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北京有个天桥，天津卫有个“三不管”，至于从何时起，知道 唐山有个小山，已经记不清了。但至今还真切的记得，在我踏上这 片光怪陆离的土地之前,是先见到从小山来的艺人。那是在我11 岁（1941年）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村里翠儿爷家,茅草小屋 连续起火，原因屡查不清,老人许下宏愿，如若“火神爷”不再光顾 他家,一定说书唱影，杀猪上供。就在那年春夏之交，从小山请来 一班说书的艺人,领班是位身穿灰布长衫、五十上下岁的男人，都 州他“画眉”。他带着4个二十左右岁的姑娘，记得其中有一个叫 “小桃”，一个叫“大三儿”。弹弦的是位盲人先生。鼓架支在村东五 道庙前的老槐树底下，一天三开箱。鼓板一响，惊动了四乡八村, 可街筒子都是人。书说了 3天，我昏头昏脑地逃了 3天学，听了 3 天书，直到“画眉”领着小山那班人走了好多天，我的脑瓜儿还被 书中的公子小姐所萦绕。过去虽听过村里算命先生自弹自唱的乐 亭大鼓，但这次说书的场面，却使我的艺术眼界大开。给我留下印 象最深的是“小桃”姑娘演唱的《大西厢》，开头的那“四大口儿”。 那腔那调，高高低低，宽宽窄窄，抑抑扬扬，那么多弯儿，真不知她 怎么学的？从此,使我对曲艺这种民冋艺术更加迷恋，但仍不知小 山地处何方？
        事隔十载，到了 1951年的秋天,我从工厂调到唐山市文联工 作，在小山又见到“画眉”。那时，他已是花甲老人,才知他本名叫 郑庆先，艺名洪恩，在小山久站“魁发”书馆，是位从事乐亭大鼓多 年的老艺人，因演唱技艺圆熟,嘴皮子功夫深，而得绰号“画眉”。 这也可以说是我们之间的一段艺缘吧！

二

        我13岁那年（1943年）春天，转学到唐山开滦西北井小学读 四年级，班长是耿家发（曾任唐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他父亲 是开滦井下工人,喜爱滦州皮影。家发受其父亲影响，邀我逃学去 看皮影。那天和我俩同去的还有我村的同班同学张延泰（曾任中 共唐山市委文教部副部长爲
        耿家发长在城願，对小山轻车熟路，带我和延泰穿过北道门, 一直到了便宜街（今胜利路）东头坐北朝南的“九天仙茶园”。
        “九天仙茶园”，依山就势，建在山坡上，进门铺有条石台阶, 步步登高；门楣挂着一块书有“响遏行云”四字匾额。其中第二个 字,是后来査字典才认识的,所以至今记忆还很深。门洞里贴着伪 市长于文成出示的《布告》，因为一心看影,内容无意顾及c室内陈 设着供观众使用的长条木板茶桌和长条木板凳。皮影上演的是 《五锋会》，沈冰洁偷看家书，暴彩文保龙山救驾，有文有武，甚是 过瘾，直到影窗子上竖起黑乎乎的影卷（表示终场），还恋恋不舍。
        是年初秋，我因无力求学,在我们村里给地主扛了“小活儿” （长工）。到“职”之前，我又偷偷地上了一趟小山，本打算再进“九天仙”，观赏一次皮影，这时我发现路南去下坡的过道旁，摆有石 印唱本。粉红、水绿色的封皮上印有皮影泰斗张绳武、张茂兰诸君 的芳名，翻起来爱不释手，便倾尽囊中所有，捡了《武家坡》、《砸銮 驾》两本“单枝儿”（折）影卷。后来，尽管在“九天仙”门口逗留再 三，终因无力购买门票，只好怏怏而归。谁知这两本薄薄的“单枝 儿”影卷，竟成了我和长工们的一“宝”，工前饭后，你读他翻，不仅 提高了我的阅读能力，还充实了我的精神世界。在收秋的野地里, 我时常掐着嗓子，唱几声“王宝钏，午朝门外下了凤辇”的“小儿” （旦），或喊几声“包爷坐在大轿内”的“大儿”（花脸），借以解除身 上的疲乏。贫贱不移的王宝钏，刚直不阿的包文正，渐渐成了我崇 拜的偶象，他们的为人，开始有形无形地在影响我的言行。

        那年中秋节，我用手中的一点点“积蓄二在小山南下坡的石 阶路旁，购得纸刻的生、髯、旦、花脸皮影头茬各一枚，照猫画虎， 用铅笔描下来，拿起刻刀，开始了我有生以来对“造型艺术”的尝 试。

