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堂
1919年7月中旬，我随一批赴法的勤工俭学生，乘日轮“三岛丸”号去法国找我父亲。同年，进入巴黎近郊哥伦布区学 学习。那时我才十二岁，是赴法国勤工俭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 个。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父亲王文明应法国巴黎近郊哥伦 布一家中国人开办的豆腐公司的招聘，去该公司做工，由于长期 过度的劳累得了重病。我父亲深受没有文化的痛苦，重病期间， 再三嘱咐，要我学成机械工程师后再回国。1922年我父亲病危， 回国不久即逝世。那时我还是个孩于，一个人独居国外，经济来 源中断，生活没有着落，真是困难重重。为了糊口，我只好辍 学，去哥伦布一家杂货店（哥伦布巴黎大街105号）当小伙计。
可是，整天地做糕点、卖杂货，离学成机械工程师的目标太遥远 了，我决心另找出路。
1923年12月底，我携带华侨协社的介绍信，由巴黎乘火车到了法国西部工业大城市昂特。那是一个雪花纷飞的夜晚，走出 车站，已是晚上七点多钟了。车站附近的大饭店里，欢度圣诞节 的人们正在喝着美酒、吃着烤鹅，而我口袋里只有五十个法郎。尽管衣着单薄，腹内空空，为了寻找一家便宜一些的旅店，不得 不在这节日寒冷的夜晚，提着一个小小的帆布箱，穿行在大街小 巷之间，最后才找到一家每天房钱八法郎、饭费十法郎的小旅馆 住下。第二天一清早，我便急忙去昂特市郊区的一个机车制造厂 联系工作。工厂规模很大，主要制造火车头。我向工厂介绍了自己 想学技术的迫切心情，工厂收下了我，并安排在职工子弟学徒 班，住在工人宿舍的一个小木板房里（屋里只有一张小铁床和一 个木凳），吃在工人食堂。徒工每日最高工资只有五个法郎，其他 徒工都是职工子弟，不靠工资生活，只有我是靠这五个法郎生活 的，这是我唯一的经济来源。工人食堂每日饭费最少十法郎，相 当我收入的两倍，另外每月还要付房租费二十法郎。别人解决入不 敷出的办法是开源节流，而我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节衣 缩食。我经常以干面包充饥，小木板房里也不生火，穿的盖的又 单薄，日子不长就得了关节炎。我就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开始向机械工程师的目标努力。
入厂不久的一个傍晚，我下班出厂，有两个中国人正在厂门 口等我，他们是西部大区工学院的学生，听说有一个中国孩子， 单身一人在这里学徒，特地到郊区来看我。当时我错误地认为能 上学的都是阔学生，阔学生和穷学徒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因 而对他俩态度生硬，毫无欢迎他们再次来厂的表示。谁知其中有一 位，接连来厂看我好几次。诚挚的关怀，深深感动了我。有一次 我终于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和眼下的困苦都告诉了他。他一边听 着，一边掉下同情的热泪，致使我和他在小板房中对哭了一场。 经介绍才知道他叫张德禄，也是个勤工俭学的穷学生。共同的命 运，使得一个穷学生和一个穷学徒结下了真挚的情谊。从此，张 德禄抽出他的课余时间，每周至少来两个晚上，在小木房里教我 数、理、化等基础知识。我白天在厂工作八小时，晚上读书到深 夜，夭夭如此，一直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长时间体力、脑力的超消耗，使得我严重缺乏营养的身体更 加衰弱了，健康情况日益下降。可能是我的困境以及我那坚韧不 拔的奋发精神，感动了工厂有关人员。一天，机车制造厂的厂长 把我叫去说，学徒班主任和食堂管理员反映了你的情况，不能总 饿着肚子工作和学习，从今天起，在你学徒期间，食堂的饭费减 半收取。这一意外的殊遇，缓和了我的健康危机，从而也促使我 更加努力学习。
中华民族心灵手巧的特点在我身上得到了体现，加上学习上 的刻苦努力，不到两年时间，我已达到了正式钳工的技术水平。可 是工厂有明文规定，学徒期为三年，不满三年不得升为技工。昂 特市每年都举行一次优秀技工技术比赛。学徒班主任鼓励我去参 加，比赛结果，我名列前茅，获得昂特市优秀钳工凭证。工厂就 此破格提升我为正式技工，工资也随着增加了好几倍，不但生活 费用解决了（食堂的优待从此取消），每月还稍有节余。优异的学 习成绩，使我在车间选择工种时，得到了方便。我先后当过钳 工、车工、铁工、划线工、装配工等，这一段经历，丰富了我对 机械加工艺的认识。
经济情况稍有好转后，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学习理论知识，我 从工厂小板房迁到城里与张德禄为邻。这样，每晚均可得到他的 指导和帮助。同时，我还进入西部大区工学院夜校数学班学习， 年终考试得到高等数学凭证。
经过几年的辛勤工作和艰苦学习，在手工操作上已达到高级 技工等级；在理论知识方面，张德禄认为我已具备了考入大学的 水平。
巴黎以南有个昂日市，那里有个国立机械大学，专门培养机 械工程师。学制三年，不收学费，严格实行考试入学制度，不但 考理论，还要考手工操作。报考年龄限在十九到二十一岁，考生 众多，每届只录取一百名。张德禄要我去报考，借以检验一下学 习成绩。起初我不同意，原因是：一、无把握,二、即使被录 取，也没钱上学。在张的一再敦促下，我去报了名，考试结果我 竟被录取了。当时我的心情是悲喜交加，喜的是由此证明了走自 学的路是对的3愁的是离开工厂.没有经济来源了，不但上不了 学，生活又将陷入困境。我与张德禄反复思考后，认为机会难 得，决定先进学校，然后再设法解决经济问题。就这样，于1927 年秋，我进入了法国国立机械大学学习，那时我二十岁。
