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班学友中，在校读书时就喜欢舞文弄墨，并常有 文字见诸报端者，翟奎曾是其中的一个，因而我也就常把他 引为同道。所不同者，他侧重于写些反映学生生活的散文随 笔，到高年级时又写些文艺理论批评文章，我则是一直迷恋 着写诗，偶而也写散文和小说。
我们刚刚来到北大不久，大家还挤住在未名湖畔第一体 育馆那间大地下室，还未把班上同学的名字记全之时，一天， 几个同学围着奎曾在看一张报纸，我便也凑过去看。那是刚 从南京寄来的一张《新华日报》，上面发了一篇翟奎曾写的散 文，写的是他来北京后的生活感受。署名之前似乎还印着 “原南京师院附中学生”等字样。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了他 也如我一样，是个经常给报纸投稿的人。
奎曾是江苏东台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 大）附中。听说那是一所全国有名的老牌重点中学，即过去 的东南大学附中，巴金、胡岚等曾在那里读过书，似乎是个 出文学家和别的什么家的地方。奎曾家境贫寒，生活拮据，过 的是一种衣单衾薄的苦日子，且自奉甚严。在我的印象中，他 是班上几个最为清苦的学生中的一个，他使我常常想起那位 “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他也不改其乐的颜回。除 了国家按标准供给学生的伙食费和学习费用之夕相他似乎没 有任何经济上的接济了。后来我才得知,他原是一个父母早亡 的孤儿，他能够念了中学又上大学，完全靠的是国家的供养。 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境遇，他在思想上政治上很是要求进 步，有很强的上进心。我班有一批来自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兵 战斗岗位上的同学，这些“年轻的老干部”在政治上较为成熟， 年龄也比较大。奎曾同这些老大哥老大姐们接触很多，很快便 成为他们关注和培养的对象，成为在大学里入党较早的同学。
奎曾是个孜孜苦读的优秀生，他门门功课都学得很好，做 学问，他扎实、沉稳、深入，没有一般年轻人常具有的那种 好高鹫远，见异思迁、浮躁骄矜、读书不求甚解等等毛病，因 而那几年中打下了治学的良好根柢o 1956年，在大学三年级 之时，他与马中伏同学合写的论文《关于〈故事新编〉中的 “油滑之处”》便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后被编入 《〈故事新编〉研究资料》一书中。
1957年夏天，我们修业期满毕业了，那正是“反右派斗 争”运动的高潮时期。那一年的毕业生分配，是匆忙而草率 的，正是运动期间，许多用人单位因搞运动而“人事冻结”， 本来数量就不多的大学生，一时却“过剩” 了，因而那分配 也是极不如人意的。那分配方案是一批批下来，我们也便一 批批离校。大家都匆匆忙忙离开了燕园，彼此没有来得及细 谈和话别，就各奔西东了。我只知道奎曾和丁尔纲、徐仲元、 罗祖惠等同学分配到了成立不久的内蒙古大学。那时，北大 有两个对口支援的大学，即兰州大学和内蒙古大学这两所建 于边远地区的综合性大学，支援他们成为国家重点大学。不 仅每年分配一批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到那里去，且有一些中 青年教师也调往那里，而兰州大学则是连校长都是从北大调 去的江隆基先生。江隆基原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那 一年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我， 则到了我的家乡河北省。
此后很多年里，我和奎曾不曾通过音讯，但彼此又能够 从学友们的交往中了解到一些情况。到了六十年代，我听说 奎曾已从内蒙古大学调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并听说他正同 在北京市委《前线》编辑部工作的康式昭同学合作，创作反 映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听到这个消息，我很 高兴，我也久有此意，并动过几次笔，只是没有坚持写下去。 