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山乡文开蹊径——何申小说论
       当代文坛“三驾马车”之一的何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沉于燕山深处,热切关注农 村改革的进程和农民的命运,深刻思考在变革生活中的中国农民的心理和历史意识,在独特 的审美视域中开拓出别具特色的塞北山乡系列小说,给中国的文学景观添加了一方塞外风 景,给疲软失态的文坛带来活气和惊喜。他的作品密切关注社会问题,深刻反映民生民意, 努力贴近生活主线,大力弘扬时代精神。他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度的人生体验、强烈 的人文精神和崇高的使命意识融入叙事文本和思维模式,建构了平实而又厚重、平淡而又丰 富、平凡而又深邃的具有独特审美意味的美学世界,创立了“乡镇干部系列"等系列小说,在 中国文坛上引发了“现实主义冲击波”(或曰新现实主义),使之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 何申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作协副主席,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现为一级作家、河北大学文学院、保定学院、承德医学院兼职教授,先后出版长篇小说《梨花 湾的女人》《多彩的乡村》等5部。发表中篇小说《年前年后》《穷县》《乡镇干部》等100多篇。 创作电视剧、电影《一乡之长》《青松岭后传》《男户长李三贵》等多部。发表《热河一梦》《走进 金色的秋天》《天子渡口六百春》等大量的散文随笔。其中中篇小说《年前年后》获首届“鲁迅 文学奖”、《人民文学》优秀作品特别奖、《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作品还多次获得《人民文 学》《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当代》《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等优秀作品奖等多种奖项,并 因创作成就显著而获得“庄重文文学奖”。
        一、平凡与崇高共容:塑造“美丑并举”式的农民和农村干部群像
        何申是一个自觉地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他由海河之滨来 到塞北山区。多年的与农民相依为命的生活成为他创作的源泉,形成了他的审美理想和创 作动机。可见,何申不是那种挂职锻炼,以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猎奇心来俯视和审查农民的 生态和心态的作家;也不是那种凭借才情和机智,从农村掳掠些外在的生活皮毛,便任意编 造涂鸦的作家。而始终与农民(后来又与乡镇干部们)处于同一生活层面、同一生存境遇、感 同身受的状态,甚至是经过铭心刻骨炼狱般的同化过程。同时他始终坚持“三贴近”的创作 原则,坚持为“三农”而写作的创作思想。这样,他的小说便摆脱了皮相化而具有深刻性,摒 弃了狭隘性而具有了普遍性。
        何申经历了一个由普通的下乡知识青年到县级领导的人生历程,所以从普通农民到县 级干部都成了他的审美对象,并重点塑造了乡镇干部的群体形象。他一方面专注描绘这些 个体生命的本色和原状,表现他们在社会转型期的热望和追求,苦闷和忧虑,艰辛和无奈,写 岀他们庸常人性的生存本相、生存困顿;另一方面,他又追求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力图在人物的独特命运、丰富内心世界的展示中融注丰富深邃的社会历史意蕴,使人物形象具 有独特的生命意义和美学价值。从村民(《穷人》《来年还种菠麦》)、村民代表(《奔小康的王 老祥》)、村民组长(《村民组长》《乡村英雄》)、村长(《穷人》《村长》《多彩的乡村》)到乡镇干部 (《乡镇干部》《乡干部老秦》《穷乡》《梨花湾的女人》《年前年后》《女乡长》《乡长丁满贵》《调 解》),再到县级干部(《穷县》《一县之长》《文化馆长葛大弦》《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田园 杀机》)、地区干部(《信访办主任》《翠柳湾》《燕河之秋》)等都各具特色、个性鲜明,同时作者 又把他们放到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去度量、衡定,便有了宽泛的社会意义和美学力量。