三

        1944年我14岁，在唐山开滦制铁所做童工,因参与殴打高丽 包工头千井失业,不得已到唐山铁路工厂投考少年工。厂方规定, 报名者交三张一寸免冠照片。这时，我又想起了小山，在南下坡露 天照像摊上照了 4张快像，立照立洗，当场交活。这是我第一次把 自己的影像，神秘地印在了纸上。事到如今，已是47个年头了，仍 有一张，保留在我身边。日剥月蚀，面目早已模糊不清，但却是我 步人社会,走向人生的历史见证。因而每当我看见它，便忆起那苦 难的岁月，逝去的童年，也就想起当年小山的南下坡。
        就是这次照快像，我发现小山南下坡的“青莲阁”，也在演出 皮影。唱大鼓，说评书，演竹板书的书馆有“同义”、“同庆”、“仁 合”、“合义”、“万顺”，那么多家。但因囊中羞涩,难以登堂入室，只 好这家门前望望，那家窗下听听，那种欲进不能，欲舍不忍的滋 味，真是又苦又涩。
        那年秋天，又因在厂区路上挖“漏脚坑”，报复日本监工“腻 虫”，我再次被迫离厂，托人情到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工程课当杂 工。怎奈人小力薄，抬不起土筐，搬不动料石，被分配到东门外的 “锅伙”（包伙食的工人集体宿舍）烧火做饭。在这里，早饭后和午 饭后，都有一点空闲时间，老师傅张忠说,年轻人还得多识几个 字，他带我到小山大世界南天桥底下路东一间小书摊上,租来一 本《三侠剑》。张师傅代我交付了高出书价本身三倍的“押金”。租 期3天为限，逾期可续租;如到期不办续租手续，租金之外按日加 付滞还金。不管条件是否公允，但它给喜欢读书而又无书可读的 人，创造了一种机遇，对我来说，又拓宽了一种新的求知领域。为 此，虽不得不节衣缩食，闹得生活更加清苦,但仍乐此不疲。
        我在小山从租读《三侠剑》、《小五义》、《七侠五义》、《雍正剑 侠图》等武侠小说，到租赁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刘云若的《红杏 出墙记》等言情小说，后又租看《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全 传》等古典名著。到日本投降，还购置得言情小说《寻芳草》,戏剧 集锦《评戏大观》，线装影卷《二度梅》，通俗小说《儿女英雄传》等 多部。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的解放区小说《晴天》,也是购于小山 胜利路西头的“大众书店' 后加以多年拙作、手稿、笔记种种，均 佚落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之中。这些书稿，作 为一种物质，虽然消失了，但其中的故事和人物，至今大多依然印 在我的脑海之中。

        四

        这些来自小山的色彩陈杂的读物，伴我送走了“锅伙”里的春 夏秋冬,酷暑严寒，到了日本投降的1945年秋天,张忠老师傅领 我背着二斗“大皮儿青”（又称节豆），到启新草场街杜公馆，求助 于启新洋灰公司的“总管”杜芝良老爷。可能是老爷看在老张师傅 曾在他家掌灶多年，伺侯老太太的情份，从而，我便成了启新洋灰 公司东修机厂虎钳部的钳工学徒。不久，我结识了车工部的车工 学徒宋春荣,是他把我带进又一个新的艺术天地一一小山“天乐 戏院二
        “天乐戏院”位处小山大世界商场北部的路西楼上，前门通过 北天桥，可达“天娥大戏院”的西“太平门”。剧场座席分楼上楼下 两部分。楼上设有包厢和散座，楼下东西两廊是散座，中央为池 座，一水长条木板凳,据说满园可卖800张票。戏分日夜两场，节 日有时加演早场。如若说评剧早年发朝于唐山，那么当时唐山的 “天乐戏院”，就是评剧的大本营。有不少评剧名角儿都在此登过 台，或从这里走向全国，红在外埠。其中早期有李金顺、刘翠霞、爱 莲君、白玉霜……后来有花淑兰、韩少云……我初登“天乐戏院”， 正值冠有“铁喉大王”美誉的坤伶朱宝霞，在这里挂头牌。那天早 场的“开锣戏”是张春舫和张春珍的《二美夺夫》，“压台戏”是朱宝 霞的《贫女泪》。
        在“天乐戏院”，我有幸看到评剧界的前辈孙凤岗（艺名东发 红）表演的《王二姐思夫》,马虎亭（艺名月芽红）演出的《鸿鸾禧》。 不过，看得最多的还是朱宝霞的戏。记得有《麻疯女》、《临江驿》、 《杜十娘》、《珍珠衫》、《窦娥冤》、《孔雀东南飞》、《刘翠屏哭井》。她 扮相端庄，嗓音高亢，气力充沛，悲凉凄绝的唱腔,大口落子的韵味十分浓厚。演出的剧目中，主人公多系封建社会底层被压迫被 损害的小人物。她们悲惨的命运，曾经在我的心灵上引起极大的 震撼，使我至今仍然保持着对生活中弱者的无限同情和对悲剧的 偏爱。有人说，这可能和我的身世有关。对此，我虽在某种程度上 表示认同,但也不能否认，当年“朱派”表演艺术对我潜移默化的 作用。

