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纲纪学长沉潜于高深的美学理论研究数十年，是当今 为人瞩目的少数几位根柢深厚、著述丰硕、有着广泛影响的 美学家之一，也是我国当代学院派美学的一位代表人物。他 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之时，孜孜苦读，博闻强记，勤 于著述，学业优异。他称得上是一位“不悔少作”的学者。
刘纲纪学长早我一年入学，为北大哲学系1952级，那是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由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校文理法各系 合并而成的北京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那时候，名师荟萃， 学风笃厚，学术氛围浓郁，哲学系就有汤用彤、冯友兰、金 岳霖、贺麟、郑昕、宗白华等一批学界耆宿执教。在这样的 环境中，有志于学的刘纲纪如鱼得水，深得诸位名师的惠泽， 打下了牢固的学问基础。
我与刘纲纪不同级又不同系，却极相熟，是常常在一起 交谈共事切磋学问的好友。记不得我们最初是怎么相识的了， 总之是早就相熟，但真正有了更多交往、友情笃厚起来，是 在《北大文艺》创刊以后。《北大文艺》创刊于1956年初，为 北大团委会主办，是在四开四版《北京大学校刊》上占一个 版面，定期出版，发表同学们创作的各类文艺作品。《北大文 艺》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均由团委会聘请青年教师和学生兼 职。主编是中文系青年助教乐黛云先生，我是副主编（我那 时是中文系三年级），编辑有中文系的李厚基，哲学系的刘纲 纪等人。《北大文艺》只办了一个学期，同年秋季，便改出不 定期的文学期刊《红楼》了。因为同在一个编辑部里工作，常 常碰头聚会，研究稿件，策划版面，见面交谈的机会多了，便 相熟起来。
对于刘纲纪兄的家庭和生活状况，我不甚了了，我们似 乎从未曾谈过这方面的事。大家都只关心着学问上的事，见 面便是谈文论学，或是说些学校里发生的事，其他的事都不 大理会。我只知道他是贵州人，路途很远，似乎寒暑假时也 不常回家。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生活并不富裕，有些清苦 的样子。他生活节俭，衣着朴素，常是穿着半旧的蓝布制服 上衣，一条灰达达的软布裤子，足踏一双旧皮鞋。人有些清 瘦、苍白，却又长得清秀、灵透、干练，眼睛黑亮有神，总 是显得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又常是面带笑容，有一种很洒 脱很乐观的神情。他的这种仪表使人感觉岀他是一个有志之 士、有为之人。
我常看见他的胁下夹了一大摞书从图书馆快步走出，急 匆匆回到宿舍里去。那些书，有一函函古旧的线装书，也有 洋装的煌煌巨著。我知道，他涉猎极广，读书很多，又读得 颇认真、专注。他自学几种外文，学俄文、英文也学日文。他 是属于那种笃志于学、沉潜致思、律精竭虑、乐此不疲的苦 学之士，在燕园，我见过不少这样的学子。他常常买书，新 书、旧书、中文书、外文书，他都买了许多。那时，新华书 店和中国书店常常带来些新旧图书，在校园里人烟稠密之处 摆摊售书，每有这等事，我总是在那里寻寻觅觅，流连忘返。 每每在此时,我也总是看见刘纲纪亦在那里兴致勃勃地翻检。 我们彼此皆发现了对方，便相互点点头，无暇说话，只顾去 寻找自己喜爱之书。他曾送给我两本他读过的日语入门书，为 的是让我学日语，这两本书我保存了好久，后来不知什么时 候丢失了。
那时，他已经对美学、艺术哲学、美术史等学科多有涉 猎，他对文学、绘画、书法、建筑等诸多艺术门类皆极爱好， 对一些文学艺术作品精研细读，深有领悟，并常写一些艺术 评论文章见诸报刊。他对当时颇有影响的胡蛮著《中国美术 史》一书的观点持有异议，写了一篇很有见地很有份量的长 文去争鸣，刊登在颇有权威性的《人民美术》杂志上，此文 在美术界，学术界引起了反响，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美 术史研究的讨论。一个在校大学生写出这样引起许多专家学 者注目的论文，足见他的学问根柢之深厚了。他对这些学问 的研究兴趣是浓厚的，他同我常常谈起这方面的事。那时，他 还学国画，练书法，他的字写得苍劲有力，洒脱自如。他对 中国的书法艺术修养有素，写过不少谈书法艺术的文章。他 的确是个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人，他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 我原想，搞哲学的人生活必定是很枯燥，像德国的康德那样。 而他，却有着一个海阔天高的趣味天地，他的智慧之翼翱翔 于浩渺的广宇间，他的学术视野是恢宏而多彩的。这无疑是 为他后来所从事的博大精深的学术事业所做的奠基性工作。
