 就是希腊人给我送礼来，亦是可怕的：这段话比较难懂，周恩来 同志给我们讲了好几遍。可惜他因工作太忙，参加我们会的次数 有限。
我在哥伦布担任团小组长的时候，经常到华侨协社楼上帮助 同志们做工会刊物的印刷工作，地址就在赛纳省卡莱纳哥伦布钉 字街三十九号。我也曾介绍过几名勤工俭学同学，如周世昌、孙 松亭、王臣荣等入团。但组织发展不快，成绩不大。我们这一组 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小组。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后来周 恩来同志才搬到我们组来，直接领导和帮助工作。在其他省分. 特别是工人较多的地区，如在赛纳省的比央古工人区，哥伦布， 艺东工人区，沙都百代公司唱片收音机厂；在塞纳——瓦斯省圣 沙蒙行政区（县）3在落瓦省省会圣德田行政区：在叟纳——落瓦 省克受行政区；在布什——侯纳省的马赛港口与近旁都龙海港的 色纳区……都有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这些组织在两三 年内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成就。
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
周恩来同志当时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少年》（后改为《赤光》） 和《工人旬刊》的出版工作均由他负责。他和赵世炎、邓希贤（即 小平同志）等人经常给《少年》及以后改名为《赤光》的刊物写 文章' 另外还组织工厂和学校中一些能写文章的同志作通讯员， 并组织了一个出版委员会。《赤光》是油印，由邓希贤同志刻写蜡 版，有时周恩来同志也帮助刻写。《工人旬报》主要由王子卿（工 友）同志负责编写，但他经常写不出来，多半都是周恩来同志代 他写出来的。可能是在1923年“五一”劳动节的前夜，周恩来同 志率领傅烈、孙松亭、周世昌，程祖武、康兆民，王子卿和我， 突击编印《工人旬刊》”五一”特别号。周恩来与傅烈负责编译国 内外新闻摘要，王子卿一人负责刻蜡版，其余的人分别担负油印、 装订等工作，突击了一宵，五一清晨，即把刊物送到邮局,,寄往 各地。
当时，参加党团组织的同志，为了完成紧急任务，经常通宵 地工作。记得有一次小平同志为了赶抄一个材料，也是一夜未睡。 那时小平同志在百代唱片公司工厂做工，同在该厂做工的有任卓 宣、王子卿、王西屏、郭玉昌等同志，他们有的在高温车间印唱 片，有的看机器。当时青年党的党章还未公开，只在暗地传阅。 一天有一个同学拿着青年党党章向小平同志进行宣传，他得到文 件后，利用一夜的时间，赶抄出来，送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便 更有力地揭露青年党的反动本质。小平同志对敌斗争的高度自觉 性与卓有成效的斗争技巧，在1923年7月中旬，青年团代表大 会上受到了表扬。我和小平同志接触，大都是在他交《赤光》稿 件或送刻好的蜡纸，到律代司街45号，来找周恩来同志时。
1923年春季，团组织在比央古横街38号一个中国人开的饭 店内，召开被军阀吴佩孚惨杀的长辛店铁路罢工工人追悼大会。我 和程祖武随周恩来同志前往参加，马志远同志也参加了大会。当 周恩来同志在会场上讲话时，工人出身的败类刘全富等人跳出来， 大喊大叫，污蔑共产党欺骗工人，甚至以武力相威吓。对此，周 恩来同志有力地驳斥说，共产党人是守信用的，是无产阶级的真 正领导者，决不会欺骗无产阶级的，你就是开枪我也不怕，也不 会改变我们的主张的……第周恩来同志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雄辩 的言辞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中。会后，周恩来同志领着我和程祖 武到他在天津南开学校时的同学孙某（名字我忘记了，只记得孙 父是中国京剧团中有名的老演员，唱老旦的，同杨小楼等是一辈 人）家中去吃午饭。孙某的夫人是一位法国人，用饭时我还用我 半通不通的法语，向这位夫人宣传共产主义。事后周恩来同志称 赞我能利用时机作宣传工作。当天下午，周恩来同志又率领一班 同志在巴黎西郊区华侨协社会堂内，布置会场，召开了同样的会。 会场墙上贴有标语与烈士们的遗嘱，记得有这样的标语、军阀手 中铁,工人颈上血”。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长时间的讲话，介绍 了长辛店铁路工人被害经过，向死者表示悼念，并号召大家向长 辛店铁路工人学习。这次到会的勤工俭学生和工友约有四.五十 。