        五

        宋春荣也是自幼长在城里，在思想上应属于“新式派本来 他喜爱的艺术形式在电影方面，对土生土长的评剧，并没有多大 兴趣，走进“天乐戏院”，只不过是因为难却我的情面，只好“舍命 陪君子”，就凭他对我这份仗义,我也不好“唯我是从”。就这样，我 随他又走进小山大街的“唐山电影院”。
        “唐山电影院”，原为“永盛戏院”，演出过京剧、河北梆子、评 剧、皮影、曲艺、魔术和话剧。对评剧的创新与发迹,起过很大的作 用，曾有“评剧摇篮”之谓。1942年被伪商会会长、汉奸吴杞芳霸 占,更名为“唐山电影院”，置机放映电影。观众席楼上为包厢，楼 下设池座，计有1200个，全部为长条靠背椅，背后置有长条茶桌， 系唐山一流演出场所。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具有声光的影片。其 中有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郑君里、蔡楚生联袂编导 的《一江春水向江流》，应云卫导演，陈波儿主演的《桃李劫》，赵 丹、周璇主演的《马路天使》，沈西苓导演，赵丹、白杨主演的《十字 街头》，蓝马主演的《万家灯火》。由于对电影艺术的接触,使我的 文化视野进一步扩大，对我在解放后参加工人话剧社登台演岀， 文学创作的涉猎，都有一定的影响。
        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24日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唐 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唐山电影院”被中共唐山市委接收, 易名“新华电影院”，次日上映影片《民主东北》。
        为了取缔封建、迷信、荒诞的影片，普及发展人民电影事业, “新华电影院”在票房窗口开辟了“影评”板报，我被影院聘为“工 人通讯员”。“通讯员”可以持证出人影院，免费观看影片。在此期 间，我观赏了多部苏联影片,记得有《带枪的人》、《母亲》、《苏沃洛 夫》、《彼得大帝》、《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在十月》、《难忘的一 九一九年》、《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保卫察里津》、《易比河会师》、 《攻克柏林》。我为影院写了好多篇影片评介，张贴在票房窗口的 板报上。其中一篇评苏联影片《小英雄》的《〈小英雄〉观后》发表在 1950年6月28日《唐山劳动日报》的“副刊”上。
        翌年,我调唐山市文联工作，在“新华电影院”伙房搭伙，又和 影院的党嗣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岀入影院，必经剧场，看电 影的机会就更多了。记得当年入冬，机关开展“三反”（反贪污、反 浪费、反官僚主义），社会上开展“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 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大家在会上 争论的问题中，竟有一个是“文联干部无票入场，要是看一眼电 影,算不算，贪污，？ ”并由此进一步引伸出，文联干部来影院吃饭, 经过剧场演电影时,是迎面朝前闭着眼走，还是背脸倒着身子走？ 偷看怎么办？那时，人们的思想就是这么单纯，同时也叫人觉得有 点“左”得可爱。

        六

        关于搭伙问题，文联的同志后来又改到小山前街路南唐山市 京剧团的伙房。伙房掌勺的师傅，当年是给卫立煌将军做饭的名 厨。因为他头上有个疙瘩，人们都尊称其为“陈包大爷”。至今还记 得他做的那道酥鱼，味道是那么鲜美。就在京剧团伙房的同一条 街上,路北有一座清真饭馆，名叫“惠丰园”。是年春天，我的诗集 《扫战场》出版,当拿到稿费时，我在此包桌，宴请我当钳工学徒时 的师傅李恩德和我的两位师兄杜永清、王绪和。大家吃了一餐“涮 羊肉”。如今，“陈包大爷”和李恩德师傅早已作古，杜、王二位师兄 业已年逾花甲，京剧团伙房和“惠丰园”旧址，亦不复存在，但“陈 包大爷”的酥鱼和“惠丰园”的“涮羊肉”，迄今未忘。因为对我这个 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当时也是一次中国食文化的启 蒙。

        七

        小山这片土地，尽管培育了皮影、乐亭大鼓、评剧这些京东独 有的民间艺术，造就过几代艺术人才，促进了唐山经济文化的发 展与繁荣，养育了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但对她历来却是褒贬不一, 有时甚至贬大于褒。之所以如此，这也是小山历史所决定的。解放 前，每当我踏上这片土地寻艺求知的同时,心中总是怀着某种不 安，以至夹杂着一种对她说不出的轻蔑。这是因为我对她还存在 着早有耳闻而未触及的另一面。诸如，横行市井的军官、警察、宪 兵、特务，鱼肉乡里的恶霸、土棍、地痞、流氓，还有拐卖人口，逼良 为娼，聚赌抽头，贩卖毒品,敲诈勒索,恶讨善要，倚门卖笑，高利 盘剥，星相测字,丝竹中的呻吟，脂粉下的血泪,种种诸多不端。据 有关资料记载,1948年8月10日调查，麋集在小山大街、小山前 街、瓦房街、铁栅栏街，南北合顺里、北洋胡同、花枝胡同,九桂堂 胡同、乐观胡同、平康里、同乐后，得月巷和鸳鸯巷一带大小妓院, 就达66家之多。其中挂头牌的6户“班子”（头等妓院）茶资高达 80万元，度夜费为360万元。5户“堂子”（二等妓院）,茶资为60 万元，度夜费为300万元。因而，有人说,小山是块“杂八地”，养人 也毁人。
        1950年，金秋十月，我以工人宣传队队员的身份，来到小山前 街1号，宣传“抗美援朝”，“反对美帝武装日本”。这里就是昔日唐 山有名的“四顺班”的妓院。院落分为楼上楼下。据说当年门前车 水马龙，曾经名噪一时。这时，那些旧社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姐 妹，已得到人民政府的拯救，脱离了苦海，开始走向新生。为此，往 日笼罩心头的那种不快,也为之一扫。在这里，我第一次登上政治 讲坛，以新中国主人翁的姿态，向小山父老姐妹，历数日本侵略军 和美帝国主义分子，在华时的种种罪行，陈说唇亡齿寒，保家卫国 之道。

