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几位文学巨匠依然活 跃在文坛上，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谢冰心等现 代文学史上第一代作家，如浩瀚星空中的几颗璀灿夺目的星 座，放射着奇光异彩。他们当中，最为贴近我们的生活，给 我们影响最大的要算是冰心先生了。每一个人，从少年时代 就知道了她的名字，没有一个没有读过她的《寄小读者》和 隽永的小诗、短文，也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像热爱母亲般地 热爱着她。
来到燕园之后，我们就听说，二三十年代，冰心先生曾 在幽僻的燕南园里居住，她的《南归》等作品就是在这里写 出的，在《南归》的稿末，明明就有“1931年6月30日夜， 燕南园，海淀，北平”的字样。被好奇心驱使着，我曾经偷 偷地在燕南园里寻找她当年的居住之处，但由于无人指迷，我 终未能找到。我也曾在从燕南园通往未名湖的小石径上，忽 发奇想地去寻觅她当年走过的足迹。我想象着，她也会是像 如今的周培源、冯友兰、侯仁之几位先生那样，常常在这儿 走来走去。当然，这不过是天真幻想。
班上的同学们常常谈论起冰心先生，都有意去拜访她，听 说她就住在离北大不远的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住宅楼里。她 的爱人吴文藻先生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
1955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我们七八个同学邀集在一起, 终于到冰心先生家中去了。我们是在事先并没有约定的情况 下去拜访她的，我们似乎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不太礼貌的行为。 就如同去到住在校园里老师们家中一样，想起来，拔腿就去。 冰心先生住在极普通的一栋灰色住宅楼里，我们按照了解到 的地址，贸然敲响了她的房门。门开了，一位身材瘦小、衣 着朴素却又神清气爽的中年妇女站在面前，极热情地把我们 让进客厅里。当我们认出这就是渴慕已久的作家时，那欣喜 之情是难以言状的。
客厅很宽大，也很朴实，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我立时 联想起她曾住过的燕南园别墅式小楼，虽然我未曾找到，但 可以想象得出，这里的环境同那里相比，肯定是逊色多了。
那一年，冰心先生是55岁，清瘦而干练的身子，很结实、 硬朗，慈祥的面孔上老是带着温和的微笑，让人感受到一股 烘烘的暖意。她的手中还拿着一团毛线和竹针，她正在织着 毛线活儿。看到这些，我立时感到像是回到了母亲跟前，敲 门时那种胆怯和拘束顿时烟消云散。我们也立时感觉到，这 正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冰心，这正是我们从她的作品中了解 到的那个冰心，那个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贴得很近的冰 心。
我们本没有明确的访问目的，也没有具体的访问计划，我 们只是想同她见见面，随便谈谈。因而她的谈话也就非常随 便，像朋友们会在一起拉家常。我们随随便便地坐在长条沙 发上、椅子上。
她谈北大，自然而然也便谈到她的母校燕京大学（她原 在协和女子大学读书，后协和女大并入燕京大学），因此她把 自己引为北大校友，这样，我们更感亲切了。她问起北大一 些教授们的情况，在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她的朋友和旧相识， 谈话中，她不免讲起他们的一些旧事。她问我们住在哪些宿 舍，她知道，原燕京大学的学生宿舍早已不敷使用，又盖了 不少新宿舍。她说，她的儿子是清华建筑系毕业的，北大有 几栋简易的学生宿舍楼是他们在校时设计的，那些宿舍设计 得有很多缺陷，住进去很不舒服，屋与屋之间的隔墙很薄，又 不封顶，根本不能隔音，大家都有意见。她说，她的儿子为 此都不愿从那宿舍前走过，说得大家笑起来，她对日常生活 中的这些琐事记得颇为清楚，可见她是个关注生活的作家。
正谈得兴浓时，冰心先生忽然问我们：“你们每个人都有 外号吗?”她的话把大家问乐了，大家立时活跃起来，她接着 就挨着个儿问：“你的外号叫什么？” “你呢?”大家七嘴八舌 地回答着，引起阵阵欢笑。她接着又说：“许多人都有外号， 叫外号倒感到亲切。”她说，前些时，她同夏衍等人出国访问， 大家都叫夏衍“老乌鸦”，他自己也默认，叫他“老乌鸦”他 就答应。冰心先生这样同我们随随便便地交谈着，手中还不 断地织着毛线活。这样，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就缩小了，我 们平等地交谈、说笑，那气氛活跃而谐和。她仿佛就成了我 们当中的一员，有话也愿意同她讲，没有一点隔阂和拘束。我 们对她的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善于与人接近的本领颇为折服。
