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7日，距离龙年的春节只有10天了，大街小 巷笼罩着一片节日气氛，龙的脚步声给人们带来了欢乐的情 绪。然而此时我忽然接到一份来自兰州的电报，讣告诗歌评 论家、西北师范大学西部文学研究所所长孙克恒教授于2月 5日不幸逝世。虽然，一个多月之前我已从兰州的友人那里知 道了克恒患了不治之症、正在拖延时日的消息，知道他不会 活得很久了。克恒的小女儿孙涓在1月10日给我的信中说， 在病房里她给父亲读了我那篇回忆我们青年时代生活的《未 名湖畔结诗社》一文，引起了他的许多美好的回忆，那一天， 他很高兴，精神也极兴奋，家里人也为此感到高兴。我实在 没有想到他会离去得这样快，而何况他正当54岁的壮年！
克恒自1957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去兰州大学 工作，到他去世，整整是三十个年头。他把生活的根深深扎 在了这片土地上，为扶植与发展极富生命力的中国西部文学 耗尽了心血，他的成就是卓著的。克恒出生于美丽的海滨城 市烟台，在北京那湖光塔影的燕园里度过了大学时代，作为 新中国第一代从内地来的大西北的开发者，在那里生活了大 半生。他常常存有回故乡工作的念头。然而，他也热爱着他 在那块土地上辛勤开拓着的事业，他一直在这种矛盾心情中 过活。也曾有过几次调回故乡的机会，但兰州需要他，他便 又留了下来。许多年过去了，随着他对西北大地和西部文学 挚爱情感的与日俱增，他便安心地在那里生活下去，潜心地 开发这块丰腴而又神奇的文学土壤。
克恒是我的同窗好友，四年的大学生活，我们竟有三年 时光同住一间宿舍，他睡下铺，我住上铺。这样，我们自然 成了好朋友，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逝世。
克恒天资聪颖，又极用功，各门功课都学得好，在大学 里打下作学问的坚实根底。他喜欢古典文学，尤爱古典诗词， 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嵇康，鲍照的作品很有研究。而离开 大学后，他却专攻现代文学。他写诗，几年间写了很多，多 是写大海的。他的诗写得沉郁深邃，色调斑斓，这同当时流 行的那些明朗而又直露的诗很有些不同，似乎有着沉重的感 念和蕴藉的内涵，耐得住咀嚼。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 的诗有点批判现实主义的味道，他只是一笑置之，还是那样 写下去。看来，他有着自己的情趣，自己的追求，不愿随时 逐俗。然而，那样的诗当时是很难发表的。
那时候，我们都迷恋着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也 欣赏苏联诗人叶赛宁和伊萨柯夫斯基的作品。1954年，吕荧 译的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夫根尼•奥涅金》新版本刚一出 版，我们便每人买了一本，天天朗读，爱不释手，我们甚至 能整段整段地背诵。1955年春假，我们到西山去春游，便带 了这本书去。午餐后，我和克恒躺在碧云寺松林里的草地上， 用汉俄两种语言朗诵书中的诗句。“我生来爱好平静的生活， 爱好乡村的寂静；在乡野里竖琴的声音更加响亮，创作的幻 想也更为生动……” “春天，春天，恋爱的时光，你的出现使 我多么悲伤……”念着这些诗句，我们心摇神荡，心猿意马， 美好的情致和青春的幻想充满胸怀，那情状至今仍历历在目。
1956年新年到来之时，我们把三个人居住的宿舍清扫得 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为了把我们的小屋布置得焕然一新，我 们选择了普希金的一句诗“用语言去把人类的心灵照亮”，克 恒写成了大美术字，用金色硬纸片剪下，贴在正面墙壁上，作 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为此整整忙活了一个下午，引得许多 同学都来参观。我们的这个得意之作，直到毕业离校时还贴 在那里。