他那时已是将要毕业，正忙着撰写毕业论文，但他又显 得很轻松，很潇洒。他仍在自学外文，广泛阅读艺术方面的 书刊,也仍是极有兴趣地关注着当前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 对于编《北大文艺》也仍是极热心，又认真地投入。他积极 编稿、改稿、设计版面，毫无即将毕业离校的狭促之感，更 没有对社会工作热情减退的表现。我们就这样一期期地编下 去，大家合作得很好。
这一年的夏季，他毕业了。他是在暑假期间离校的，分 别时我们未能见面，秋季开学后，我收到了他的信，他分配 到武汉大学，李达校长把他要去做助教。收到他的信我很高 兴，我知道，李达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德高望 重的老学者。他曾是中共一大的12名代表之一，后来离开党 后，他一直是左派的学者，一生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不 遗余力地宣传马列主义。我听到过这样的传说：1948年毛泽 东主席曾给他写信，幽默地说：“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 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李达接到信后便来了， 他后来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北大哲学系高材生刘纲纪，在 李达校长亲自指导下工作，是幸运而难得的，我真替他高兴。
过了不久，刘纲纪忽然又在燕园里出现了。当他到宿舍 去找我，笑吟吟地站在我的面前时，我感到了意外的惊喜，忙 问：“你怎么回来了?”他告诉我，李达校长派他回北大进修。 他在燕园住了下来，直到第二年夏季我毕业离校时，他仍住 在这里。
我们之间友谊在继续着，发展着。他仍然常常找我来聊 天，仍然关心着我的文学创作，也仍然关注着北大学友们的 校园文艺生活。那时，《北大文艺》已改为《红楼》文艺期刊， 我仍在这个刊物的编辑部里工作，编辑部终于有了固定的工 作室，在学生宿舍一斋拨出了一间大屋子做为办公地点，编 辑人员也扩充到十几个人，有江枫、谢冕、张炯、任彦芳、王 克武、杜文堂、刘登翰、张元勋、林昭、李任、王金屏等人。 刘纲纪虽不是《红楼》编辑，但他对这个刊物是十分关心的， 经常打听编辑部里的事。
他受武汉大学派遣来北大进修，其主攻的学科定是更专 更精，肯定是为在武大开课做准备。但究竟是来听哪位先生 的哪门课，在哪位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工作，他研究的是哪些 课题，这一切我都不甚了了，似乎也不曾问过他。只是见他 仍如以往做学生时那样俭朴地生活着，孜孜不倦地苦读着O他 在单身宿舍里寄宿，在学生大餐厅用饭，每天钻图书馆读书， 跑哲学楼听课。谁也看不出他是来自名牌大学的教师，一位 大名人的助教，他似乎就是燕园中熙熙攘攘的莘莘学子们中 极普通的一个。对于胸怀大志、笃志于学的他，教师与学生， 参加工作与否，似乎并没有什么差异和界限，在他的情感深 处，他只是一个永无止境地向着彼岸泅渡地求学者。他有了 工资收入，生活会比以前富裕了些，但他仍是如穷学生那般 清苦样子。他没有物质追求的欲望，只是有些闲钱来买书了。
转眼到了 1957年的夏季，我已修业期满，要毕业了。那 时，正是“反右”运动的高潮，燕园已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与 幽雅，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喧闹与扰攘，在人人自危的挞 伐声中，我们匆匆离开学校，走上并不理想的工作岗位，且 前途未卜，心中不免怏怏然。来不及也没有心绪与朋友们话 别，也没有去告诉刘纲纪学长一声，我就走了。从此我们也 就失掉了联系，他此后的景况如何，什么时候离开北大回到 武大，这一切我皆不知晓。但我却时时关心着他的学行，他 的事业。
过了几年，我就在报刊上看到他发表的论文，哲学的、美 学的、文学的、美术的、书法的，数量越来越多，块头也越 来越大。再过些年，大概是在新时期开始之时，他已是声名 鹊起，成为中国美学界的重要一家了。
刘纲纪学长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湖北省美学学会副会长，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的专著有《中国美学史》（一、二卷）、 《美学与哲学》、《艺术哲学》、《龚贤》、《书法美学简论》、《周 易美学》等。他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曾获1986年湖北优 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他前些时来信说：“我已渐渐老了，但仍在勉力写作，要 干和可干的事甚多，但总感力不从心了。”作为一个孜孜以求、 执著于学术事业的学者，他的生命之舟永不会停泊，他还总 是不断有新著问世。
