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到1955夏，苏联学者依-萨-毕达可夫在北 大中文系开设了 “文艺学引论”课，这门课本是为文艺理论 研究生们讲授的，我们也随着去听了。
毕达可夫是基辅大学的副教授，他是北大中文系聘请来 的顾问。那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整个学习苏联，校长有苏联 顾问，各系也聘请苏联顾问。
毕达可夫是一位学识渊博、精力旺盛，且有着非凡毅力 的人。他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在战争中失去了右臂，战争 结束后才回到学校任教。他学会了用左手写字，他用这只手 写出了许多著作，包括这部长达43万字的《文艺学引论》讲 稿。
来听毕达可夫讲课的人很多，有校内的研究生和本科生， 也有校外来进修的大学教师和报刊编辑。上课时，大教室里 坐满了人。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人学习文艺理论，主要是学 苏联的一套，中国尚未形成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我国古代 文论也不为人所重视。那时，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文艺理论 著作很少，除了很有权威性的那本由周扬主编的《马克思主 义与文艺》，颇为流行是苏联学者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发展过 程》等三本专著和一些散译过来的小册子。因此，毕达可夫 的“文艺学引论”课便引起了我国文艺界的重视。
我常常听到系里的先生们讲，毕达可夫是异常勤奋的，他 每天写讲稿写到深夜。他写完了一章，便交给翻译译成中文， 然后印成讲义，发给学生。因此，他总是紧张地赶写讲稿，而 且在讲稿中还总是要加进一 •些关于中国文学的内容和例证。
毕达可夫总是穿一件灰色西服，他右边的衣袖是一个软 软的空筒。上课时，他笔直地站在讲台上拿着讲稿讲授，他 的翻译也拿着讲稿站在他身旁，他讲一段，翻译口译一段，同 学们根据他的口译去记笔记。久而久之，大家感到这样做太 繁琐，不如先把讲义发下来，或者，毕达可夫不必每节课都 来。后来，算是接受了大家的一部分意见，在上课之前先发 了讲义，但那讲课方式仍未改变，毕达可夫还是每课必来。这 样，也许他更要紧张地赶写讲稿了。
我们在一年级时，听过系主任杨晦先生的“文艺学引 论”，杨先生似乎没有很严格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讲课带 有一定的随意性，但以他的渊博学识和从事文艺创作实践的 丰厚经历，他总是讲得很生动、很深刻，我们从他那里得到 了许多难以从其他文艺理论著述中见到的东西，因而收益颇 丰。毕达可夫则是另一种讲法，他是严格按照苏联所流行的 那种文艺理论体系和思维定势来讲授的，把文艺理论的内容 分为“文学的一般学说”、“文学作品的构成”和“文学发展 过程”等三个部分。那内容似乎是十分丰富又系统化、规范 化的，相形之下，杨晦先生所讲的就显得杂乱些、单薄些，但 却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1955年夏，毕达可夫的聘约期满回 国，因此，教学大纲中规定的关于文学的种类和体裁等内容 就未及讲到（这一部分内容应包括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之 中）。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一书，1958年由高等教育出 版社出版，印行了一万多册。
毕达可夫所讲的这些，代表了当时苏联文艺界、学术界 最流行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着浓重的机械唯物论的气息。应 该说,当时我们在听课时就隐隐约约嗅出了这种气息，觉得 同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创作状况并非完全相符，不过，它 的严格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庞大的知识涵盖面，对我们来说，仍 是获益非浅的。
他在《文学的一般学说》部分讲到《艺术中的典型问 题》一节时，采用的是马林科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的政 治报告中的那种提法，即“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 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 题”。这个观点是当时最权威的观点，不仅影响着苏联文艺界 学术界，也影响着我们的学界文坛。毕达可夫阐释这个观点 时还引用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 夫等人的言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观点，来说明它的 正确性和科学性。那时，这个政治性的的结论直接影响着文 艺创作、文艺理论批评和文艺研究，成为文艺上的-个热点 问题。可是，时隔几年，到了 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 召开之后不久，苏联颇有权威的《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却 发表了一篇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针锋相对地 批判了马林科夫的“典型”理论，指出“近年来在文学和艺 术工作者中间传播某些对艺术创作中的典型问题的繁琐哲学 的、错误的观点二这篇专论的译文在我国《文艺报》1956年 第3号发表了，引起了我国文艺界的极大震动，人们感到困 惑不解。而我，则产生了极度的困惑。
进入三年级以后，我们开始写学年论文，我选的题目就 是《文学中的典型问题》，我的指导教师吕德申先生告诉我， 要以马林科夫关于典型问题的观点为指导，结合我国文学创 作的状况来阐释。我査阅了许多资料，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写 成了论文初稿。恰恰是这个时候，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 文章发表了，我感到无所适从，忙去找吕先生，他也感到毫 无办法，只有推翻过去所写的，按照新的观点去写。最后，我 只好放弃了这个题目，另选了一个关于古典文学的题目。从 这件事也可看出，五十年代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尚处于幼稚 阶段，总是人云亦云，跟着政治风向跑。
