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交，重在志同道合，于事业上切磋共进。古人云： “博弈之交不终日，饮食之交不终月，势利之交不终年，惟道 义之交，可以终身。”文人交往，非起于博弈、饮食或势利， 而是共同执著于一种事业，当属道义之交，由此便结为终生 挚友，且愈久弥笃，至死不渝。这使我想起了我的三位师长： 吴组绑、林庚、季羡林，昔日清华园的“三剑客”，今日北大 著名的教授和学者。他们于三十年代初负笈清华园时相识，此 后相交半个多世纪，终生互学共勉，并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取 得了斐然成就。
吴组绑于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后经中文系主任 朱自清先生批准，于1930年转入中文系。林庚在1929年进 入清华物理系，翌年转入中文系，恰与吴组绑同班。1930年， 季羡林进入清华西洋文学系。还有一位李长之，1931年考入 清华生物系，后转入哲学系。这四个人虽不同班同系，却有 着共同的爱好和志向，他们都执著于文学创作，并且都显露 了才华和成绩。他们很快便成了朋友，常在一起聊天，讨论 作品，切磋学问。他们在清华园里颇有些名气，被称为清华 园里“四剑客气外系的季羡林、李长之常去中文系听朱自清、 俞平伯等先生的课。四个人还常跑到附近的燕京大学，去偷 听谢冰心和郑振铎先生的课。后来，他们竟同郑振铎交上了 朋友，常到郑先生家中去拜访，郑振铎便把他们的作品介绍 给他相熟的刊物去发表。
“四剑客”写作都很勤奋。吴组缩写小说、散文和文学评 论，林庚、季羡林、李长之都写诗，季羡林还写散文。他们 常有作品发表，成为清华学生中的活跃人物。他们时常会面， 在一起放谈文学，讨论自己的作品。有时是在幽静的甬路上 漫步闲谈，有时是在宿舍里开怀纵论，更多的时候是在“水 木清华”的工字厅，择一幽雅静谧之处，坐下来研讨问题。至 今他们犹记得在那里讨论《子夜》的情景。那时，茅盾的长 篇小说《子夜》刚刚出版（1933）,很引人瞩目。朱自清颇推 崇这部长篇，认为在取材、思想和气魄诸方面，皆是中国新 文学的划时代巨著。那一天，“四剑客”来到工字厅，热烈讨 论起了《子夜》。四个人意见很不一致，针锋相对地展开了论 辩。吴组绑极力赞扬这部作品，季羡林却对《子夜》持否定 态度，认为茅盾的文章呆板、机械，缺少鲁迅那种灵气。当 然，他们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但 这一点也不影响他们的友谊。吴组如很快便写了一篇关于 《子夜》的书评，发表于《文艺日报》创刊号。季羡林在1992 年出版的长篇回忆录《留德十年》中，还忆及当年争论的情 景。
那时，吴组绷担任了清华中国文学会委员会委员，并任 《清华周刊》编辑。1933年1月14日，他的短篇小说《兼竹 山房》发表于《清华周刊》。这篇作品引起了较大反响，直到 1964年还被译成英文，刊载于英文月刊《中国文学》第一期, 1983年又被译成法文，刊载于法文季刊《中国文学》第二期。 1933年6月，他任《清华年刊》中文主编。1933年6月，他 从清华中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升入清华研究院，专攻中国 文学，同时进入研究院的有剧作家曹禺。1934年，吴组細发 表了成名作《一千八百担》和《天下太平》，出版了短篇集 《西柳集》，一举成为三十年代在文坛上颇负盛名的青年作家。 林庚那时也已享有诗名，他写了很多幽雅隽永、格律严谨的 小诗，出版了诗集《夜》、《春野与窗》等。1933年毕业后，他 留校任朱自清的助教。季羡林也发表了一些诗和散文作品， 1934年毕业后，他回到家乡的济南高中教了一年书，1935年 考取官费留学，在著名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 吐火罗文等古代印度和中亚语言，一去就是十年。李长之在 大学读书时出版了诗集《夜宴》，毕业后也留校任教，并兼任 京华美术学院美术史课程。
但是，这种“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青春年少书生生 活只维持了几年，随着生活境遇的改变和各人求学、求职、求 生的需要，特别是到了抗战爆发以后，“四剑客”便各自踏上 了自己的人生之旅，各奔东西，风流云散了。林庚在1934年 春离开清华去了上海，拟尝试过专业作家的生活，但夏天又 回到北京，先后在北京民国学院、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 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抗战爆发后便去了厦门大学。吴组细 于1935年应冯玉祥将军之聘，去泰山任冯玉祥的国文教师， 抗战期间又兼做秘书工作，达13年之久，辗转于山东、南京、 湖北、湖南、广西、贵州、重庆及美国。