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力扬的名字是在念初中的时候。1948年底我的 家乡解放后不久，我在书店里买到几本由茅盾、叶以群主编 的文艺刊物《文联》，那里面有力扬写的一篇郭沫若访问记， 写的是1946年2月10日重庆“较场口事件”中，国民党特 务捣毁庆祝政协成立大会，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人的情况。 读了文章，便记住了作者力扬的名字。后来，我就读到了他 写于1942年的那部很有名的长诗《射虎者及其家族》，并深 深地受到了感动。我喜爱他有着强大震撼心灵力量的诗，记 着这个“射虎者”子孙的名字，但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1953 年我考进北大中文系之后，才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人就住 在我们身边。
那时，北京大学有个文学研究所，这就是现今中国社会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身。所长由郑振铎先生兼任，主持工 作的是副所长何其芳同志，力扬是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进北大不久，我就参加了诗社，参加诗社后的第一次活 动，便是听力扬先生讲课。他是我心仪已久的诗人，去听他 讲课时便带着很激动的心情。我早早地来到会场，坐在离讲 台很近的地方，为了能够看清他的面孔、听清他的话语。
他是中等身材，脸色微黄，一只眼睛略小些，常是细眯着。也许正是这只眼睛的缘故，他显得有些衰老，其实，那 时他不过四十四五岁年纪（他生于1908年），正是壮盛之年。 他讲一口浓重的浙江话，我听不太懂。这似乎与我想象中的 诗人力扬很有些不同。读过他的诗，总觉得他这个“射虎 者”的后裔，定是个狂放不羁的彪悍大汉，而站在我面前的 却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年人。从他那刻着深深皱纹的额头和 温顺的脸上，我看不出他是曾经接受了祖父的“锯、凿和大 斧”这份遗嘱，“二十年来，我像抓着决斗助手底臂膊似地抓 着我的笔”的那个“不安分者”。我看到的是一个饱经忧患而 未老先衰的平和宁静之人。
那时，北京大学有个文学研究所，这就是现今中国社会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身。所长由郑振铎先生兼任，主持工 作的是副所长何其芳同志，力扬是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进北大不久，我就参加了诗社，参加诗社后的第一次活 动，便是听力扬先生讲课。他是我心仪已久的诗人，去听他 讲课时便带着很激动的心情。我早早地来到会场，坐在离讲 台很近的地方，为了能够看清他的面孔、听清他的话语。
他是中等身材，脸色微黄，一只眼睛略小些，常是细眯着。也许正是这只眼睛的缘故，他显得有些衰老，其实，那 时他不过四十四五岁年纪（他生于1908年），正是壮盛之年。 他讲一口浓重的浙江话，我听不太懂。这似乎与我想象中的 诗人力扬很有些不同。读过他的诗，总觉得他这个“射虎 者”的后裔，定是个狂放不羁的彪悍大汉，而站在我面前的 却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年人。从他那刻着深深皱纹的额头和 温顺的脸上，我看不出他是曾经接受了祖父的“锯、凿和大 斧”这份遗嘱，“二十年来，我像抓着决斗助手底臂膊似地抓 着我的笔”的那个“不安分者”。我看到的是一个饱经忧患而 未老先衰的平和宁静之人。
他似乎是刚参加完一个什么会议回来，在我写这篇回忆 文字时，才猜想，这很可能就是那年9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 文代会。他开始谈的便是那次会议的一些情况。那正是开始 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时，他讲了许多关于梁漱溟的事情。总 之，他讲的大多是政治形势问题，而很少谈诗。我感到很不 满足。总之，这第一次印象是并不太理想，我多少有点失望。
1954年春，《北大诗刊》发表了我的诗《未名湖畔有一个 姑娘》，不久，这首诗被北京大学校刊转载，转载时，对原诗 作了很多修改。诗刊的编辑告诉我，这是他们请力扬先生修 改的，并且转告我，力扬先生欢迎我到他家里去。这样我便 怀着欣喜又忐忑的心情去拜访力扬了。
他住在学校小东门外的中关园公寓二层的一个单元房 里，他的屋门正对着楼梯口，上了楼就到了他的屋门口。进 了门，便是那间书房兼客厅的屋子，屋子宽敞得像个大厅，摆 列了许多书橱、桌案、沙发、椅子，仍留下许多空间。书房 北面一隅有一小门，进去便是他的卧室。他用来读书、写作 的那个写字台很大，仿佛是一个宽大的几案，桌上摆着一摞 119 摞书籍、稿纸。