        在对农民和农村干部形象的塑造中,何申坚持了两点:一是求活,坚持生活化。他向来 不依傍和屈从某种既定的原则和外来的方法,也不效仿和追逐他人的创作特点,而是从生活 中打捞人物,对他们不溢美、不掩恶、不粉饰、不丑化、不作假、不掺水,这样这些人物就有了 活气,就有了美感,就不会是某种政策的图解和某种创作方法的标签。二是求变,坚持变化 性。何申创设了许多小说系列:乡镇干部系列、穷人系列、富人系列、社会主义新农村系列、 热河系列……不管是哪种系列,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不管是干部,还是群众,形象都 丰富多样。即使是同一系列,同类人物,也都个性鲜明、迥然不一。我们知道,现实主义文学 强调的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何申早期作品中更多地强调的是人物对环境的改 变。如《年前年后》中的乡长李德林,《梨花湾的女人》中的镇长郑金香。而何申近期的作品 则更多强调的是环境对人的改变,如《乡长丁满贵》中的乡长丁满贵,《调解》中的乡调解员包 德林,《女乡长》中的孙桂英。在这些作品中,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乡镇干部在世俗的环境中 想改变世俗是多么的不容易,也看到了今日基层干部的工作的艰难和窘迫。现在的乡镇干 部是联结农民和上边的纽带,是落实党的富民政策的保证,是农民对国家政策认知的关键。 现在的乡镇干部不好干,一方面要落实国家的政策,一方面要面对农村的实际;一方面要应 对上边的检查,一方面要体谅农民的难处。这些乡镇干部处在中间受夹板气,还要自我消 解。他们只能在困境中修炼自身行为,在挤压中变换工作方式,在世俗中改变自己。何申对 农民尤其对乡镇干部的难处有很深的体察和体谅。所以在他的“乡镇干部小说"中总是流露 出这样的一种情感:一方面对他们工作的难处和难度倍加体谅;一方面对他们的弱点和缺点 深有体察。这样在他的小说中总是处于一种批评和表扬的中和态度。就是在这样的审美态 度中,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农民和乡镇干部苦衷体谅和关爱。在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何 申在“美丑并举"中裸露他们的崇高和平庸,在瑕玉互见中坦示他们的内心和外形。何申既 歌颂赞美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尽心竭力的奉献精神;也 暴露了他们的粗鄙性和世俗心。在他们的身上有着浓厚的农民气息和常人心态,也有着一 般人所不具备的品格和才干。在这种尽职为公和顾己有私的矛盾统一关系中凸现他们美、 亮、活的性格。
        在这些人物身上有着中国农民传统的质朴善良、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美德,也有着伴 随着农村改革开放形成的开拓进取、刚柔相济、灵活善变的新质。如村长郝运来(《村长》)机 灵善变、聪明诡滑,凭着小聪明和鬼点子处理了许多棘手的难题,甚至有悖于常理。但他做 事正派公道、锐意求新图变,深受村民的爱戴和拥护。这种形象显然不同于过去那些大公无 私、正派刚直的农村干部的惯常形象。镇长郑金香(《梨花湾的女人》)是集传统美德与现代 意识于一身的女性干部,在她身上有着中华民族的脊梁精神。她处于各种矛盾的漩涡与重 压之中,却执着前行。在她的身上多侧面、多角度地层现出了新一代女性的品格。在处理家 庭关系上,她善良贤淑、仁义孝顺,使前后两个家庭和谐一体;在日常工作中,她廉洁奉公、开 拓进取,使乡领导干部们摆脱私心杂念,形成合力;在处理社会关系上,她刚直公正、一身正 气,敢与不正确的思想行为和习惯势力作斗争。她性格鲜明,内涵丰富,时代气息浓烈,是一 位可亲可敬可爱可信的新时期的女性形象。乡长丁满贵(《乡长丁满贵》)所在的小窝铺乡是 个穷乡地处僻壤,经济的主要来源是小煤窑。而如今的小煤窑的问题已是积重难返。一些 乡镇为了奔小康,老板为了发大财,便开挖小煤窑。但老板几乎都是心比煤黑的主儿,他们 一方面以工人的命为代价来换取钱财,一方面又用这些工人的血汗钱腐败各级政权。开小 煤窑的李大牙与原小窝铺乡的张书记官商勾结、联手开矿,后因死人被迫停工。