        八

        是年仲夏，我对话剧这一近代新兴艺术产生了兴趣，时常到 小山“大众俱乐部”观看大众话剧团的演岀。“大众俱乐部”位处小 山文艺胡同，原为唐山市民众教育馆（1949年8月1日改为唐山 市人民文化馆）的教室，后由馆出资3000斤小米改建而成。可容 观众200余人，座位木桩上钉木板，为唐山市人民文化馆机关“生 产单位”。大众话剧团系由原“大众书馆”（位处南合顺里）和“小共 和茶社”（位处小山前街1号）及“大众俱乐部'‘三处班底组建。上 演的剧目有《刘巧儿》、《小二黑结婚》、《牛郎织女》。多系“小人书” （连环画）为提纲的活词戏。因为演员上台即兴发挥，台风有时不 够端正，我曾以张政为笔名，以《不要放松文娱领导》（载1950年9 月8日《唐山劳动日报》）为题,对该团演出的《马路英雄》提岀批 评。后来,剧团经过整顿,1954年改建为唐山市话剧团，看过他们 演岀的《以革命的名义》、《雷雨》、《清宫秘史》等不少好戏₀ 1964年,该团排演我与人合写的话剧《第三车间的战斗》，不少演员竟 成了我的合作者和朋友，其中有现任唐山市电视台编辑的崔大 鹏，唐山市实验唐剧团的导演杜宝明等人。

        九

        1951年3月21日，影片《赵一曼》的主演石联星，应唐山市中 苏友好协会邀请来唐。25日，在小山大世界楼上的“人民大戏院” （1949年4月由“天娥大戏院”易名）,为唐山市文艺界作关于第二 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盛况及苏联建设成就报告。我作为工人业余 作者，在这次报告会匕有幸与她结识。她是电影导演凌子风的爱 人，早年曾与瞿秋白一起工作，同李伯钊、刘月华一起被誉为中央 苏区“三大赤色明星”，因主演影片《赵一曼》在第五届国际电影比 赛大会上荣获“演员优等奖ⁿol965年，华北话剧、歌剧观摩演出大 会期间，我看过由她导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并演出的话剧 《生活的彩练》。唐山地震后的1978年，我和她曾在唐山开滦煤矿 共同深入生活数月之久,成为我的良师益友。
        初识石联星，也是我初登“人民大戏院”京东这座久负盛名， 能容观众千人的剧场。后来,我在这里观看唐山市京剧团演出的 《猎虎记》、《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闯王进京》等多出历史名 剧。
        唐山市京剧团角色齐全，阵容齐整，剧目严肃,我一直认为那 时是唐山市京剧团的初盛时期，也是我一生经历中的一段难以忘 怀的日月。

        十

        我与小山戏曲界的接触，虽然可以说远自1941年，但那时只 不过是演员与观众的关系，真正相交，却始于1949年10月唐山 市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我作为出席这次大会的工人 业余文艺工作者的代表,在会上认识了“天乐戏院”的台柱子花淑 兰,还有主要演员张春珍，“中国戏院”（位处东局子大街）的主演 新凤霞，评剧界前辈刘子熙（艺名坐地炮）老先生。他是大会主席 团成员、唐山市文联筹委会委员，说话带一口浓重的迁安腔，逢人 爱说“有工夫到'联上'（指唐山市文联）坐着去。”结识的曲艺界代 表有乐亭大鼓演员戚文峰，评书演员陈清波。戚文峰原名戚勇，字 鹤年,他是滦南县戚各庄人，擅演《三国》段儿。他演唱的《单刀 会》、《草船借箭》，声腔刚毅，气势恢宏,为戚门绝唱。1950年，他被 选为唐山市文艺工会副主席,1953年，在建国路敦仁里1条1号, 由我和王伟人（曾任唐山市京剧团团长、河北省曲艺团团长）介 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我改编的乐亭大鼓《女电工》，曾由他演唱， 并在唐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在他的影响下,我习作了多篇唱词, 其中乐亭大鼓《捞斗车》（载1953年10月27日《唐山劳动日报》 《唐山文艺》版），在1955年5月29日，由唐山市文化局、唐山市 文联、唐山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的1953-1954年唐山市文艺创作评 奖大会上获创作二等奖。
        陈清波，在这次文代会上，被选为唐山市文联委员会委员。 1953年任唐山市曲艺实验队副队长，1956年任唐山市东矿区曲 艺队队长,1958年曾参加全国曲艺会演，后随中央慰问团赴福建 前线慰问演出。他的表演幽默风趣，流畅清新，工架具有武林风 格。他根据小说《红旗谱》和《烈火金刚》改编的评书，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有很多创新。六十年代初期，我在开滦林西矿深入生 活，经常到林西小山东矿区曲艺社听他演出评书《烈火金刚》，有 时造府聊天谈艺。后我与开滦林西矿洗煤厂工人古恒合作，以评 书形式，试写出反映1922年开滦五矿同盟罢工的书段《大队长看 操》,发表在1963年11月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后被辑入河北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北短篇小说选》。

        是党的文艺方针,使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与我们这些来 自厂矿、农村、街道和学校的业余文艺工作者，还有坚持在小山一 带演出的专业戏剧曲艺工作者，走到一起，集聚一堂，共同团结在 毛泽东的文艺旗帜下，结成一个新的文艺阵线，相互切磋,携手奋 进。

