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用整体性原则和动态性原则考察了创作思维的总体功 能。结构性原则和有序性原则又告诉我们：任何系统所具有的整体性 都是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的一定结构基础上的整体性。任何结构体都是 按照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创作思维在运动过程是复杂多样 的，因创作主体南主客观条件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用结构 性原则和有序性原则去研究，用创作思维运动的规律去把握，可以把创 作动机的产生分成4个阶段。
（一） 准备阶段
准备阶段即创作前的阶段。这一阶段可以称为“原始艺术积聚”阶 段。在这个阶段，创作主体要对以前在审美实践中获取的材料进行审 美的分析和开掘，寻求创作动机产生的契机和突破口。此时要对自然 状态的东西进行梳理、整合，为刨作动机的产生和定形作准备。车尔尼 雪夫斯基说:“普希金总是花很长时间思考他的作品的提纲，当一种已 诞生的创作思想还没有在他的脑子里成熟，给自己找到和谐而完整的 发展的时候，有时一连就得等上好几年。‘'①这就是说，创作动机的准备 有时要用很长时间。如宗璞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东藏 记》就经历了相当长的准备阶段。她曾说过，这本书的创作动机“来自 于一种留住一段不被歪曲的历史记忆的使命感。”她年少时随父兄南迁 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 8年时光，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 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她创作《东藏记》的丰富素材。早在上个世纪 50年代她就酝酿创作《东藏记》，以此来表现西南联大师生们虽身受亡 国之痛、流离之苦,却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己任的精神品格。但由于种 种原因，一直未动笔，可是小说的创作准备工作，她一直没有止息过。②
（二） 酝酿阶段
创作动机的酝酿阶段，是在创作动机的契机出现以后，创作主体对 创作动机进行整体构想的阶段。如军旅作家徐贵祥在谈到《八月桂花 遍地开》的创作动机产生过程时这样讲道：几年前，他在一次创造会议 上就军事文学的现状和前景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之后，苏、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创作出了大量的战争作品，从 人类的高度和人性的角度表现战争和反思战争，关注人类的命运。这 些作品引起了全球的共鸣，震撼了整个人类的心灵。而我们抗战题材 的作品虽然也不少，但有不少脸谱化和概念化的毛病，过于突出教化功
1.［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年版，第226页。
2.宗瑛:《我像蚂蚁在搬沙》，《解放日报》2005年5月20日。
能而冲淡了情感和命运的力量，因此这些作品只能在一个特定的范围 和时期内流传，放在国际战争文学的大背景里，就显得有些轻。他认 为，最重要的是没有把敌人写好。他给自己提出了三个要求，那就是写 好自己，写好敌人，写好真实的状态。基于这种动机，在以后的几年里， 他主要的阅读对象就是抗战图书和史料，直到2004年底才写出了这 部书。①
（三）豁朗阶段
由于长时期的思考忖度，新的观念、新的形象会以顿悟的形式突如 其来，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收获。有很多创作主体在创作的关键 时刻，律精竭虑、搜肠刮肚，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突然柳暗花明、 文思奔涌，信笔写去，左右逢源，一个个光彩照人的形象,一个个荡人心 魄的场景霎时而出现，进入令人喜出望外的创作佳境。正如王安石所 云：“看似寻常最奇绝，成如容易却艰辛。”创作动机的源起一般是短暂 的，甚至是突然的，却是创作主体长期思考的结果。只有长期积累，才 会有偶然得之的结果。前苏联作家富曼诺夫在《〈夏伯阳〉和〈叛乱〉的 写作经过》中曾经谈到他创作《夏伯阳》的情形：他思考已经很长时间 了。这一天，他一边散步，一边杂七杂八地想着、想着，突然这部小说的 动机和轮廓在他的脑子里变得明朗起来。又如关仁山作为一个唐山大 地震的亲历者有一个深深的“地震”情结，觉得有必要、有责任、有义务 创作出一部描写唐山大地震的作品，以祈祷和平，歌颂唐山人民的生 活,所以决定创作电视剧《唐山大地震》。他最初的创作动机是想歌颂 一对恋人的绝恋（生死诀别的过程），但他很快又觉得对这样一次大地 震给唐山人的生命、爱情、所有的一切造成的巨大创伤，仅仅用爱情来 表达是不够的。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和思考以后，他觉得最值得歌颂的 是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的唐山抗震精神，是英雄的 唐山人用自己的劳动、用人类伟大的爱弥合了灾难给他们带来的巨大 创伤，寻找到了新的起点，建造了一片物质和精神全新的世界。
1. 徐贵祥：《重要的是写好敌人》，《北京青年报》2005年3月8日。
（一） 准备阶段
