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廖静文大姐相识已40余年了。1953年9月26日徐悲 鸿大师逝世后不久，他的年轻的遗孀廖静文便萌生了为悲鸿 先生作传的念头，为了加强文学修养，提高写作水平，她于 1954年春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恰与我同班又同组，我 们便相熟了。
那时，她已经30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儿子庆平7 岁，女儿芳芳不足6岁）。抗战期间，她曾就读于成都的金陵 女子文理学院化学系，那时，她已与徐悲鸿相恋，为了照顾 徐先生的多病之身，她忍痛放弃了金陵女大的学业，随徐去 重庆。这件事曾使徐悲鸿感到惋惜、不安和愧疚。而今，她 又重新回到大学课堂，这便可以慰藉徐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廖静文是怀着深深的悲痛和发愤读书的心情进入北大 的，她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处处以一个普通大学生的身份来 约束自己。她住进十八斋的四人一间的普通学生宿舍，自带 碗筷到拥挤的学生大餐厅里站着用饭。她衣着朴素，一年四 季总是黑白两种颜色，冬天常穿一件半旧黑呢大衣，围着一 条白色毛线围巾；夏天常穿一件黑色短袖旗袍，或是白衬衣、 黑裙子。这是为悲鸿先生戴孝之意。一谈起徐先生，她总是 泪水涔涔，哽咽不成声。当时，我们只看到了她的悲痛，却不大了解她生活的艰辛和思念小儿女的苦楚。直到三十年后 读了她蘸着血泪写成的《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一书，才 知道了她如此痛苦地抉择生活道路的深层原因。原来，除了 学习知识，她也是以投身年轻人的集体来医治难以忍受的孤 寂之感。
那时，她已经30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儿子庆平7 岁，女儿芳芳不足6岁）。抗战期间，她曾就读于成都的金陵 女子文理学院化学系，那时，她已与徐悲鸿相恋，为了照顾 徐先生的多病之身，她忍痛放弃了金陵女大的学业，随徐去 重庆。这件事曾使徐悲鸿感到惋惜、不安和愧疚。而今，她 又重新回到大学课堂，这便可以慰藉徐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廖静文是怀着深深的悲痛和发愤读书的心情进入北大 的，她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处处以一个普通大学生的身份来 约束自己。她住进十八斋的四人一间的普通学生宿舍，自带 碗筷到拥挤的学生大餐厅里站着用饭。她衣着朴素，一年四 季总是黑白两种颜色，冬天常穿一件半旧黑呢大衣，围着一 条白色毛线围巾；夏天常穿一件黑色短袖旗袍，或是白衬衣、 黑裙子。这是为悲鸿先生戴孝之意。一谈起徐先生，她总是 泪水涔涔，哽咽不成声。当时，我们只看到了她的悲痛，却不大了解她生活的艰辛和思念小儿女的苦楚。直到三十年后 读了她蘸着血泪写成的《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一书，才 知道了她如此痛苦地抉择生活道路的深层原因。原来，除了 学习知识，她也是以投身年轻人的集体来医治难以忍受的孤 寂之感。
虽然廖静文年纪较大，且有各种公务、家事和思虑缠绕， 但她学习起来却是十分专注和刻苦的。她很快习惯了这种紧 张的学习生活，中文系开设的各门功课，她几乎是一门不漏 地跟着学，许多课外活动也积极参加。她天资聪颖，有很好 的基础，又极用功，因之各门课程都学得很好，就连许多同 学可以免修的外国语，她也学。她很快就成为一个高材生。
那时，徐悲鸿的故居东受禄街16号已改建成徐悲鸿纪念 馆，对国内外开放，她后来被任命为馆长。这所房屋，是1947 年徐悲鸿用卖画的钱买下的，徐悲鸿逝世后不久，廖静文就 决定将徐悲鸿遗留下的全部作品1000余幅，他多年搜求收藏 的唐、宋、元、明、清和近代的名家书画I。。。余件和其他珍 贵遗物，全部捐献给国家，这所房屋也在其中。这里，有周 恩来总理亲笔手书的“悲鸿故居”匾额。廖静文在学习期间， 常常接到通知回去搞一些重要的接待工作，有时也接到周总 理和有关部门的请柬，去参加一些宴会、招待会或其他活动。 这样，她就不得不暂时离开学校回家里去，有时一去几天，这 必然就耽误了一些功课。但她回来以后，就加紧补课、补笔 记，她一点也没有因为误了课而落在后面。