        十一

        1951年，我调到唐山市文联，工作中首先接触的也是小山的 戏曲界。我到职不久，正逢10月1日，建国两周年大庆，又喜遇中 国人民传统节日——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一天傍午，一位长者 带着几位年轻的姑娘，拥入建国路敦仁里1条1号——唐山市文 联和唐山市文艺工会办公处，将唐山市文联主席李时和文艺工会 副主席张希文，以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连同秘书吴子阳,交通员 李佐田，团团围住，前拉后操，越过天桥，顺胜利路架到小山西下 坡文艺胡同30号的“魁发书馆。书馆楼上,早已摆下两桌丰盛的 酒席，十几位书曲艺人,频频劝酒布菜，一片赤诚。我记得有董如 意，她是姑娘里年龄最小的一个。还有一位叫康秀琴。后来，她俩 被唐山市京剧团借用，曾在京剧《牛郎织女》中扮演仙女。从此,董 如意与唐山市京剧团演员张承奎相爱，康秀琴与田世友结合，先 后离开“魁发书馆”。
        我自幼不擅交际,一向怯于应酬，再加一不会吸烟，二不会饮 酒，又从来未经过这种场面，想到她们“吃张口饭”（以卖艺糊口） 的，钱来得实在不易，感动之中不免夹杂几分反感。秘书吴子阳 说「'他们就是这样，互相攀比,你不吃，他说你瞧不起艺人,会不 高兴。”只好耐着性子，陪到终席。

        为了摆脱这种令人难以承受的局面，我只好离开机关，到工 厂里去“避难”。幸亏当年岁尾毛泽东主席发动了“三反”、“五反” 运动，这股宴请风才被煞住。

        十二

        我到文联后，因为是年开业的“民声书馆”（位处小山文艺胡 同37号）是文联的“生产单位”，晚上,我时常去那里听曲艺。那时 在“民声书馆”，“上地”（演岀）的有乐亭大鼓演员靳文然、陈文焕、 唐俊山、张河远、张云霞、康文婷，相声演员王宝童、穆祥林、李寿 卿、张淑媛。戚文峰有时来这里演唱。他的《单刀会》中行云流水般 的“西皮尾子”，我就是在这里得以欣赏。靳文然的《拷红》、《双锁 山》、《大闹天宫》、《拴娃娃》（又名《夸胖小》），也是在这里初次聆 听。他在这里继承和发展了乐亭大鼓的演唱艺术,创建了自己的 “靳派”演唱风格。有时我也去“天乐戏院”看张桂霞、花凤霞演出 的评剧《小女婿》、《刘巧儿告状》。张桂霞是“天乐戏院”的主演，唐 山市戏曲改革委员会委员，唐山市文联二届委员会委员；花凤霞 是唐山市政协委员。通过艺术观摩，文化交流，政治诉苦,会议学 习诸项活动，得知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部血泪史，在茫茫苍海之中， 都有各自数不完的辛酸。他们是旧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在新 社会,渴望人们对他们的理解。

        十三

        1955年夏天，唐山市文联迁入小山境内复兴路人称“民主大 院”（驻有唐山市政协、唐山市中苏友好协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 和平委员会唐山分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委员会唐山分会、唐山 市人民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唐山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唐山 市科学技术协会、唐山市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唐山市文化局、 唐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诸单位）的143号，与唐山市文化局合 署办公。距坐落在小山南下坡福宁街上的“唐山剧场”（1956年元 月落成）咫尺之遥。每天晚上,剧场的锣鼓丝竹之音，隔墙可闻。
        文联进驻“民主大院”初期，学术气氛空前活跃，文学创作日 趋繁荣，来访的业余作者终日不断。记得翌年新春的一天,黑夜沉 沉，大雪漫天,炉火早已成灰，室内寒气礎骨,人们谈兴犹浓。这个 时期，创作、岀版了不少作品，其中有叶淘的短篇小说集《北戴河 的故事》、赵栋的连环画《一个纺织女工的故事》，乔羽编剧、韩溪 谱曲的童话歌舞剧《森林里的宴会》，矿工赵建昌的评剧《炊事之 光》，我的第一部以童工与日寇作斗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夜奔盘 山》，亦杀青于“民主大院”，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后，延边人民 出版社译成朝鲜文，天津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分别改编成不同 版本的连环画出版，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 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出版局、文化部、教育部联合举办 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三等奖，迄今已印刷15 次,两次改版重印，有4种版本,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载入《中 国文学大辞典》。可悲的是，好景不长。

        十四

        当进入1957年5月，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发表之后，各行各业，为了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纷 纷召开“鸣”、“放”座谈会。我由于多年工作上的顺利，写作的得 意，在思想上滋生了一种不健康的骄傲情绪，主张“为战斗者才能 为诗人”、“作家是人民的代言人”，“作家要干预生活”；更为“严 峻”的是，我在党的支部大会上，言无忌惮，顶撞了自己“庙”里的 头号“菩萨”，为日后的一幕埋下了“伏笔”，又加在1957年2月2 日在《河北日报》上发表了批评一工会干部不孝顺亲娘的小说《秋 雨夜》,6月6日，在文联召开的作者“鸣”、“放”会上,作了题为《此 风不可长》——反对歧视业余作者的发言，这样便构成“揭露社会 主义阴暗面”、“帮助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罪名”,因而机关 反右派斗争一开始,我便被列入准备揪出批斗的“右派分子，，花名 册。当唐山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共唐 山市委宣传部文艺科科长找我谈话，大意是，因为我有“错误”,市 委决定，三届文联委员会委员选举，就不再提名我为候选人。囿于 当时的政治气氛，我只有点头称是，连问一句“为什么”的勇气都 没有了。虽然在11月24日大会选举前夕的深夜,焚毁了全部准 备就绪的选票，重新印制，第二天大会选举,我又出人意料之外地 被选为三届文联委员，但那柄“诛心”之剑，依然高悬在我的头顶， 使我夜不能寐，食不甘味，随时准备“厄运”的来临。更可悲的是， 我这“带罪之身”，在文代会上，却被指派担任“文学组”的组长，掌 握对“右派”代表的批斗，这无异于精神上的“扼杀”，内心的痛苦， 实难言表。这也可能是当时的领导对我的“考验”，抑或是“以毒攻 毒”吧？因为当时不是曾有“引蛇出洞”一说吗？这可以说是一个“创造"吧！