准备阶段即创作前的阶段。这一阶段可以称为“原始艺术积聚”阶 段。在这个阶段，创作主体要对以前在审美实践中获取的材料进行审 美的分析和开掘，寻求创作动机产生的契机和突破口。此时要对自然 状态的东西进行梳理、整合，为刨作动机的产生和定形作准备。车尔尼 雪夫斯基说:“普希金总是花很长时间思考他的作品的提纲，当一种已 诞生的创作思想还没有在他的脑子里成熟，给自己找到和谐而完整的 发展的时候，有时一连就得等上好几年。‘'①这就是说，创作动机的准备 有时要用很长时间。如宗璞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东藏 记》就经历了相当长的准备阶段。她曾说过，这本书的创作动机“来自 于一种留住一段不被歪曲的历史记忆的使命感。”她年少时随父兄南迁 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 8年时光，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 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她创作《东藏记》的丰富素材。早在上个世纪 50年代她就酝酿创作《东藏记》，以此来表现西南联大师生们虽身受亡 国之痛、流离之苦,却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己任的精神品格。但由于种 种原因，一直未动笔，可是小说的创作准备工作，她一直没有止息过。②
（二） 酝酿阶段
创作动机的酝酿阶段，是在创作动机的契机出现以后，创作主体对 创作动机进行整体构想的阶段。如军旅作家徐贵祥在谈到《八月桂花 遍地开》的创作动机产生过程时这样讲道：几年前，他在一次创造会议 上就军事文学的现状和前景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之后，苏、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创作出了大量的战争作品，从 人类的高度和人性的角度表现战争和反思战争，关注人类的命运。这 些作品引起了全球的共鸣，震撼了整个人类的心灵。而我们抗战题材 的作品虽然也不少，但有不少脸谱化和概念化的毛病，过于突出教化功
1.［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年版，第226页。
2.宗瑛:《我像蚂蚁在搬沙》，《解放日报》2005年5月20日。
能而冲淡了情感和命运的力量，因此这些作品只能在一个特定的范围 和时期内流传，放在国际战争文学的大背景里，就显得有些轻。他认 为，最重要的是没有把敌人写好。他给自己提出了三个要求，那就是写 好自己，写好敌人，写好真实的状态。基于这种动机，在以后的几年里， 他主要的阅读对象就是抗战图书和史料，直到2004年底才写出了这 部书。①
（三）豁朗阶段
由于长时期的思考忖度，新的观念、新的形象会以顿悟的形式突如 其来，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收获。有很多创作主体在创作的关键 时刻，律精竭虑、搜肠刮肚，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突然柳暗花明、 文思奔涌，信笔写去，左右逢源，一个个光彩照人的形象,一个个荡人心 魄的场景霎时而出现，进入令人喜出望外的创作佳境。正如王安石所 云：“看似寻常最奇绝，成如容易却艰辛。”创作动机的源起一般是短暂 的，甚至是突然的，却是创作主体长期思考的结果。只有长期积累，才 会有偶然得之的结果。前苏联作家富曼诺夫在《〈夏伯阳〉和〈叛乱〉的 写作经过》中曾经谈到他创作《夏伯阳》的情形：他思考已经很长时间 了。这一天，他一边散步，一边杂七杂八地想着、想着，突然这部小说的 动机和轮廓在他的脑子里变得明朗起来。又如关仁山作为一个唐山大 地震的亲历者有一个深深的“地震”情结，觉得有必要、有责任、有义务 创作出一部描写唐山大地震的作品，以祈祷和平，歌颂唐山人民的生 活,所以决定创作电视剧《唐山大地震》。他最初的创作动机是想歌颂 一对恋人的绝恋（生死诀别的过程），但他很快又觉得对这样一次大地 震给唐山人的生命、爱情、所有的一切造成的巨大创伤，仅仅用爱情来 表达是不够的。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和思考以后，他觉得最值得歌颂的 是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的唐山抗震精神，是英雄的 唐山人用自己的劳动、用人类伟大的爱弥合了灾难给他们带来的巨大 创伤，寻找到了新的起点，建造了一片物质和精神全新的世界。
1. 徐贵祥：《重要的是写好敌人》，《北京青年报》2005年3月8日。
这样,创作动机及整体构想便明确了。①
（四）写作阶段
（四）写作阶段
创作动机定形以后，便进入了写作阶段，以用形象的方式实现创作 动机。这个阶段是构思创作动机的继续。在写作过程中创作动机也会 发生一些变化，创作主体“原来的计划也或多或少地起了变化”②。在 写作中，创作主体会对创作动机进行修改，有时甚至一改再改，反复加 工、修改，验证、提高。如鲁迅在写《不周山》时，起初的动机是想借弗洛 伊德的理论演绎艺术的起源，但在写作中途看到有人攻击自己的情诗, 心中颇为不满，于是不由自主地改变了创作动机。法捷耶夫在创作中 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在写作《毁灭》时，照他最初的构思，美蒂克应当 自杀，但在写作过程中，他逐渐认为，美蒂克不能也不该自杀。正如作 家自己所说:“在整部小说中，美蒂克在他的发展过程中的行动，使我明 白了他是没有力量自杀的。“③
1.赵永兵:《愿地震亡灵化云作雨》，《燕赵都市报》2004年8月24日。
2.［俄］法捷耶夫:《和初学写作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见武汉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 研室资料室合编:《外国作家谈创作经验》下册，第1410页。1.赵永兵:《愿地震亡灵化云作雨》，《燕赵都市报》2004年8月24日。
3.［俄］法捷耶夫:《和初学写作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见武汉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 研室资料室合编:《外国作家谈创作经验》下册，第1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