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宝瑞
杨扶青，名永兴，字扶青，也写为辅卿、甫青。他于1891 年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杨岗子村，其父杨焕亭少年时去东北学生 意，后来成为名贯东北三省的“日升货栈”总经理。杨扶青自幼 在家乡读书，由乐亭县高级小学堂毕业后，曾考入滦州师范学校， 后由滦师考入天津水产专科学校。在天津水产学校就读期间，由 于他学业精良，深得校长孙子文的赏识。1915年，他由水产学校 毕业，被学校保送到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读书。在日本留学期间， 他参加了由天津留日学生组织的"新中学会”。新中学会的信条有 二，一是为新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实业救国；二是自身廉法，不 吸烟，不喝酒，不賭博，不纳妾等。对这两个信条，杨扶青十分 赞同，并把自己在东京借居的房子命名为“新中寄庐”。在留学后 期，他通过新中学会的会友童冠贤结识了到日本求学的周恩来， 两人很快成为挚友。1919年，杨扶青结束留学生活，回国后即到 家乡乐亭的邻县昌黎，集股筹办新中罐头股份有限公司。与他同 来昌黎开设罐头食品厂的，是与他志同道合的同乡学友张子伦。 张子伦，乐亭县人，与杨扶青一同考入天津水产专科学校，又一 同到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留学。后来，他与杨扶青~起在昌黎共 事多年。
昌黎县依山临海，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北部碣石山区盛产 苹果，梨、葡萄等各种水果，畅销京.津地区和东北三省,东南 沿海有大蒲河、新开口等渔港，每年有大量鱼虾上市3此外，在 县境南部入海的滦河还产有鲤鱼，乌龟等。而这些山貨、水产， 都是生产罐头的主要原料。从地理环境上看，昌黎县城地处京奉 （北京至沈阳）铁路线上，交通比较发达，又处在关内外交通要 道的咽喉地带，西通天津，北京，东达东北三省各个大城市，便 于打通产品销路。再者，昌黎与杨扶青的家乡乐亭是邻县，有人 熟地熟这一有利于开展业务活动的条件。
新中罐头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址，初建时设在昌黎县城鼓楼西 街道南的一所大院里，其西隔一户张姓人家的宅院为魁星楼胡同 的北口，其南与县立高等小学堂（原碣阳书院）为邻。大院临街 的一排北屋为罐头生产车间，靠东为一大车门3院中的三间东厢 房为饼干生产车间。
公司在开办时，共筹集了两千股，每股为五十元银币，资金 合计达十万元。由杨扶青出任公司经理，由张子伦出任公司副经 理，并设有董事会，有董事若干。开始曾受到地方乡绅的刁难， 后经杨扶青出面多方通融，风波方息。公司的主要机器设备都是 由日本进口的，经过安装、试车，大约在1920年便正式投产使 用了。罐头生产原料随着季节变化，以各种新鲜水果和鱼虾为 主，兼营蔬菜及各种肉类罐头。容器为马口铁圆罐，罐头重量分 一磅和一磅半两种。商标为俸赤心”牌，上绘-•颗红心图案，内 书“赤心”二字。副品商标为“赤盾鈴牌。公司除了生产各种罐 头食品外，还生产饼干、糖果等食品，并用海边的蚌壳磨制纽扣 （后因销路不畅，取消了这一生产项目）。当年新中罐头公司生产 的罐头多种多样，果品类有苹果、白梨、蜜梨、五香梨、甜梨， 玫瑰香葡萄，紫葡萄、无籽露葡萄、樱桃、水蜜桃、杏，海棠、 李子、山楂、枣、西瓜、甜瓜等；水产类有对虾，小黄鱼、乌贼、 鲤鱼，龟等；蔬菜类有番茄（西红柿）、豆角、豌豆等，肉类有清 炖猪肉，牛肉，羊肉、兔肉、鸿肉等，年产量达数十万筒。这些 罐头产品除在本地区销售外，大部分销往东北三省。公司为了搞 好行销，特在沈阳、长春，哈尔滨设立了分庄，派人常驻，处理 批销业务。因天津本地办有罐头食品厂，新中公司的罐头产品在那 里打不开销路，但白糖和马口铁等原料需从那里购置，商标需在 那里印刷，所以在天津也设置了分庄，由宋化如常驻。
公司开办六、七年后，由于产不足销，杨扶青决定另辟厂 址，更新设备，扩大生产规模。1926年，由杨扶青出面，公司董 事会又集两千股，使企业基金翻了一番，达到二十万元。企业基 金扩大后，杨扶青又在昌黎县南关铁路以南的于家坑东岸，买下 一块土地，动工修建了新厂。新厂址座北朝南，占地达十五亩， 比老厂址扩展了十余倍。同时，从德国进口了一批新的机器设 备，并购进了一台八十马力的锅炉和一台五十千瓦的发电机。这 样，使得企业生产进一步机械化。1926年底，新厂房建成，公司 由城里迁至城外。至此，由于生产设备更新，生产规模大幅度增 加，新中罐头公司的生产水平成倍提高，企业进入鼎盛时期。 1927年以后，公司每年能生产八十万筒罐头，基本满足了东北三 省的需求量，还远销到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单印有俄文商标在开办和发展新中罐头公司的过程中，杨扶青身先士卒，充 分发挥了自己的学识与才干。他与张子伦一起，不断努力运用和 施展他们在天津和日本学得的罐头生产技术与企业管理知识，解 决在办厂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及其他问题。杨扶青在公司中丝毫没 有经理架子，经常和工人一起干活，一起攻克生产难关，在提高 罐头生产的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在他和张子伦的共同 努力下，使公司在开办不久，就有了自己的技术力量和一批熟练 工人，使得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一打进市场就获得了很高的信 誉。据有关入士回忆，当年在办厂期间，杨扶青和工入们吃在一 起，睡在一起，从不特殊。他坚守新中学会关于不吸烟，不喝酒, 不赌博，妻子没有生儿育女也不纳妾的信条。他平素喜积功好德, 常仗义疏财，以助人为乐。不论是公司的工人还是董事，以及 昌黎、乐亭~带的社会名流，都很难说出他一个“不”字。为了 让工入子弟免费读书，他在公司开办了一所新中小学（在新厂院 内），把教过自己的一位陈姓老师请来任教。他见一个青年工人聪 明好学，便由公司出钱，保送他到县城东关的汇文中学读书,后来， 这个青年毕业留校当了中学教员。他在办企业的同时，还十分关 心地方上的教育事业，出任了汇文私立中学的董事长。为了方便 昌黎与乐亭之间的交通，他提议公司购进两辆大轿车，运送旅客 回乐亭、来昌黎。他还在碣石山里购置了一处住宅，生产淡季或 厂休日组织工人进山游玩。
