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下旬，我去石家庄开会，住在九洲宾馆。刚 到的那天晚上，去餐厅用餐，巧遇王瑶和季羡林二位先生。这 两位著名学者都是我的师长，三十年不见，他们都已是年过 七旬的老人了。他们是应河北省文联之邀，来石家庄参加纪 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的活动，并在会上作学术报告的。这 次相见，我突出的感觉是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皆好，只是更加 沉静，也更透出一种哲人般超凡脱俗的风度了。
又过了三年多时光，1989年12月，我便从报纸上见到了 王瑶先生在上海病逝的消息。我感到震惊和悲痛，痛惜失去 了一位尊敬的师长和学界前辈，也便自然忆起五十年代我所 认识的王瑶先生。
王瑶先生逝世后，报刊发表了不少悼念他的文章，称他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文学理论与方法 影响与启迪了几代学者”，他是“我国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 史'与'鲁迅研究'课程的开创者之一气这些评价他是当之 无，愧的。
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作，称得上是这个学科的开山之作，这 是解放后他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新文学的讲稿c 1952年院 系调整后，王瑶先生来到北大，仍然开这门课。那时，他刚刚晋升为副教授。我于1953年考入北大，王瑶先生那年才39 岁，正是壮盛之年。
又过了三年多时光，1989年12月，我便从报纸上见到了 王瑶先生在上海病逝的消息。我感到震惊和悲痛，痛惜失去 了一位尊敬的师长和学界前辈，也便自然忆起五十年代我所 认识的王瑶先生。
王瑶先生逝世后，报刊发表了不少悼念他的文章，称他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文学理论与方法 影响与启迪了几代学者”，他是“我国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 史'与'鲁迅研究'课程的开创者之一气这些评价他是当之 无，愧的。
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作，称得上是这个学科的开山之作，这 是解放后他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新文学的讲稿c 1952年院 系调整后，王瑶先生来到北大，仍然开这门课。那时，他刚刚晋升为副教授。我于1953年考入北大，王瑶先生那年才39 岁，正是壮盛之年。
我们刚入学时，便知道王瑶先生是位极有才气的青年学 者，同学们对他的经历和成就也略知一二。抗战期间，他在 昆明西南联大学习，后又在清华研究生院文学部读研究生，师 从朱自清先生，攻读中古文学。毕业后留清华中文系统任教， 写了具有很高价值的《中古文学史论》等书。他原开设“中 古文学史专题研究"、“陶渊明研究”等古典文学课程，解放 后设置了 “现代文学史”课程，并确定为中文系的一门主要 课程，当时教师十分缺乏，他便改教“中国现代文学史”，而 且很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在鲁迅研究方面的成就也 是被人称道的。与此同时，他仍然继续着中古文学的研究，写 出了《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等 系列专著。这些著作都是极有见地极富学术水平的。
第一次与王瑶先生见面是在我刚入学后不久。那是北大 诗社的一次活动，时间是1953年12月3日下午四时半，在 教学楼201号，由王瑶先生主讲“中国新诗的发展”。我直到 现在还保存着当时听讲的记录。那天，我去得很早，坐在离 讲台最近的第一排中间的位子上。因为他是本校教师，许多 高年级同学都听过他的课，所以他进了教室走上讲台时，大 家并没有像欢迎校外的诗人学者那样表现出热烈的情绪。但 对我们这些早就心怀崇敬而未曾谋面的新生来说，心情仍是 很激动的。
王瑶先生中等身材，面皮黄白且略有枯槁之色，牙齿呈 褐色，似乎烟瘾很大，后来才见他总是衔着一个烟斗。从肤 色看，他似是不很健壮的样子，但动作却很敏捷、利落，可 看出他有着活泼的性格和办事干练的作风。他操着一口浓重 的山西话，谈话时常常爆发出一声声爽朗的大笑，笑时，那 黑牙齿便露了出来。那是一种很真诚也很有传染力量的笑声， 从笑声里透露出他那从不藏匿隐秘的明净透彻的心地。激动 时便似有点口吃，往往嘴里“哈、哈”的抽气。但他又很善 于辞令，讲起话来口若悬河，且很幽默，很睿智。他知识丰 富，头脑清晰，说话极有条理，有着吸引人的魅力。