克恒为人热情，待人诚挚，同别人相处得很好。他的开 朗性格中又带有几分谨慎，豪爽中又有更多的精细，他有才 气但并不浮躁，性喜表现但并不张扬。他的性格既是外向又 是内向的，两者相得益彰。与同学们研讨学问时，他喜欢争 论，是班内有名的“好战分子二争论起来便不免激动得面红 耳赤，浓重的胶东乡音，加上双手乱挥，颇有些慷慨激昂之 态。争论到最后，又常常是以一阵爽朗的大笑为终结。于是 偃旗息鼓，又埋头去读书，仿佛并不曾发生过那场争斗。在 同学间这样的争论是经常发生的，在争论中大家都有所得，互 相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
克恒平日生活极简朴，衣着朴素，一件黑色的棉衣穿了 四年未曾换过，但又总是干干净净的清爽。我不太了解他的 家庭经济状况，只知家中有位老母亲，也不知她以何为生，看 那境况是不太宽裕的。他用钱很仔细，从不乱花钱，除了买 书和必不可少的零用钱，没见他浪费过一分钱。不过，每次 假期从家乡回来，他总要带回一些家乡的土产。他常常带来 极受欢迎的对虾干和高粱饴，那对虾干味道极鲜美，同屋的 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常有打牙祭的实惠，吃饭时带几颗去，夹 在菜中吃，平时也常抓几颗放在嘴里嚼着。
毕业分手以后，相隔数千里，难得再有见面的机会了。但 书信往来是极频繁的。开始的那几年，每个月都要通一两封 信，并常写诗互相赠答。1957年10月，我写了《秋夜怀西北 故人》一诗赠他，11月间，便接到他寄赠的《和友马嘶秋夜 怀西北故人》一诗：“四年相聚一朝分，关山阻隔梦里寻。忆 昔燕园负笈时，唯愿鸿雁传音频。”我把他的信按时间顺序夹 藏在一个大文件夹中，几年间积累了厚厚的一摞。这些信一 直保存着，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才遗失了。到了 “文 革”时期，信便渐渐少了，后来竟完全断了音信。那期间，彼 此的工作也有了调动。大约到了 1980年，我忽然接到了他的 信，他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从别人那里知道我的新工作岗 位的，而他，也由兰州大学调到西北师范学院。从此，我们 便又恢复了书信往来。这些年，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 都有了用武之地，心情都是舒展的，但工作也劳累，都在设 法夺回过去浪费的光阴。都已是人到中年，也不再像青年时 代那样谈起来漫无边际，在信中，谈的大抵都是事业方面的 事，更多的是谈自己的创作与学术活动。我知道，这些年他 在事业上是很有成就的，但也是在超负荷运转的。
离别了二十五六年，1983年夏季，我们终于有机会见面 To那年夏天，克恒从兰州来京，他提前写信给我，约定某 一日在北京西单的江枫家里见面。那天，我匆匆由唐山进京， 找到旅馆后，已是上灯时分了，想去江枫家，又觉天色已晚, 路又不近，只好打消了那念头。第二天，早早起来，吃了早 点，便赶到江根家里。这我才知道，昨晚江枫特备了酒宴，招 待克恒和我，我没有去，他二人都很扫兴，我这才失悔昨晚 未能赴约。听江枫爱人说，克恒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招待所, 我便急急赶到招待所。找到了克恒住的房间，房间里却空无 一人，等了一会儿，仍不见有人来。向服务员打听，说人并 未离开。我便急着到外边去找，走到大门口，就见克恒和一 个人从外边拿着买好的早点回来。我们打了个照面，还没来 得及思索，便不约而同地“啊” 了一声，紧紧地拥抱起来。二 十多年不见，彼此似乎都没有什么大变化，一下子便能认出。 我们回到屋子里，片刻，江枫也赶了来。
这一天，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畅谈竟日，谈的都是别后情 况和学术、文学方面的问题。那时，西部文学已是他关注的 首要问题了，他谈了许多关于西部诗歌和西部诗人们的情况， 谈得眉飞色舞，兴味盎然。我发现，他青年时代的那种热情 和激情丝毫也没有减退，甚至连那时争论问题时的手势和一 些习惯动作也保留了下来。中午，我们到附近的一家餐馆去 用餐，饭后，又信步走到不远处的北京日报社，江枫请了一 位熟识的摄影记者为我们拍了几张合影。黄昏时，我们兴犹 未尽，但第二天大家都有事，只好恋恋地分手。我们原希望 两三日后能再聚会一次，但终因他有事要离京而未能如愿。谁 知，这一次相见却成了永诀。