她有时对我们讲一些徐悲鸿先生的轶事，讲他对艺术锲 而不舍的探索和追求，特别是讲他青年时代在上海、又远渡 重洋刻苦学习的事情。讲这些事情时，她总是流露岀对徐先 生的深切思念和由衷敬佩的感情。一次，我在给她补完笔记 之后，她又给我讲了徐先生茹苦含辛学画的详情细节，这其 间就讲到了徐悲鸿与蒋碧薇产生感情裂痕和思想分野的一些 过程，特别是蒋碧薇不买小提琴而买皮大衣的事给我留下了 极深的印象。她还讲到了徐先生拒绝为蒋介石画像从而被中 央大学解聘的事。又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在“五一”节庆 祝游行之后应邀到廖静文家中（即徐悲鸿纪念馆）作客。我 们参观了徐悲鸿的画室、起居室，看了他的一些著名作品的 原件和遗物，廖静文一一为我们讲解。我们看到了那幅著名 的巨型油画《田横五百士》和未完成画稿《鲁迅和瞿秋白》， 又看见了列宁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两个青铜色的面模。廖静 文大姐说，这是徐先生1934年去苏联访问和举办画展时，苏 联著名雕塑家梅尔库罗夫将他亲手制作的列宁和托尔斯泰面 模赠送给徐先生的。如今，这两个面模依然陈列在新街口北 大街的徐悲鸿纪念馆里。
在北大的三年中，廖静文不仅学到了扎实的基础理论知 识，阅读了大量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扩展了知识的视野，使 她后来能够得心应手地写出那样一部材料翔实、视野开阔、文 字优美的《徐悲鸿一生》，了却了她多年的夙愿。而且，她生 活于年轻人的集体之中，徜徉于湖光塔影、富于园林之美的 校园里，这便渐渐医治了她那心灵的创伤，使她能够坚定的 生活下去。
记不清她是什么时候离开北大的了，只记得她没有同我 们一起毕业。离开学校以后，她一面担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 职务（这个职务一直延续到今天），还在徐悲鸿生前任院长的 中央美术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课。以后，她一直同班上的一 些同学保持着联系。
这期间，她为写徐悲鸿的传记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56 年的寒假，她冒着严寒到徐悲鸿的故乡江苏省宜兴县计亭桥 乡，在那里会见了徐悲鸿的一些亲友和童年伙伴。她从他们 那里了解了徐悲鸿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许多事情，她熟悉了最 初哺育这位艺术大师的土地、村庄、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社会 人文环境。离开宜兴，她又去上海，这里是徐悲鸿走出故乡 步入人生社会，在茫茫人海中闯荡的第一个大城市。她在寒 冷的黄浦江边伫立、幽蹦，寻觅徐悲鸿青年时代的足迹，体 验、回味当年他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茕茕孑立的凄凉情状。以 后，她又多方访问徐悲鸿的友人、学生、旧相识，收集有关 徐悲鸿生活、艺术活动的资料，她潜心研究中外古今的美术 史料、艺术作品，掌握其中的奥秘和发展规律。她夜以继日， 孜孜不倦，都是为完成那一件浩繁的写作工程做着准备。然 而，正当万事俱备，开始动笔去写之时，那场史无前例的大 浩劫开始了，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使她那写作计划终成泡 影。在“文革”中，徐悲鸿纪念馆多次被冲击，她的家多次 被抄。她多年来辛辛苦苦搜集来的资料几乎丧失殆尽，连她 的订婚、结婚戒指等一些纪念物也被抄走，至今没有下落。徐 悲鸿大师被诬为“黑画家”，他的墓碑也被砸碎。在这种情况 下，她根本无法继续写作。所可幸者，馆内那些无价之宝，即 廖静文捐献给国家的那些藏品和遗物，完全由国家保护了起 来，才免遭毁坏。不久，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廖静文 也被秘密转移到一处独户民宅里，她才得以免除了无休止的 被冲击之苦。