1923年秋，执行委员会决定，周恩来同志到巴黎西郊哥伦布 组，负责教育、领导工作。他和我们一起住在45号一座小楼房的二 楼上，周恩来同志同孙松亭同志（此人牺牲在国内）一个房间，我 同周世昌一个房间，程祖武、康兆民住在楼前的一个房间。几乎 每天晚上大家都到恩来同志的住房，围在他的办公桌边，畅所欲 言°谈话的内容是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等。 有一次报上登载英国工党选举得胜，得到组阁权力的消息时，有 的同志将工党错认为工人阶级的政党，高兴地说：在英国，工人 阶级取得了政权。周恩来同志详细地解释了工党和工人阶级政党 的区别，纠正了这些同志的错误看法，给我们上了一堂政治知识 课。周恩来同志每天都要看英、法文版的几种报纸，如进步报纸 《人道报》、反动教会办的《费加罗报》等。所以他知道的事情 很多，世界各国的政治消息也特别灵通，当时收音机还很昂贵， 非我辈贫苦学生和工人所能享用，只有从报刊上了解情况。晚间 有时他还要刻《赤光》和《工人旬刊》的蜡版或写文章。他能边 写文章，边和人谈话或回答别人的问题，谈笑自如，毫不误事， 他的聪明过人之处实在惊人。无论工作多忙，多少人来找，他从 不急躁或表示不满。有时他还从巴黎带一些小食品给大家吃。他 对工作的热忱，对同志的亲切友爱、真诚帮助，真是令人心服口 服。所以人人都想多找他谈话。来往人多了，引起房主生疑，再 加上段其光向房东说我们是共产党组织，于是每到晚上十时房东 就关闭我楼电源，说什么这是住房规定，用电不得超过晚十时， 并冲我（因房子是我出面租的）说广如果你们不满意，就请你们 到别处另租吧!”当时这种方便住处确实不多，我们只好买一个小 煤油灯，用它照明看报.写文章。谈话也尽量压低声音，委曲求 全。咼崽来同志工作很忙，白天需要到执行委员会工作，晚间回 来写文章，一直写到深夜，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还常有“外 事，活动需要应付。我还记得俄国的一位盲人（名字我记不得了） 作家来法国时，经常同周恩来同志来往，他本人出门不便，有时 接到盲人订阅的书报，需要立刻给他送去，周恩来同志总是不辞 劳苦，亲自送去。很长一段时间周恩来同志一直关心、照顾着这 位朋友的健康。我们六个人共同起伙，谁先到家，谁就动手做饭。 恩来同志因在巴黎城内有事或开会回来晚了，我们就先吃，有时 我们上早班起得早，我们离家时他还在床上睡觉，我们也不管他， 早饭、午饭他就自己动手做。有一天晚上七点多钟恩来同志才回 家来，他告我们今晚有一位邵先生由美国来法，让多买点菜，如 火腿、西红柿、鸿蛋等，可是等我把东西买来，他已同这位客人 回巴黎了。他对人总是如此热心。
1924年初，周恩来同志忽然提出一个问题，要到工厂去工作 一个时期，一来锻炼自己的身体，二来可以解决个人经济问题。 经过我们五人（康兆民，程祖武、周世昌，孙松亭与我）讨论， 决定不同意周恩来同志去工厂工作，恐怕生出危险，如伤了手指， 将来如何能写文章，何况还有可能发生更大的事故，他的个人经 济如有困难，可由我们大家来担负。我们把意见告诉周恩来同志， 他虽然不愿意，但是组织决定，他也不再提这个问题了。恩来同 志的穿戴非常洁净朴素，他虽然有一顶毡礼帽，但是在法国从没 见他戴过.戴的总是工人便帽.也很少见他穿新衣服，无论在巴 黎或到外省视察各地小组工作都是同样，真是勤工俭学生节俭的 好榜样。
从我个人来说，只求个人学有所长，做好本职工作，不愿多 与群众联系交往，片面地注意科学、技术救国，忽视政治斗争， 改造社会，这也是当时很多勤工俭学生的通病。在1923年旅法 青年团年终大会上，评价各同志表现时，周恩来同志对我的评价 是：热心团的工作，肯负责任，希望将来成为一个有清醒政治头 脑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同志对我的评价和希望，我至今还牢 记在心间。