那时，在我国，描写新中国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我只见过 一本《勇往直前》，而那本书又远没有反映出新中国大学生那 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据说，遥居两地的式昭和奎曾，是以 通信的方式来研究提纲和进行创作的，他们分头写作，再通 过信函互相修改、订正、定稿，几年中，他们竟然在紧张的 工作之余，写成了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那艰辛和毅力 是可想而知的。果然，到了 1965年，我便在巴金主编的大型 文学杂志《收获》上看到康式昭、奎曾合著的长篇小说《大 学春秋》的前半部。而此时，已到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 “文革”酝酿阶段，大批判之风巷嚣尘上，《大学春秋》刚发 表了一半，就被当做“毒草”而遭到批判，后半部当然也就 不能再发了。他们两个，也由此遭到了厄运。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我就听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 重新出版《大学春秋》，式昭、奎曾正在加紧修改旧稿。听到这 个消息之后,一次遇见韦君宜同志（她当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长），我问起《大学春秋》之事，她说，他们正在改稿,不久即 可岀版。果然，过了两年，大约是在1982年的春天，我就收到 了由式昭、奎曾签名寄赠的《大学春秋》上下两册。《大学春 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11月出版，初版印行了 11 万册，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听说还要改拍成电影。
八十年代初，我去京时见到了康式昭，向他打听奎曾的 近况，那时奎曾已担任了内蒙文化厅群众文化处处长，以后， 又调到内蒙古文联，任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
大约是在八十年代的中期，一天，我收到了奎曾寄赠的 几期他主编的《民族文化报》，并寄来了信函。奎曾主编的这 份《民族文化报》，装帧很简朴，却有着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 色。他在深入调査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 “草原文 学”的新概念，并且在《民族文化报》展开讨论，搞得很红 火。此后，我们便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不断有书信往还，且 常常讨论一些学术问题。后来，他寄来一本《奎曾、郭超文 学评论选》,这是他和内蒙的另一位评论家郭超的一本评论合 集，代表着他们各自的水平。
从那儿以后，奎曾不断给我寄赠《民族文化报》，也不断 写信向我通报一些老同学们的情况，罗祖惠与袁祖基之死，都 是他写信告诉我的，一次，他还错报了温小饪之死的消息。那 时，温小饪已调到杭州任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她正被那 顽固的帕金森氏综合症痛苦地折磨着，不断有使人痛苦的消 息传来。有一次，奎曾来信说：“听说小袱已谢世。”我不愿 相信这个坏消息，便多方打听，仍无确信，不久，奎曾又来 信说：“小钮之事不确”，果然是讹传。不过，过了不到一年, 小枢就真的离去了，可见那讹传也是事出有因的。奎曾在给 我的信中，有两次列举了学友辞世的数量和顺序，并颇为感 慨了一番。那几年他对这等事总是耿耿于怀，是否同他自己 的身体不好有关？他是否已经有了某种预感？或者说，他的 生命是否发出了某种不祥的信号？
我们终于盼来了一个会面畅谈的机缘。1993年炎热的夏 季，华北五省市的文艺理论研究部门在石家庄召开了首届文 艺理论评奖会，由每省市出二人担任评委，参加评奖工作。奎 曾是内蒙的评委，我是河北的评委。这样，在分别三十多年 之后，我和奎曾终于见面了。
依我们的要求，会议把我们两人安排在一间宿舍里，这 样，整整有三天时间，我们日夜在一起，畅谈别后情况。他 的情绪很好，向我详细讲述了他那坎坷的爱情生活历程，而 这是我过去根本不知道的。原来，他曾与我们同班的一位女 同学相爱，那姑娘后来到东欧一个国家去留学，回国后在某 新闻单位工作，他们的爱情仍在继续着，后终于因为他到内 蒙去工作，他们的爱情也便结束了。以后，直到过了而立之 年，他才与在内蒙工作的一个姑娘结了婚。