1967年，因修建地铁，东受禄街16号的徐悲鸿纪念馆被 拆除，需另选新址建馆。“文革”期间，此事历经数年悬而未 决。为重建徐悲鸿纪念馆，廖静文多方呼吁奔走，历尽艰辛 仍不能解决，她只好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求助。1973年7月15 日，毛主席批示要派人查明恢复纪念馆，次日，周恩来总理 便亲笔写信给廖静文，并派人去看望她，同她商洽恢复纪念 馆之事。自此，事情便有了着落，这便是现今坐落于新街口 北大街53号的徐悲鸿纪念馆。如今的徐悲鴻纪念馆，规模已 数倍于原址，有办公楼、展厅各一栋，展览厅有七个展室。馆 内有现代化的恒温保藏室和灵敏度极高的防盗装置，还辟有 “徐悲鸿画室”，招收青年画家在此进修。
新时期以来，工作恢复了正常，廖静文的心境也开朗起 来，她便恢复了《徐悲鸿一生》的写作，一部26万字的书稿 很快便完成了。198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为了这 本书，她弹精竭虑30年，历尽坎坷磨难，真可谓“衣带渐宽 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如今总算了却了平生夙愿。书出 版后，引起很大社会反响，读者的来信如雪片一样从四面八 方飞来，多时一天竟达百封，还有一些来登门拜访。出版社 曾多次重印，如今累计印数已达五六十万册。1994年，《徐悲 鸿一生》又由台湾新潮社出版发行，并评价此书“情感是绝 对真挚的，事件是最能把握住真实的。此书之成，实无异于 大师之自白。”
这几年，廖静文已渐入老境，耳朵重听，腿关节疼痛，体 力也衰退了，但她的生活节奏却反而加速了，似乎是在抢时 间多干些事。她每日去馆里上班，处理各种事务，参加各种 活动，还要经常陪一些重要人物参观。早晨来上班，她从家 中带来一盒饭菜，午餐便在馆里用，下午下班时才回家。作 为全国政协的常委，她要经常参加政协会议和各种活动，她 还常常去各地参加一些有关会议和活动，又曾多次去国外访 问、举办展览、参加艺术活动。1994年6月，她去台北举办 徐悲鸿纪念展，而在飞往台北的三天之前，她还去天津参加 政协举行的视察活动两日，回来时疲备不堪，未及休息就去 台北了。
使她牵肠挂肚、萦绕于怀的是续写《我的回忆》一书，写 徐悲鸿逝世后四十多年岁月中她亲历之事，这是广大读者为 她岀的题目。她收到的许多来信，她接待的许多读者的来访， 都表达了盼望能够读到这本书的续集的希冀。是的，这么多 年了，她经历了许多许多，生活中有成功，也有挫折；有欢 欣，也有苦闷和抑郁，她的确应该把这一切都告诉给世人。这 是徐悲鸿大师艺术生涯的余波，对艺术发展，对社会，对后 代，这是不应泯灭的一份精神财富。别人和她自己，都觉得 应该把这些写出来。然而，她的生活又是如此忙碌，难得有 从容的时间去思考，去动笔。我曾多次劝她摆脱掉日常的繁 忙工作去潜心著述，但她又舍不掉、放不下那些事情。
她的确是太累了。身为馆长，她不仅鼎力支撑着这个在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关怀下建立起来的徐悲鸿纪 念馆，而且事必躬亲，亲自干着那些被视为卑琐的微小事。她 亲自起草、修改请示报告和工作总结之类的公文，亲自过问 和处理各种日常公务琐事，甚至连厕所的下水道堵塞时她也 亲自动手疏通。而且她还有那样多的各种社会工作。
一天中，她的事务和交往太多了。她需要一个短暂的宁 静和寂寞，使灵魂得到休憩。只有在晚上，她回到家里，看 报、读书，干点轻松的事情。不过，还是常常有来访者打扰 她，有时，她下班时已经有人在家里等着她。
她做事是有着可贵的认真精神和扎实作风的，我相信，她 是会写出《我的回忆》续集的。