李长之抗战期间在 昆明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等校任教。那些年中，四个人很少 有见面的机会，但他们各自在事业上都有所建树，在文学创 作和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吴组绑出版了 小说散文集《饭余集》（1935）、长篇小说《鸭嘴涝》（后改为 《山洪》,1941）,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 发表了许多文艺理论批评文章，成为三四十年代文坛上的活 跃人物，有着很高的知名度。诗人林庚继续写作那幽雅的抒 情诗，又出版了《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等诗集，他 执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出版了 《中国文学史》一书，这部书被朱自清赞誉为国内最有影响的 三部文学史著作之一，另外两部是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 学史》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此时，林庚开始潜心 研究《楚辞》和唐诗。李长之也有文学史和哲学史著作问世。 而在大洋彼岸的季羡林，则蛰居于风景秀丽的大学城哥廷根， 在二战炮火间隙中潜心钻研中亚古代语言，他跟随著名学者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古代印度俗语，跟随 世界著名的大师西克教授学习世界上已经没有几个人懂得的 吐火罗文，并在瓦尔德施米特的指导下，完成了他的难度极 大的博士论文《（大事）偈颂中的动词变位》及一系列的类 似论文，于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用比较语 言学的方法，对现存的古代佛教经典进行对比和分析，从而 描述、发现和证明古代佛教语言的各种形态变化特点。他所 取得的研究成果具有开拓意义，为他以后更大规模地研究工 作和在中国建立东方学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经过十几年的漂泊、迁徙和音信杳然，抗战胜利后，他 们终于结束了动荡不安的战时生活又聚拢到他们曾度过多少 美好时日的古都北京来了。季羡林于1946年学成回国，受聘 为北京大学教授，任新组建的东方语文学系系主任。林庚于 1947年离开厦大，到燕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文 学史”课程。吴组绑于1949年9月，应聘任清华大学中文系 教授、系主任，讲授“现代文学气“历代诗选”等课程。李 长之也于1949年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直到 1978年逝世。
季羡林在1994年2月2日写的《悼组細》一文中感慨地 写道：“我们各自怀着对对方的忆念，在寂寞中，在沉默中， 等待着，等待着，一直等到了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调整，组绷 和林庚又都来到了北大，我们这'三剑客'在睽离了 20年后 又在燕园聚首了，此时我们都已成了中年人。”
长期的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生活困顿，那一切都已成 为过去，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解放后如此安定和从容的书斋 生涯，他们不仅生活有了保障，有了优裕的生活条件，也有 了极富园林之美的居住环境和幽雅恬静的书斋，而且也拥有 了大批可用之书。他们在学术上的丰功伟业，主要还是来到 燕园之后建立起来的。
到北大后，吴组瑞先生担任中文系教授，讲授“现代文 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但不久他的研究和 教学重点就转移到古代小说和中国小说史方面。1954年8 月，为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他写了《〈儒林外史〉的 思想与艺术》，发表于《人民文学》，被认为是研究吴敬梓和 《儒林外史》的权威性论文。从1955年9月起，他开设了 “红楼梦研究”专题课。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红楼梦》，北京 大学是第一家，吴组缩是开讲的第一位教授。那时，那场历 时一年半之久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惊涛未息，许 多人尚心有余悸，生怕被扣上“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帽子，而 吴先生却不为时风所动，泰然步上讲坛去讲自己的一家之言。 他讲《红楼梦》确有其独特之处，既不重视考据，也不讲版 本，更不涉及批判中的那些问题，他只是对这部伟大的作品 进行深刻、独到的艺术分析。他的《红楼梦》研究在当时可 以说是独辟蹊径、独树一帜的。他不仅在北大讲，还被请到 社会上去讲，为广大的社会各阶层人士讲，也到中国作家协会去讲，连那些知识渊博的作家们也听得如醉如痴。此后，他 发表了《论贾宝玉典型形象》、《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 物的安排》等重要论文。他早年的小说作品仍不断地重印再 版。这一时期，他出版了《吴组细小说散文集》、《吴组绷小 说选》、《吴组缩散文选》等。