那时奎曾已定为研究员，在内蒙已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文 艺理论家了，而他，却依然如上学期间那样的艰苦朴素，生 活需要仍就是那样简单，也依然是那样一副如颜回般的寒伦 相。他的肺已经发现了癌细胞，对于他的身体状况和危险性， 他已全然知晓。他在会上第一次发言时就说：“我是个被医生 判处了死刑的人。”说这话时，他没有一点悒郁和忧伤的感觉， 话说得很轻松，也很坦然，仿佛那是讲别人，而不是讲他自 己。他似乎并没有把“死”放在心上，他仍是很乐观，情绪 很高涨，认真地看材料，读作品，写评语。会议结束之前，那 小结是他代表大家来做的，他一如既往地认真整理材料，简 洁、中肯、准确地对这次评奖做了公正的评价。讲话时，他 情绪饱满，侃侃而谈，根本不像是个患了绝症的人。那几天， 他似乎特别快活，兴致也极好，连组织旅游和逛市场那些活 动，他也积极地参加了。那日去正定大佛寺，他的游兴极浓, 我们两个特意在那儿拍了张合影。
散会后，我匆匆离开了石家庄，他第二天早晨才走，途 经北京时还要去访友。我们难舍难离地分别了，互相道一声 珍重。谁知这竟是永诀。我回家后，曾打长途电话到他家里， 他讲了去北京的情况，但没有提及他的身体和他的病，因而 我也就没有再去想他说的那“我是被医生判处死刑”的话，仿 佛那是一句玩笑话，并不需要认真去对待的C
1994年春，那时我同奎曾分别不过半年的时间，我又去 石家庄开会，忽听说奎曾已辞世的事，回来后，就接到在北 大的段伟中学兄寄来的打印函，函中告：“翟奎曾学友，辛勤 支边在内蒙工作30余年，终因积劳成疾，于1994年3月17 日去世。为表达对他的怀念，特印发他的部分诗作（15首）， 以寄托哀思，如有可能，请把它放在《学友名录》的后边。北 京部分学友1994年3月”
另附奎曾寄段伟中兄的信，这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日写 的：
“伟中兄
吴大姐：新春已过，拜个晩年！
由惟民带来的馈赠香茶和学友诗笺均收到，谢谢。
我仍在住院，病有起色。但腹水尚存，饮食量少，节
后当继续治疗，请释念。所可告慰者，今年上半年将有
两部专著可以公开出版，另有两部书稿可交出版社。
我们刚刚来到北大不久，大家还挤住在未名湖畔第一体 育馆那间大地下室，还未把班上同学的名字记全之时，一天， 几个同学围着奎曾在看一张报纸，我便也凑过去看。那是刚 从南京寄来的一张《新华日报》，上面发了一篇翟奎曾写的散 文，写的是他来北京后的生活感受。署名之前似乎还印着 “原南京师院附中学生”等字样。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了他 也如我一样，是个经常给报纸投稿的人。
奎曾是江苏东台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 大）附中。听说那是一所全国有名的老牌重点中学，即过去 的东南大学附中，巴金、胡岚等曾在那里读过书，似乎是个 出文学家和别的什么家的地方。奎曾家境贫寒，生活拮据，过 的是一种衣单衾薄的苦日子，且自奉甚严。在我的印象中，他 是班上几个最为清苦的学生中的一个，他使我常常想起那位 “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他也不改其乐的颜回。除 了国家按标准供给学生的伙食费和学习费用之夕相他似乎没 有任何经济上的接济了。后来我才得知,他原是一个父母早亡 的孤儿，他能够念了中学又上大学，完全靠的是国家的供养。 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境遇，他在思想上政治上很是要求进 步，有很强的上进心。我班有一批来自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兵 战斗岗位上的同学，这些“年轻的老干部”在政治上较为成熟， 年龄也比较大。奎曾同这些老大哥老大姐们接触很多，很快便 成为他们关注和培养的对象，成为在大学里入党较早的同学。
奎曾是个孜孜苦读的优秀生，他门门功课都学得很好，做 学问，他扎实、沉稳、深入，没有一般年轻人常具有的那种 好高鹫远，见异思迁、浮躁骄矜、读书不求甚解等等毛病，因 而那几年中打下了治学的良好根柢o 1956年，在大学三年级 之时，他与马中伏同学合写的论文《关于〈故事新编〉中的 “油滑之处”》便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后被编入 《〈故事新编〉研究资料》一书中。
