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身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 所，成立于1953年2月22日，到1956年1月才改为中国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但所址仍在北大。那时，所长是郑振铎，副 所长是何其芳。郑振铎是文化部副部长，他不常到所里来，文 学研究所实际是由何其芳主持全面工作。文学研究所阵容极 强，荟萃着一批学养深纯的中外文学研究家，一些学界文坛 耆宿如俞平伯、钱钟书、余冠英等都在那里，
我于1953年进入北大，同学们常常谈起何其芳。大家都 读过他那精美的抒情诗和感情醇厚浓烈的散文，我读过他的 诗集《夜歌和白天的歌》和散文集《画梦录》，我特别喜欢 《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 么广阔》那几首诗，而写于1949年开国大典时的那首《我们 最伟大的节日》更是脍炙人口。《画梦录》中的那些写得异常 精致美丽的抒情散文，总是引起我美好的情致，使我的感情 也丰富了起来。那时，我们心目中的何其芳还是诗人和散文 家，并未把他看成是文艺理论家和学者。同学们都渴望能够 见到他，而他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文学研究所距离我们经常上课和阅览的文史楼不远，每 当我从那栋土里土气的灰楼旁走过时，总是怀着一种神秘莫 测的心情凝望着那一扇扇小窗，希图窥见我尊敬的学者们不为人知的隐秘，我觉得那些幽深的屋子里似乎蕴藏着令人神 往的智慧之魂。当时我尚不明白，那些博学宏识、学贯中西 的学者并不每天到那楼里去，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坐在自己家 中幽静的书斋里，只有如何其芳这些所里的领导人才每天来 这里上班。
我于1953年进入北大，同学们常常谈起何其芳。大家都 读过他那精美的抒情诗和感情醇厚浓烈的散文，我读过他的 诗集《夜歌和白天的歌》和散文集《画梦录》，我特别喜欢 《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 么广阔》那几首诗，而写于1949年开国大典时的那首《我们 最伟大的节日》更是脍炙人口。《画梦录》中的那些写得异常 精致美丽的抒情散文，总是引起我美好的情致，使我的感情 也丰富了起来。那时，我们心目中的何其芳还是诗人和散文 家，并未把他看成是文艺理论家和学者。同学们都渴望能够 见到他，而他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文学研究所距离我们经常上课和阅览的文史楼不远，每 当我从那栋土里土气的灰楼旁走过时，总是怀着一种神秘莫 测的心情凝望着那一扇扇小窗，希图窥见我尊敬的学者们不为人知的隐秘，我觉得那些幽深的屋子里似乎蕴藏着令人神 往的智慧之魂。当时我尚不明白，那些博学宏识、学贯中西 的学者并不每天到那楼里去，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坐在自己家 中幽静的书斋里，只有如何其芳这些所里的领导人才每天来 这里上班。
入学后不久，一天，我在通往文学研究所的那条甬路上 遇到一个中年人，他约四十岁年纪，个子不高，白白胖胖的， 戴一副近视眼镜，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皮包，仰起脸匆匆地走 着，是一副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他似乎正在思索什么，旁 若无人的样子，径直走进了那栋灰楼。走在我旁边的一位高 年级同学告诉我，这是何其芳。自此，我便认识了何其芳先 生。以后，我常常在校园里看见他，他总是拎着个黑皮包，仰 着脸，心不在焉、旁若无人地走着，走进文学研究所的灰 楼。