        十五

        是年夏天，唐山市文联与唐山市文化局分开办公。1958年春, ，唐山市文联机关迁出复兴路143号，虽然离开了小山，但我“右” 字号的思想包袱并没放下。
        1959年秋末，我又回到了小山。当时文艺界17级以上的干 部,齐集在胜利路文化局（原裕丰饭店旧址）会议室，学习文件，检 査“右倾”思想，大鸣大放大字报，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 争”。一直耽心1958年“老账”末清的我，阴错阳差，又被指定为 “学习小组长”，二次尝受一边斗人,一边准备挨斗之苦。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一个“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的口中,才知我1957年幸免于难,是因为当时任 中共唐山市委书记刘汉生同志,听取文艺界领导人拟就的文艺界 “右派分子”名单时，当点出我的大名时，他说:“我们栽的树不能 砍。”说完拂袖而去，“右派”这顶帽子，才没戴在我的头上。也正是 因为这个小小的“前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在“造 反派”眼里，便成了“漏网右派”。
        唐山市文艺界轰轰烈烈的“反右倾”斗争，直到1960年3月 16日，唐山市文联副主席李左之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 销唐山市文联副主席的职务”，吹尽黄沙始“鸣金”。但是笼罩在人 们心头的阴影，一时并没有消散，不少人落下个“心有余悸”的后 遗症。

        十六

        1962年6月28日，李左之“右倾”一案得以平反，官复原职。9 月间，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八条意见》开 始贯彻。翌年,唐山市文联机关又迁回小山境内和平路副里村大 街2号办公，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日渐回升。中共唐山市委继 承冀东区党委的光荣传统，历来十分重视文艺工作，在大写“三 史”（工厂史、公社史、家史）的运动中，中共唐山市委决定写《小山 史》，由市委宣传部主管，成立了《小山史》写作小组，办公地点就 设在胜利路唐山市文化局楼上。写作组成员有市委宣传部的赵栋 （后曾任唐山市文联主席），组织部的刘沛然（现任唐山市人民医 院党委书记），唐山市话剧团编剧何坪（1976年唐山地震中遇难）, 我亦被算作其中的一员。我们走遍了小山境内的街街巷巷，作了 许多调查,访问了很多老住户和知情者，不仅进一步看到旧社会 小山污浊的一面，还发现小山长期以来乃敌我双方争相利用之 地。日伪时期，敌人的警察局、宪兵队，就设在她境内的商场大街 （今胜利路）和中正路（今解放路）。我冀东行署公安局领导的唐山 情报站的情报侦察人员，也活动在这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唐山 工委书记周文彬，曾以修理收音机为掩护，落脚便宜街（今胜利 路）的“华东电料行”。蒋志岐（曾任唐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领导的 “日本甲地1420宪兵司令部情报组”，就设在小山前街的民生旅 馆。张利民（曾任唐山市公安局局长）在商场大街的“大陆饭店”， 以“茶房”（服务员）的身份，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唐 山市情报站站长李文（曾任水电部办公厅主任）掌握的“华北，剿 总'长江潜伏组”，就设在小山沟东南大街（今复兴路）64号。小山 境内的“土膏店”（鸦片烟馆）、饭庄、旅社，也多为我利用作为地下 接头点，向敌占区保长征收粮款的场所。
        这次写史活动，我先后写出《大陆饭店》、“永盛茶园”（即“永 盛戏院”）的兴衰史，还为身陷北合顺里娼门的XXX,记下她昔日 的斑斑血泪。正如上文所述，两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 起,连同采访笔记，皆成为我“为社会渣滓树碑立传”的“罪证”。
        1964年7月，唐山市京剧团进京，以编演的京剧现代戏《节振 国》，参加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7月2日至6 日，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演出，一炮走红，影响遍及全国。加之华北 话剧、歌剧观摩演出大会在即，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李颉伯指示，以 唐山市义生造胰厂“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 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为内容，搞一台话剧，争取参加华北 话剧、歌剧观摩演出大会。为此，中共唐山市委指定成立创作组, 我由《小山史》写作组被抽调去唐山市义生造胰厂深入生活。经过 在厂参加车间生产劳动、座谈、访问，创作组成员集体讨论,然后, 分头执笔。
        在此期间，创作组成员有时聚首于小山胜利路文化局。有时 相约在和平路副里村大街2号。文学艺术创作，本属于个体劳动 范畴，但因那时受“人多好办事”,“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等种 种“集体主义”的思想影响，硬把几个不同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社 会经历，创作实践的人，拉在一起，同搅“一锅粥”，碰头不是把力 用在消化生活、理解生活，表现生活上，而是花费在各持己见、无 休止地分争上，结果把本来就不多的一点创作兴致，搞得精光。只 好下级服从上级,谁官大听谁的。创作根本就是一种艰苦的劳动, 这样欲罢不能（畏于上峰指示），欲写不得（政见不一）,只好随波 逐流。真是苦胆拌黄连——苦上加苦。

