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永文自谓“文学痴人”。他一生坎坷,疾病缠身,过着“诗书为伴药为友”的淡泊生活。但他却以超出常人的热情、精力乃至他的整个生命、全部的心智进行创作,执着地在散文这条艺术曲径上求索。用笔宣泄着“我的爱、我的憎、我的追求、我的困惑、我的寂寞、我的苦闷以及我全部的真情实感”。当文学被西方现代派五光十色的彩灯摇得晕眩、陷入寂寞和困境时,他心无旁,不趋时髦,以抱病之躯辛勤地躬耕于散文这块古老沉寂的艺术领土:当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洁净的艺术殿堂时,他文心沉静,独善其身,以赤诚之心锐意探求美的真谛,呼唤着真诚的回归。崇尚真诚,是作者作文做人所信奉的美学原则和伦理原则。散文是他心灵的物化形式,是他生命价值的实现散文不仅是自然的雕塑、生活的雕塑,也是他人生的雕塑。
         李永文迷恋脚下的热土,扎根大地面向生活求美,直面人生对时代放歌。他蛰伏于冀东大地宽阔的胸膛上,“吮吸着大地的津液,采着阳光的精华”,“沐浴着旷野的清风(《梨花枝头》)忠实于社会生活,钟情于艺术,放足于他热恋的散文这方美学天地。读李永文的散文,我们领略到的是他在审美活动中灵魂发射的光芒、情感喷涌的热力和心灵自由的展现。在他所创造的审美空间中,一切客观的物象都经过了他心灵的浸泡和滤透,表现出了他率真的性情和真实的人格。在他完成了审美创造之后,也便成了一位备受读者青睐、尊敬有美的个性和美的品格的散文家他的人格和艺术风格在创作中,也达到了浑然契合的境界。
         

         二

         西方的一位先哲曾这样对作家进行分类:世界上存在两种作家———一种是为了他们一吐为快的东西不得不写作的作家,一种是为了写作本身而写作的作家。前者胸中存有那些在他们看来有交流价值的观念或经验,而后者需要的是金钱。李永文属于前一类作家。他有着执着的人生追求,鄙视金钱和势力他虽抱病在身,思想却追求同时代合拍,创作力争与生活同步面对复杂纷纭的生活,他有着敏锐的审美观察力,却又独爱沉思冥想,用心灵沉淀、净化沸腾的生活。深沉的理性思考是李永文散文创作的一个主导因素。他善于把生命历程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经验与意绪连同这个时代多元化的特征一齐酣畅地显现出来。生活经过心灵的滤透愈显其真,心灵借助生活的感性形式愈显其美而这些深邃的哲理又往往来自平凡的人情世相和风物景观,能引起读者对社会人生的旷远的遐思和促进情感的升华。
         李永文崇尚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他带着极大的兴趣以抱病之躯寻访文化古迹。在历史的积淀物面前,他没有沉湎于美的表象之中,而是穿透景观的表层美感,开采历史文化的深层,并以其为参照系,用强烈的当代意识解析古老、深奥而又沉重的命题。并将这些迄今仍保存于生活形态中的悠久文化风习,放置在改革的洪流中去进行审美观照。在闻名遐迩的古刹隆兴寺前,面对“那些在佛前虔诚跪拜,默默祷告的善男信女”,他驻足凝思:“宗教,是人类幻想的结晶。反转来又支撑着人类的幻想。人们因为有种种欲望不能实现,为了寻求安慰与寄托,只好求助于神灵。古人如此,今人怕也是如此吧。”“神灵,是弱者的挚友,弱者是社会的产物。今天,来自历史,历史里面,也包含着今天。”他将历史拉回到现实,又把现实推入到历史中去思考,探究到了历史的深层和宗教文化兴盛的奥秘,有一种深沉厚重的美学力量在神秘非凡的皇陵里,他欣赏夕阳晚照下雄伟壮观的古老陵区,把凝聚在古建筑群中的中华民族精美绝伦的创造力和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予以美学的曝光,阐释了“蕴藏着许许多多令人一时难解的哲理”:“只有人类文明的创造者,才是千古不朽的。