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祖谟（燕孙）先生是个老北大人，他一生中的大部分 时光都是在北大度过的。从1932年到1936年，他在这所最 高学府的中文系孜孜苦读，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即 被聘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39年去辅 仁大学任教。到了 1946年，恰好是在离开母校十年之后，他 又回到北大任中文系副教授c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 直到1996年以82岁高龄在幽僻的燕园遽归道山。他生活在 北大的时间加起来是54年。他的学业渊源，他的学行与成就， 可以说皆与北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五十年代前期我负笈燕园之时，从二年级开始，听过周 先生一年的“现代汉语”课。他那时刚刚年届不惑（他出生 于1914年），在中文系教授中算得上是最年轻的一位，（与先 生同龄的王瑶先生于1956年晋升为教授，周先生是1950年 被评为教授的）但那时他已是一位名气很大的语言学家了。我 读高中时，语文课本便是由杨晦、魏建功、游国恩、周祖谟 等几位北大教授编辑的，因而我早就知道了周先生的大名。
        周先生是北京人，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他有很好的音 质，膛音宏亮，口齿清楚，讲起课来抑扬顿挫，娓娓动听。在 给我们讲课的教授中，像周先生这样讲纯正普通话的人是极 少的。老教授们多是南方人，讲的是南方话，如浦江清先生讲一口难懂的吴语，我也只能听懂百分之七八十，那些外国 留学生就更是不知所云了，他们只好在课后请中国同学再给 他们讲解一遍。周先生生得儒雅清秀，有学者之风，人也很 干练、利落。他常是穿一身极洁净又齐整的蓝布制服，那衣 料质地虽不一定很考究，穿在他身上却总是十分合体，规规 矩矩，四棱见线，因而给人以衣冠楚楚的感觉。他的头发也 总是梳得整齐规矩，他的这种庄重又规范的仪表恰恰同他那 缜密的思维与严谨的作风相谐趣，相统一。在我们的印象中， 从治学到为人处世，他都是严谨规范、一丝不苟的。我总是 见他神采奕奕，情绪饱满，精神充沛，谨于言而慎于行，他 似乎从未有过懈怠、萎靡、疲惫和心不在焉的表现，他似乎 永远生活在一种情绪昂奋、积极进取又严格自律的精神状态 之中C我不知道是他的性格本来如此，还是一位有志有为的 学者对自己行为的高度自我规范所产生的结果。

        周祖谟先生是一位根柢深厚、学养深纯的语文学者，他 精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汉语史诸学科，对古文献学、 校勘学亦有深湛的造诣。他所开的“现代汉语”课，并非他 主攻的学科，也非他之所长，但他却能精心营构、条分缕析， 连类征引，鞭辟入里，把一门本来是枯燥无味的课程讲得有 声有色，使听讲者感到兴味盎然，从而获益良多C那时便听 说周先生在大学读书时是一位高材生，很为师长所器重，史 语所离北大不远，所长傅斯年等皆在北大兼课，他们便在那 里注意发现优秀人才，充实史语所研究队伍，周祖谟毕业后 也便被选入史语所。那时，还流传着一个关于他考大学时的 故事：1932年清华国文系招考新生时，国文试题是由陈寅恪 先生出的，作文题是《梦游清华园记》，此外还要对对子，那 对子上联是“孙行者气 结果，在考生中只有三个人对的是 “胡适之，这正是陈寅恪拟题时的标准答案。这三个人中就 有周祖谟。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周先生的聪慧和学识丰富，但 他最后又进了北大。前些时读《积微居友朋书札》一书，发 现有周祖谟致杨树达先生书信三通，时间为1947年和1948 年，其时周先生是北大中文系副教授。他是同杨树达切磋古 文字学、训诂学方面的学问，可见他那时就精于此道，并与 杨树达这样的大学者有许多交往了。