一天，我邀集了班上的几位同学去拜访他，我们只知道 他住在燕东园，但不知他住在哪幢小楼里。出了东面的小便 门，顺着城府狭窄的街道往前走，走不多远，便见到一个林 木荫荫的大园子，在幽深的花木丛中，参差错落地掩映着一 幢幢别墅式小楼，这便是北大教授住宅区之一的燕东园，教 我们课程的杨晦、游国恩、浦江清等先生都住在这里。在传 达处问明何其芳先生的家，我们径直走进了他那宅院小楼。
何其芳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把我们让进了小巧玲 珑的客厅。他很随便，我们也便不再拘束了。
年轻人不知道客套，我们坐定之后，便直来直去，提出 几个问题请他解答，那些问题都是关于诗歌创作方面的。他 似乎是个急性子人，快人快语，说话速度也快，也不绕弯子、 卖关子，这倒很对我们的心思。他比较详尽地回答了我们提岀的“您是怎样开始写诗的”这个问题。他操着一口浓重的 四川万县方言，快得像流水般哗哗淌泻。他讲话时，两个梳 辫子的小姑娘跑进跑出，要这个要那个，有时还爬上桌子摸 摸这个，捅捅那个。这是他的孩子。他想支走她们，她们又 不走开，他招架不了，便大声呵斥她们，两个活泼的孩子也 不在乎，仍是嘻笑玩耍，我们倒觉得好玩，这便也增加了一 些和谐自由的家常味。
一天，我邀集了班上的几位同学去拜访他，我们只知道 他住在燕东园，但不知他住在哪幢小楼里。出了东面的小便 门，顺着城府狭窄的街道往前走，走不多远，便见到一个林 木荫荫的大园子，在幽深的花木丛中，参差错落地掩映着一 幢幢别墅式小楼，这便是北大教授住宅区之一的燕东园，教 我们课程的杨晦、游国恩、浦江清等先生都住在这里。在传 达处问明何其芳先生的家，我们径直走进了他那宅院小楼。
何其芳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把我们让进了小巧玲 珑的客厅。他很随便，我们也便不再拘束了。
年轻人不知道客套，我们坐定之后，便直来直去，提出 几个问题请他解答，那些问题都是关于诗歌创作方面的。他 似乎是个急性子人，快人快语，说话速度也快，也不绕弯子、 卖关子，这倒很对我们的心思。他比较详尽地回答了我们提岀的“您是怎样开始写诗的”这个问题。他操着一口浓重的 四川万县方言，快得像流水般哗哗淌泻。他讲话时，两个梳 辫子的小姑娘跑进跑出，要这个要那个，有时还爬上桌子摸 摸这个，捅捅那个。这是他的孩子。他想支走她们，她们又 不走开，他招架不了，便大声呵斥她们，两个活泼的孩子也 不在乎，仍是嘻笑玩耍，我们倒觉得好玩，这便也增加了一 些和谐自由的家常味。
他极坦率地向我们这几个一年级大学生讲述着他的写诗 经历，其中也包含着他对自己过去作品的评价，而且讲得极 其认真。他对自己早期那些被我们视为艺术精品的小诗评价 并不高，只说成是他那个时期思想感情的自然表现，是一个 脱离政治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对人生极其稚嫩的认 识，那情感是过分脆弱和贫乏的。而只有到他来到延安，投 人到抗日战争的革命洪流中时，他的感情才真正强健起来，也 才写出了真正抒人民之情的作品。他的这种认真检讨与总结 自己过去创作经验教训的态度，我们只觉得他是十分谦逊的， 丝毫也没有减弱对他那些作品的热爱程度。
他讲述了他学习写诗的过程。幼年时，他上过三年私塾。 在私塾里,除了读经书，还要读古文、唐诗和试帖诗，要学 作七言绝句诗。他对念古诗、写古诗还是有兴趣的，但这还 算不上写诗的开始。到了中学，接触到了白话文，爱上了新 文学作品，读了郭沫若、冰心和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作品，他 爱好的是冰心的《繁星》和《春水》，还有泰戈尔的《飞鸟 集》、《新月集》那样的小诗。他开始在小本子上写起诗来。他 对写诗很迷恋，写满了两三个本子，但后来他又完全否定了 这些“幼稚的浮夸的感情的抒写”，把它烧掉了。
17岁时，他来到上海中国公学预科，当时，上海正流行 着新月派的诗，他受到闻一多、徐志摩等诗人的影响。他阅 读了大量文学作品，也写了许多，还在《新月》上发表了最 早的诗作。但他说，他真正的诗作是在大学里写的那些。