吴组绑于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后经中文系主任 朱自清先生批准，于1930年转入中文系。林庚在1929年进 入清华物理系，翌年转入中文系，恰与吴组绑同班。1930年， 季羡林进入清华西洋文学系。还有一位李长之，1931年考入 清华生物系，后转入哲学系。这四个人虽不同班同系，却有 着共同的爱好和志向，他们都执著于文学创作，并且都显露 了才华和成绩。他们很快便成了朋友，常在一起聊天，讨论 作品，切磋学问。他们在清华园里颇有些名气，被称为清华 园里“四剑客气外系的季羡林、李长之常去中文系听朱自清、 俞平伯等先生的课。四个人还常跑到附近的燕京大学，去偷 听谢冰心和郑振铎先生的课。后来，他们竟同郑振铎交上了 朋友，常到郑先生家中去拜访，郑振铎便把他们的作品介绍 给他相熟的刊物去发表。
“四剑客”写作都很勤奋。吴组缩写小说、散文和文学评 论，林庚、季羡林、李长之都写诗，季羡林还写散文。他们 常有作品发表，成为清华学生中的活跃人物。他们时常会面， 在一起放谈文学，讨论自己的作品。有时是在幽静的甬路上 漫步闲谈，有时是在宿舍里开怀纵论，更多的时候是在“水 木清华”的工字厅，择一幽雅静谧之处，坐下来研讨问题。至 今他们犹记得在那里讨论《子夜》的情景。那时，茅盾的长 篇小说《子夜》刚刚出版（1933）,很引人瞩目。朱自清颇推 崇这部长篇，认为在取材、思想和气魄诸方面，皆是中国新 文学的划时代巨著。那一天，“四剑客”来到工字厅，热烈讨 论起了《子夜》。四个人意见很不一致，针锋相对地展开了论 辩。吴组绑极力赞扬这部作品，季羡林却对《子夜》持否定 态度，认为茅盾的文章呆板、机械，缺少鲁迅那种灵气。当 然，他们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但 这一点也不影响他们的友谊。吴组如很快便写了一篇关于 《子夜》的书评，发表于《文艺日报》创刊号。季羡林在1992 年出版的长篇回忆录《留德十年》中，还忆及当年争论的情 景。
那时，吴组绷担任了清华中国文学会委员会委员，并任 《清华周刊》编辑。1933年1月14日，他的短篇小说《兼竹 山房》发表于《清华周刊》。这篇作品引起了较大反响，直到 1964年还被译成英文，刊载于英文月刊《中国文学》第一期, 1983年又被译成法文，刊载于法文季刊《中国文学》第二期。 1933年6月，他任《清华年刊》中文主编。1933年6月，他 从清华中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升入清华研究院，专攻中国 文学，同时进入研究院的有剧作家曹禺。1934年，吴组細发 表了成名作《一千八百担》和《天下太平》，出版了短篇集 《西柳集》，一举成为三十年代在文坛上颇负盛名的青年作家。 林庚那时也已享有诗名，他写了很多幽雅隽永、格律严谨的 小诗，出版了诗集《夜》、《春野与窗》等。1933年毕业后，他 留校任朱自清的助教。季羡林也发表了一些诗和散文作品， 1934年毕业后，他回到家乡的济南高中教了一年书，1935年 考取官费留学，在著名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 吐火罗文等古代印度和中亚语言，一去就是十年。李长之在 大学读书时出版了诗集《夜宴》，毕业后也留校任教，并兼任 京华美术学院美术史课程。
但是，这种“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青春年少书生生 活只维持了几年，随着生活境遇的改变和各人求学、求职、求 生的需要，特别是到了抗战爆发以后，“四剑客”便各自踏上 了自己的人生之旅，各奔东西，风流云散了。林庚在1934年 春离开清华去了上海，拟尝试过专业作家的生活，但夏天又 回到北京，先后在北京民国学院、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 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抗战爆发后便去了厦门大学。吴组细 于1935年应冯玉祥将军之聘，去泰山任冯玉祥的国文教师， 抗战期间又兼做秘书工作，达13年之久，辗转于山东、南京、 湖北、湖南、广西、贵州、重庆及美国。