1957年夏天，我们修业期满毕业了，那正是“反右派斗 争”运动的高潮时期。那一年的毕业生分配，是匆忙而草率 的，正是运动期间，许多用人单位因搞运动而“人事冻结”， 本来数量就不多的大学生，一时却“过剩” 了，因而那分配 也是极不如人意的。那分配方案是一批批下来，我们也便一 批批离校。大家都匆匆忙忙离开了燕园，彼此没有来得及细 谈和话别，就各奔西东了。我只知道奎曾和丁尔纲、徐仲元、 罗祖惠等同学分配到了成立不久的内蒙古大学。那时，北大 有两个对口支援的大学，即兰州大学和内蒙古大学这两所建 于边远地区的综合性大学，支援他们成为国家重点大学。不 仅每年分配一批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到那里去，且有一些中 青年教师也调往那里，而兰州大学则是连校长都是从北大调 去的江隆基先生。江隆基原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那 一年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我， 则到了我的家乡河北省。
此后很多年里，我和奎曾不曾通过音讯，但彼此又能够 从学友们的交往中了解到一些情况。到了六十年代，我听说 奎曾已从内蒙古大学调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并听说他正同 在北京市委《前线》编辑部工作的康式昭同学合作，创作反 映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听到这个消息，我很 高兴，我也久有此意，并动过几次笔，只是没有坚持写下去。 那时，在我国，描写新中国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我只见过 一本《勇往直前》，而那本书又远没有反映出新中国大学生那 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据说，遥居两地的式昭和奎曾，是以 通信的方式来研究提纲和进行创作的，他们分头写作，再通 过信函互相修改、订正、定稿，几年中，他们竟然在紧张的 工作之余，写成了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那艰辛和毅力 是可想而知的。果然，到了 1965年，我便在巴金主编的大型 文学杂志《收获》上看到康式昭、奎曾合著的长篇小说《大 学春秋》的前半部。而此时，已到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 “文革”酝酿阶段，大批判之风巷嚣尘上，《大学春秋》刚发 表了一半，就被当做“毒草”而遭到批判，后半部当然也就 不能再发了。他们两个，也由此遭到了厄运。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我就听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 重新出版《大学春秋》，式昭、奎曾正在加紧修改旧稿。听到这 个消息之后,一次遇见韦君宜同志（她当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长），我问起《大学春秋》之事，她说，他们正在改稿,不久即 可岀版。果然，过了两年，大约是在1982年的春天，我就收到 了由式昭、奎曾签名寄赠的《大学春秋》上下两册。《大学春 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11月出版，初版印行了 11 万册，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听说还要改拍成电影。
八十年代初，我去京时见到了康式昭，向他打听奎曾的 近况，那时奎曾已担任了内蒙文化厅群众文化处处长，以后， 又调到内蒙古文联，任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
大约是在八十年代的中期，一天，我收到了奎曾寄赠的 几期他主编的《民族文化报》，并寄来了信函。奎曾主编的这 份《民族文化报》，装帧很简朴，却有着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 色。他在深入调査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 “草原文 学”的新概念，并且在《民族文化报》展开讨论，搞得很红 火。此后，我们便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不断有书信往还，且 常常讨论一些学术问题。后来，他寄来一本《奎曾、郭超文 学评论选》,这是他和内蒙的另一位评论家郭超的一本评论合 集，代表着他们各自的水平。