1930年暑假，他在上海报考了北大和清华，结果均以优 异的成绩录取。他希望学外语，用外语“这把钥匙去打开世 界文学宝库”，便进了清华外文系。他只念了一两个月，清华 在审查学籍时，发现他报考时做了假文凭，便把他开除了。到 1931年秋，他才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当时认为，从事文 学工作的人应当了解人类的思想的历史，这样他便选择了哲 学系。在大学里，他与卞之琳、李广田、朱企霞等人成了好 友。他说，写了多年豆腐干式的诗，后来也有了些觉悟，主 要是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现代》杂志的注重诗的 情调；一是读外国译诗；一是读英国诗歌。由于这三个方面 的影响，就比较注重文字的雕琢，讲究诗的技巧。他写了许 多诗，以后又写散文。《预言》、《脚步》、《慨叹》、《雨天》、 《爱情》等都是那时的作品。他与卞之琳、李广田合编成《汉 园集》出版，他的那一部分称为《燕泥集》，计16首。以后 又出版了诗集《预言》，集里所收入的约是大学里所写的三分 之一。那些诗，深受晚唐五代艳美的诗词及西方唯美主义、象 征主义诗歌的影响.那时，思想是消沉的，悲观的。后来就 写不下去了，诗是不能勉强去写的，这才又开始写散文。《画 梦录》中的那些散文便是在没有东西可写的时候写的，整日 沉醉于幻想中，找不出积极的因素。到了大学三四年级，几 乎没有再写诗。他又说：“但那时我是受到文艺界注意的，巴 金先生总是在鼓励我。”
总之,他轻而易举地就把自己那一时期的创作给否定了， 使我们这些崇拜他的年轻人很有些不以为然。就在他否定那 些作品的时候，我却在默默地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那些精致优 美的小诗和散文。
他又简单地讲述了从北大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莱阳 师范、成都石室中学教书和写作的经过，以及这一时期他的 思想变化过程。在成都，他在中断写诗很久之后，写出了那 首著名的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我十分喜爱这首诗，尤 其欣赏开头那几句：“成都又荒凉又小/又像度过了无数荒唐 的夜的人/在睡着觉”。还有预示光明和希望的那几句：“像盲 人的眼睛终于睁开/从黑暗的深处我看见光明/那巨大的光明 呵/向我走来/向我国家走来……”这首诗后来作为首篇收进 他的第二个诗集《夜歌和白天的歌》里，这是他在抗战以后 写的第一首诗，从此又一发而不可收。以后，1938年8月，他 就同卞之琳，沙汀等一起去延安了。
何其芳先生娓娓地讲述着他的写诗经历，他那一泻千里 般哗哗流淌的万县话，他那直抒胸臆的爽快性格，使我们感 觉出，他的心地是真诚的，坦荡的。我回想着他的那些浓艳 绮丽又哀惋凄绝的早期诗文，同眼前这个谦逊坦率乐观的何 其芳相比，真是判若两人。
问起他近期的创作计划，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 从他的谈话中，我们感觉出他有着强烈的创作欲望，只是因 为他踞于文学研究和评论的岗位，他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考虑 创作，这似乎是他内心的一个矛盾。我们暗暗地为他没有时 间搞创作感到惋惜。
从何其芳先生家里出来，我们心中有一种满足的愉快，我 们知道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事情，对我们崇拜的诗人有了 更多的了解。