后来，她又谈起了她的早期创作，谈《春水》、《繁星》、 《寄小读者》的写作情况，我们也提出一些问题请她谈，那都 是在读她的作品时所遇到的问题。我在少年时代读她那篇小 说《寂寞》，心中就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我便把这种情况 向她讲了，她听了只是笑笑，说：“人都是喜聚不喜散的，何 况又是少年时代。”她似乎不大愿意回答诸如“那一篇怎么构 思的”、“这一篇的创作冲动是如何引起的”之类的问题。对 于她，创作仿佛是生活中极其自然的事情，是心灵的自然坦 露，感情的自然倾泄，也是她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而不是为什么目的来写的，更不是为了当作家才去写的。 而她，倒是极其关心各种各样的生活，愿意听别人讲各种各 样的事情。她总是询问如今的大学生怎样生活，同学之间是 怎样一种关系，还问起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状况。通过与她的 交谈，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我们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着的这位 作家,她似乎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专门写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来达到什么预想的目的，完成什么计划，而是对她所关注的 生活发表一些感想。她生活着，因而她写作着。也许正是因 为如此，她的心才同读者贴得那么近，她才能够同读者心心 相印。她从没有板起面孔发表过议论，她只是与人们亲切地 絮语、交谈。这就是冰心的个性。
从这间小客厅的一扇窗子，我看到了在另一间屋子里工 作着的吴文藻先生的身影，他似乎身材魁梧，戴着眼镜，胖 胖的脸。这使我想起了在冰心作品中常常看到的那位“藻”， 那位与他相濡以沫的著名人类学家。
黄昏时我们才结束了交谈。从冰心先生家中出来，大家 似乎都心满意足，人们热烈地谈论着她，也交流着心中的愉 悦与所得。更为难得的是，每个人似乎都重温了一次母亲抚 爱的幸福。
过了几天，我便给冰心先生写了一封信，谈到我有志于 儿童文学创作，特别是儿童诗的写作，请她指教。几日后，我 收到了她的复信，她在淡蓝色的信笺上写了密密的一页娟秀 的小字，她在信中写道：
"……写儿童文学诚然是不容易，我也不过在此挣扎、努 力，可是另一方面我想只要你热爱儿童，关怀儿童，努力和 儿童打成一片，熟悉他们的心理和语言，还是可以写出适合 他们的作品来的。我给你介绍一位金近同志，他也是我们作 协儿童文学组的，他常给儿童写诗，很成功，他的住址是北 京西郊海淀区温泉小学转，我想他会给你很大帮助的。”
她在信中还写到“请代向你们二十四楼202号的同学们 问好”，又请我代向德文专业二年级的杜文堂同学致意，他曾 给冰心先生写过信。
冰心先生这封信写于1955年3月4日，我至今珍藏着。
接到冰心先生信之后，我便通过多种途径去接近少年儿 童，去体验他们的生活，我利用课余时间去做与少年有关的 社会工作。我同建在梁家园的前门区第一中心小学建立了联 系，同担任五年级一个班主任的青年教师任慧莹结成了友谊， 她那时刚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她给我介绍了她们班上的几 个小朋友同我联系，他们经常给我写信，我也常到学校去看 他们。我只记得一个女同学沈慧云，一个男同学李阿聪。那 时他们都只有十一二岁。沈慧云后来也考进了北大中文系。几 年前，我在辞书《北大人》第一卷中看到了这个熟悉的名字， 她现在已是山西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一位很有成就的研究员 了。她在研究山西方言俗语方面用力甚勤，有多种著述行世。 我还按期到海淀区文化馆去给孩子们讲安徒生童话，又到女 三中初二班去做文学社的辅导员，给他们讲解刘真的《我和 小荣》、王蒙的《小豆儿》等作品。我请了当时在北京团市委 大学工作部工作的青年作家王蒙去学校和同学们见面，让他 讲《小豆儿》和其他作品的创作经过。总之，我按照冰心先 生的指点，在深入少年儿童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也写出了一 些儿童文学作品，但后来我的兴趣又转移了。
后来，冰心先生还应学校的邀请，来北大做了一次全校性的演讲。那是在大餐厅里举行的，记得是周培源教务长主 持，会场里坐满了人，气氛很热烈。冰心先生讲的是阅读文 学作品的问题，她以当时流行的几部苏联小说和中国作品为 例，讲得十分透彻。她对一些苏联的小说读得很熟，能张口 背诵一段段的精彩部分，那些段落似乎也是同学们所熟知的, 但并没有人能够整段背诵下来，因而大家都为她的惊人记忆 力所折服。不管是学文科的，还是学理科的，她就像是一块 磁石，吸引着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有值得回忆的童年 和少年，冰心的作品同每个人都曾经相伴过，每个人心中也 都矗立着一个冰心的形象，而今天，冰心所讲的又是大家所 感兴趣的。
