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来真是幸运，1953年我刚进入北大中文系时，“中国 通史”课竟是由周一良和邓广铭这两位著名史学家来讲授。由 曾任过历史系系主任的两位教授给外系一年级学生开基础 课，这也算是创举了。
我们的“中国通史”课共讲授一学年。第一学期主讲是 周一良教授。那时，我们就知道他是著名的亚洲史专家，并 对魏晋南北朝史有深湛研究。他在燕京大学毕业后曾留学美 国，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又听说他是著名爱国民主人 士、藏书家、文物鉴赏家周叔強老先生之子，周老先生曾任天 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因此，我们是怀着极大的兴趣来听周一良先生的课的。
周一良先生那时不过40岁年纪，风度翩翩、神采飞扬， 称得起是我们常说的“一表人才。”他身材修长、匀称，长脸 庞上架着一副亮亮的眼镜。他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音质很 好，谈话干净利落，热情而不浮躁，郑重而又简捷、明快。可 以说，他有着极高的讲课艺术。
第一堂课，他先扼要地讲了学习中国通史的方法，然后 就开始讲正课。他从上古史讲起，讲到魏晋南北朝，结束了 一个学期的课程。因为时间短、课时少，他无法讲得详尽，只 能给学习与研究中国历史打下一个基础。那时，用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的系统著作尚不多见，周先 生指定的参考书只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一种，而这 部当时被视为权威性的著作尚未岀齐，但上古史这一段是有 的。
周先生的讲稿简明扼要、重点突出、论点明晰，他以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观念很新，且 不乏文采。他讲课既不是念讲稿，照本宣科，又没有多余的 话，总之，他的课讲得严谨科学，又活泼轻松。从他那里，我 们得到的是一幅清晰的中国历史图景和一张张形象的古代社 会生活画面，1己f乙是牢固的、清楚的。
慢慢地，我们对周一良先生的了解也更多了，知道他曾 担任过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曾同时在清华、北大、燕京三 校讲授“日本史”课程。他早年还曾致力于中国佛教史研究， 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就是《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这篇 论文在欧美佛教史学界颇受重视。
周一良先生如今年事已高，而他对史学界的贡献也与日 俱增。他担任了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大百科全 书•中国历史卷》常务副主编、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等 职。他与武汉大学吴于塵教授共同主编的4卷本《世界通 史》获得1988年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第二学期，换了邓广铭教授主讲，他从隋唐史讲到清代， 结束了中国通史的课程。邓广铭先生的大名我们早就知道，他 不仅是著名的宋史专家，还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宋词有很 深的造诣和精湛的研究，他在研究辛弃疾和辛词方面有很高 的成就。他早年撰写的《辛稼轩年谱》、《辛稼轩交游考》、 《稼轩诗文钞存》、《稼轩词编年笺注》等书，曾得到胡适、夏 承春、陈寅恪等著名学者的赞誉。陈寅恪教授在《邓广铭宋 史职官志考证序》中指出：“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 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我在毕业离校之后，读到了他的 《辛弃疾（稼轩）传》和《稼轩词编年笺注》，1962年我创作 以辛弃疾青年时代戎马生活为题材的历史剧《铁马秋风》时， 就是以邓先生的这几部著作为主要参考资料。那时，我们知 道邓广铭先生是北大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还听 说胡适任北大校长时，邓先生是胡适的秘书。他的这些经历 和学术成就，使同学们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邓广铭先生比周一良先生的年龄大几岁。他胖胖的身材， 圆圆的脸，面色红润，总是和蔼地微笑着，讲话似略显山东 口音。他讲课比较随便、灵活，讲得很有风趣，并且常讲点 同学们感兴趣的“题外话”，说是“题外”，其实那也是与教 学内容密切相关的，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教材，以加深印象的。 比如，他在讲到唐太宗、唐高宗几次进攻高丽，使高丽向唐 朝称臣时，他说，当时，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皆 比高丽进步，因而也影响到高丽，使高丽的经济、文化也得 以发展，这也是一种经济、文化的交流。邓先生知道听课者 中有几名朝鲜留学生，便很客气地说：“这是我们的观点，关 于这个问题，我们中朝两国的历史学家们可以共同探讨，一 起研究。”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邓广铭先生既是一位治学严谨 的学者，又是个极为谦逊的人。
周、邓二位先生虽然在教学方法、讲课风格方面不尽相 同，他们却都以其史学家的博学多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传授 给了我们科学的历史知识，为我们学习中国文学史打下了牢 固的历史根基。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了 40年，两位先生都已到 了耄耋之年，但这两位著名的国学大家却仍在不疲倦地进行 着学术上的探索，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他们也都是博士生 导师，继续诲人不倦地为我国史学界培育着优秀人材。邓广 铭先生继他的《辛弃疾传》之后，又出版了《王安石》、《岳 飞传》等著作；周一良先生近年又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 编》，为国学的复兴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