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窗学友中，深得燕园学魂幽邃之性灵，承受师辈 学者博大精深治学精神之惠泽最厚者，当属袁行需学兄了。在 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启悟，尤其是对中国古典 文学艺术精髓的把握、妙悟和研究方面，他所取得的成就也 是最为丰硕、最令人瞩目的。他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培养出的 根柢深厚、学养深纯、可望成为新一代国学大师的著名学者。
        我们是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肇始的1953年秋季入 学的。那一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全国共招收新生六十余名， 入学后分成了两个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40余人，编辑（新 闻）专业20人。第二学年，以王力教授为系主任的广州中山 大学语言学系的师生合并了过来，四年级4人，二年级30余 人，成为中文系的语言专业。这样，北大中文系1953级共有 三个专业，近百人。
        刚入学时，新建的几栋学生宿舍楼尚未竣工，男同学临 时住进了未名湖边的第一体育馆，宽敞的大厅里摆了密密的 几十张双人弹簧床。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一时叫不出来名字, 但都记得来自何方，于是便以地名代其名。袁行需来自山东 青岛，别人就叫他“青岛、班上的同学年龄相差悬殊，最小 者17岁，最大者30多岁（他们都是调干生和工农速成中学 毕业生）。袁行需那年17岁，是班上几个最年幼者之一。
        袁行需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年轻人，开始并没有受到别 人的注意。像许多刚刚迈出中学门槛的穷学生那样，他衣着 朴实，行为拘谨，只知道规规矩矩地求学上进。他常是穿了 一身洗得很旧很薄了的蓝布制服，头发蓬松着，不修边幅，不 事打扮，生活很简单。他的性格温文尔雅，沉默寡言，有时 还带点羞涩，但总是笑眯眯、乐呵呵的，对于生活中一些不 尽如人意之处，他也不挑剔、不抱怨，生活之于他，似乎总 是那么美好、令人满足。那时，我只觉得他是规规矩矩、勤 勉好学、生活很是节俭，似乎自奉很严。在我的印象中，仿 佛他的家境并不富裕，属于多数的穷学生之列。同学们大概 谁也不知道，他原是出生于一个很有些来历、很有些根柢的 书香官宦之家，一个出大知识分子的文化世家，他的父兄姐 辈多是知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从籍贯上看，班上最多的是 山东人，大概有七八位之多。他们都是讲一口传声传气的山 东话，有的直到毕业也不会讲普通话，只有袁行需学普通话 学得最快，他很快就能讲一口很标准的普通话了。加之他的 音质很美，嗓音浑厚宏亮，因而朗诵起诗和散文来很是受听。 他在开会发言时，讲的也是一口比较纯正的普通话，因而他 也就有机会在众人面前朗诵、发言和演说了。到了这个时候， 他便开始受到大家注意，被另眼相看了。
        当然，他首先是以勤奋好学、聪慧多思、成绩优秀和思 维敏捷为人所注目的。他没有年轻人通常所具有的心猿意马、 轻佻浮躁、好高鸯远那等凌厉之气，也从无生活懒散、读书 不求甚解的浪荡作风。他从不张扬夸耀、显示自己的优长，也 从不干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之事。他于朴实无华的为人处世 之中，时时洋溢着一股蓬勃向上昂奋进取的朝气，表现出一 个有志有为青年的高洁品质。
        那时的北大中文系，名师荟萃，强手如林，学风甚盛，北 大学子深受其惠。雄怀大志，有着儒生本色的袁行需便悠然 涵咏于此等纯正而浓郁的坦荡学风之间，泊其性灵，兢兢自 守，打下了扎实而深厚的学术根基。他亦步亦趋地按照先生 所指定的浩卷繁帙的参考资料去阅读，而且是读必求甚解，并 悉心咀嚼品味，达到消化至尽，因而颇能领略中国传统文化 之神韵。他常常从图书馆借来线装古书，潜心诵读。像这样 脸上尚带着稚气的青春年少学子，胁下挟着一函函古旧的线 装书走在校园里，或者把那些纸页发黄的古籍平铺于阅览室 的桌案上埋首苦读之时，常常会引来一些惊奇、困惑乃至嘲 笑的目光，那当然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的理科学生。 但袁行需却不顾这些，依然悠然自得地读着。到了二年级，中 国文学史课转入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由林庚教授讲授。 诗人型的学者林庚先生，对南北朝诗和唐诗有着深湛而独到 的研究，是一位很有学术个性的学者。他讲课旁征博引，深 入浅出，极富魅力，很受同学们欢迎。班上选袁行需任林先 生的课代表，因而他常有机会同林先生接触，慢慢便成了林 先生的入室弟子，使他受益颇深。此后，袁行霜一直得到学 识精深的林庚先生治学精神的熏陶与濡染，以致后来他毕业 留校成为林先生的助教，专攻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成了继 林庚先生之后一位著名的唐诗专家。那时，一些课程常常组 织课堂讨论，在学习到一定阶段之时，由教师提出一些题目， 学生们分头去准备，写出发言提纲，在课堂上自由发言讨论C 袁行需总是课堂讨论中的积极发言者，他的发言不仅言简意 深，有较高的学术质量，而且有着雄辩的力量，使人信服。也 有的时候，由几个人结成发言小组，课堂讨论时，分组推选一 二人发言，代表着这个组的意见，袁行需便总是被推选为发 言人。这种发言常常会同另一些人产生学术观点上的分歧与 对垒，大家针锋相对，各抒己见，人人都感到兴味盎然。在 这种场合，袁行需便常能表现出他的知识丰博、见解新颖和 论辩才华。