这几年，他每次来信，都谈到他的研究与写作计划，报 告他的行踪。那计划是庞大的，行踪是紧张的。他先后寄来 他写的专著、论文集和他编选的《现代诗话》、《中国西部诗 选》以及散见于报刊上的学术论文。他倡导并筹建了西部文 学研究所，他为中文系开课并带研究生，他请了老同学北京 大学袁行需教授、谢冕教授和翻译家江枫去兰州讲学，并陪 同他们去河西走廊观光，他参加文学界的许多活动，还受聘 参加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征文评奖活动，他到青海、新疆、桂 林等地参加学术活动和讲学……几年来，他一直在紧张地不 知疲倦地工作着。特别是他岀任西北师大西部文学研究所所 长之后，更是呕心沥血地为发展西部文学建立功业。单是编 选那一本厚厚的《中国西部诗选》，便耗费了他多少精力啊! 这一部记录了我国西部诗歌发展历程的重要著作，从搜集、辑 录、选编到印刷、出版、发行，占去了他几年时光，纸型打 好之后，征订数字上不去，书无法印刷，他只好四处呼吁，多 方设法，使尽了浑身解数，最后才得以出版面世。正是由于 多年紧张地超负荷运转，他才积劳成疾，过早地离世。
1987年9月上旬，我接到克恒的来信，向我通报了他被 聘为教授并分配到一套三室一厅的住宅的好消息。他说，如 今他终于有了一个单独的书房，这是他多年的宿愿，那欢欣 之情溢于言表。其中，自然已透露出他要更好地利用这个条 件，更加紧地工作之意。我听了自然也是极高兴的，连忙写 了信去祝贺。谁知，这竟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三个月后, 兰州的青年女诗人匡文留来信告诉我，克恒患肝癌晚期，已 去上海治疗，这个消息使我感到震惊。此后，她在几封信中 都谈到了克恒的病情，说是已一天不如一天，她也深感人生 之无常。不久，克恒便真地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我挚爱的朋友，你静静地安息在你所挚爱的西部大地上， 也该是能瞑目的吧！
克恒自1957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去兰州大学 工作，到他去世，整整是三十个年头。他把生活的根深深扎 在了这片土地上，为扶植与发展极富生命力的中国西部文学 耗尽了心血，他的成就是卓著的。克恒出生于美丽的海滨城 市烟台，在北京那湖光塔影的燕园里度过了大学时代，作为 新中国第一代从内地来的大西北的开发者，在那里生活了大 半生。他常常存有回故乡工作的念头。然而，他也热爱着他 在那块土地上辛勤开拓着的事业，他一直在这种矛盾心情中 过活。也曾有过几次调回故乡的机会，但兰州需要他，他便 又留了下来。许多年过去了，随着他对西北大地和西部文学 挚爱情感的与日俱增，他便安心地在那里生活下去，潜心地 开发这块丰腴而又神奇的文学土壤。
克恒是我的同窗好友，四年的大学生活，我们竟有三年 时光同住一间宿舍，他睡下铺，我住上铺。这样，我们自然 成了好朋友，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逝世。
克恒天资聪颖，又极用功，各门功课都学得好，在大学 里打下作学问的坚实根底。他喜欢古典文学，尤爱古典诗词， 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嵇康，鲍照的作品很有研究。而离开 大学后，他却专攻现代文学。他写诗，几年间写了很多，多 是写大海的。他的诗写得沉郁深邃，色调斑斓，这同当时流 行的那些明朗而又直露的诗很有些不同，似乎有着沉重的感 念和蕴藉的内涵，耐得住咀嚼。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 的诗有点批判现实主义的味道，他只是一笑置之，还是那样 写下去。看来，他有着自己的情趣，自己的追求，不愿随时 逐俗。然而，那样的诗当时是很难发表的。