来到燕园之后，我们就听说，二三十年代，冰心先生曾 在幽僻的燕南园里居住，她的《南归》等作品就是在这里写 出的，在《南归》的稿末，明明就有“1931年6月30日夜， 燕南园，海淀，北平”的字样。被好奇心驱使着，我曾经偷 偷地在燕南园里寻找她当年的居住之处，但由于无人指迷，我 终未能找到。我也曾在从燕南园通往未名湖的小石径上，忽 发奇想地去寻觅她当年走过的足迹。我想象着，她也会是像 如今的周培源、冯友兰、侯仁之几位先生那样，常常在这儿 走来走去。当然，这不过是天真幻想。
班上的同学们常常谈论起冰心先生，都有意去拜访她，听 说她就住在离北大不远的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住宅楼里。她 的爱人吴文藻先生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
1955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我们七八个同学邀集在一起, 终于到冰心先生家中去了。我们是在事先并没有约定的情况 下去拜访她的，我们似乎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不太礼貌的行为。 就如同去到住在校园里老师们家中一样，想起来，拔腿就去。 冰心先生住在极普通的一栋灰色住宅楼里，我们按照了解到 的地址，贸然敲响了她的房门。门开了，一位身材瘦小、衣 着朴素却又神清气爽的中年妇女站在面前，极热情地把我们 让进客厅里。当我们认出这就是渴慕已久的作家时，那欣喜 之情是难以言状的。
客厅很宽大，也很朴实，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我立时 联想起她曾住过的燕南园别墅式小楼，虽然我未曾找到，但 可以想象得出，这里的环境同那里相比，肯定是逊色多了。
那一年，冰心先生是55岁，清瘦而干练的身子，很结实、 硬朗，慈祥的面孔上老是带着温和的微笑，让人感受到一股 烘烘的暖意。她的手中还拿着一团毛线和竹针，她正在织着 毛线活儿。看到这些，我立时感到像是回到了母亲跟前，敲 门时那种胆怯和拘束顿时烟消云散。我们也立时感觉到，这 正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冰心，这正是我们从她的作品中了解 到的那个冰心，那个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贴得很近的冰 心。
我们本没有明确的访问目的，也没有具体的访问计划，我 们只是想同她见见面，随便谈谈。因而她的谈话也就非常随 便，像朋友们会在一起拉家常。我们随随便便地坐在长条沙 发上、椅子上。
她谈北大，自然而然也便谈到她的母校燕京大学（她原 在协和女子大学读书，后协和女大并入燕京大学），因此她把 自己引为北大校友，这样，我们更感亲切了。她问起北大一 些教授们的情况，在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她的朋友和旧相识， 谈话中，她不免讲起他们的一些旧事。她问我们住在哪些宿 舍，她知道，原燕京大学的学生宿舍早已不敷使用，又盖了 不少新宿舍。她说，她的儿子是清华建筑系毕业的，北大有 几栋简易的学生宿舍楼是他们在校时设计的，那些宿舍设计 得有很多缺陷，住进去很不舒服，屋与屋之间的隔墙很薄，又 不封顶，根本不能隔音，大家都有意见。她说，她的儿子为 此都不愿从那宿舍前走过，说得大家笑起来，她对日常生活 中的这些琐事记得颇为清楚，可见她是个关注生活的作家。
正谈得兴浓时，冰心先生忽然问我们：“你们每个人都有 外号吗?”她的话把大家问乐了，大家立时活跃起来，她接着 就挨着个儿问：“你的外号叫什么？” “你呢?”大家七嘴八舌 地回答着，引起阵阵欢笑。她接着又说：“许多人都有外号， 叫外号倒感到亲切。”她说，前些时，她同夏衍等人出国访问， 大家都叫夏衍“老乌鸦”，他自己也默认，叫他“老乌鸦”他 就答应。冰心先生这样同我们随随便便地交谈着，手中还不 断地织着毛线活。这样，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就缩小了，我 们平等地交谈、说笑，那气氛活跃而谐和。她仿佛就成了我 们当中的一员，有话也愿意同她讲，没有一点隔阂和拘束。我 们对她的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善于与人接近的本领颇为折服。