在国立机械大学学习非常紧张，每天学习时间长达十二个小 时，上午四个半小时的理论课，下午五个小时的车间操作，晚上 两个半小时的自习。从学习内容的安排，可以看出学校十分重视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半工半读的场所。学校的 工厂包括机械加工，铸工.锻造,电工、木工、装配、实验等车 间。工厂不只是供学生学习的实习场所，而且是一个对外承担加 工订货任务的正式生产单位。学校的铭言是，它培养岀来的工程 师，不论是设计还是操作以及各个方面指挥别人所做的一切，都 必须能亲自做到。国立机械大学在法国全国共有五所，设在各大 区，从这几所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垄断着当时法国的机械工业生 产。
靠借钱、省吃俭用，艰苦紧张地度过了大学生活的第一年。 但如无其他经济来源，第二年的学习生活将无法维持。根据张德 禄的建议，我向当时的中法友谊协会写了一份助学金申请书，庆 幸的是申请很快被批准了。每月四百法郎的助学金，使我的学习 生活才得以继续下去。
为了弥补助学金的不足，每年暑假（法国大学暑假期为三个 月），我都去巴黎做钳工。那里工厂多，工资高。清晨四点钟即携 带工衣、工具抢先到大工厂的门口去等候。七点工厂一开门就挤 进去报考。工厂根据考件质量决定是否录用和工资等级。我的考 件质量使得我每次都能得到最高的基本工资，并担任技术高的工 作。如在，罗欧”汽车制造厂，被分配到试制车间，担任新产品装 配/又如在“德拉日”汽车制造厂担任维修钳工，负责工厂的设 备修理。这些都是高级钳工才能胜任的工作，工资每月高达一千 多法郎。有了暑假期工作的工资节余,才使我比较顺利地渡过了大 学二、三年级。1930年在国立机械大学毕业，我终于获得了法 国国家授予的机械工程师的学位，实现了父亲临终的遗愿。那时 我只有二十三岁，比多数法国同班同学还年轻，可是比他们少上 了几年正规学校。不久，我又考入巴黎高等土木工程学校，学习 土木工程。该校规定，凡是国立机械大学毕业生经过考试合格， 可直接插入该校三年级学习。在土木工程学校学习期间的费用， 仍靠中法友谊协会的助学金以及朋友们的资助。当时和我同班的 同学中，只有一个中国学生杨乃俊，我们既是同学又是邻居，经 常互相帮助，他比我先回国，几十年无音信。（1980年在北京相 遇，他已成为水利专家，并任河北省副省长）。一年后，我在高等 土木工程学校毕业，又获得了土木工程师学位。
在法国十二年的时间内，经过曲折艰苦的道路，得到了两个 工程师的学位。我个人的经历，可以提供给年轻同志作为自学的 参考。但同时还必须看到，自学的道路是一条比较艰难的道路， 个人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坚定的信心，坚韧不拔的毅力，锲而不 舍的精神，当然也要有同志们的帮助。
此后，为了取得工程师的工作经验，我先后在巴黎法国北部 铁路公司、巴黎钢筋混凝土设计公司任实习工程师；随后在路望 土木工程公司，巴黎工业设备工程公司任工程师。当了工程师， 虽然工资较多•但我时刻没有忘记自己上大学时的朋友和同胞的 资助，因此在每次发放工资的当天，我便将部分工资通过张德禄 寄还给资助过我的朋友。我仍保持过去艰苦的生活习惯，物质生 活仍维持在工读时期的水平。在国外的中国穷学生总是互相支 持、互相帮助的，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不少勤工俭学生 在国外“勒工”多于"俭学，有的甚至只勤了工，俭学却未能如 意。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所得，无私地去帮助别人读书，从中得到 助人为乐的快慰。存在于勤工俭学生之间的这种朴素、真诚、普 遍的互助精神，是多么可贵啊！我和张德禄都是这种精神的受益 者。张德禄在成为博士、教授、著名科学家以后，日常生活也简 朴如旧。有一天中午，我和他相遇在巴黎拉丁区的卢森堡公园， 两人衣兜里都只有25个生丁（为四分之一法郎），午饭只好免了。 至于啃面包，就凉水，那更是勤工俭学生的家常便饭。当时，大 家所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前途，还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和进步。
正当自己在努力充实工程师工作的实际经验的时候，资本主 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大批失业，外国工 程技术人员在法国的处境更加艰难。1936年秋我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在铁路工程和机械制造方面任工程师、总工程师， 并兼任昆明云南大学教授。
解放后，在云南担任基本建设方面的技术领导工作，并被选 为全国土木工程学会的理事、云南省和昆明市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1956年调至北京，先后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第七设 计院任总设计师、副总工程师，现任四机部第十设计研究院总工 程师。
访问、记录：王章书
整理：郑名桢
1981年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