如今,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不畏劳苦来此参观、游览,吸引他们的并非是那几具凋朽的帝后们的棺椁和骨殖,而在于这些闪烁着创造者生命光辉的精美建筑!”(《夜宿皇陵》他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对中华民族的勤劳、聪慧、勇敢的伟大品格和创造力作了充分地弘扬和赞许,挖掘出一种比皇陵价值更为可贵的历史创造之美:那些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东方文化,建构了高超卓绝的古代建筑的劳动人民才是不朽的。作者用当代审美意识激活历史,在历史与现实的断裂带上填充新知,给读者以全新的审美感悟。
         李永文将更多的笔墨倾注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思考上。他继承了中国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用富有穿透力的理性目光看取现实,环顾世相。他清醒而敏锐地看到在历史转折时期落后陈腐的思想仍像病毒一样潜伏在我们的血液中作祟。也许他忠厚坦荡,对人生过于真诚也许他饱经忧患磨难,对生活过于偏爱;他几乎容不得霉菌污染圣洁美好的生活,深沉的忧愤感和强烈的责任感的重合使他的笔触犀利、冷峻。他突破伪饰,把笔真诚深入到社会、人生和人的深层意识,剖解着生活的各个层面,去伪存真,除丑显美致郑板桥书》是作者别开蹊径的力作,针对国民狂热崇拜郑板桥“难得糊涂”的现状,大声疾呼:“当今之国人,勿需糊涂;相反,则需清醒。否则,民族将退化、沉沦,又何以谈振兴?”在《书药篇》中,作者强调国人“要加强主体意识”,批判了盲从趋同心理,指出“药不可乱吃,书不可死读”。在《京华驰笔》中,作者看到北京立体交叉桥时感悟到:在许多生活的十字路上同样需要架起一座座“立体交叉桥”,以避免“撞车”,以减少“碰壁”。那些相互干扰、相互扯皮、相互推的现象,太影响我们前进的速度了。在这些微末琐杂的生活现象中,作者的审美见识显得那样新锐、独特,富于批判力量。
         在李永文的每一篇散文中,读者几乎都可以见到他的形象,感受到他的脉息。他总是把自己真实的思想、体验、情绪乃至灵魂裸露给读者,以深刻的自我解剖精神“表达自我心态”,真诚地写出了“从昏睡走向清醒”,“宁要清醒的困惑,不要梦中的惬意”的意愿。如《我站在哈哈镜前》面对自己奇异的变形感到忧愤苦涩,似乎使一个正人君子的气度受到了侵害。接着他对自己的心态进行了无情地解剖:自己一贯喜欢欣赏他人,一旦自己成为他人的欣赏对象时,心灵便扭曲变形了,一个能正视自己的人,在人生的哈哈镜面前应该是开心舒畅的“一直抱着祖传的单面镜不放,固守僵化、单一面孔的人,不妨到哈哈镜前照一照。”既警戒自己,又劝慰了人生。又如《西装的疑惑》,作者从个人的服饰写到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寻出了自己和国民的劣根性。自己面对新异的西装“困惑、矛盾彷徨”,“没有勇气穿上这样的衣服”,怕人家说“不稳重、轻浮”,怕担“喜新厌旧”、“资产阶级思想之嫌”。这正是中国人长期以来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常态心理和审美习惯。
         修辞立其诚。在李永文的散文中绝少媚言和庸语,而是在真诚和坦荡中显示真知。散文是“裸体的美人”(郭沫若语)。正是在这种“裸体美”中,他的散文显现出自由丰厚的美学意蕴。
         

三

         文体最为个性化的散文艺术是以抒发个人的真情实感为目的的,散文创作的美学原则就是充分地表现自己。李永文的散文正是以一个真实的“自我”或自由的“精神个体性”给人以恒久的启迪效应和审美效果的。它是生命状态的真实记录,生命意识的自然流露。性直情真的“个性”抒写是李永文散文的又一审美特征。