        十七

        “剧本”合成之后，打印分发,向各方人士征求意见，因莫衷一 是,再加时间所限，不得不交剧团排练，名曰“戳起来看！ ”于是，这 个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就落在唐山市话剧团的肩上。
        唐山市话剧团团址和唐山市文化局同院。从此，我便来到话 剧团，起早恋晚，随团听导演说戏，看演员排戏，颇有点“票友下 海”（旧时称非职业性戏曲演员或不取报酬的业余演员为“票友”。 “票友”正式加入班社演唱为“下海”）的味道。
        中共唐山地委和中共唐山市委领导在工人文化宫看完彩排 那天晚上，连夜座谈,责令立即修改,通宵达旦，最后定名为《第三 车间的战斗》。其含义取毛泽东主席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全国有三 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
        1965年2月，桃符更新，冬雪未消,《第三车间的战斗》剧组全 班人马，兵发天津，参加河北省话剧、歌剧观摩演出，终因艺术水 平所限，未能取得参加华北话剧、歌剧观摩演出的“出线”权。但该 剧并没因失利而划上休止符。

        十八

        剧组从天津回到唐山，因有消息7月华北将举行京剧现代戏 观摩演出，中共唐山市委复决定，将《第三车间的战斗》改编为京 剧，争取参加华北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这样，我又带着一身疲 惫，由小山胜利路唐山市话剧团址转移到小山南下坡福宁街唐山 市京剧团驻所——唐山剧场，开始了紧张地改编工作。
        唐山剧场坐落在福宁街魁发鱼栈旧址，设座1200个，一水胶 合板折叠椅，设备考究,音响逼真，灯光充足，空气流畅，是唐山解 放后由国家投资兴建的第一座大剧场，京剧《节振国》，就是从这 里起步，走向世界的。我们的剧本改编工作,就在建剧场时残留下 来的原魁发鱼栈的账房里进行。中共唐山市委派岀宣传部部长张 子敬,亲临剧团坐阵。剧本边改边排。导演是导演过《节振国》的张 先猷，唱腔设计是为电影《节振国》配唱的徐荣奎，主演也是电影 《节振国》的主演张海涛。
        张子敬部长，工作认真，待人温和，古文底蕴深厚'，对唱词排 律遣兴，一丝不苟。虽年老体弱，也常伴我们到深夜。经过60余天 的熬煎,7月，在张子敬部长的率领下，剧组终于在山西太原参加 了华北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剧本定名为《破浪前进》，含意 也就不言自明了。

        十九

        剧团回唐后，市委指示，原班人员，继续加工排练，争取再进 北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直到1966年中共中央 5月16日发出的《通知》（即《5・16通知》，后作为“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起点）下达,剧本创作组成员回本单位参加学习，改排 才搁浅。但却在1968年3月23日出版的《唐山劳动日报》上发表 的一篇文章中，将此剧一棒子打成“为资本家涂脂抹粉”的“大毒 草”。直到12年后的1980年10月20日，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发 文,推倒诬妄之词，因此剧受到株连的作者、导演、演员才给予平 反，恢复名誉。
        自从我离开《小山史》写作组,赴义生造胰厂深入生活,赵栋 和何坪也转向剧本创作，《小山史》的写作，也就濒于流产,沦为历 史上的一页。
        华北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岀大会开始之前，唐山市京剧团拿什 么戏，与上级某些握有实权的人物发生分歧。《破浪前进》的出台, 招来一纸“对抗领导”的指控,作为主抓这台戏的张子敬部K,被 责令“检查”，结果导致老部长多次休克，大病一场。直到“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指控者”、“督办者”皆处于自顾不暇的境 地,此案才被搁置。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我想,如果说，哀莫大于 心死，那么，痛可以说是莫过于内耗了。

        二十

        我由《破浪前进》剧组回到和平路副里村大街2号不久，机关 开始见大字报。我记得头一张大字报结尾落的时间是四个“6”,即 1966年6月6日。从此，人们进入了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历史新 时期。日子不多，素日喧嚣嘈杂的小山,锣鼓喧天，破“四旧”（指剥 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红卫兵”充斥街头， 焚戏装，烧古籍的火光四起。文联被“革命群众”的大字报封门。说 此乃“周扬黑店唐山分店”，要彻底砸烂，揪出“黑店”的“黑掌柜”。 我作为1964年“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中 被推出来的文联代理副主席，只好日夜在机关厮守，随时准备风 云突变，大军破门。
        就在这场泥沙俱下的扫“四旧”中，唐山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 合会（1957年唐山市第三次文代会后改称）的牌子被夺走，涂改为 “唐山市杂技团造反兵团司令部”，挂在了小山胜利路文化局的门 口。
        就是杂技团摘走文联牌子的这些目不识丁的苦孩子,1968年 5月6日，抓我未获，旋即抄了我的家，拿走我写的《小山史》在内 的全部笔记、文稿和部分图书。