那时，徐悲鸿的故居东受禄街16号已改建成徐悲鸿纪念 馆，对国内外开放，她后来被任命为馆长。这所房屋，是1947 年徐悲鸿用卖画的钱买下的，徐悲鸿逝世后不久，廖静文就 决定将徐悲鸿遗留下的全部作品1000余幅，他多年搜求收藏 的唐、宋、元、明、清和近代的名家书画I。。。余件和其他珍 贵遗物，全部捐献给国家，这所房屋也在其中。这里，有周 恩来总理亲笔手书的“悲鸿故居”匾额。廖静文在学习期间， 常常接到通知回去搞一些重要的接待工作，有时也接到周总 理和有关部门的请柬，去参加一些宴会、招待会或其他活动。 这样，她就不得不暂时离开学校回家里去，有时一去几天，这 必然就耽误了一些功课。但她回来以后，就加紧补课、补笔 记，她一点也没有因为误了课而落在后面。
她有时对我们讲一些徐悲鸿先生的轶事，讲他对艺术锲 而不舍的探索和追求，特别是讲他青年时代在上海、又远渡 重洋刻苦学习的事情。讲这些事情时，她总是流露岀对徐先 生的深切思念和由衷敬佩的感情。一次，我在给她补完笔记 之后，她又给我讲了徐先生茹苦含辛学画的详情细节，这其 间就讲到了徐悲鸿与蒋碧薇产生感情裂痕和思想分野的一些 过程，特别是蒋碧薇不买小提琴而买皮大衣的事给我留下了 极深的印象。她还讲到了徐先生拒绝为蒋介石画像从而被中 央大学解聘的事。又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在“五一”节庆 祝游行之后应邀到廖静文家中（即徐悲鸿纪念馆）作客。我 们参观了徐悲鸿的画室、起居室，看了他的一些著名作品的 原件和遗物，廖静文一一为我们讲解。我们看到了那幅著名 的巨型油画《田横五百士》和未完成画稿《鲁迅和瞿秋白》， 又看见了列宁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两个青铜色的面模。廖静 文大姐说，这是徐先生1934年去苏联访问和举办画展时，苏 联著名雕塑家梅尔库罗夫将他亲手制作的列宁和托尔斯泰面 模赠送给徐先生的。如今，这两个面模依然陈列在新街口北 大街的徐悲鸿纪念馆里。
在北大的三年中，廖静文不仅学到了扎实的基础理论知 识，阅读了大量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扩展了知识的视野，使 她后来能够得心应手地写出那样一部材料翔实、视野开阔、文 字优美的《徐悲鸿一生》，了却了她多年的夙愿。而且，她生 活于年轻人的集体之中，徜徉于湖光塔影、富于园林之美的 校园里，这便渐渐医治了她那心灵的创伤，使她能够坚定的 生活下去。
记不清她是什么时候离开北大的了，只记得她没有同我 们一起毕业。离开学校以后，她一面担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 职务（这个职务一直延续到今天），还在徐悲鸿生前任院长的 中央美术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课。以后，她一直同班上的一 些同学保持着联系。
这期间，她为写徐悲鸿的传记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56 年的寒假，她冒着严寒到徐悲鸿的故乡江苏省宜兴县计亭桥 乡，在那里会见了徐悲鸿的一些亲友和童年伙伴。她从他们 那里了解了徐悲鸿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许多事情，她熟悉了最 初哺育这位艺术大师的土地、村庄、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社会 人文环境。离开宜兴，她又去上海，这里是徐悲鸿走出故乡 步入人生社会，在茫茫人海中闯荡的第一个大城市。她在寒 冷的黄浦江边伫立、幽蹦，寻觅徐悲鸿青年时代的足迹，体 验、回味当年他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茕茕孑立的凄凉情状。以 后，她又多方访问徐悲鸿的友人、学生、旧相识，收集有关 徐悲鸿生活、艺术活动的资料，她潜心研究中外古今的美术 史料、艺术作品，掌握其中的奥秘和发展规律。她夜以继日， 孜孜不倦，都是为完成那一件浩繁的写作工程做着准备。然 而，正当万事俱备，开始动笔去写之时，那场史无前例的大 浩劫开始了，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使她那写作计划终成泡 影。在“文革”中，徐悲鸿纪念馆多次被冲击，她的家多次 被抄。她多年来辛辛苦苦搜集来的资料几乎丧失殆尽，连她 的订婚、结婚戒指等一些纪念物也被抄走，至今没有下落。徐 悲鸿大师被诬为“黑画家”，他的墓碑也被砸碎。在这种情况 下，她根本无法继续写作。所可幸者，馆内那些无价之宝，即 廖静文捐献给国家的那些藏品和遗物，完全由国家保护了起 来，才免遭毁坏。不久，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廖静文 也被秘密转移到一处独户民宅里，她才得以免除了无休止的 被冲击之苦。