那时候，我们都迷恋着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也 欣赏苏联诗人叶赛宁和伊萨柯夫斯基的作品。1954年，吕荧 译的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夫根尼•奥涅金》新版本刚一出 版，我们便每人买了一本，天天朗读，爱不释手，我们甚至 能整段整段地背诵。1955年春假，我们到西山去春游，便带 了这本书去。午餐后，我和克恒躺在碧云寺松林里的草地上， 用汉俄两种语言朗诵书中的诗句。“我生来爱好平静的生活， 爱好乡村的寂静；在乡野里竖琴的声音更加响亮，创作的幻 想也更为生动……” “春天，春天，恋爱的时光，你的出现使 我多么悲伤……”念着这些诗句，我们心摇神荡，心猿意马， 美好的情致和青春的幻想充满胸怀，那情状至今仍历历在目。
1956年新年到来之时，我们把三个人居住的宿舍清扫得 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为了把我们的小屋布置得焕然一新，我 们选择了普希金的一句诗“用语言去把人类的心灵照亮”，克 恒写成了大美术字，用金色硬纸片剪下，贴在正面墙壁上，作 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为此整整忙活了一个下午，引得许多 同学都来参观。我们的这个得意之作，直到毕业离校时还贴 在那里。
克恒为人热情，待人诚挚，同别人相处得很好。他的开 朗性格中又带有几分谨慎，豪爽中又有更多的精细，他有才 气但并不浮躁，性喜表现但并不张扬。他的性格既是外向又 是内向的，两者相得益彰。与同学们研讨学问时，他喜欢争 论，是班内有名的“好战分子二争论起来便不免激动得面红 耳赤，浓重的胶东乡音，加上双手乱挥，颇有些慷慨激昂之 态。争论到最后，又常常是以一阵爽朗的大笑为终结。于是 偃旗息鼓，又埋头去读书，仿佛并不曾发生过那场争斗。在 同学间这样的争论是经常发生的，在争论中大家都有所得，互 相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
克恒平日生活极简朴，衣着朴素，一件黑色的棉衣穿了 四年未曾换过，但又总是干干净净的清爽。我不太了解他的 家庭经济状况，只知家中有位老母亲，也不知她以何为生，看 那境况是不太宽裕的。他用钱很仔细，从不乱花钱，除了买 书和必不可少的零用钱，没见他浪费过一分钱。不过，每次 假期从家乡回来，他总要带回一些家乡的土产。他常常带来 极受欢迎的对虾干和高粱饴，那对虾干味道极鲜美，同屋的 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常有打牙祭的实惠，吃饭时带几颗去，夹 在菜中吃，平时也常抓几颗放在嘴里嚼着。
毕业分手以后，相隔数千里，难得再有见面的机会了。但 书信往来是极频繁的。开始的那几年，每个月都要通一两封 信，并常写诗互相赠答。1957年10月，我写了《秋夜怀西北 故人》一诗赠他，11月间，便接到他寄赠的《和友马嘶秋夜 怀西北故人》一诗：“四年相聚一朝分，关山阻隔梦里寻。忆 昔燕园负笈时，唯愿鸿雁传音频。”我把他的信按时间顺序夹 藏在一个大文件夹中，几年间积累了厚厚的一摞。这些信一 直保存着，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才遗失了。到了 “文 革”时期，信便渐渐少了，后来竟完全断了音信。那期间，彼 此的工作也有了调动。大约到了 1980年，我忽然接到了他的 信，他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从别人那里知道我的新工作岗 位的，而他，也由兰州大学调到西北师范学院。从此，我们 便又恢复了书信往来。这些年，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 都有了用武之地，心情都是舒展的，但工作也劳累，都在设 法夺回过去浪费的光阴。都已是人到中年，也不再像青年时 代那样谈起来漫无边际，在信中，谈的大抵都是事业方面的 事，更多的是谈自己的创作与学术活动。我知道，这些年他 在事业上是很有成就的，但也是在超负荷运转的。