      1967年7月23日，唐山市文联机关部分干部在机关宣布“造 反夺权”，我被责令反省检查0不久，东邻副里村小学扩大校舍，我 随文联机关搬迁,二次离开落脚4年的小山。当时身陷囹圄的我, 心想，今生今世，恐怕再不能踏上这块曾经受惠于我的土地了。

        二十一

        1968年5月13日，我被送进唐山市革命委员会举办的、驻有 由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由军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 传队的文艺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里，每天写不完的交 代材料、证明材料、检查材料,直写得自来水笔的笔尖都秃得不能 用了。我悄悄向班长（学习班按连、排、班军事建制）戴昊天提岀， 上街时能不能代我换个笔尖？出我意外地他答应叫我自己上街去 换。我心想,冲你对我如此信任，我也不能半路逃跑，殃及于你°当 时，大家都在受难。
        踏上街头，我才发现，空气是那么清新，太阳是那么耀眼，觉 得什么都陌生而又透着新奇。我在建国路一家小铺子换好笔尖, 越过天桥，又一次踏上小山的土地，走进“九美斋饭庄”，想趁机改 善一下胃口 O
        多少年来,文联机关因无伙房，用餐除和外单位搭伙之外，多 游飞于周围的大小饭馆。“九美斋”的服务员董连合,是我老相识。 他见到我,先是感到惊诧,随后紧紧攥住我的两只手说:“老伙计, 听说你被关起来了,没受委屈呀？ ”走时，他送我到门口，又叮嘱 说:“吉人自有天相。把心放宽啊——”我听着，泪珠在眼眶里直打 转。心想，人还是活着好,作梦也没想到，我又能回到小山,见到老 朋友，听到这动人肺腑的声音。

        二十二

        1970年10月，我作为“会写剧本”的“人才”，由当时结合为唐 山市革命委员会宣传组副组长的张子敬提议，从唐山市104干校 调回，名挂市革委宣传组，人到唐山钢厂“转弯子”（指适应新形 势，新环境,实是被“观察”）。第二年4月，回宣传组参加“批陈（陈 伯达）整风。”时隔不久,市革委组织组的组长张治,在机关干部大 会上讲话,说有人传播“小道消息”，充当“透气筒”，一定要追查处 理。本来我自离开干校，在“新环境”里所见所闻仍是批批批斗斗 斗,思想不但没有“解放”，反而终日如履薄冰。不过，我对张组长 这番讲话，心地倒还坦然。万万没有料到，会后宣传组的副组长杨 翊中（原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找我谈话,问我有没有向 人讲说过什么？譬如,有关陈伯达的问题。当我联想到张治的讲 话，不由一阵心悸。人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 那年月，即便你有防人之心，也是防不胜防啊！
        后来，干校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干校有人向市革委张治 处打小报告，说我在小山胜利路原公安局大院，召集干校学员开 座谈会（不知我有何权，能有此举？也不知是因为打小报告者无 知，还是一时求功心切），泄漏“批陈整风”内容。真是欲加之罪,何 患无词！我只得老实承认，“批陈整风”期间,适逢干校学员放假， 我曾到小山原公安局大院，看望“老同学”杨惠美、李承荣（皆原共 青团唐山市委干部，与我在干校时同排），还有打小报告的夫妇 （亦我在干校时的同排“同学”），她们问及过我有关陈伯达的问 题,我畏于“纪律”，又因陈的问题不日即传达到18级以下干部， 曾说:“不用问，你们很快就知道了。”
        结果,又是那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名言：“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杨翊中后来告诉我：“他们（指张治）调查的，和你讲的差不 多」'我知道,他心里也是为我捏着一把汗。虽是一场虚惊,但我心 头仍不免一阵悲凉，因为打小报告者，我曾引以为同志、同学、难 友呀！事后，友人戏之为，古有祸起萧墙，我是变生小山。

        二十三

        日月如流，往事如烟。1990年，当我花甲之年,被批准离职休 养,我当年的班长戴昊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唐山市委员 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唐山文史资料》，邀我重温《小山史》。当 我踏上小山街头,已是高楼栉比，一派新潮。呢绒丝织，毛线西装, 五金交电，鞋帽玩具，名目繁多的零售批发市场，一个挨一个。来 自沿海乡镇、穿着入时的男商女贾，肩扛旅行包，身背蛇皮袋，如 潮翻浪涌，梭行其间，满口经济名词，已成了一个大众化的“新商 埠”。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年的鼓板丝竹之音,业已销声匿迹，如林 的书馆剧场，仅余震后重建在“青莲阁”方位的“小剧场”（1976年 唐山地震前建“大众俱乐部”址），独踞一方。顾名思义，正因为其 小，故仅有座位529个，以演出电影为业。昔日那种悦人耳目，沁 人心脾，充满乡土气息的俗文化氛围，已是荡然无存c食文化，“九 美斋”的“棋子烧饼”，“天丰园”的“包子”（“小山饭庄”有售），虽一 息尚存，但究其风味，亦已今非昔比c就在我行将再访当年“华东 电料行”经理赵永生时，他已于前一日作古于小山东口的人民医 院。沉痛之中,幸苏哲（原唐山情报站负责人之一，现任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党委纪委书记）、蒋志岐等1964年会晤过的老同志还健 在，得以于心稍慰,谋篇数则之余，故有《我与小山》一文于笔端。
        一方水土一方情。风云变幻，岁月蹉跤，小山一梦五十年，她 是煤城的历史，也是时代、人生、经济、文化的一座画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