以后，我常常在校园里遇见何其芳先生，他总是拎着那 个黑皮包急匆匆地走路。每次遇见他，我总是同他打个招呼， 他便也微笑着点点头，有时也说上两句话，便又匆匆赶路。一 次，我遇见他同力扬先生并肩走着，边走边争论着一个什么 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我同力扬先生相熟，因而也便识趣地 扭过头去，佯装没有看见他们。何其芳与力扬早就相识，抗 战期间，他们都在重庆作敌后文艺工作，如今，诗人力扬是 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天，我到海淀新华书店去，何其芳也正在那里，他从 书架上挑选了好多种书，便来到挂在营业厅墙上的那架电话 机旁，给文学所打电话，要他们来买书。他在电话机前大声 嚷着：“我是何其芳！我是何其芳……”声音很大，也很急迫， 惹得书店的店员和读者都扭过头来，投过惊异的目光，大家 都饶有兴味地注视着这个大名鼎鼎的文学家。而他，却还是 旁若无人地嚷嚷着。
那时，何其芳已参与了我国文学界的最高层领导工作，他 常有一些大块头的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发表，他对当时文艺工 作的那些观点和意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也颇引人注目。但 他又分出一些精力来研究《红楼梦》和其他古代文学作品。那 几年中，他写了《屈原和他的作品》、《吴敬梓的小说〈儒林 外史〉》、《关于李煜词的讨论》、《论〈红楼梦〉》等论文。他 还在北大开了一门选修课“红楼梦研究。听课的人很多。他 和吴组绑教授差不多是同时在北大讲《红楼梦》，但两人的观 点却大相径庭。不过，他们都一反以往红学家那样的重考据 与版本之学，而着眼于对这部伟大现实主义小说逬行艺术分 析，令人耳目一新，从而具有开拓性的成果。
何其芳在研究《红楼梦》和1956年写的《论阿Q》等论 文中，提岀了他那著名的典型“共名”说，他认为“一个虚 构的人物，不仅活在书本上，而且流行在生活中，成为人们 用来称呼某些人的共名，成为人们愿仿效的榜样，这是作品 中的人物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成功的标志”。但他的典型“共 名”论一提出，就被指责为“人性论”、“脱离阶级分析”而 受到批判。那几年中，他发表了不少关于诗歌创作和形式的 研究论文，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问题，特别是1954年发 表的《关于现代格律诗》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现代格 律诗”主张。到了 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人人写”、 “人人唱”的新民歌运动中，何其芳的格律诗主张遭到了围攻， 以他主编的《文学评论》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他 连续发表了《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再谈诗歌形式问 题》等文章，很有点“舌战群儒”的味道。在那个红旗漫卷、 万马奔腾的年代，何其芳的声音显得微弱而茕茕孑立，但他 那严谨的学风和言之成理的主张是不曾被驳倒的。那时，我 已离开北大到外地工作，但却十分关心这场争论，仔细地读 着那些论辩文章，暗暗钦佩着何其芳先生的胆识和追求真理 的科学精神。后来，论辩的双方似乎都有些动肝火了，甚而 至于有些意气用事的词语出现。那场争论似乎终以不了了之 而结束，那大概也就是“大跃进”年代悲剧性的结束。
再见到何其芳先生，已是“文革”中的1968年。我到建 国门内5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去访友，在楼道里看见了何其 芳正在清扫厕所的背影。我手中攥着一本由文学所群众组织 编印的《何其芳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汇编》油印本，在楼外 墙壁上浏览了一下大字报，那大字报几乎都是针对何其芳和 徐懋庸的，便急匆匆离开那里。
又过了几年，“四人帮”已经覆灭，我读到了何其芳的未 完成稿《毛泽东之歌》，那时，他已经过早地逝世了。但我的 眼前，却常常闪动着他拎着黑色皮包急匆匆走路的神态，耳 边也响着那浓重的四川方音：“我是何其芳，我是何其芳.......