第一次与王瑶先生见面是在我刚入学后不久。那是北大 诗社的一次活动，时间是1953年12月3日下午四时半，在 教学楼201号，由王瑶先生主讲“中国新诗的发展”。我直到 现在还保存着当时听讲的记录。那天，我去得很早，坐在离 讲台最近的第一排中间的位子上。因为他是本校教师，许多 高年级同学都听过他的课，所以他进了教室走上讲台时，大 家并没有像欢迎校外的诗人学者那样表现出热烈的情绪。但 对我们这些早就心怀崇敬而未曾谋面的新生来说，心情仍是 很激动的。
王瑶先生中等身材，面皮黄白且略有枯槁之色，牙齿呈 褐色，似乎烟瘾很大，后来才见他总是衔着一个烟斗。从肤 色看，他似是不很健壮的样子，但动作却很敏捷、利落，可 看出他有着活泼的性格和办事干练的作风。他操着一口浓重 的山西话，谈话时常常爆发出一声声爽朗的大笑，笑时，那 黑牙齿便露了出来。那是一种很真诚也很有传染力量的笑声， 从笑声里透露出他那从不藏匿隐秘的明净透彻的心地。激动 时便似有点口吃，往往嘴里“哈、哈”的抽气。但他又很善 于辞令，讲起话来口若悬河，且很幽默，很睿智。他知识丰 富，头脑清晰，说话极有条理，有着吸引人的魅力。
那天，他只列了个提纲，但又没有去看提纲，就讲得十 分流畅、清晰、有条理。他讲的许多内容都是我闻所未闻的， 听来十分有趣，他说，最早的新诗发表在《新青年》上，比 鲁迅的《狂人日记》还要早，始于1918年1月《新青年》四 卷一号。“五四”时期的新诗多是表现革命精神的，爱情诗也 是“五四”时期才出现的，那时，很少有无病呻吟的诗，他 们写诗，为的是文学革命。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时，写 诗是没有稿费的，1927年以后诗才有了稿费，而小说是1921 年就有了稿费的。这是个有趣的开头，一下子便把听者吸引 住了，大家感到很新鲜。以后，他便提纲挈领地讲了新诗的 发展概况，讲得简略而又生动。听了他的讲座，使我眼界大 开，真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以后，我常常在校园里遇见他，他总是衣着朴实，有些 不修边幅的样子。他总是匆匆地赶路，又总是像在思索着什 么。看得出，他的精力是十分充沛的。
大约是在1954年的冬天吧！对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 究的批判活动已在全国开展起来，北大中文系也召开了一次 批判会。中文系的师生都参加了，马寅初校长、江隆基副校 长也来了。王瑶先生也坐在那里，他没有发言，却总是在东 张西望，时而回头看看坐在他身后的章廷谦（川岛）先生，脸 上有一种让人猜不透的表情。他的动作同学们看在眼里，也 便好奇地望着他。我不知道他当时如何想法，后来才听说，那 几年里，王瑶先生也是常常受到批判的，他的那部被誉为中 国现代文学史“开山之作”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后不 久，就受到了批评。1951年冬，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活动中， 他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而那时，他又总是以其辛勤的工作 和卓著的学术成就而受到人们的尊敬，而受到重用，而职称 晋升。说实在话，那一次批判会开得并不成功，连我们这些 低年级学生也看得出，那些发言没有多少深度，也没有较有 水平的发言，许多发言给人以言不由衷的感觉，似乎都是仓 促上阵的。过了不久，我在《文艺报》第21期上读到了王瑶 先生《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一文，觉 得他的文章是有水平有深度的。同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 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文艺 报〉的决议》决定由康濯、侯金镜、秦兆阳、冯雪峰、刘白 羽、王瑶等七人组成《文艺报》编委会。从那时起，王瑶先 生的境遇似有了好转，从这件事也看出他在文艺界的地位。
1956年秋，我升入了四年级，“中国文学史''课程进入了 第四阶段，即“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王瑶先生由于正参 加高教部组织的编写“中国新文学史”教材的工作，没有开 课，只开了 '鲁迅研究'专题课，我们的新文学史课由青年 教师乐黛云先生讲授。当时，大家都为没有听到王瑶先生讲 课而深感遗憾，但在乐黛云先生上课之后，她那很认真、很 生动、很有水平的讲课很快便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先前那 种“遗珠之憾”也便很快消除了。虽然王瑶先生的《中国新 文学史稿》曾受到过批判，但大家还是我来这部不知被多少 人读得残败破旧的书来，作为主要的参考书来读。我们从这 部书中所得到的教益和影响是巨大的。