小煤窑死的 人被封在矿井里,死者的家属也被逼疯。再要开工必须达到安全生产的要求。这一切,都使 得丁满贵寸步难行。同时,这小煤窑也是一个定时炸弹,弄不好,就会被弄个引咎辞职,或身 败名裂。但为了农民的利益,丁满贵并不在乎自身的利益和个人的升迁。他坚持原则,与小 煤窑主周旋,提出种种符合农民利益的条件。而小煤窑主为了尽早复工,也想尽了种种计策 来对付他:冒充纪检工作人员掏他的底儿,送给他老婆一万元钱来贿赂他,用让他当乡书记 作为筹码。但这一切,在他的面前都无济于事。他坚持复工必须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 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在这个原则面前,他可以不升官、甚至不做官、丢官。丁满贵虽是一 个最底层的乡镇干部,但为谁当官却是很清楚的。所以,尽管他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老百 姓还是原谅、拥护他的。所以在最后,老百姓都出来为他说话,为他着想。这种感情和利益 的互换就是老百姓和干部的鱼水关系。
        何申用更多的笔墨描述了农村干部的普通生活和常人心态。他们也时常被无法消除的 缺陷和弱点所困扰,也有着常人的欲望和需求,但他们平凡却不平庸。他们都在自己的工作 岗位上尽心尽职尽责。在他们身上闪现着实实在在的生活热情,朴素而又诚挚的情感之光。 如七家乡乡长李德林(《年前年后》)在过年时仍不忘乡事,上下奔波,左右周旋,费尽心思为 乡里跑小流域治理项目。大年夜他仍惦记乡里乡亲,去医院给他们送饺子;当然,他也为自 己能回城去找人送礼,为个人俗事烦恼忧心。市信访办主任孙明正(《信访办主任》)整天处 于诘问、刁难和责骂之中。他面对沙老太的死缠硬泡,杨光复的刁蛮奸诈,王大鞭子的欺瞒 蒙混,以及上级的责问和命令,他默默地承受,全心全意地为百姓排忧解难,并深入基层,走 访査询,用自己的钱给沙老太治病,满足她生前的最大愿望。但他有时也用些小手段推诿和 搪塞、逃避责难。又如乡干部老秦(《乡干部老秦》)干工作雷厉风行,处理事务主持正义,为 人嫉恶如仇又富有同情心,但他却骂人,缺乏民主作风。女乡长孙桂英(《女乡长》)所工作的 地方是一个落后、闭塞的山乡。这里由来已久的陈规陋习、俗不可耐的工作环境、不可理喻 的民间意识,都在改变着她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处世习惯。她在整天闻得是酒气、烟气, 听得是黄段子、荤话、混话、假话,看得是男女百姓甚至是干部非常规的民间行为。她无力改 变这个世俗的大环境,只有改变自身。她也学会了说荤话,说粗话,说假话,也学会了用民间 的办法对付百姓,甚至也学会了喝酒、骂人。这样使她的性格里少了羞怯,多了大胆;少了文 静,多了世俗。这种改变是被迫的、无奈的、痛苦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改变是不可能的。 她是无法做到洁身自好。当恋人陆小林要终结他们的关系时,她的眼泪已经淌了下来,她说 小林呀,我变成这样儿,我也是没办法呀……乡调解员包德林(《调解》)干了大半生仍是一个 副股级干部。他虽然为农民解决困难,但自己始终处于困难中。"他心脏不好。前年妻子得 病住院,他黑白不歇地在医院伺候,结果也没有留住妻子,丧事办到一半他差点心肌梗跟妻 子一道走了,多亏抢救及时支个架,才保住了性命。但为此花了好几万,到现在还背着一身 饥荒,弄得他做梦都发愁。”他却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官位的大小,将为社会的安定团结 和人民的忧乐看成自己最大的快乐。正是这些描写的真实性,使我们对这些工作在“三农" 第一线的农村干部们更加顾怜和钦佩。
        当然,何申在精心塑造农民和农村干部形象的同时,也毫不隐晦地暴露他们的毛病和缺 陷,甚至是某种劣根性,并予以诙谐的调侃和善意的讽剌。如村民赵老六(《来年还种菠麦》) 为了多得一些救济款而在靠公路边的自己的筱麦地里与路过的上级领导们哭穷,给村里要 救济款,然后从中分成。村民组长黄禄(《村民组长》)比一般农民有见识,提前承包果树园, 先富起来,但随之而来的是村民的嫉妒和嫉恨,并聚众闹事让他交权。他这才下心思为村民 们干几件正事以求稳住局面,保护既得利益。又如村支书杨光复(《信访办主任》)也曾为村 民们吃苦受累,办了些实事。市里、县里把他树为典型。