后来周恩来同志又组织我们向国内购买有关马列主义的书 籍，以便加强我们的学习，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觉悟。书籍到法 后，恩来同志亲手编定号数，指定专人管理，买书的费用他也和 大家一样均摊一份。所买的书籍列名如下:《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马克思经济学》、《共产党宣言》、《俄国革命史》（1905—1907 年）、《国家与革命》，《民族革命原理》、《战术与策略》、《共产党礼 拜六》、《两个策略》、《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 历史条件》、《三个国际》等书籍，因名单早毁,我一时也记不全了。 周恩来同志于1924年秋回国后还用他个人经费买了几十本书寄 到法国交我代收。当时在法人数渐少，由章伯韬（又名司马）主 持，将这些书原封交给法国共产党殖民地组，由一越南同志名叫 大俄的拿去。还有一些英文通报.因我们当时没有人懂英文，也 只好都交法国共产党收去。法国共产党成立不久，设立了一个殖 民地支部的机构，专门负责开展殖民地的工作，如越南，阿尔及 利亚、摩洛哥、突尼斯、阿根廷等地的入，往来法国时给以方便; 日本人、中国人，因肤色与越南人相同，有事也去找他们。当时 法共青年团发起人，如豆立龙和沙塞摄（译音），一个管宣传，一 个管教育的团中央委员，经常与中国旅欧团组织联系，后来则由 那个叫大俄的越南同志同我们联系。
1925年以后的情况
1925年五月底，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保五卅”反帝运动。 旅法华人对英、日等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工人、学生的滔天罪行, 无不表示极大的愤慨，可是中国驻法公使陈篆对此却置若罔闻。 为此，旅欧党团组织在6月下旬，发动和组织了一次向驻法公使 馆示威斗争。参加这次斗争的一百多人，都是党团员和爱国人士。 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的是当时中共旅欧支部书记任卓宣（回国后成 了叛徒），何以端也参加了这次斗争。在去使馆之前，参加示威 斗争的人员先在法国印刷工人工会开预备会，因我在大厅外维持 秩序，预备会的情况不清楚。会后下午三点钟左右，大家分乘几十 辆出租汽车，向巴比伦街57号中国驻法公使馆开去。这次行动 组织得很严密，先由二十几个人组成的先锋队，提前进入公使馆, 任务是把守大门，禁止使馆人员外出3扯断电话线，断绝使馆与 外界的联系。我当时也是先锋队员之一，为了便于辨认，先锋队 员外衣左上边口袋内，装一小块红手帕，领导人则用白手帕为 证。另有一部分人分头去找陈箓，楼上楼下找遍了也没找到，后 来遇到一个女佣入守住一间房门，声言他们太太在房里洗澡，不 准任何人进去。我们感到有鬼，进屋一看，陈箓正在抽大烟。我 们把他捉起来，强迫他在我们已拟好的文件上签字。开始，陈箓 不签.跟我们耍无赖，想拖延时间，等法国警察来解围。后来， 他知道已无法与外边联系，只好在文件上签了字。我们先锋队员 等领导人和大队远离后才撤走。第二天巴黎各报纸都用大字在头 版上登载了这件事情。
这次斗争狠狠打击了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法国警察奉命 在巴黎及近郊大肆搜捕旅法中共党员，凡是当天没在工厂做工或 没在学校上课的中国青年均遭审查。我在报上看到有不少负责同 志被捕。当时我在一家生产铁刀工具的小厂中工作，因要求增加 工资，早与厂主不合，我借机辞去工作到乡下躲避了一个时期。 两个月以后，才转回巴黎另找工作。
此后，青年党给驻法公使馆作暗探，并与法国暗探相勾结， 使我们的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小组会不能在咖啡店中开了，只好 到同志家中去开,杨秀峰同志就曾在我的住处开过会，在何以端家中也开过。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情况才略有好转。
以后，武兆镐与冀朝鼎两位同志由莫斯科经德国来到法国， 我们又在一家小咖啡店中见了面，他们号召在法的同志早日回国, 参加革命工作。此后，在法国的同志大部分陆续回国，我因故直 到解放后才回国。
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