以后，我常常在校园里遇见他，他总是衣着朴实，有些 不修边幅的样子。他总是匆匆地赶路，又总是像在思索着什 么。看得出，他的精力是十分充沛的。
大约是在1954年的冬天吧！对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 究的批判活动已在全国开展起来，北大中文系也召开了一次 批判会。中文系的师生都参加了，马寅初校长、江隆基副校 长也来了。王瑶先生也坐在那里，他没有发言，却总是在东 张西望，时而回头看看坐在他身后的章廷谦（川岛）先生，脸 上有一种让人猜不透的表情。他的动作同学们看在眼里，也 便好奇地望着他。我不知道他当时如何想法，后来才听说，那 几年里，王瑶先生也是常常受到批判的，他的那部被誉为中 国现代文学史“开山之作”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后不 久，就受到了批评。1951年冬，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活动中， 他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而那时，他又总是以其辛勤的工作 和卓著的学术成就而受到人们的尊敬，而受到重用，而职称 晋升。说实在话，那一次批判会开得并不成功，连我们这些 低年级学生也看得出，那些发言没有多少深度，也没有较有 水平的发言，许多发言给人以言不由衷的感觉，似乎都是仓 促上阵的。过了不久，我在《文艺报》第21期上读到了王瑶 先生《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一文，觉 得他的文章是有水平有深度的。同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 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文艺 报〉的决议》决定由康濯、侯金镜、秦兆阳、冯雪峰、刘白 羽、王瑶等七人组成《文艺报》编委会。从那时起，王瑶先 生的境遇似有了好转，从这件事也看出他在文艺界的地位。
1956年秋，我升入了四年级，“中国文学史''课程进入了 第四阶段，即“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王瑶先生由于正参 加高教部组织的编写“中国新文学史”教材的工作，没有开 课，只开了 '鲁迅研究'专题课，我们的新文学史课由青年 教师乐黛云先生讲授。当时，大家都为没有听到王瑶先生讲 课而深感遗憾，但在乐黛云先生上课之后，她那很认真、很 生动、很有水平的讲课很快便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先前那 种“遗珠之憾”也便很快消除了。虽然王瑶先生的《中国新 文学史稿》曾受到过批判，但大家还是我来这部不知被多少 人读得残败破旧的书来，作为主要的参考书来读。我们从这 部书中所得到的教益和影响是巨大的。
我于1957年毕业后离开北京，到了 1958年，知识界又 开展了 “双反交心运动”，在从1957年就没有宁静过的燕园 里，又掀起了一场批判运动，对一些先生的学术思想进行了 批判，王瑶先生又被当作“走白专道路”的一个典型遭到了 不公正的批判，那场批判自然又涉及到了他的《中国新文学 史稿》。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北大中文系编的《文 学研究与批判专刊》，从那本书中，我读到了批判王瑶和其他 几位先生的文章。那些文章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极 尽丑化知识分子之能事，把那些在学术上有许多建树、素被 尊崇敬仰的教授们说得一文不值.看了这些文章，我心中极 不是滋味。
王瑶先生的一生是坎坷的，然而，他却活得坚强，过得 旷达。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从未动摇过他在文学研究领地 上殷殷劳作的执着，他在生活厄运的夹缝中坚韧不拔地继续 着他所热爱的学术事业，写岀了一篇又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 论文，出版了一部又一部能够传世的学术专著。他活得很累， 又很轻松；活得很紧张，很窘迫，又很潇洒，很俏皮。他的 这种生活道路和生活态度，正代表了老一辈学人的特点。他 能够做到如此地步，是源于他对文学事业的挚爱和为真理而 献身的精神，此外，还有属于他自己的独特个性，那就是我 从他身上发现的那种活泼童真与超然物外的旷达相结合的性 格和志趣。有了这些，再加上他聪颖过人的悟性，便使他能 够排除接踵而至的失意和抑郁，成为一位卓而不群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