         李永文散文的真情实感主要显现在写景咏物散文中。他酷爱自然,喜欢花草。他善于把主观心绪与客观的自然契合交汇,借自然美传达出情愫美,用自然美暗示生活美他倾慕大自然的天姿伟岸,在对自然的神秘和灵性的抉发中着力寻出人生的真谛。《山海行》是他写景的上乘之作。他登山观海,神与物游,澡雪精神,悟透人生。他在摆脱了人世纷争杂念的缠绕领略了自然的无限机趣之后,表现出一种大彻大悟的禅境:“绝顶有绝顶的风光,底层有底层的妙处,二者是不能互为替代的”这是作者“灵魂得到澄清和过滤”之后所得出的人生答案。他在生长于石缝荆棵的陋根绿叶面前发现“它的枢干被扭曲成畸形怪状,但它的叶,却是嫩绿的一它的生命永远是年青的”。人的生命的价值也在于这种艰难境遇中坚韧不拔、顽强向上的伟力。在《浪滔滔》中,他的整个生命的律动随着大海奔腾、翻滚、呼啸,他活跃的生命意识扩展开来,同博大无边的海境合而为一他通过对自然现象的体察,呼唤着中国文化的浪潮。他在创作中常将自然美与自己的情感美有机统一起来,将心态变化与外物的变化浑然结合起来飞翠的吊兰、含情的文竹、高洁的梨花伟岸的白桦林、自尊的含羞草,都成为显现他情感的物质体。从文竹“秀丽、潇洒的仪态,刚直、清雅的神韵”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清白的为人和高贵的品质(《文竹清》);从伟岸、挺拔的白桦林中流溢出了唐山人民对解放军战士抗震救灾英雄事迹的赞颂之情(《密密的白桦林》);从对吊兰如醉如痴、珍同生命的爱护与礼赞中,我们真切体会到了作者对于生命、对于生活的酷爱与尊重(《吊兰飞翠》),这一类散文大都写得清澈莹晶脱尽尘俗、清雅淡远,使他的生命意识得到高扬,审美品格得到确证!
         李永文散文的真情实感还表现在作者回忆儿时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的散文中。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清新质朴的故土风景画,弥漫着沁人心脾的乡土气息,表现出绵长隽永的情思。如游泳》在水中嬉戏的稚趣令人心驰神往,芦笛曲》中如梦如幻的乡音令人痴迷心醉,《乡味儿绵绵》中鲜美可口的煮青玉米浸润的绵绵乡味沁人心脾这些都显示着一股纯厚的恋土情绪和对生命之根的礼赞。
         这两类作品的基调明朗、欢快,充满了他对人生的挚爱与眷恋、对真和美的追求与卷念,灌注着浓浓的情味,写得意境深远、韵味悠长。值得提及的还有他的另一类散文,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内倾性散文。如《无处奉献的鲜花》、喜字》等,都显得沉郁、滞涩,显示出主体性情的多重性。多年来,他过着清苦、孤寂的独身生活,身居陋室,面壁南窗,清静淡泊。在这种不受外界缠绕的情境中,作品中所表现的是一个真实的“自我”。如在《喜字》中,侄女小霞同学的哥哥要结婚,作者为“给一对年轻人的婚礼增光”写了一对喜字。他剪纸研墨,左斟右酌,求善求美,累得“疲惫不堪”。这既有作者对有情人“能得到甜蜜的爱情之果”的祝福,但更为深层的感情是显现了一个“从未结过婚”的“爱情信徒”对爱情的“珍爱、重视”,“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显得其美好、可贵”。从作者这看似平静,但却是经过长久沉淀的情感有着强烈人生感悟的深度和力度。又如《无处奉献的鲜花》,作者怀抱鲜花却无处奉献,一束美丽的鲜花最后凋谢、枯萎在阴暗的斗室里,迷惑、遗憾、怅然,百感交汇:人与人之间太多了一些世俗,而太少了一些真诚。这类散文有着浓重的忧郁的心理色彩,坦诚地表现了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创作风格的多样性。
         

四

         李永文的散文有一种强烈的创新意愿和超越意识。他力求突破陈旧的审美观念创作模式,追求新的艺术感觉、审美层次,以体现出当代散文的风度。