刘纲纪学长早我一年入学，为北大哲学系1952级，那是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由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校文理法各系 合并而成的北京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那时候，名师荟萃， 学风笃厚，学术氛围浓郁，哲学系就有汤用彤、冯友兰、金 岳霖、贺麟、郑昕、宗白华等一批学界耆宿执教。在这样的 环境中，有志于学的刘纲纪如鱼得水，深得诸位名师的惠泽， 打下了牢固的学问基础。
我与刘纲纪不同级又不同系，却极相熟，是常常在一起 交谈共事切磋学问的好友。记不得我们最初是怎么相识的了， 总之是早就相熟，但真正有了更多交往、友情笃厚起来，是 在《北大文艺》创刊以后。《北大文艺》创刊于1956年初，为 北大团委会主办，是在四开四版《北京大学校刊》上占一个 版面，定期出版，发表同学们创作的各类文艺作品。《北大文 艺》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均由团委会聘请青年教师和学生兼 职。主编是中文系青年助教乐黛云先生，我是副主编（我那 时是中文系三年级），编辑有中文系的李厚基，哲学系的刘纲 纪等人。《北大文艺》只办了一个学期，同年秋季，便改出不 定期的文学期刊《红楼》了。因为同在一个编辑部里工作，常 常碰头聚会，研究稿件，策划版面，见面交谈的机会多了，便 相熟起来。
对于刘纲纪兄的家庭和生活状况，我不甚了了，我们似 乎从未曾谈过这方面的事。大家都只关心着学问上的事，见 面便是谈文论学，或是说些学校里发生的事，其他的事都不 大理会。我只知道他是贵州人，路途很远，似乎寒暑假时也 不常回家。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生活并不富裕，有些清苦 的样子。他生活节俭，衣着朴素，常是穿着半旧的蓝布制服 上衣，一条灰达达的软布裤子，足踏一双旧皮鞋。人有些清 瘦、苍白，却又长得清秀、灵透、干练，眼睛黑亮有神，总 是显得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又常是面带笑容，有一种很洒 脱很乐观的神情。他的这种仪表使人感觉岀他是一个有志之 士、有为之人。
我常看见他的胁下夹了一大摞书从图书馆快步走出，急 匆匆回到宿舍里去。那些书，有一函函古旧的线装书，也有 洋装的煌煌巨著。我知道，他涉猎极广，读书很多，又读得 颇认真、专注。他自学几种外文，学俄文、英文也学日文。他 是属于那种笃志于学、沉潜致思、律精竭虑、乐此不疲的苦 学之士，在燕园，我见过不少这样的学子。他常常买书，新 书、旧书、中文书、外文书，他都买了许多。那时，新华书 店和中国书店常常带来些新旧图书，在校园里人烟稠密之处 摆摊售书，每有这等事，我总是在那里寻寻觅觅，流连忘返。 每每在此时,我也总是看见刘纲纪亦在那里兴致勃勃地翻检。 我们彼此皆发现了对方，便相互点点头，无暇说话，只顾去 寻找自己喜爱之书。他曾送给我两本他读过的日语入门书，为 的是让我学日语，这两本书我保存了好久，后来不知什么时 候丢失了。
那时，他已经对美学、艺术哲学、美术史等学科多有涉 猎，他对文学、绘画、书法、建筑等诸多艺术门类皆极爱好， 对一些文学艺术作品精研细读，深有领悟，并常写一些艺术 评论文章见诸报刊。他对当时颇有影响的胡蛮著《中国美术 史》一书的观点持有异议，写了一篇很有见地很有份量的长 文去争鸣，刊登在颇有权威性的《人民美术》杂志上，此文 在美术界，学术界引起了反响，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美 术史研究的讨论。一个在校大学生写出这样引起许多专家学 者注目的论文，足见他的学问根柢之深厚了。他对这些学问 的研究兴趣是浓厚的，他同我常常谈起这方面的事。那时，他 还学国画，练书法，他的字写得苍劲有力，洒脱自如。他对 中国的书法艺术修养有素，写过不少谈书法艺术的文章。他 的确是个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人，他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 我原想，搞哲学的人生活必定是很枯燥，像德国的康德那样。 而他，却有着一个海阔天高的趣味天地，他的智慧之翼翱翔 于浩渺的广宇间，他的学术视野是恢宏而多彩的。这无疑是 为他后来所从事的博大精深的学术事业所做的奠基性工作。
他那时已是将要毕业，正忙着撰写毕业论文，但他又显 得很轻松，很潇洒。他仍在自学外文，广泛阅读艺术方面的 书刊,也仍是极有兴趣地关注着当前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 对于编《北大文艺》也仍是极热心，又认真地投入。他积极 编稿、改稿、设计版面，毫无即将毕业离校的狭促之感，更 没有对社会工作热情减退的表现。我们就这样一期期地编下 去，大家合作得很好。