他讲述了他学习写诗的过程。幼年时，他上过三年私塾。 在私塾里,除了读经书，还要读古文、唐诗和试帖诗，要学 作七言绝句诗。他对念古诗、写古诗还是有兴趣的，但这还 算不上写诗的开始。到了中学，接触到了白话文，爱上了新 文学作品，读了郭沫若、冰心和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作品，他 爱好的是冰心的《繁星》和《春水》，还有泰戈尔的《飞鸟 集》、《新月集》那样的小诗。他开始在小本子上写起诗来。他 对写诗很迷恋，写满了两三个本子，但后来他又完全否定了 这些“幼稚的浮夸的感情的抒写”，把它烧掉了。
17岁时，他来到上海中国公学预科，当时，上海正流行 着新月派的诗，他受到闻一多、徐志摩等诗人的影响。他阅 读了大量文学作品，也写了许多，还在《新月》上发表了最 早的诗作。但他说，他真正的诗作是在大学里写的那些。
1930年暑假，他在上海报考了北大和清华，结果均以优 异的成绩录取。他希望学外语，用外语“这把钥匙去打开世 界文学宝库”，便进了清华外文系。他只念了一两个月，清华 在审查学籍时，发现他报考时做了假文凭，便把他开除了。到 1931年秋，他才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当时认为，从事文 学工作的人应当了解人类的思想的历史，这样他便选择了哲 学系。在大学里，他与卞之琳、李广田、朱企霞等人成了好 友。他说，写了多年豆腐干式的诗，后来也有了些觉悟，主 要是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现代》杂志的注重诗的 情调；一是读外国译诗；一是读英国诗歌。由于这三个方面 的影响，就比较注重文字的雕琢，讲究诗的技巧。他写了许 多诗，以后又写散文。《预言》、《脚步》、《慨叹》、《雨天》、 《爱情》等都是那时的作品。他与卞之琳、李广田合编成《汉 园集》出版，他的那一部分称为《燕泥集》，计16首。以后 又出版了诗集《预言》，集里所收入的约是大学里所写的三分 之一。那些诗，深受晚唐五代艳美的诗词及西方唯美主义、象 征主义诗歌的影响.那时，思想是消沉的，悲观的。后来就 写不下去了，诗是不能勉强去写的，这才又开始写散文。《画 梦录》中的那些散文便是在没有东西可写的时候写的，整日 沉醉于幻想中，找不出积极的因素。到了大学三四年级，几 乎没有再写诗。他又说：“但那时我是受到文艺界注意的，巴 金先生总是在鼓励我。”
总之,他轻而易举地就把自己那一时期的创作给否定了， 使我们这些崇拜他的年轻人很有些不以为然。就在他否定那 些作品的时候，我却在默默地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那些精致优 美的小诗和散文。
他又简单地讲述了从北大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莱阳 师范、成都石室中学教书和写作的经过，以及这一时期他的 思想变化过程。在成都，他在中断写诗很久之后，写出了那 首著名的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我十分喜爱这首诗，尤 其欣赏开头那几句：“成都又荒凉又小/又像度过了无数荒唐 的夜的人/在睡着觉”。还有预示光明和希望的那几句：“像盲 人的眼睛终于睁开/从黑暗的深处我看见光明/那巨大的光明 呵/向我走来/向我国家走来……”这首诗后来作为首篇收进 他的第二个诗集《夜歌和白天的歌》里，这是他在抗战以后 写的第一首诗，从此又一发而不可收。以后，1938年8月，他 就同卞之琳，沙汀等一起去延安了。
何其芳先生娓娓地讲述着他的写诗经历，他那一泻千里 般哗哗流淌的万县话，他那直抒胸臆的爽快性格，使我们感 觉出，他的心地是真诚的，坦荡的。我回想着他的那些浓艳 绮丽又哀惋凄绝的早期诗文，同眼前这个谦逊坦率乐观的何 其芳相比，真是判若两人。
问起他近期的创作计划，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 从他的谈话中，我们感觉出他有着强烈的创作欲望，只是因 为他踞于文学研究和评论的岗位，他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考虑 创作，这似乎是他内心的一个矛盾。我们暗暗地为他没有时 间搞创作感到惋惜。
从何其芳先生家里出来，我们心中有一种满足的愉快，我 们知道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事情，对我们崇拜的诗人有了 更多的了解。