杨扶青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认识了李大钊同志，两人很快 结为同乡密友。杨扶青回国后到昌黎兴办新中罐头公司，得到了 李大钊的赞同与支持。公司开办后，李大钊每次回乡路经昌黎， 都到新中罐头公司看望杨扶青，并亲自介绍人到公司做工.李大 钊还时常给杨扶青带来或邮寄一些进步报刊阅读，提醒他在办实 业时不要忘记政治斗争。杨扶青的夫人王景兰和母亲田懿娴去北 京治病，均住在李大钊家中，李大钊把杨扶青一家看作自己的亲 人。在李大钊的关心和帮助下，杨扶青对李大钊同志所从事的革 命活动非常关注，一再对李大钊表示,有需要他的地方尽管说话。 1924年5月，李大钊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化装由北京来到 昌黎五峰山避难。不久,他在五峰山上接到党中央紧急通知，让他 率领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时， 北方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十分紧张，很难为代表们筹集这笔数额较 大的川资。李大钊秘密回到北京，获知这一情况后，经和有关同 志研究，决定请杨扶青从新中罐头公司给予资助。于是，李大钊 在赴哈尔滨途中，在昌黎车站下了火车，又回到了两，三天前刚 刚离开的地方.杨扶青在新中罐头公司见到正在被通缉的李大钊 同志，又惊又喜。当他听了李大钊说明的情况后，即刻开了一张 字据，请大钊同志到公司设在哈尔滨的分庄去提取五百元银币，并亲自掩护李大钊离开了军警密布、搜捕风声极紧的昌黎城。李 大钊到达哈尔滨后，拿到了新中罐头公司的五百元银币，很快就 与其他代表一起从满洲里雇了三辆马车越过国境去了苏联。杨扶 青为革命事业办了这样一件大事，后来却极少向人提起。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相继沦陷，由于新中罐头公 司产品的主要销路在关外，东北市场一经丧失，设在沈阳、长春、 哈尔滨的分庄被迫撤回。公司不得不釆取限量生产的措施，以维 持企业现状。在国难当头之际，杨扶青带头在公司内为抗日义勇 军捐款，支持爱国勇士的抗日斗争。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退守昌黎的一个奉军头目借 在昌黎城南修建飞机场之机，以需要炸毁新中罐头公司的锅炉烟 囱为借口，企图讹诈公司的践财。面对这无耻胁迫，杨扶青据理 抗争。经过一番周旋，终于取得了奉军爱国将领的同情，保住了 工厂的设备与资产。这年秋天，土匪“老耗子”的人马到处烧杀 抢掠，并攻占了抚宁县城。许多抚宁人逃到昌黎城关避难，一时 街头巷尾到处是无家可归的难民。面对这种情况，杨扶青毅然决 定，新中晒头公司停产开办妇孺救济会，利用公司的厂房与资财 安顿逃难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在杨扶青的带动下.县城各机关 及绅商纷纷捐款集资解救难民，使难民有了暂避之所和度寒衣 食，勉强维持到了冬季抚宁县城被收复之日。鉴于国难当头，兵 荒马乱，企业难以开办的形勢，杨扶青决定停办新中罐头公司。 为了退还股东的原本，公司在维持少量食品生产的同时，又在县 城鼓楼南街开设了 *德昌*号当铺，在公司东邻开设了 “德昌” 号煤局，并利用公司的锅炉与发电设备，开办了 *昌明'电厂。 在大宗股份基本还清后，杨扶青到北京接办了慈型机器工厂。 “七•七”事变以后，他到了南方，担任了工业合作学会的副总 干事，主要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地经营管理中华营造厂。抗日 战争胜利后，他曾回到北方，准备接受新中罐头公司遗留的机器 设备，但这些机器设备，已在昌黎沦陷期间被日本侵略者转运到 天津去了。新中罐头公司的生产已难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夕，杨扶青应周恩来同志的邀请来到北京，迎来了新中国的 诞生。全国解放后，杨扶青同志历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河北省农 林厅副厅长、商业厅副厅长、水产局长、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 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水产部副部长等职务；他还是河 北省第二届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建国 会河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78年，他被推选为第五届全国 政协委员。不幸的是，就在五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报到之际，他 因心脏病发作，于1978年2月22日17时在北京医院病逝，终年 八十七岁。如今，杨扶青先生虽然已经作古，但他在自己的一生 中为国家与人民，为革命事业做的好事和贡献，我们是永远不会 忘记的。新中罐头公司，也将与他的名字一起载入民主革命的史册 。
〔据走访马捷三、王瑞芬、魏贞一等 同志和参阅有关资料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