李长之抗战期间在 昆明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等校任教。那些年中，四个人很少 有见面的机会，但他们各自在事业上都有所建树，在文学创 作和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吴组绑出版了 小说散文集《饭余集》（1935）、长篇小说《鸭嘴涝》（后改为 《山洪》,1941）,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 发表了许多文艺理论批评文章，成为三四十年代文坛上的活 跃人物，有着很高的知名度。诗人林庚继续写作那幽雅的抒 情诗，又出版了《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等诗集，他 执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出版了 《中国文学史》一书，这部书被朱自清赞誉为国内最有影响的 三部文学史著作之一，另外两部是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 学史》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此时，林庚开始潜心 研究《楚辞》和唐诗。李长之也有文学史和哲学史著作问世。 而在大洋彼岸的季羡林，则蛰居于风景秀丽的大学城哥廷根， 在二战炮火间隙中潜心钻研中亚古代语言，他跟随著名学者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古代印度俗语，跟随 世界著名的大师西克教授学习世界上已经没有几个人懂得的 吐火罗文，并在瓦尔德施米特的指导下，完成了他的难度极 大的博士论文《（大事）偈颂中的动词变位》及一系列的类 似论文，于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用比较语 言学的方法，对现存的古代佛教经典进行对比和分析，从而 描述、发现和证明古代佛教语言的各种形态变化特点。他所 取得的研究成果具有开拓意义，为他以后更大规模地研究工 作和在中国建立东方学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经过十几年的漂泊、迁徙和音信杳然，抗战胜利后，他 们终于结束了动荡不安的战时生活又聚拢到他们曾度过多少 美好时日的古都北京来了。季羡林于1946年学成回国，受聘 为北京大学教授，任新组建的东方语文学系系主任。林庚于 1947年离开厦大，到燕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文 学史”课程。吴组绑于1949年9月，应聘任清华大学中文系 教授、系主任，讲授“现代文学气“历代诗选”等课程。李 长之也于1949年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直到 1978年逝世。
季羡林在1994年2月2日写的《悼组細》一文中感慨地 写道：“我们各自怀着对对方的忆念，在寂寞中，在沉默中， 等待着，等待着，一直等到了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调整，组绷 和林庚又都来到了北大，我们这'三剑客'在睽离了 20年后 又在燕园聚首了，此时我们都已成了中年人。”
长期的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生活困顿，那一切都已成 为过去，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解放后如此安定和从容的书斋 生涯，他们不仅生活有了保障，有了优裕的生活条件，也有 了极富园林之美的居住环境和幽雅恬静的书斋，而且也拥有 了大批可用之书。他们在学术上的丰功伟业，主要还是来到 燕园之后建立起来的。
到北大后，吴组瑞先生担任中文系教授，讲授“现代文 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但不久他的研究和 教学重点就转移到古代小说和中国小说史方面。1954年8 月，为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他写了《〈儒林外史〉的 思想与艺术》，发表于《人民文学》，被认为是研究吴敬梓和 《儒林外史》的权威性论文。从1955年9月起，他开设了 “红楼梦研究”专题课。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红楼梦》，北京 大学是第一家，吴组缩是开讲的第一位教授。那时，那场历 时一年半之久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惊涛未息，许 多人尚心有余悸，生怕被扣上“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帽子，而 吴先生却不为时风所动，泰然步上讲坛去讲自己的一家之言。 他讲《红楼梦》确有其独特之处，既不重视考据，也不讲版 本，更不涉及批判中的那些问题，他只是对这部伟大的作品 进行深刻、独到的艺术分析。他的《红楼梦》研究在当时可 以说是独辟蹊径、独树一帜的。他不仅在北大讲，还被请到 社会上去讲，为广大的社会各阶层人士讲，也到中国作家协会去讲，连那些知识渊博的作家们也听得如醉如痴。此后，他 发表了《论贾宝玉典型形象》、《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 物的安排》等重要论文。他早年的小说作品仍不断地重印再 版。这一时期，他出版了《吴组细小说散文集》、《吴组绷小 说选》、《吴组缩散文选》等。