离别了二十五六年，1983年夏季，我们终于有机会见面 To那年夏天，克恒从兰州来京，他提前写信给我，约定某 一日在北京西单的江枫家里见面。那天，我匆匆由唐山进京， 找到旅馆后，已是上灯时分了，想去江枫家，又觉天色已晚, 路又不近，只好打消了那念头。第二天，早早起来，吃了早 点，便赶到江根家里。这我才知道，昨晚江枫特备了酒宴，招 待克恒和我，我没有去，他二人都很扫兴，我这才失悔昨晚 未能赴约。听江枫爱人说，克恒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招待所, 我便急急赶到招待所。找到了克恒住的房间，房间里却空无 一人，等了一会儿，仍不见有人来。向服务员打听，说人并 未离开。我便急着到外边去找，走到大门口，就见克恒和一 个人从外边拿着买好的早点回来。我们打了个照面，还没来 得及思索，便不约而同地“啊” 了一声，紧紧地拥抱起来。二 十多年不见，彼此似乎都没有什么大变化，一下子便能认出。 我们回到屋子里，片刻，江枫也赶了来。
这一天，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畅谈竟日，谈的都是别后情 况和学术、文学方面的问题。那时，西部文学已是他关注的 首要问题了，他谈了许多关于西部诗歌和西部诗人们的情况， 谈得眉飞色舞，兴味盎然。我发现，他青年时代的那种热情 和激情丝毫也没有减退，甚至连那时争论问题时的手势和一 些习惯动作也保留了下来。中午，我们到附近的一家餐馆去 用餐，饭后，又信步走到不远处的北京日报社，江枫请了一 位熟识的摄影记者为我们拍了几张合影。黄昏时，我们兴犹 未尽，但第二天大家都有事，只好恋恋地分手。我们原希望 两三日后能再聚会一次，但终因他有事要离京而未能如愿。谁 知，这一次相见却成了永诀。
这几年，他每次来信，都谈到他的研究与写作计划，报 告他的行踪。那计划是庞大的，行踪是紧张的。他先后寄来 他写的专著、论文集和他编选的《现代诗话》、《中国西部诗 选》以及散见于报刊上的学术论文。他倡导并筹建了西部文 学研究所，他为中文系开课并带研究生，他请了老同学北京 大学袁行需教授、谢冕教授和翻译家江枫去兰州讲学，并陪 同他们去河西走廊观光，他参加文学界的许多活动，还受聘 参加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征文评奖活动，他到青海、新疆、桂 林等地参加学术活动和讲学……几年来，他一直在紧张地不 知疲倦地工作着。特别是他岀任西北师大西部文学研究所所 长之后，更是呕心沥血地为发展西部文学建立功业。单是编 选那一本厚厚的《中国西部诗选》，便耗费了他多少精力啊! 这一部记录了我国西部诗歌发展历程的重要著作，从搜集、辑 录、选编到印刷、出版、发行，占去了他几年时光，纸型打 好之后，征订数字上不去，书无法印刷，他只好四处呼吁，多 方设法，使尽了浑身解数，最后才得以出版面世。正是由于 多年紧张地超负荷运转，他才积劳成疾，过早地离世。
1987年9月上旬，我接到克恒的来信，向我通报了他被 聘为教授并分配到一套三室一厅的住宅的好消息。他说，如 今他终于有了一个单独的书房，这是他多年的宿愿，那欢欣 之情溢于言表。其中，自然已透露出他要更好地利用这个条 件，更加紧地工作之意。我听了自然也是极高兴的，连忙写 了信去祝贺。谁知，这竟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三个月后, 兰州的青年女诗人匡文留来信告诉我，克恒患肝癌晚期，已 去上海治疗，这个消息使我感到震惊。此后，她在几封信中 都谈到了克恒的病情，说是已一天不如一天，她也深感人生 之无常。不久，克恒便真地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我挚爱的朋友，你静静地安息在你所挚爱的西部大地上， 也该是能瞑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