我们对于毕达可夫在北大的那段工作留下了很好的印 象，他的勤奋，他的认真，他的为人，都是可钦佩的。
毕达可夫是基辅大学的副教授，他是北大中文系聘请来 的顾问。那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整个学习苏联，校长有苏联 顾问，各系也聘请苏联顾问。
毕达可夫是一位学识渊博、精力旺盛，且有着非凡毅力 的人。他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在战争中失去了右臂，战争 结束后才回到学校任教。他学会了用左手写字，他用这只手 写出了许多著作，包括这部长达43万字的《文艺学引论》讲 稿。
来听毕达可夫讲课的人很多，有校内的研究生和本科生， 也有校外来进修的大学教师和报刊编辑。上课时，大教室里 坐满了人。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人学习文艺理论，主要是学 苏联的一套，中国尚未形成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我国古代 文论也不为人所重视。那时，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文艺理论 著作很少，除了很有权威性的那本由周扬主编的《马克思主 义与文艺》，颇为流行是苏联学者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发展过 程》等三本专著和一些散译过来的小册子。因此，毕达可夫 的“文艺学引论”课便引起了我国文艺界的重视。
我常常听到系里的先生们讲，毕达可夫是异常勤奋的，他 每天写讲稿写到深夜。他写完了一章，便交给翻译译成中文， 然后印成讲义，发给学生。因此，他总是紧张地赶写讲稿，而 且在讲稿中还总是要加进一 •些关于中国文学的内容和例证。
毕达可夫总是穿一件灰色西服，他右边的衣袖是一个软 软的空筒。上课时，他笔直地站在讲台上拿着讲稿讲授，他 的翻译也拿着讲稿站在他身旁，他讲一段，翻译口译一段，同 学们根据他的口译去记笔记。久而久之，大家感到这样做太 繁琐，不如先把讲义发下来，或者，毕达可夫不必每节课都 来。后来，算是接受了大家的一部分意见，在上课之前先发 了讲义，但那讲课方式仍未改变，毕达可夫还是每课必来。这 样，也许他更要紧张地赶写讲稿了。
我们在一年级时，听过系主任杨晦先生的“文艺学引 论”，杨先生似乎没有很严格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讲课带 有一定的随意性，但以他的渊博学识和从事文艺创作实践的 丰厚经历，他总是讲得很生动、很深刻，我们从他那里得到 了许多难以从其他文艺理论著述中见到的东西，因而收益颇 丰。毕达可夫则是另一种讲法，他是严格按照苏联所流行的 那种文艺理论体系和思维定势来讲授的，把文艺理论的内容 分为“文学的一般学说”、“文学作品的构成”和“文学发展 过程”等三个部分。那内容似乎是十分丰富又系统化、规范 化的，相形之下，杨晦先生所讲的就显得杂乱些、单薄些，但 却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1955年夏，毕达可夫的聘约期满回 国，因此，教学大纲中规定的关于文学的种类和体裁等内容 就未及讲到（这一部分内容应包括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之 中）。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一书，1958年由高等教育出 版社出版，印行了一万多册。
毕达可夫所讲的这些，代表了当时苏联文艺界、学术界 最流行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着浓重的机械唯物论的气息。应 该说,当时我们在听课时就隐隐约约嗅出了这种气息，觉得 同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创作状况并非完全相符，不过，它 的严格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庞大的知识涵盖面，对我们来说，仍 是获益非浅的。
他在《文学的一般学说》部分讲到《艺术中的典型问 题》一节时，采用的是马林科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的政 治报告中的那种提法，即“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 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 题”。这个观点是当时最权威的观点，不仅影响着苏联文艺界 学术界，也影响着我们的学界文坛。毕达可夫阐释这个观点 时还引用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 夫等人的言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观点，来说明它的 正确性和科学性。那时，这个政治性的的结论直接影响着文 艺创作、文艺理论批评和文艺研究，成为文艺上的-个热点 问题。可是，时隔几年，到了 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 召开之后不久，苏联颇有权威的《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却 发表了一篇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针锋相对地 批判了马林科夫的“典型”理论，指出“近年来在文学和艺 术工作者中间传播某些对艺术创作中的典型问题的繁琐哲学 的、错误的观点二这篇专论的译文在我国《文艺报》1956年 第3号发表了，引起了我国文艺界的极大震动，人们感到困 惑不解。而我，则产生了极度的困惑。
进入三年级以后，我们开始写学年论文，我选的题目就 是《文学中的典型问题》，我的指导教师吕德申先生告诉我， 要以马林科夫关于典型问题的观点为指导，结合我国文学创 作的状况来阐释。我査阅了许多资料，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写 成了论文初稿。恰恰是这个时候，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 文章发表了，我感到无所适从，忙去找吕先生，他也感到毫 无办法，只有推翻过去所写的，按照新的观点去写。最后，我 只好放弃了这个题目，另选了一个关于古典文学的题目。从 这件事也可看出，五十年代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尚处于幼稚 阶段，总是人云亦云，跟着政治风向跑。
我们对于毕达可夫在北大的那段工作留下了很好的印 象，他的勤奋，他的认真，他的为人，都是可钦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