林庚先生在北大一直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讲授魏 晋南北朝隋唐部分。1955年以后，还开设了 “《楚辞》研 究”专题。我听他的“中国文学史”和“楚辞研究”课，前 后有一年半的时间。他的诗人气质凝铸于文学史研究和讲课 之中，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仿佛有一股诗的清泉 汩汩流入你的心中。林庚先生著述甚丰，有《中国文学简 史》、《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诗人李白》、《〈天问〉论 笺》、《唐诗综论》、《问路集》、《林庚诗选》等，并主编了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国历代诗歌选》等。
季羡林先生是驰名海内外的学术大师，是我国东方学学 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精通德文、英文、法文、俄文、南 斯拉夫文、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近10种外 语。他把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这些中国人知之甚少或一 无所知的中亚古代文字带到中国，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梵文 巴利文学者。他是学者、教育家，又是作家和翻译家。他在 北大工作的几十年中，潜心深入地研究佛学原典，分析语言 的变化，对不同的文本进行对比，进而在佛学史的领域内不 断提出新问题。他在佛教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这些优异成绩，使 他成为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真正能够利用原典进行研究的佛 教学者和语文学者。他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通晓吐火罗文 的学者之一，他是印度史、佛教史的权威，他对印度历史、印 度文学、中印比较文学等均有精湛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 《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罗摩衍那初探》、《印 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原始佛教的 语言问题》、《大唐西域记校注》、《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 义》等。翻译有《安娜-西格斯小说集》、《优哩婆湿》、《沙 恭达罗》、《罗摩衍那》、《家庭中的泰戈尔》、《大唐西域记今 译》等。他还有散文集《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 文集》、《季羡林选集》、《季羡林小品》和长篇回忆录《留德 十年》等。他长期担任北大东语系主任、东方学研究所所长， 并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校委会副主任等职。
虽然住在同一个校园里，由于都忙于自己的教学和研究 工作,他们并不能如年轻时在清华读书那样老是在一起盘桓， 不过，他们的心始终是相通的。直到进入耄耋之年，身体也 渐入衰境之时，才忽然感到来日已不多，除了抓紧时间多干 些事，老朋友也应多会会面，在一起聊聊。1990年，林庚80 岁生日那天，吴组绑写来了一张条幅：“皎如白雪，熙若阳春； 六十年来，实钦此心c” 1993年9月的一天上午，久病身虚的 吴组绑由女儿女婿陪同，坐轮椅来到了燕南园62号看望林 庚，并在翠竹掩映的园中合影留念。这是他最后一次造访老 友，到了 1994年1月11 H,吴组绑就因心肺综合性衰竭而 逝世，享年86年。季羡林也想着与老友们聚会，1993年的一 天，他邀集了居住在燕园的几位最老的朋友吴组缩、林庚、邓 广铭、周一良诸先生，在家中小酌，席间觥筹交错，兴致极 浓，真是“难得浮生一席乐”。他本想第二年再来欢聚一次, 范围再扩大一点，但却已少了吴组堀。