         首先是思路的变化。他挣脱了传统的“思维定势”,从“单向、直线思维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向“随物赋形”、“随心构造”、“以情纬文”转化。在初期的散文创作中,他有时急于从具体事物上生发教训或演绎哲理,人生的思索同形象的事例的融合还显得牵强,太多太强的现实感受还缺少在艺术中的溶解、沉聚、升华。这既是那个新旧交接时代艺术的总体缺陷,也是他创作中的一个必经之路。如一些吟咏花草之作,明显地有些托物言志的急切。当他跨越这一阶段后,对自然人生的观照体察便更为沉着,让心境舒展自如地沉浸在美的陶醉中,散文的意象也卸去尘俗的装饰,成为美的象征,于是花之吟、物之颂、水之咏便显得高洁雅致、情怀悠远,似乎无所显示但其内涵却更加深广如《一瞥》中,作者通过瞬间所见一个孩童在残破的碉堡上垂钓的情景,抒写揭示出了侵略者尽管气势汹汹、猖獗一时,终究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被压迫者只有通过不屈地抗争才能获得和平战争带给中日人民的是灾难、创伤和痛苦和睦相处赋予中日人民的是和平、幸福和安宁:一切终会沉埋,但“历史永远不会死,并在不断发展、变化”。文章显示出多元多层次的丰厚的内蕴,凝结着作者对一个时代的思考,散溢着美学的光芒,显得凝重、深沉。
         在以唐山大地震为题材的散文中,他以血泪研墨,写出了劫后余生的唐山人的心态、情愫以及与厄运顽强抗争的生命意识,真实地记录了自己所经历的惨绝人衰的劫难和骨肉分离的痛楚,在厄运与抗争、破坏与建设、大自然的暴虐与人性的善美的强烈对比中显现出唐山人崇高的精神世界,写得悲壮感人,荡气回肠,能引起人心灵的震撼。这些作品摒弃了那种对客观外界表层的描述和记写、单一的情感走向和表层的思想追求,而以其对生活独特的感受与思索,独特的感情和抒情方式向个性化、深层化、多样化的审美个性进化。
         在李永文散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艺术手法的创新和扩展。他积极探索散文创新之路,蜕去那种限制思维、限制个性的僵壳,为表现现代意识找出“有意味的形式”或形象的依托,为新时期散文的发展开拓新径。如《致郑板桥书》以书信体致书郑板桥,沟通历史与现实,指出国民之痼疾,寻求疗救之方法。语言文白相间,形式别致新颖,承载了他对社会的严肃思考又如书药篇》、《大佛寺的黄昏》中也都呈现出他对行文结构的创新意识当然,作者的这种创新是以吸取前人散文精华为基础的,而不是面对散文创作中出现的哲时落潮而盲目地填塞西文现代手法所造成的陌生感和新奇感去进行所谓的创新。从《初醒》中,我们随处可见中国古今散文对作者的影响。
         在语言的表现上,李永文注意吸收各种艺术语言。如善于借用意象转换、跳跃空灵的诗的语言,以其节奏感和跳跃感适应复杂多变的现代生活和读者的接受心理,呈现出诗化美如《浪滔滔》《山海行》中,语言高度浓缩却不失晶莹剔透,言辞华美却清新淡雅,呈现出弹性美和张力美。他还善于借鉴小说意识流语言来表现当代人快节奏的空间转换和繁复意绪。如在《大佛寺的黄昏》中,他以意识流的语言写出了作者“沉溺在历史与现实的冥冥遐思”,这篇作品以作者的心灵为端点写中外古今既探究到了历史的深层,又写出了作者的思维流变。
         李永文的散文集结了他心血、心智,是“万种柔肠、千端苦绪、剖心呕血以出”的。从他的散文中我们感受到他感时忧世的火热情怀,触摸到他生命的脉息和温热,看到了一个赤裸裸的真诚的“自我”。他视文学为生命,用生命来创作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李永文的散文集结了他心血、心智,是“万种柔肠、千端苦绪、剖心呕血以出”的。从他的散文中我们感受到他感时忧世的火热情怀,触摸到他生命的脉息和温热看到了一个赤裸裸的真诚的“自我”。
         如今他虽然离世了,但他的散文却是可以存留的,因为他的散文既是真善美的传达,也是个人生命的解读
         注释:
         [1]李永文:《初醒·后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