        他喜欢诗，读古诗，也读新诗。他常常在各种场合朗诵 诗，他喜欢朗诵普希金的《致大海》和《纪念碑》，还有克雷 洛夫的寓言《杰米扬的汤》，这些都是脍炙人口之作。他也常 常写诗，像许多中文系的同学一样，他偷偷地在笔记本上写 着诗，而且写得不少，那些诗多是秘不示人，只写给自己看 的，那多是表现自己隐秘的情感和所思所想C当然，也有一 些拿出来发表，或者在某种场合朗诵。在当时燕园众多的写 诗者中，袁行需也是入了名号的人。只记得他写过一首《我 生活在波涛翻腾的海洋》，那是歌颂北大的诗，他拿这首诗参 加了全校的朗诵比赛。那诗中表现出的年轻学子对母校、对 时代、对祖国的挚爱之情，用他那浑厚的响亮的嗓音传达了 岀来，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三十多年之后，他还记得那首诗 以及构思那首诗的情景，他说，他“觉得北大有一股力量，有 一种气象，有一个不可测其深浅的底蕴，唯大海才能比拟。” 也许从那时起，他就把这力量、气象、底蕴吸纳入体内，逐 渐融汇于自己的生活和学行之中。
        他喜欢在校园的幽蔽静谧处读书，这样，书中的情、眼 前的景皆拥入心中，造成一种幽邃恬适的情境，可以独享读 书的优雅淡远的意趣。这是诗意的读书，也是读书的诗意，此 为逸人雅士所特有的心境与追求。如此，读书就不再是枯燥 与痛苦的俗事了。我常见他一个人躲在未名湖畔绿树丛中，手 捧书卷，入神地诵读,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与心境中，自得其乐地饱读诗书，打下了做学问的扎实根 柢。

        进入四年级后，社会正处于大变革大动荡的前夜，经济 基础、生产关系乃至世界大势都在大变动中，人心也处于躁 动不安的状态。毕业临近了，人们考虑着毕业后的岀路，开 始奔走活动。想去杂志社做编辑工作的人，毛遂自荐地写信 给杂志社主编，几个欲去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同学，通过早一 年毕业给戏曲研究院院长当秘书的学长，找到张庚院长去谈 工作；我则通过友人，联系好去河北省文联。而袁行需却不 为时风所动，社会的动荡，未来的命运，似乎都撼动不了他 营造的那种乐在其中的读书盛景。
        1957年炎热的夏季，我们毕业了，那正是“不平常的春 天”过去之后的“反右派斗争”运动的高潮时期。这也的确 有点反常的味道，由于开展政治运动，连毕业考试都没有进 行。而分配工作时，我们也深受这反常之害。很多单位“人 事冻结”，不接受毕业生，我们一时竟成了滞销货。那一年， 北大中文系近百名毕业生，只有袁行需和周强留校任教，大 部分同学分配得很不理想。从此，袁行需成为林庚先生的助 教，专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袁行需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师承于林庚先生，在学 术视野、研究对象、治学方法、人格品位诸多方面，皆追随 林先生。在任林先生助教仅一年后的1958年，便爆发了以批 判厚古薄今为内容的“拔白旗”运动，同许多老教授一起，林 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也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刚刚步入 学术领域的袁行需也做为“被资产阶级学者拉下水"的典型 而受到批评。在当时出版的一本批判“厚古薄今”的书籍中， 我看到了在虽不点名但一看便知的文章里，竟把袁行霜结婚 时，林先生给写扇面之事也做为例证，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袁行需留校任教以后的那些年,正是燕园的多事之秋。从 那个“引蛇岀洞气 然后围而歼之的“不平常的春天”开始，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愈演愈烈，燕园失去了往日 的宁静。批“白专道路”、“拔白旗"、“开门办学”、“四清运 动”、“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在这一连串的 群众运动中，做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几乎总是被 指责被唾骂的革命对象。袁行需就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谄 然不动的固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上，充耳不闻身边的杀 伐之声，悠然迷醉于古老文化的书香之中。正是这种沉潜于 学的执著精神,使他能够比一般学人较少地丢失大好时光，孜 孜砲夜于钟爱的事业，成为新一代学养深纯的学者。
        三十多年中，袁行霧在北大开授过多门课程，1982 -- 1983年，他曾赴日本东京大学任教，1987年又去日本爰知大 学短期讲学，后又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他先后在国 内外讲授过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元代文 学史、中国文学作品选讲、中国文学概论、中国文学批评、中 国韵文选读、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初 唐诗坛、唐宋词研究、李贺研究等基础课和专题课。由于他 具有深湛的学识、严谨的学风、雄辩的口才和谦逊的品性，他 的课总是受到热烈欢迎。