他似乎不太健谈，话也不多，但他对诗社的活动和同学 们的诗歌创作却很关心，向我打听一些情况。由于我们的年 龄相差很多，他说话又很少，显得很严肃，有点不苟言笑的 样子，这第一次拜访我觉得很拘束，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告 辞出来。不过，他似乎对我又有一种说不出所以然的吸引力， 使我以后又时常去扣响他的门扉。
不久，我怀揣着厚厚的一本诗稿小心翼翼地去拜访他。这 是我根据旧社会官匪勾结压迫农民的故事写成的一部长篇叙 事诗《血泪河》，那素材得自我念高中时参加的一次镇压反革 命公审大会，我听到了一些受害者对那个杀人魔王的血泪控 诉，感受颇深，后来便写成了诗。力扬留下了我的诗稿，答 应好好看一看。以后《文艺学习》的诗歌编辑郭超对我说，他 去力扬家里，力扬曾向他推荐这部长诗，他看了，觉得一些 章节写得很好。但这部长诗终未能发表。
常常听同学们谈起力扬，对他便了解得多了，后来又读 了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有关力扬部分，对他的诗 也便有了更多的认识。他原名季信，与艾青是同学，又是挚 友，他们都曾在林风眠创办的西湖艺术院学美术，后来又同 在上海创办了 “春地艺术社”。从青年时代起，他一直过着动 荡不安的革命生涯，不懈地战斗着，只有这几年，他才过上 了平静的书斋生活。
那时，力扬正在研究李白，我在报刊上也曾见到这样的 消息发表，他在同我的谈话中也说过这样的意思，但我似一 直没有见到过他的研究论著发表。我想，也许他在学术研究 方面是很慎重吧！
一次，在校园里，我遇见他同何其芳并肩走着，像是到文学研究所去上班。他们一路走一路争辩着，争得面红耳赤。 那似乎是在争论一个什么学术问题，谁都坚持己见，谁也说 服不了谁。我有点好奇，想听个究竟，又弄不明白原委。他 们争辩着走进了文学研究所大楼。
去力扬先生家里次数多了，我慢慢地发现，他似乎生活 得很寂寞。我的这种印象，是从直观感觉得来，也从猜测中 悟出。听说，他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但我没听说过这是为了 什么。不过，我确实从未在他的家里见到过别的什么人，他 一定是很孤寂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斗争，受到 了火与血的洗礼，长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而今，他却蛰居 在这幽静的书斋里，日常的活动天地仅限于这个小小的空间。 我一直想，他应该是个热情的诗人，而不应是个冷静的学者。 我总以为，他那火一样的不羁性格是与这平静的书斋生活很 不适应的。我理解他的寂寞。而我的这些想法，当然是无法 同他交流的。一次，我同他谈起我读过的那篇郭沫若访问记， 他似乎因为我曾读过这篇文章而感到高兴，同时也引起了他 回忆往事的兴趣。他告诉我，那时他在重庆，在中华全国文 艺界抗敌协会重庆分会和《新民报》工作。谈着这些往事，他 的眼眯缝着，望着窗子陷入了遐想。这使我又想起了他在书 斋里的寂寞。
北大写诗的同学，到力扬家里走动的不乏其人，我的朋 友王磊就是经常到他那里去的一个。王磊晚我一年来到北大， 他是山东聊城人，十几岁参加了新四军，转战于沂蒙山区，解 放后进武汉工农速成中学，并开始写诗。王磊常常带着诗稿 去力扬家，得到力扬的热心指点，因而他的诗很有长进，在 《文艺学习》、《诗刊》上发过一些诗，在大学里便出版了《七 月，拒马河》和《寡妇泪》两本诗集。年轻人的不断造访，也 给力扬的寂寞生活增添了一些生气。
1954年春，《北大诗刊》发表了我的诗《未名湖畔有一个 姑娘》，不久，这首诗被北京大学校刊转载，转载时，对原诗 作了很多修改。诗刊的编辑告诉我，这是他们请力扬先生修 改的，并且转告我，力扬先生欢迎我到他家里去。这样我便 怀着欣喜又忐忑的心情去拜访力扬了。
他住在学校小东门外的中关园公寓二层的一个单元房 里，他的屋门正对着楼梯口，上了楼就到了他的屋门口。进 了门，便是那间书房兼客厅的屋子，屋子宽敞得像个大厅，摆 列了许多书橱、桌案、沙发、椅子，仍留下许多空间。书房 北面一隅有一小门，进去便是他的卧室。他用来读书、写作 的那个写字台很大，仿佛是一个宽大的几案，桌上摆着一摞 119 摞书籍、稿纸。
他似乎不太健谈，话也不多，但他对诗社的活动和同学 们的诗歌创作却很关心，向我打听一些情况。由于我们的年 龄相差很多，他说话又很少，显得很严肃，有点不苟言笑的 样子，这第一次拜访我觉得很拘束，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告 辞出来。不过，他似乎对我又有一种说不出所以然的吸引力， 使我以后又时常去扣响他的门扉。