后来，她又谈起了她的早期创作，谈《春水》、《繁星》、 《寄小读者》的写作情况，我们也提出一些问题请她谈，那都 是在读她的作品时所遇到的问题。我在少年时代读她那篇小 说《寂寞》，心中就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我便把这种情况 向她讲了，她听了只是笑笑，说：“人都是喜聚不喜散的，何 况又是少年时代。”她似乎不大愿意回答诸如“那一篇怎么构 思的”、“这一篇的创作冲动是如何引起的”之类的问题。对 于她，创作仿佛是生活中极其自然的事情，是心灵的自然坦 露，感情的自然倾泄，也是她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而不是为什么目的来写的，更不是为了当作家才去写的。 而她，倒是极其关心各种各样的生活，愿意听别人讲各种各 样的事情。她总是询问如今的大学生怎样生活，同学之间是 怎样一种关系，还问起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状况。通过与她的 交谈，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我们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着的这位 作家,她似乎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专门写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来达到什么预想的目的，完成什么计划，而是对她所关注的 生活发表一些感想。她生活着，因而她写作着。也许正是因 为如此，她的心才同读者贴得那么近，她才能够同读者心心 相印。她从没有板起面孔发表过议论，她只是与人们亲切地 絮语、交谈。这就是冰心的个性。
从这间小客厅的一扇窗子，我看到了在另一间屋子里工 作着的吴文藻先生的身影，他似乎身材魁梧，戴着眼镜，胖 胖的脸。这使我想起了在冰心作品中常常看到的那位“藻”， 那位与他相濡以沫的著名人类学家。
黄昏时我们才结束了交谈。从冰心先生家中出来，大家 似乎都心满意足，人们热烈地谈论着她，也交流着心中的愉 悦与所得。更为难得的是，每个人似乎都重温了一次母亲抚 爱的幸福。
过了几天，我便给冰心先生写了一封信，谈到我有志于 儿童文学创作，特别是儿童诗的写作，请她指教。几日后，我 收到了她的复信，她在淡蓝色的信笺上写了密密的一页娟秀 的小字，她在信中写道：
"……写儿童文学诚然是不容易，我也不过在此挣扎、努 力，可是另一方面我想只要你热爱儿童，关怀儿童，努力和 儿童打成一片，熟悉他们的心理和语言，还是可以写出适合 他们的作品来的。我给你介绍一位金近同志，他也是我们作 协儿童文学组的，他常给儿童写诗，很成功，他的住址是北 京西郊海淀区温泉小学转，我想他会给你很大帮助的。”
她在信中还写到“请代向你们二十四楼202号的同学们 问好”，又请我代向德文专业二年级的杜文堂同学致意，他曾 给冰心先生写过信。
冰心先生这封信写于1955年3月4日，我至今珍藏着。
接到冰心先生信之后，我便通过多种途径去接近少年儿 童，去体验他们的生活，我利用课余时间去做与少年有关的 社会工作。我同建在梁家园的前门区第一中心小学建立了联 系，同担任五年级一个班主任的青年教师任慧莹结成了友谊， 她那时刚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她给我介绍了她们班上的几 个小朋友同我联系，他们经常给我写信，我也常到学校去看 他们。我只记得一个女同学沈慧云，一个男同学李阿聪。那 时他们都只有十一二岁。沈慧云后来也考进了北大中文系。几 年前，我在辞书《北大人》第一卷中看到了这个熟悉的名字， 她现在已是山西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一位很有成就的研究员 了。她在研究山西方言俗语方面用力甚勤，有多种著述行世。 我还按期到海淀区文化馆去给孩子们讲安徒生童话，又到女 三中初二班去做文学社的辅导员，给他们讲解刘真的《我和 小荣》、王蒙的《小豆儿》等作品。我请了当时在北京团市委 大学工作部工作的青年作家王蒙去学校和同学们见面，让他 讲《小豆儿》和其他作品的创作经过。总之，我按照冰心先 生的指点，在深入少年儿童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也写出了一 些儿童文学作品，但后来我的兴趣又转移了。
后来，冰心先生还应学校的邀请，来北大做了一次全校性的演讲。那是在大餐厅里举行的，记得是周培源教务长主 持，会场里坐满了人，气氛很热烈。冰心先生讲的是阅读文 学作品的问题，她以当时流行的几部苏联小说和中国作品为 例，讲得十分透彻。她对一些苏联的小说读得很熟，能张口 背诵一段段的精彩部分，那些段落似乎也是同学们所熟知的, 但并没有人能够整段背诵下来，因而大家都为她的惊人记忆 力所折服。不管是学文科的，还是学理科的，她就像是一块 磁石，吸引着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有值得回忆的童年 和少年，冰心的作品同每个人都曾经相伴过，每个人心中也 都矗立着一个冰心的形象，而今天，冰心所讲的又是大家所 感兴趣的。
过了很久，人们还总是怀着温馨的感情回忆着冰心先生 的那次演讲，而我们几个，更是常常怀想在冰心先生家中的 那次幸福的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