        袁行需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方面，成绩尤为卓著，受到 海内外学者的注目，早在八十年代初，外籍教授叶嘉莹就称 赞他是中年一代古代文学研究学者的代表人物。他的学养得 之于林庚、游国恩等老一辈名师的指教，但他又不囿于前辈 学人已取得的学术成就，而是“博采、精鉴、深味、妙悟”, 他把诸多艺术领域的文本加以研究，把当今流行的学术观点、 文艺思潮以及新学科新观念广而釆之，吸纳消溶，用以建立 一种崭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系统的中国诗歌理论。而它的 前提当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湛理解，只有继承，才能发 展。1987年，他出版了历经多年辛劳研治方与世人相见的学 术力作《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 引起较大反响，不少报刊发表评论，称它是“思想和启悟融 会的成熟著作”。有的论者认为，袁行需试图“在参照中国古 典文论的基础上，结合具体作品分析，建立起中国古代诗歌 艺术理论的框架，并以此为基本来研究中国诗史，以期获得 一种新的眼光和新的发现。”此书获北京大学优秀科研成果 （著作）一等奖，1991年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一等奖，1992年又获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特等 奖。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此书上编的日译本，韩国亚细亚文 化社出版了全译本。他的《中国文学概论》一书，是在中国 传统文化的广阔背景上，对中国文学进行了总体的论述和多 侧面的剖析，它既不同于文学史家以文学发展为经的述史之 作，又有别于文学理论家离开文学发展史实而进行理论探讨 的文学理论著作，因而被学术界认为是文学史家进行理论探 索的可喜尝试和优秀成果，它的民族特色与深邃的中国传统 文化精神是不言而喻的。此外，他尚有《中国文化史纲要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元代卷）》、《中国文言小说书目》 （合著）、《中国诗学通论》（合著）、《历史名篇解析集成》（主 编）等著作。
        他结合教学和科研，写了大量学术论文。发表于七十年 代末的《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是那个时 期颇负盛名的论文。发表于1986年的《温词的艺术研究》一 文，被认为是研究温庭筠词的“集大成的工作，把研究推到 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以赋为词一一浅论清真词的艺术特 色》，获中国韵文学会夏承春词学奖一等奖。他的《百年徘徊 ——初唐诗歌的创作趋势》、《在沉沦中演进-一试论晚唐诗 歌发展趋势》、《陶渊明的哲学思考》等论文都是令人耳目一 新，在艺术研究上极有创见之作。
        多年来，他对陶渊明研究情有独钟，先后写出一系列研 究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论文，如《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与陶 诗的自然美》、《陶谢诗歌艺术的比较》、《钟峠〈诗品〉陶诗 源出应環说辨析）〉、《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陶渊 明与魏晋风流》、《陶渊明与辛弃疾》、《陶渊明的哲学思考》、 《陶渊明享年考辨》等。他还做着撰写《陶渊明年谱》和《陶 渊明编年笺注》的工作。
        袁行需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导师、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学研究》主 编，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 组成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委 员会委员等。他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等 职。他还是由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大学联合拍摄的多集电视系 列片《中华文明之光》的总顾问。
        袁行需出身于一个根基深厚的书香之家，原籍江苏武进， 父亲曾在清末民初为官，曾长期担任北平交通银行副经理。大 姐袁晓园留学法国，归国后做外交工作，是我国第一位驻外 女官员，后在联合国总部工作，她曾创制了 “汉字现代化方 案”，七十年代，她放弃了美国国籍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回国 定居，现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哥哥袁行知是森林学家，曾 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工程师，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曾历时四个 月步行横穿新新内亚、南北婆罗洲及苏门答腊岛蛮荒之地的 森林学家。四姐袁静，是写过《刘巧儿告状》、《新儿女英雄 传》等作品的著名作家，另一位姐姐袁行渠是北京师范大学 外语系主任。台湾著名女作家琼瑶，是他堂姐的女儿，应是 他的外甥女。袁行需在这个世代书香之家受到了最初的文化 熏陶，承受着家学的渊源，又在燕园诸多名师的指导培育下, 终于成长为建国后第一代著名学者。如今，刚届花甲之年的 袁行需的学术道路正如日中天，他还将把更多的光和热洒向 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