从30年代到90年代，从水木葱茏的清华园到湖光塔影 的燕园，“三剑客”的友谊已持续了 60多个春秋。昔日的翩 翩少年已成今日的耄耋老翁，当年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已是 享誉四海的学界耆宿。他们永远是志同道合者，他们是并驾 齐驱殷殷劳作于东方文化沃野上的耕耘者，因而他们的友谊 长存。“道义之交可以终身”，这句闪耀着真理光辉的中国古 老格言，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令人信服的生动体现。
季羡林先生是驰名海内外的学术大师，是我国东方学学 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精通德文、英文、法文、俄文、南 斯拉夫文、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近10种外 语。他把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这些中国人知之甚少或一 无所知的中亚古代文字带到中国，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梵文 巴利文学者。他是学者、教育家，又是作家和翻译家。他在 北大工作的几十年中，潜心深入地研究佛学原典，分析语言 的变化，对不同的文本进行对比，进而在佛学史的领域内不 断提出新问题。他在佛教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这些优异成绩，使 他成为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真正能够利用原典进行研究的佛 教学者和语文学者。他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通晓吐火罗文 的学者之一，他是印度史、佛教史的权威，他对印度历史、印 度文学、中印比较文学等均有精湛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 《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罗摩衍那初探》、《印 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原始佛教的 语言问题》、《大唐西域记校注》、《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 义》等。翻译有《安娜-西格斯小说集》、《优哩婆湿》、《沙 恭达罗》、《罗摩衍那》、《家庭中的泰戈尔》、《大唐西域记今 译》等。他还有散文集《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 文集》、《季羡林选集》、《季羡林小品》和长篇回忆录《留德 十年》等。他长期担任北大东语系主任、东方学研究所所长， 并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校委会副主任等职。
虽然住在同一个校园里，由于都忙于自己的教学和研究 工作,他们并不能如年轻时在清华读书那样老是在一起盘桓， 不过，他们的心始终是相通的。直到进入耄耋之年，身体也 渐入衰境之时，才忽然感到来日已不多，除了抓紧时间多干 些事，老朋友也应多会会面，在一起聊聊。1990年，林庚80 岁生日那天，吴组绑写来了一张条幅：“皎如白雪，熙若阳春； 六十年来，实钦此心c” 1993年9月的一天上午，久病身虚的 吴组绑由女儿女婿陪同，坐轮椅来到了燕南园62号看望林 庚，并在翠竹掩映的园中合影留念。这是他最后一次造访老 友，到了 1994年1月11 H,吴组绑就因心肺综合性衰竭而 逝世，享年86年。季羡林也想着与老友们聚会，1993年的一 天，他邀集了居住在燕园的几位最老的朋友吴组缩、林庚、邓 广铭、周一良诸先生，在家中小酌，席间觥筹交错，兴致极 浓，真是“难得浮生一席乐”。他本想第二年再来欢聚一次, 范围再扩大一点，但却已少了吴组堀。
从30年代到90年代，从水木葱茏的清华园到湖光塔影 的燕园，“三剑客”的友谊已持续了 60多个春秋。昔日的翩 翩少年已成今日的耄耋老翁，当年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已是 享誉四海的学界耆宿。他们永远是志同道合者，他们是并驾 齐驱殷殷劳作于东方文化沃野上的耕耘者，因而他们的友谊 长存。“道义之交可以终身”，这句闪耀着真理光辉的中国古 老格言，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令人信服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