不久，我怀揣着厚厚的一本诗稿小心翼翼地去拜访他。这 是我根据旧社会官匪勾结压迫农民的故事写成的一部长篇叙 事诗《血泪河》，那素材得自我念高中时参加的一次镇压反革 命公审大会，我听到了一些受害者对那个杀人魔王的血泪控 诉，感受颇深，后来便写成了诗。力扬留下了我的诗稿，答 应好好看一看。以后《文艺学习》的诗歌编辑郭超对我说，他 去力扬家里，力扬曾向他推荐这部长诗，他看了，觉得一些 章节写得很好。但这部长诗终未能发表。
常常听同学们谈起力扬，对他便了解得多了，后来又读 了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有关力扬部分，对他的诗 也便有了更多的认识。他原名季信，与艾青是同学，又是挚 友，他们都曾在林风眠创办的西湖艺术院学美术，后来又同 在上海创办了 “春地艺术社”。从青年时代起，他一直过着动 荡不安的革命生涯，不懈地战斗着，只有这几年，他才过上 了平静的书斋生活。
那时，力扬正在研究李白，我在报刊上也曾见到这样的 消息发表，他在同我的谈话中也说过这样的意思，但我似一 直没有见到过他的研究论著发表。我想，也许他在学术研究 方面是很慎重吧！
一次，在校园里，我遇见他同何其芳并肩走着，像是到文学研究所去上班。他们一路走一路争辩着，争得面红耳赤。 那似乎是在争论一个什么学术问题，谁都坚持己见，谁也说 服不了谁。我有点好奇，想听个究竟，又弄不明白原委。他 们争辩着走进了文学研究所大楼。
去力扬先生家里次数多了，我慢慢地发现，他似乎生活 得很寂寞。我的这种印象，是从直观感觉得来，也从猜测中 悟出。听说，他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但我没听说过这是为了 什么。不过，我确实从未在他的家里见到过别的什么人，他 一定是很孤寂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斗争，受到 了火与血的洗礼，长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而今，他却蛰居 在这幽静的书斋里，日常的活动天地仅限于这个小小的空间。 我一直想，他应该是个热情的诗人，而不应是个冷静的学者。 我总以为，他那火一样的不羁性格是与这平静的书斋生活很 不适应的。我理解他的寂寞。而我的这些想法，当然是无法 同他交流的。一次，我同他谈起我读过的那篇郭沫若访问记， 他似乎因为我曾读过这篇文章而感到高兴，同时也引起了他 回忆往事的兴趣。他告诉我，那时他在重庆，在中华全国文 艺界抗敌协会重庆分会和《新民报》工作。谈着这些往事，他 的眼眯缝着，望着窗子陷入了遐想。这使我又想起了他在书 斋里的寂寞。
北大写诗的同学，到力扬家里走动的不乏其人，我的朋 友王磊就是经常到他那里去的一个。王磊晚我一年来到北大， 他是山东聊城人，十几岁参加了新四军，转战于沂蒙山区，解 放后进武汉工农速成中学，并开始写诗。王磊常常带着诗稿 去力扬家，得到力扬的热心指点，因而他的诗很有长进，在 《文艺学习》、《诗刊》上发过一些诗，在大学里便出版了《七 月，拒马河》和《寡妇泪》两本诗集。年轻人的不断造访，也 给力扬的寂寞生活增添了一些生气。
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了，谈了几句话，他说：“走，上 书店去看看。”说着，他穿起大衣戴上帽子。我陪他走到海淀， 进了新华书店。在书店里，他只是在新出版的文学作品书籍 那里浏览，抽岀一本本新出的诗集翻着，我觉得他关心的是 诗歌创作，而不是他正在研究的古典文学领域。在这里，我 似乎也为平日的猜测找到根据。
1955年11月，他的诗歌选集《给诗人》由作家出版社出 版了，这是他从过去出版的《枷锁与自由》、《我底竖琴》、 《射虎者及其家族》等三个集子和未结集的诗中选出的。他在 1955年6月13日写的《前记》中说：“在我们今天的祖国里， 到处开放着花朵，到处开放着爱情，到处响着快乐的歌声，到 处洋溢着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而斗争的喜悦——我是 多么渴望投入如此广阔而多采的生活底海洋里面，重新开始 歌唱! ” 12月的一天，我去他家时，他把刚刚出版的《给诗 人》送给我一本，在书的扉页上作了题签。我翻开诗集看时， 见解放后写的诗只选了三首，他写得实在太少了。不过，我 已欣喜地预感到，诗人力扬真的要重新歌唱了，就如他《前 记》中说的那样。也许，他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1956年元旦的上午，我同气象专业的裘碧梧同学去给力 扬先生拜年。那一天，他似乎特别高兴，兴致也特别高。屋 子里打扫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茶几上摆着两盘水果和奶 糖，还有正在开放着的鲜花，很有些节日的喜庆气氛。看得 出，今天他的心境极好。我心中暗想，在新的一年里，他大 概要有新动作了。而他屋子里的这种喜气洋洋的氛围，恰好 与正在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国家大气候是十分协调的。那天, 他的话很多，一改平日沉默寡言的习惯和不苟言笑的严肃神 情。他不断地招呼我们吃桔子，吃糖果，向我们问长问短，还 向裘碧梧详细地打听气象专业的学习内容。离开那里时，我 还不断地想，他的生活也许将要或者已经注入了新的内容了 吧！