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他实行家 长制,在村里一手遮天,谋私图利,把挣钱的副业和工厂低价包给亲友,侵占耕地为自家修坟 莹,打击报复反对他的人,拉拢贿赂各级领导。当调査组到村时,他极力讨好,但一旦形势不 利于他时,便蛮横粗野、并纠人械斗,一副典型的农村新地主的形象。应该说,中国的农民历 来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他们忠厚而又狡诈,朴素而又精明,勤劳而又懒惰,倔强而又顺从, 懦弱而又蛮横。这一方面来自世代因袭遗传的劣根性,另一方面来自商品经济冲击下的异 化。他们的精神追求总是与历史惰性纠结,他们的审美理想总是和社会陋习并存。这些农 村干部虽然经过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但并未彻底抹去小农意识的胎记,一旦环境适宜便会 萌发滋生小农个体经济的思想。这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现阶段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 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何申是怀着对农村干部的深厚感情和对他们命运的热切关注来表现他们朴素自然的生 活、尽心竭力的敬业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这些人物个性突出、鲜明活脱,是有着深 刻社会价值和高度审美价值的完满而富有生气的性格整体。无疑,他们当属我国新时期现 阶段文学画廊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二、同情与感伤相依:与山乡休戚相关的忧患意识
        何申曾这样说:“中国的干部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乡镇干部不简单。在农民眼里他们是 个官,在官当中,他们大概是再也不能小的官了,但他们身上担子可不轻。他们在下面干得 怪不容易的。我们不该忘了他们。"“不该忘了他们”也应是我们每一个作家的职责。尤其是 当前“三农”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时,我们更应该写他们,为他们为农村百姓的生活 排忧解难、为农村问题的解决弾精竭虑、为中国农业的发展任劳任怨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唱唱 赞歌。写出乡镇干部的实况成为了何申创作的重点。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创作“乡镇干 部''系列小说的视点更加下移,把更多的笔墨用以乡镇的一般干部。应该说这些人比乡镇领 导干部的工作更具体,也更困难。因为他们要权无权,要钱没钱,全凭着自己为百姓的一片 热心、爱心和苦心,全凭着对工作的耐性、韧性和忍性。何申对他们的这种工作环境表示了 极大的怜爱与同情。他说:“我遇见的贫困乡村的干部们……他们虽然不能及时得到工资, 但还干得很起劲。据说乡镇干部大多是'一头沉',家里有地有猪有菜,不必月月到日子交工 资袋,但长此以往我在敬佩之余,还是替他们发愁。”所以,写这些人,更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和赞誉。何申热恋他生活过的山乡,眷顾他周围的同事老乡。当他用审美的形式表现这一 切,便透溢出热切关注之情和深沉冷峻的忧思。他深刻地揭示出农村干部在改革进程中的 奋斗和迷惘,希望和烦恼,以及他们背负的历史和现实的重任;真实地描绘出村民们的生存 状态、欲望和追求,以及造成他们人性扭曲和遭轻慢的种种社会因素。这种对农民和农村干 部的尊敬、同情、忧伤是他艺术创造的组成部分,也使他的创作目的得到充分的伸展和有力 的表现。
