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得当初是怎么同他相识的了，我似乎早就认识了他， 但真正同他相熟并交往起来，是在1955年《北大文艺》创刊 之时。
        最初认识他，可能因为他是中文系学生中的一位名人，他 出名，是由于常在报刊上发表关于古典文学的学术论文和电 影评论。见到他，多半是在图书馆阅览室里。那时，北大学 生中读书风气极浓，几个图书馆和阅览室不敷学生使用，总 是人满为患，因而抢座位之风盛行。每天晚上，我总是匆匆 吃过晚饭，便挟了书包跑到文史楼三楼阅览室去占位子。由 于捷足先登，阅览室里的人稀稀落落，我便常是能够占据一 个角落里的固定座位。那里僻静，出入方便，取开架的工具 书也方便。我坐定之后，便总是看见李厚基已端坐于离我不 远的一个地方，而且天天如是，那位子仿佛是他的专用席位， 看来，他是来得更早的了。他的身旁坐着一位梳着两条细长 辫子的姑娘，那女同学一张白净面皮，水灵灵的大眼睛，身 体虽瘦弱，却端庄典雅。两个人坐得很近，常是耳鬓厮磨地 在一起读书，有时还咬耳朵说悄悄话。他们总是形影不离，似 乎总没有过影只形单之时。后来我才得知，她叫韩海明，是
        他同班同学，看得出，他们正在热恋着。
        李厚基岀身于浙江宁波一个名门望族，人很聪慧，又颇 用功，且多才多艺。他在读书期间，就在《光明日报》的 “文学遗产”专刊上发表过古典文学论文，他写过不少很有见 地的电影评论文章，他还研究中国书画，是北大国画社的社 长。研究学问，他涉猎很广，在图书馆里，我常见他跟前堆 了一摞线装书，埋头研读。看来，他在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用 功甚勤。
        1955年春，北大团委会主办的《北大文艺》创刊，这个 刊物附在北京大学校刊上，占一个版面，专门发表同学们创 作的文艺作品。主编由中文系青年教师乐黛云先生担任，我 是副主编，编辑有李厚基、刘纲纪（哲学系1952级）等人。 那时，李厚基就快要毕业了，他决定报考本校的古典文学研 究生。我们在一起工作，常常见面，研究稿件，便相熟了。那 年暑假，他毕业了，随即考取了研究生，专修中国古典文学， 他仍继续担任《北大文艺》的编辑工作。韩海明毕业后分配 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当编辑，我就不常见到她了。
        我和李厚基经常见面，见面时不只谈些稿子的事，也谈 些学问上的事。我发现，他读书很多，记忆力又强，可以说 是博闻强记。他是属于踏踏实实做学问又不拘泥于死啃书本 的人，涉猎很广，又能触类旁通。他对社会生活也有其独到 的见解，常是以调侃的方式，一针见血地道出事物的本质，表 现了他的睿智思考。他对生活总是持乐观态度，对一些不尽 人意之处也只是一笑置之，从不怨天尤人，他的心只在做学 问上，其他事并不太关心，或者关心了也并不求真。也许正 是他的这种性格和处世态度，使他能在1957年的政治风浪中 安然无恙。他生活简朴，在衣着上不修边幅，平日总是一身旧蓝布制服，冬天穿一件棉大衣，不像是出身于富贵人家。他 一心一意读书，别的事似都不大讲究。

        1957年秋，我从北大毕业后，到河北省会保定的一所中 等专业学校教书。大约是在I960年的什么时候，一天，我在 河北饭店的一个会议室去听作家康濯的报告。其时，康濯从 北京来到保定地区深入生活，后来写出了长篇小说《东方 红》，他的夫人王勉思在保定市文联任副主席之职。那天，康 濯是给保定文艺界传达中央一个文艺工作会议的精神，散会 后，我往外走时，忽然碰见了李厚基。分别两年多了，在这 里邂逅相遇，我们都感到惊喜。我们几乎是在同时发岀了 “你怎么在这里”这样的询问，我们随即互相通报了彼此的近 况。原来，1958年大跃进，保定地区的徐水县大刮共产主义 风，成立了徐水大学，到北京要求派教师来任教，李厚基便 从研究生班毕业，来到徐水大学。实际上，徐水大学还未正 式上马就下马了，李厚基便随撤消了的徐水大学来到保定师 范学院，他现在是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
        在这个小城里遇到故知，我们都感到特别高兴，从此便 频繁地来往起来。我们供职的这两个学校距离不远，我常到 他那里去玩，那时，韩海明也从北京调到这里，也在古典文 学教研室。他们早已结婚，有了孩子，孩子留在北京。
        他们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里，住了并排的两间平房，一 间是卧室，一间是书房。书房里摆了几架书，多是古典文学 和文史类图书，其中不乏珍稀版本。我常站在书架前，浏览 那些书，他广为搜集中国画论一类的典籍，架上摆了许多，多 是我未曾见过的，可见他涉猎之广，搜罗之勤。他已发表了 一些较有份量的'古典文学论文，电影评论和电影艺术方面的 文章写了更是不少。他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文学》上 167 发表了关于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评论文章，由于涉及 到了艺术典型塑造等理论问题而引起很大反响，由此引发起 一场为时很久的大讨论。他对我说，他自幼就喜欢看电影，他 可以从这家电影院出来，马上就进入另一家影院去看，一连 看五场电影也不觉累。他还鼓动我写文章参加这场讨论。