1957年夏天，在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高潮中，我毕业了， 匆匆地离开燕园，离开了北京，走上了工作岗位。在那样紧 张的气氛中，在悒郁的心情下，我没有去向力扬先生告别，就 走了。
以后几年，我听尚在北大学习的任彦芳同学说，力扬先 生结了婚，生活有了很大变化，并且准备调到北京文联去搞 专业创作。我们为他的新生活和新计划感到欣喜。我想，这 才是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华和特长的岗位。那些年，他的才 思似乎受到了无形的压抑，因而没有做到人尽其才，于国家， 于他个人，这似乎都是一种损失。他终究是个诗人，而不应 是古典文学研究家。
1964年5月，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力扬先生逝世的消 息，他于富有象征意义的5月5日诗人节，逝世于北京，享 年55岁。我震惊，我悲痛，他的生活刚刚有了 -些变化，还 没有来得及实现他的创作计划，就匆匆离去了，而且又是在 55岁的壮年！
我常常追悔毕业时没有去看看他，而且后来一直没有再 去聆听他的教诲。
1955年11月，他的诗歌选集《给诗人》由作家出版社出 版了，这是他从过去出版的《枷锁与自由》、《我底竖琴》、 《射虎者及其家族》等三个集子和未结集的诗中选出的。他在 1955年6月13日写的《前记》中说：“在我们今天的祖国里， 到处开放着花朵，到处开放着爱情，到处响着快乐的歌声，到 处洋溢着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而斗争的喜悦——我是 多么渴望投入如此广阔而多采的生活底海洋里面，重新开始 歌唱! ” 12月的一天，我去他家时，他把刚刚出版的《给诗 人》送给我一本，在书的扉页上作了题签。我翻开诗集看时， 见解放后写的诗只选了三首，他写得实在太少了。不过，我 已欣喜地预感到，诗人力扬真的要重新歌唱了，就如他《前 记》中说的那样。也许，他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1956年元旦的上午，我同气象专业的裘碧梧同学去给力 扬先生拜年。那一天，他似乎特别高兴，兴致也特别高。屋 子里打扫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茶几上摆着两盘水果和奶 糖，还有正在开放着的鲜花，很有些节日的喜庆气氛。看得 出，今天他的心境极好。我心中暗想，在新的一年里，他大 概要有新动作了。而他屋子里的这种喜气洋洋的氛围，恰好 与正在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国家大气候是十分协调的。那天, 他的话很多，一改平日沉默寡言的习惯和不苟言笑的严肃神 情。他不断地招呼我们吃桔子，吃糖果，向我们问长问短，还 向裘碧梧详细地打听气象专业的学习内容。离开那里时，我 还不断地想，他的生活也许将要或者已经注入了新的内容了 吧！
1957年夏天，在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高潮中，我毕业了， 匆匆地离开燕园，离开了北京，走上了工作岗位。在那样紧 张的气氛中，在悒郁的心情下，我没有去向力扬先生告别，就 走了。
以后几年，我听尚在北大学习的任彦芳同学说，力扬先 生结了婚，生活有了很大变化，并且准备调到北京文联去搞 专业创作。我们为他的新生活和新计划感到欣喜。我想，这 才是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华和特长的岗位。那些年，他的才 思似乎受到了无形的压抑，因而没有做到人尽其才，于国家， 于他个人，这似乎都是一种损失。他终究是个诗人，而不应 是古典文学研究家。
1964年5月，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力扬先生逝世的消 息，他于富有象征意义的5月5日诗人节，逝世于北京，享 年55岁。我震惊，我悲痛，他的生活刚刚有了 -些变化，还 没有来得及实现他的创作计划，就匆匆离去了，而且又是在 55岁的壮年！
我常常追悔毕业时没有去看看他，而且后来一直没有再 去聆听他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