        周先生讲“现代汉语”很有些特色，他不囿于该学科固 有的体系规范，而是根据语言本身的发展加以新的拓宽。以 现代汉语的词汇、语法、修辞为例，他总是把随着时代发展 而发展变化了的那些鲜活的书面语言做为材料，进行科学的 分析、综合、概括，揭示新的汉语规范。他把毛泽东著作和 一些规范的文本（如报纸社论、政府声明、新闻公报、文件 文献等）以及语言艺术大师的作品作为文本，来进行现代汉 语的词汇、语言、修辞方面的研究，因而他的“现代汉语”课 很有现实感和新鲜感，是鲜活生动而不是僵枯过时的。他以 当代社会现实生活中正在使用着的生动活泼的语言作为研究 对象，从最新的语言材料来探寻语言发展的规律，从而丰富 了现代汉语的体系，这是他的治学与教学的特点。正是因为 如此,我们许多有志于文学研究而并不重视语言课程的同学， 对他的课也感到特别有趣，大家也都取得了好的成绩。
        那时，他正在参加《新华字典》的编纂工作。早在1948 年北京解放前夕，魏建功先生就曾邀集吴晓铃、周祖谟、张 建木、金克木等语文学者，拟编纂一部普及本的小字典，他 们约定每周五到魏建功先生家来商谈、构思、编纂，后因形 势的变化未能编成。到了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又 启动这项工程，由当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繭先生主管此项工作，魏建功先生又受命主持其事。出版总署专门成立 了新华辞书社，编纂新华字典，周祖谟先生也参予编纂工作。 历经几个寒暑，几易其稿，才编成出版，这便是那部发行量 最大、影响最广、至今已流行了 40余年的《新华字典》。

        1951年7月，叶圣陶先生受命撰写《标点符号用法》一 文，做为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公文之规定的附件。他认定“句 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皆表示说时各种之停顿，说时 之停顿，书写时即为各种符号”。叶圣陶的这种看法，此前讲 标点符号的文章均未有此说。周祖谟看了油印稿后写信给叶， 叶圣陶1951年9月17日日记有云：“北大周祖漠君前日索余 之《标点符号用法》，今得其复书，感其知音，录之于下： '其中最扼要最中肯者为指明句号以下七种符号系根据语言 之停顿而设，语言中有种种不同之停顿，则符号亦因之有异。 环顾坊间所出论标点符号各书，未有能洞察及此者。尊著首 先提出，使人人了此胜义，可谓沾溉无穷矣疽余之稿本印出 后，能明乎此者不超过五人也”（《叶圣陶出版文集》第14。 页）。叶圣陶非常高兴，并引为知己。同年11月8日，叶圣 陶日记又记：“尝托建功告周祖谟，请其作一文论《标点符号 用法》，以付《人民日报》。昨日周君寄来一文，今日为之删 改，送往报馆”（《叶圣陶出版文集》第150页）_o 12月9日 又记：“九点半，叔湘来，谈广播语文讲座事’如何定题目， 选教材，未有决定。渠谓不妨商之于周祖谟”（《叶圣陶出版 文集》第158页）。由此可看出周先生对语文工作的关心，亦 可看出他在语文学界及其在叶圣陶、吕叔湘这些学界耆宿心 目中的重要地位。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祖谟先生孜孜陇陇，埋头治学，无 暇他顾。他忠诚于教学育人，勤于探索著述，在学术的专业 领域，他钻研得很深，因而卓有成就。他担任了中国语言学 会常务理事、中国音韵学会名誉会长、北京语言学会副会长、 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成员等社会职务。1984年，他应日本学 术振兴会的邀请，前往东京、京都、大阪等地讲学。晚年，他 在幽静的燕园住所，博览古代文史典籍，潜心于汉语史研究， 担任了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他的专著有《广韵校本》、 《方言校笺》、《唐五代韵书集存》、《音韵学教程》等7部，并 有《问学集》和未结集的论文百余篇。他所著《唐五代韵书 集存》一书于1986年5月获北京大学科学成果荣誉奖。

        周先生一生严谨治学，很讲究科学的读书方法，他常教 诲学生，为学要有次第。他特别重视各学科的基础理论学习， 他说：“专攻某一门学科，也要先读有关的基础书，然后兼及 其他。如从事语言学研究，语言学要先学好，要会发音，会 用音标记音，这是必要的一个次第。从事文学研究的，文学 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个次第。关于语言文字，就得先看《说 文解字》，然后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历史，应先从通史入手， 再进行断代史研究。”（《谈治学的方法》）他讲的这种次第读 书法，实际上就是循序渐进，从打好了基础开始。做学问这 是极为重要的，但初学者又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周先生自己， 也正是打好牢固的知识根基，后来才专起来，成为学问大家 的。他的淹识，他的博通，他的深湛，都是从这严谨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