以后，我常常在校园里遇见何其芳先生，他总是拎着那 个黑皮包急匆匆地走路。每次遇见他，我总是同他打个招呼， 他便也微笑着点点头，有时也说上两句话，便又匆匆赶路。一 次，我遇见他同力扬先生并肩走着，边走边争论着一个什么 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我同力扬先生相熟，因而也便识趣地 扭过头去，佯装没有看见他们。何其芳与力扬早就相识，抗 战期间，他们都在重庆作敌后文艺工作，如今，诗人力扬是 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天，我到海淀新华书店去，何其芳也正在那里，他从 书架上挑选了好多种书，便来到挂在营业厅墙上的那架电话 机旁，给文学所打电话，要他们来买书。他在电话机前大声 嚷着：“我是何其芳！我是何其芳……”声音很大，也很急迫， 惹得书店的店员和读者都扭过头来，投过惊异的目光，大家 都饶有兴味地注视着这个大名鼎鼎的文学家。而他，却还是 旁若无人地嚷嚷着。
那时，何其芳已参与了我国文学界的最高层领导工作，他 常有一些大块头的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发表，他对当时文艺工 作的那些观点和意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也颇引人注目。但 他又分出一些精力来研究《红楼梦》和其他古代文学作品。那 几年中，他写了《屈原和他的作品》、《吴敬梓的小说〈儒林 外史〉》、《关于李煜词的讨论》、《论〈红楼梦〉》等论文。他 还在北大开了一门选修课“红楼梦研究。听课的人很多。他 和吴组绑教授差不多是同时在北大讲《红楼梦》，但两人的观 点却大相径庭。不过，他们都一反以往红学家那样的重考据 与版本之学，而着眼于对这部伟大现实主义小说逬行艺术分 析，令人耳目一新，从而具有开拓性的成果。
何其芳在研究《红楼梦》和1956年写的《论阿Q》等论 文中，提岀了他那著名的典型“共名”说，他认为“一个虚 构的人物，不仅活在书本上，而且流行在生活中，成为人们 用来称呼某些人的共名，成为人们愿仿效的榜样，这是作品 中的人物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成功的标志”。但他的典型“共 名”论一提出，就被指责为“人性论”、“脱离阶级分析”而 受到批判。那几年中，他发表了不少关于诗歌创作和形式的 研究论文，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问题，特别是1954年发 表的《关于现代格律诗》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现代格 律诗”主张。到了 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人人写”、 “人人唱”的新民歌运动中，何其芳的格律诗主张遭到了围攻， 以他主编的《文学评论》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他 连续发表了《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再谈诗歌形式问 题》等文章，很有点“舌战群儒”的味道。在那个红旗漫卷、 万马奔腾的年代，何其芳的声音显得微弱而茕茕孑立，但他 那严谨的学风和言之成理的主张是不曾被驳倒的。那时，我 已离开北大到外地工作，但却十分关心这场争论，仔细地读 着那些论辩文章，暗暗钦佩着何其芳先生的胆识和追求真理 的科学精神。后来，论辩的双方似乎都有些动肝火了，甚而 至于有些意气用事的词语出现。那场争论似乎终以不了了之 而结束，那大概也就是“大跃进”年代悲剧性的结束。
再见到何其芳先生，已是“文革”中的1968年。我到建 国门内5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去访友，在楼道里看见了何其 芳正在清扫厕所的背影。我手中攥着一本由文学所群众组织 编印的《何其芳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汇编》油印本，在楼外 墙壁上浏览了一下大字报，那大字报几乎都是针对何其芳和 徐懋庸的，便急匆匆离开那里。
又过了几年，“四人帮”已经覆灭，我读到了何其芳的未 完成稿《毛泽东之歌》，那时，他已经过早地逝世了。但我的 眼前，却常常闪动着他拎着黑色皮包急匆匆走路的神态，耳 边也响着那浓重的四川方音：“我是何其芳，我是何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