这一年的夏季，他毕业了。他是在暑假期间离校的，分 别时我们未能见面，秋季开学后，我收到了他的信，他分配 到武汉大学，李达校长把他要去做助教。收到他的信我很高 兴，我知道，李达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德高望 重的老学者。他曾是中共一大的12名代表之一，后来离开党 后，他一直是左派的学者，一生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不 遗余力地宣传马列主义。我听到过这样的传说：1948年毛泽 东主席曾给他写信，幽默地说：“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 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李达接到信后便来了， 他后来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北大哲学系高材生刘纲纪，在 李达校长亲自指导下工作，是幸运而难得的，我真替他高兴。
过了不久，刘纲纪忽然又在燕园里出现了。当他到宿舍 去找我，笑吟吟地站在我的面前时，我感到了意外的惊喜，忙 问：“你怎么回来了?”他告诉我，李达校长派他回北大进修。 他在燕园住了下来，直到第二年夏季我毕业离校时，他仍住 在这里。
我们之间友谊在继续着，发展着。他仍然常常找我来聊 天，仍然关心着我的文学创作，也仍然关注着北大学友们的 校园文艺生活。那时，《北大文艺》已改为《红楼》文艺期刊， 我仍在这个刊物的编辑部里工作，编辑部终于有了固定的工 作室，在学生宿舍一斋拨出了一间大屋子做为办公地点，编 辑人员也扩充到十几个人，有江枫、谢冕、张炯、任彦芳、王 克武、杜文堂、刘登翰、张元勋、林昭、李任、王金屏等人。 刘纲纪虽不是《红楼》编辑，但他对这个刊物是十分关心的， 经常打听编辑部里的事。
他受武汉大学派遣来北大进修，其主攻的学科定是更专 更精，肯定是为在武大开课做准备。但究竟是来听哪位先生 的哪门课，在哪位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工作，他研究的是哪些 课题，这一切我都不甚了了，似乎也不曾问过他。只是见他 仍如以往做学生时那样俭朴地生活着，孜孜不倦地苦读着O他 在单身宿舍里寄宿，在学生大餐厅用饭，每天钻图书馆读书， 跑哲学楼听课。谁也看不出他是来自名牌大学的教师，一位 大名人的助教，他似乎就是燕园中熙熙攘攘的莘莘学子们中 极普通的一个。对于胸怀大志、笃志于学的他，教师与学生， 参加工作与否，似乎并没有什么差异和界限，在他的情感深 处，他只是一个永无止境地向着彼岸泅渡地求学者。他有了 工资收入，生活会比以前富裕了些，但他仍是如穷学生那般 清苦样子。他没有物质追求的欲望，只是有些闲钱来买书了。
转眼到了 1957年的夏季，我已修业期满，要毕业了。那 时，正是“反右”运动的高潮，燕园已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与 幽雅，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喧闹与扰攘，在人人自危的挞 伐声中，我们匆匆离开学校，走上并不理想的工作岗位，且 前途未卜，心中不免怏怏然。来不及也没有心绪与朋友们话 别，也没有去告诉刘纲纪学长一声，我就走了。从此我们也 就失掉了联系，他此后的景况如何，什么时候离开北大回到 武大，这一切我皆不知晓。但我却时时关心着他的学行，他 的事业。
过了几年，我就在报刊上看到他发表的论文，哲学的、美 学的、文学的、美术的、书法的，数量越来越多，块头也越 来越大。再过些年，大概是在新时期开始之时，他已是声名 鹊起，成为中国美学界的重要一家了。
刘纲纪学长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湖北省美学学会副会长，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的专著有《中国美学史》（一、二卷）、 《美学与哲学》、《艺术哲学》、《龚贤》、《书法美学简论》、《周 易美学》等。他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曾获1986年湖北优 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他前些时来信说：“我已渐渐老了，但仍在勉力写作，要 干和可干的事甚多，但总感力不从心了。”作为一个孜孜以求、 执著于学术事业的学者，他的生命之舟永不会停泊，他还总 是不断有新著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