        作品写出了他们任劳任怨甚至是废寝忘食、弹精竭虑的工作精神以及困难重重甚至是 积重难返的工作环境。小屯乡乡长陈宝明(《穷乡》)尽心竭力要使全乡脱贫致富,可诸多现 实问题使他一筹莫展。他默默地忍受,执拗地苦做,奋力地拼争。七家乡乡长李德林(《年前 年后》)在离县城一百多里的穷山乡中任职,难得年前年后有点儿闲逸,却为全乡的规划立项 费尽心思,也为自己的私事忧心伤神。副县长郑德海(《穷县》)升迁无望却图不了清闲,处心 积虑地调和一班人的关系,平息解决各方面的矛盾。信访办主任孙明正(《信访办主任》)整 天疲于奔命地工作,既要处理上访群众的问题,又要下去调査实际情况,还要在层层关系网 中突围,以寻出一些温暖和亮色给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尤其是在《调节》中的两个乡调解 员包德林和宋小丽为了调解农民之间、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而不计代价、不讲报酬,为民 解困、为民排忧,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工作精神。他们有很多生活和工作的难处、苦衷和艰 辛,但却担负着为国分忧、为民解困的重要责任。起初是包德林一个人拳打脚踢、疲于奔命, 累得心脏支架还得玩命地干。没办法,只得将刚刚结婚正往县妇联运作的宋小丽调到身边。 这就苦了年轻俊俏的宋小丽了。因为干调解这个差事,啥人都得见,穷的富的;啥话都得听, 荤的素的;啥活都得干,苦的累的。他们白天吃不上热乎饭、晚上回不了家。小到鸡毛蒜皮 的事,大到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都要过问和调解。如,王六的钢铁厂侵占农民利益、污染环 境险些引起械斗,李大牙娶妻被骗甚至要跳水塔,老百头的儿女的不孝,等等。这些棘手的 问题经过他们坚持不懈的调解都得到圆满的解决,使大家心平气和、心满意足。这样,既维 护了安定团结,又发展了农村经济。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他们也就起到了法院所起不 到的作用,这就使我们看到了乡镇调解工作的重要意义。
        何申也专注于描写未摆脱贫困的普通农民的生存状态,他对于生活在底层的农民有一 种近乎本能的关切和一种对人世艰辛的伤感。他写出了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经济关系的变 化,写出了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农民思想的异化,以及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艰难。在商品经济大 潮的冲击撩逗下,发家致富这个在农民心底压抑多年的欲望被彻底地发泄出来。发财的梦 想过去在政治压力下只能折服于农民的潜意识中,现在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农民心灵的殿 堂,支配着他们的行为走向。金钱的诱惑甚至使他们不择手段,见利忘义。村民黄福(《村民 组长》)偷割电线,兰子(同上)用下流手段要挟供销社李主任收购红果,王大鞭子(《信访办主 任》)用红圆珠笔油冒充血迹诈骗钱财。即使是像村民组长黄禄、村支书杨光复也是充分利 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取利,率先富起来。这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农村物质生活的进化和精神 文明的退化的矛盾,以及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艰难。中国的农民有很强的劣根性,虽经多次 “割尾巴”,却不能穷根究底。他们“不患寡患不均”,吃大户、分田到户、吃大锅饭的陋习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黄禄富起来之后,他所在组的村民都嫉恨他,对 他冷嘲热讽,甚至亲哥哥黄福也对他白眼相看,吕老五家还拔掉他的果树为己所用。这使我 们看到在引导农民走出贫穷后,如何疗救他们病态的心理也是一个现时的社会问题。