1967年，因修建地铁，东受禄街16号的徐悲鸿纪念馆被 拆除，需另选新址建馆。“文革”期间，此事历经数年悬而未 决。为重建徐悲鸿纪念馆，廖静文多方呼吁奔走，历尽艰辛 仍不能解决，她只好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求助。1973年7月15 日，毛主席批示要派人查明恢复纪念馆，次日，周恩来总理 便亲笔写信给廖静文，并派人去看望她，同她商洽恢复纪念 馆之事。自此，事情便有了着落，这便是现今坐落于新街口 北大街53号的徐悲鸿纪念馆。如今的徐悲鴻纪念馆，规模已 数倍于原址，有办公楼、展厅各一栋，展览厅有七个展室。馆 内有现代化的恒温保藏室和灵敏度极高的防盗装置，还辟有 “徐悲鸿画室”，招收青年画家在此进修。
新时期以来，工作恢复了正常，廖静文的心境也开朗起 来，她便恢复了《徐悲鸿一生》的写作，一部26万字的书稿 很快便完成了。198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为了这 本书，她弹精竭虑30年，历尽坎坷磨难，真可谓“衣带渐宽 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如今总算了却了平生夙愿。书出 版后，引起很大社会反响，读者的来信如雪片一样从四面八 方飞来，多时一天竟达百封，还有一些来登门拜访。出版社 曾多次重印，如今累计印数已达五六十万册。1994年，《徐悲 鸿一生》又由台湾新潮社出版发行，并评价此书“情感是绝 对真挚的，事件是最能把握住真实的。此书之成，实无异于 大师之自白。”
这几年，廖静文已渐入老境，耳朵重听，腿关节疼痛，体 力也衰退了，但她的生活节奏却反而加速了，似乎是在抢时 间多干些事。她每日去馆里上班，处理各种事务，参加各种 活动，还要经常陪一些重要人物参观。早晨来上班，她从家 中带来一盒饭菜，午餐便在馆里用，下午下班时才回家。作 为全国政协的常委，她要经常参加政协会议和各种活动，她 还常常去各地参加一些有关会议和活动，又曾多次去国外访 问、举办展览、参加艺术活动。1994年6月，她去台北举办 徐悲鸿纪念展，而在飞往台北的三天之前，她还去天津参加 政协举行的视察活动两日，回来时疲备不堪，未及休息就去 台北了。
使她牵肠挂肚、萦绕于怀的是续写《我的回忆》一书，写 徐悲鸿逝世后四十多年岁月中她亲历之事，这是广大读者为 她岀的题目。她收到的许多来信，她接待的许多读者的来访， 都表达了盼望能够读到这本书的续集的希冀。是的，这么多 年了，她经历了许多许多，生活中有成功，也有挫折；有欢 欣，也有苦闷和抑郁，她的确应该把这一切都告诉给世人。这 是徐悲鸿大师艺术生涯的余波，对艺术发展，对社会，对后 代，这是不应泯灭的一份精神财富。别人和她自己，都觉得 应该把这些写出来。然而，她的生活又是如此忙碌，难得有 从容的时间去思考，去动笔。我曾多次劝她摆脱掉日常的繁 忙工作去潜心著述，但她又舍不掉、放不下那些事情。
她的确是太累了。身为馆长，她不仅鼎力支撑着这个在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关怀下建立起来的徐悲鸿纪 念馆，而且事必躬亲，亲自干着那些被视为卑琐的微小事。她 亲自起草、修改请示报告和工作总结之类的公文，亲自过问 和处理各种日常公务琐事，甚至连厕所的下水道堵塞时她也 亲自动手疏通。而且她还有那样多的各种社会工作。
一天中，她的事务和交往太多了。她需要一个短暂的宁 静和寂寞，使灵魂得到休憩。只有在晚上，她回到家里，看 报、读书，干点轻松的事情。不过，还是常常有来访者打扰 她，有时，她下班时已经有人在家里等着她。
她做事是有着可贵的认真精神和扎实作风的，我相信，她 是会写出《我的回忆》续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