        他们夫妻极力希望我去保定师院教书，同他们在一起，我 同意了，他便向学校领导推荐了我，学校也同意，便开始找 我所在的学校领导联系商调之事，但由于我所在学校归属在 省，这便颇费周折，前后进行了一年多，我们学校才同意了。 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长春电影制片厂欲调李厚基到长影艺 术室去，河北省梆子剧院也想调他去写剧本，但他都不愿去， 他只想调到南方的大学里去教书。
        我的工作调动有了希望，师院那边为我提前安排了课程， 要我去讲宋元明清文学，我便开始备课。那时，李厚基去南 方之事也有了眉目，他们要去广州的华侨大学。他们已经做 好了安排，他走后，由我接替他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谁 知这时却半路杀岀个程咬金，正当我快要办去师院的调转手 续时，早就想调我的保定市文化局中间插了一杠子，捷足先 登地先下了手，把我调到剧团去任编剧，去师院的事便半途 而废了，我从此就成了一个专业文艺工作者。
        没有多久，李厚基和韩海明也离开保定师院，广州没有 去成，却双双到了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从此他们便在天津 定居下来。
        从1964年开始，我常有机会去天津，或开会或参加艺术 活切，那时，河北省会已从保定迁到天津，我常去津，住在 河北宾馆研讨修改剧本，，有时一住就是一两个月:。住在那里 时，我常常去六里台，到天津师院去看望老同学，.那里不仅 有李厚基夫妇，还有与我同班的伶军、李行健等。李厚基夫 妇住在学校里面的教师宿舍，屋里似乎很杂乱。一次，我去 看他，他正在修理收音机，桌上摆了凌乱的一堆收音机零件， 他的两手沾满了机油，屋子就显得更为杂乱。在那几年中，他 颇为认真地做了许多学问，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聊 斋志异》方面有了很大进展，发表了很有水平的一些论文。他 仍然极有兴趣地写些电影评论和电影艺术理论方面的文章。.

        “文革”开始以后，我们就断了联系。只听说那几年中他 们颇受了一些精神折磨和皮肉之苦，李厚基被说成是“出身 于宁波最大的资本家家庭”，出生在北京的韩海明有什么“海 外关系”。如此，他们当然就在劫难逃了。
        待到我们重新接上了关系恢复了交往，已到了拨乱反正 以后万象更新的新时期了。那时，李厚基已是在天津学术界 享有盛誉、在国内亦有些名气的中年学者了。他是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天津作家协会理事、天津小说戏曲学会理事长，天 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了《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一一 〈聊斋志异〉散论》、《〈三国演义〉简说》、《和青年同志谈谈 〈红楼梦〉》、《电影美学初探》（与人合著）等著作，并主编了 《白话聊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选译丛书》等。
        1989年冬天，唐山市文学学会举行年会时，我邀请了李 厚基学长来唐讲学，在这期间，我们之间有着频繁的书信往 还，商讨他来唐讲学的一些细节事宜。那时，他已患过脑血 栓，身体虽已康复，但体质已大不如前了，腿脚也不利落，走 路需要拐杖扶持，走起路来一跛一拐。那一年他才58岁。他 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无别的要求，只希望住处的厕所 有抽水马桶，因我病后蹲不下去。我竟然堂而皇之地作为要 求向你提出来，实出无奈。这样提出，既不雅，也很不妥。好 在咱们是老同学，请恕我的失礼。其他招待务请一切从简。” 那年的12月16日，他与韩海明一同来到唐山，向文学 学会的会员和唐山教育学院唐山师专的师生作了关于影视文 学的讲学。那一日，我邀请他二人来家中便宴，我们在一起 畅谈往事，甚是欢畅，忆起当年他们在图书馆里耳鬓厮磨读 诗书的情景，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这几年大家都在忙着千事业，我们没有再见过面，通信 也不多了。他们曾几次邀我去天津，我都未能成行。1996年 夏季，我在保定小住，得遇学友任彦芳，他在那里租住了一 套单元房写东西，我们常在一起聚谈。一次谈起李厚基，他 说，前些时在石家庄，听河北师大的友人讲，李厚基最近身 体很不好，恐不久于人世，我听了心中怅怅然，想写信去问 候一下，谁知过了几日，又听彦芳说，李厚基已经逝世了，他 曾在石家庄见到了讣告。我听了颇感悲痛，追悔竟没有写那 封信，以致永远失去了交谈的机会。
        李厚基学长本是个有志之士，有才之人，他一生也小有 成就，但我终觉他未能尽力发挥其所长。他的成就本来应该 更大、更丰硕，但终因他在古典文学和电影艺术这两门相距 甚远的学科同时并进，平分秋色，分散了精力和时间，若是 他能专一点，恐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