        何申对农村干部的工作环境和农民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也表示了极大地同情和感伤。过 去的奔小康和现在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在不同时期实现的目标,但这与农民的生 活境况差别很大,甚至大相径庭。何申不无忧虑地慨叹:“现在大家都在夸富••…•数字上脱 贫和富足是很容易办到的,真正落到实处是要花费大气力的。”⑷他虽“不合时宜"地写出了 《穷乡》《穷县》,却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问题,受到社会的好评。对此,他不无揶揄地说: “这两篇作品是根本没有原型,千万别对号。有读者给我写信说你写的跟我们那儿一模一 样。那可不对,是你们那儿跟我写的一样”'句。在《奔小康的王老祥》中,生动地表现了村民 王老祥奔小康的真实状况。山沟里的王老祥正在想方设法奔小康时,突然接到县法院给全 村村民的传票。村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官司弄得不知所措。于是他和村民张菊子作为代表 去县城应诉。他在县城里两次被人敲诈,又因张菊子想留在城里打工,便耍了个手腕,带着 张菊子和新买的大车零件回到村里,这时才想起忘了打官司的事。众人问时,他告诉村民官 司打赢了,但法院判村民败诉的判决书却下来了。原来是十年前村里欠银行的款却硬栽到 簸箕沟十户村民头上。面对法院的判决和村民的质问,王老祥无奈,只能将自己仅有的一点 钱和新做的大车交出去抵押赔款,但他并不灰心,又带着张菊子去县城打官司。这看似平淡 无奇的故事,却道出了农民背辘生活和精神的双重负担和实现小康的艰难。现在的农民看 似富了一些,但摊派到头上的苛捐杂税数不胜数,有时甚至还被敲诈勒索,使得农民始终处 于惶惑无奈和艰辛苦求的生活处境之中。
        再如《女乡长》中的孙桂英已经没有了昨日郑金香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豪气。 现实的环境使得她举步维艰、如履薄冰。这位年轻的女干部刚刚出国深造回来就被派到问 题成堆、环境艰苦的马营子乡当乡长。乡里人事关系很复杂:副乡长老焦一直想当乡长,但 却因上级派来了她而落选,以后这样的关系势必很难相处;乡人大杨主席,圆滑老练,以权谋 私,他“不仅手里有公司,还掌握着乡财政上另一个账号”,乡里承包工程给谁全在他一句话。 她“到马营子头一天开见面会”,“用了小个把钟头才把一个楼里的干部召集起来”。她虽然 定下了下村不喝酒的戒令,但乡干部们装听不见,照喝不误。乡里的长期积累的问题使她一 筹莫展:乡里盖政府办公楼、乡中学的款全部欠着,乡卫生所的取暖的煤没有着落,村村通公 路的款也无法筹集,但乡里卖地的款有的却不知去向。百姓要求解决的问题更多:大头蒜为 要乡里欠他十万块钱而堵门要债,大眼皮因为当不上村干部到乡里闹事……处于各种矛盾 的漩涡与重压之中的她,没有畏惧和退缩。她一手抓经济,一手解决问题。为了解决乡里的 经济问题,她托自己的恋人陆小林在市扶贫办弄了五十万元钱。为了解决百姓的问题,她骑 驴去了山高路陡的老鶴梢子找大眼皮,险些掉下悬崖。面对大眼皮的恐吓和蛮缠,她以情感 人,缓解了矛盾。为了平息大头蒜等人去市信访办闹事的火气,她把闹事的群众领回了刚刚 装修的新家,热情款待,糟蹋得满屋狼藉。她到乡敬老院看望老人,看到的是老人们的屋因 为没钱点火,“变成了冰窖",只能“靠电褥子取暖”,“鼻子一酸,眼泪都快掉下来”。正是在这 样的环境中她竭尽全力、满腔热情地为百姓做事,为老百姓解决困难,感动得老焦、春玲子、 大头蒜、大眼皮等干部群众主动来给她过生日0
        何申对时下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生存状态和心态有着深度的体验。他怀着强烈的忧患意 识和使命意识,感同身受地描述,抒发他的同情、忧患和伤感,并和农民、农村干部们共同承 受着社会转型期的精神磨难,担承着历史赋予的重任,表现了一个作家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也是他创作的生命之本和生活之源。
        三、平实与深邃并存:具有独特意味的美学世界
        何申根据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度的人生体验,选择了自己得心应手的题材内容、表 现方式和艺术手段,充分表达自己的人生见解和审美体验,使他的作品表现出鲜明的审美特 征。他的创作似乎不讲究什么技巧,传统的白描手法、幽默质朴的语言、历时性的叙事结构 ……但这种“无法之法”却创造了一个简单平实却又丰富深邃的美学世界。从中我们可以看 到他汲取和发展了中国文学的创作技巧,将自己的创作植根于民族文化雄厚的根基之上的。 他把读者的审美注意从形式感上拉离,而直接切入内容美的范畴,用正在发生的故事给人一 种亲近和新奇。“他追求对社会生活的'当下'的理解和表现句并“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 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再现生活”回。这样,他的小说与读者没有 间离和隔膜,而有一种令人置身其内、情融于理的审美拉力。
        何申善于通过生活的一些细节和人物传神的小动作来展现人物的性格,透视人物的灵 魂。如黄禄(《村民组长》)发现盗窃电线的人是他哥哥黄福时,便让其连夜把电线挂上,他再 找人修理搪塞过去。这种小农式的狡猾显示了当前农村干部“护短"的狭隘意识。副县长郑 德海(《穷县》)得知县委书记与黄小兰的桃色新闻被曝光,县委大院闹得沸沸扬扬,争权夺势 者跃跃欲试时,他先是对小兰的对象大黑连哄带吓,然后严令知“内情”的几位女同志“保 密",又向米书记指明说出真相的利害,最后他编造了纯属“误会”的证据,才把风波止息下 去。他这一连串的缺乏原则的小动作,表现了一位资深的县委干部的“大局观”,处理问题的 圆熟老练。这些形象传神的小动作充分显示了不同身份、不同层次的人物性格,起到了“以 一目尽传精神”的艺术效果。
        应该说,何申并不完全恪守传统的写实手法。他在描述事物客观形态的同时,更加注意 对人物的复杂感情和内心世界矛盾冲突的开掘,并在客观叙述中融进情绪色彩,加强了作品 的感情力量。《穷乡》《穷县》《年前年后》描写了农村干部在改革开放、脱贫致富过程中的难 处和痛楚,《奔小康的王老祥》《村民组长》《来年还种菠麦》则描写了农民自主意识和审美理 想的觉醒。这些小说的风格在质朴的同时也增加了几分凝重和忧郁。王老祥(《奔小康的王 老祥》)为了村民的利益主动去县城应诉对质,面对败诉的判决书,他用钱物做抵押,又二次 进城打官司。这充分表现岀了今日的农民已经走出死做苦受、唯命是从的落后的不觉悟的 生存状态,自主意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的冲击下迅速萌醒和增强。黄禄(《村民组长》)对工 作惯于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敷衍了事平息民怨的做法。但随着矛盾的激化和转化,他 终于意识到,只有众人富了才能过安稳的日子。这种思想意识的悟觉和变化,既拓宽和深化 了人的内心世界,也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某些规律性。
        在何申善于运用现代派的一些喜剧手法来深化和提升了作品的审美意味。如在《大寒 小寒又一年》中,写秦五歌的为百姓做事深深地感动了鳏居多年郎小青。郎小青只能用自己 的身子来报答他,秦五歌也动了情,但他想到自己是村官,为百姓做事是自己的职责,极力地 克制了自己。作品这样写道:“秦五歌浑身发抖,他轻轻地把被子撩起个角儿,飞快地扫了一 眼说:'别别,妹子的心我领了,动真格的,太危险呀,就像抽大烟,只怕日后想戒也戒不了。 这回哥都瞅了,记在心里了,中了。,郎小青一把拽住秦五歌的手,秦五歌猛地缩了回来说: '太凉!太凉!鸡爪子似的'”。这些充满喜剧色彩的言行既写出了二人的情感关系,也表现 出了村干部的自律自觉。这样的描写无疑是真实的,增加了人物形象的可信性,较之过去没 有七情六欲的高大全式的人物更有典型性。在《河东•河西》中完全是用喜剧的形式来表现 人物和事件的。尤其是农村工作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都充满了喜剧气氛。如为 了糊弄上级的检査,让小学生在草坡上披上白塑料袋装作绵羊吃草状,并由一个人统一指挥 做动作,令人啼笑皆非,却寓庄于谐,让我们看到了在现实的生活中的弄虚作假无所不用其 极。其作品的语言也是极幽默的,如开始写村民们为了应付上级领导的检査用白灰刷墙,村 民们一边刷一边议论:“干着干着有人嘴就闲不住,说刷墙还不如把领导的车窗刷白了,看哪 都是白的,有人说刷眼镜更省事,又有人说都刷了车可就得开沟里去,把领导摔得翻白眼。” 村民的这些损话既风趣幽默,又讽刺辛辣。最后郎富贵为了争村长而失疯、火德友因为激动 而得了脑血栓,小寒利用河东、河西的矛盾却当上了村长,既有突然性、喜剧性,也是生活的 必然性和规律性。
        何申的小说很少有客观的景物描写,他善于把内情与外景紧密融合,创造一种诗意的氛 围,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在《村民组长》中这样写道:“黄禄感到很疲乏,他仰起头,透过 蒙蒙的烟雾,看到茫茫天幕上刚刚出现的一颗星星,是那么显眼,又是那么孤独,没有其他的 星星与他做伴,他似乎在盼着群星快快地来临……黄禄忽然出现一股少有的大悟。”这显然 是通篇的点睛之笔,这说明了黄禄思想的启悟升华,也昭示了只有“共同富裕”才是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唯一道路。
        在语言的运用上,何申将自己在山乡生活的体验与地缘文化的特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使之成为一种独特语言形态。这既是作家审美个性和文学风格的充分体现,也是山乡文化 的重要表现。如在《来年还种菠麦》中显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地域文化的审美特征。在这篇作 品中写村民赵老六、郎大瓢在公路旁种菠麦,向路过公路的领导干部们哭穷,唤得领导的同 情,求得救济,他们也因此得些好处。他们虽为村里争来了大量的救济,但把戏终于被揭穿。 最后,他们良心发现,不再扯皮撩谎,老老实实地种起筱麦来。小说中写他们二人与梁主任 为“回扣”的事争得不可开交时这样描写道:
        梁主任对赵老六、郎大瓢说:你们引来的钱物,十沟抽一沟给你们。赵老六伸出两个手 指头:“两沟。'‘梁主任说:“还八沟呢,一沟!''赵老六说:“两沟!''梁主任说:“老婆子的脸,都鸡 八沟,就一沟!''赵老六说:'‘你娘个腿,就两沟。''郎大瓢说:“腹上长疮,一沟半吧。‘'于是,拍板 成交。当赵老六、郎大瓢到路边蒙官的勾当被揭穿后,两人反省说:“蒙人早晚不是个正经勾 当,再蒙损寿。咱们还是种好被麦,当个好老百姓,挣干吃干,挣稀吃稀,玩邪的不行”。
        这些村民的心态变化通过带有浓郁地域色彩语言的表现,显得生动活泼、风趣幽默,颇 有些“山药蛋”的味道。
        在何申的小说中,写景也是充满动感,以烘托气氛、渲染声势,使得情景交融,给人一种 目不暇接的动感。如《村长》中写农村过年的欢快:
        这年冬天是憋到了正月初三才下的雪,下起来又恁大,纷纷扬扬遮天蔽日。好在正是猫 在屋里看电视斗纸牌喝烧酒的年节,油坊营子的村民开始都觉得得挺美,豁出干柴把炕烧得 滚烫。到了初十雪虽然停了好几天,可沟筒子连个脚印儿都没有。村民们忽然又感到腻烦 了。瞎哉哉乱串联一阵,就推原村长(人们习惯把村民委员会主任叫村长)郝老顺的儿子郝 运来当会首,把小学校操场横竖好歹扫扫,绑上高跷腿子就使劲踩,发了疯地扭。两支喚呐 吹得呜哇山响,惊得老鹄可营子乱窜,闹到正月十六腰酸腿疼,连上炕觉着费劲了,才算 罢了。
        在何申的小说中,还常常运用板话的语言形式。这样使得言简意赅,幽默风趣。如在 《乡村英雄》中写“我大舅”领着手下的人检查建高标准茅房时,社员们便给编了个顺口溜: “赵德印,农粪办,蹬着破车可处转,跟着两个避遢兵,先看茅房后吃饭。”到后来有了成效,社 员们又赞扬道:“农粪办,真能干,建起茅房一大片,多蹲多拉挣工分。气的猪狗满街转。”何 申小说中还较多地采用了现代民谣,这既有广泛的代表性,又能针破时弊。
        在叙事方式上。何申的小说大都采用线性的结构方式叙述故事。这种线性结构即人物 的行为过程与叙述的方式都是由头至尾,一脉相承,形成一个通畅无阻的审美流程,无有任 何的拖沓和晦涩。这种近似话本的由头至尾的叙事形式,很适合大众的阅读口味。同时在 这种平实而又幽默的叙事层中又蕴含着一种丰富的意趣,让人从中得到赏心悦目、启心开智 的阅读的美感。
        可见,何申的小说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显现着浓郁的地域风情、风俗的独特意味。他 善于把人物的活动历程与山乡的背景形式紧密融合,把现代人的思想流变与山区古朴的风 土人情交相叠印,把诙谐幽默的语言与鲜明的当代生活合为一体,使作品在地域囿限中透示 出鲜亮的时代色彩,流溢出丰富的社会意义。
        注释:
       【1【2【4】】】 何申:《穷当益坚》,《中篇小说选刊M994年第6期。
       【3【5】】 何申:《放松一下写生活》,《中篇小说选刊))1994年第4期。
       【6】 《何申的雄心》,《人民文学M995年6期卷首语。
         【7】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人民文 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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