从那儿以后，奎曾不断给我寄赠《民族文化报》，也不断 写信向我通报一些老同学们的情况，罗祖惠与袁祖基之死，都 是他写信告诉我的，一次，他还错报了温小饪之死的消息。那 时，温小饪已调到杭州任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她正被那 顽固的帕金森氏综合症痛苦地折磨着，不断有使人痛苦的消 息传来。有一次，奎曾来信说：“听说小袱已谢世。”我不愿 相信这个坏消息，便多方打听，仍无确信，不久，奎曾又来 信说：“小钮之事不确”，果然是讹传。不过，过了不到一年, 小枢就真的离去了，可见那讹传也是事出有因的。奎曾在给 我的信中，有两次列举了学友辞世的数量和顺序，并颇为感 慨了一番。那几年他对这等事总是耿耿于怀，是否同他自己 的身体不好有关？他是否已经有了某种预感？或者说，他的 生命是否发出了某种不祥的信号？
我们终于盼来了一个会面畅谈的机缘。1993年炎热的夏 季，华北五省市的文艺理论研究部门在石家庄召开了首届文 艺理论评奖会，由每省市出二人担任评委，参加评奖工作。奎 曾是内蒙的评委，我是河北的评委。这样，在分别三十多年 之后，我和奎曾终于见面了。
依我们的要求，会议把我们两人安排在一间宿舍里，这 样，整整有三天时间，我们日夜在一起，畅谈别后情况。他 的情绪很好，向我详细讲述了他那坎坷的爱情生活历程，而 这是我过去根本不知道的。原来，他曾与我们同班的一位女 同学相爱，那姑娘后来到东欧一个国家去留学，回国后在某 新闻单位工作，他们的爱情仍在继续着，后终于因为他到内 蒙去工作，他们的爱情也便结束了。以后，直到过了而立之 年，他才与在内蒙工作的一个姑娘结了婚。
那时奎曾已定为研究员，在内蒙已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文 艺理论家了，而他，却依然如上学期间那样的艰苦朴素，生 活需要仍就是那样简单，也依然是那样一副如颜回般的寒伦 相。他的肺已经发现了癌细胞，对于他的身体状况和危险性， 他已全然知晓。他在会上第一次发言时就说：“我是个被医生 判处了死刑的人。”说这话时，他没有一点悒郁和忧伤的感觉， 话说得很轻松，也很坦然，仿佛那是讲别人，而不是讲他自 己。他似乎并没有把“死”放在心上，他仍是很乐观，情绪 很高涨，认真地看材料，读作品，写评语。会议结束之前，那 小结是他代表大家来做的，他一如既往地认真整理材料，简 洁、中肯、准确地对这次评奖做了公正的评价。讲话时，他 情绪饱满，侃侃而谈，根本不像是个患了绝症的人。那几天， 他似乎特别快活，兴致也极好，连组织旅游和逛市场那些活 动，他也积极地参加了。那日去正定大佛寺，他的游兴极浓, 我们两个特意在那儿拍了张合影。
散会后，我匆匆离开了石家庄，他第二天早晨才走，途 经北京时还要去访友。我们难舍难离地分别了，互相道一声 珍重。谁知这竟是永诀。我回家后，曾打长途电话到他家里， 他讲了去北京的情况，但没有提及他的身体和他的病，因而 我也就没有再去想他说的那“我是被医生判处死刑”的话，仿 佛那是一句玩笑话，并不需要认真去对待的C
1994年春，那时我同奎曾分别不过半年的时间，我又去 石家庄开会，忽听说奎曾已辞世的事，回来后，就接到在北 大的段伟中学兄寄来的打印函，函中告：“翟奎曾学友，辛勤 支边在内蒙工作30余年，终因积劳成疾，于1994年3月17 日去世。为表达对他的怀念，特印发他的部分诗作（15首）， 以寄托哀思，如有可能，请把它放在《学友名录》的后边。北 京部分学友1994年3月”
另附奎曾寄段伟中兄的信，这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日写 的：
“伟中兄
吴大姐：新春已过，拜个晩年！
由惟民带来的馈赠香茶和学友诗笺均收到，谢谢。
我仍在住院，病有起色。但腹水尚存，饮食量少，节
后当继续治疗，请释念。所可告慰者，今年上半年将有
两部专著可以公开出版，另有两部书稿可交出版社。
匆祝
康乐
翟奎曾
翟奎曾
甲戌年元宵节
于呼和浩特
于呼和浩特
一月间，康式昭来此看我。
又丁尔纲、徐仲元等俱有信来。”
奎曾还是离去了，而且走得这样快，这么匆忙。我记不 清他是我班学友中英年早逝的第几位，大概已是第十三四位 了吧！
1996年5月，段伟中兄又寄来丁尔纲学友发表在《鹿 鸣》杂志1994年9月号上的《“一生唯奋进，顽疾亦坚 攻”——孤儿出身的理论批评家翟奎曾》一文的复印件。 尔纲在校时与奎曾同居一室，到内蒙后又共事多年，对他了 解得当更深，读了丁尔纲学兄的纪念文章，我知道了许多不 曾知晓的事。
奎曾学友一生清贫，却始终昂奋进取，孜孜以求。他身 上有许多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学习。虽然我们曾在他离去之前 有过畅谈三日的良好机缘，’但我终又追悔没有同他有更多的 交往,也没有能够在他最后的时日再有一次倾心相与的交谈。
又丁尔纲、徐仲元等俱有信来。”
奎曾还是离去了，而且走得这样快，这么匆忙。我记不 清他是我班学友中英年早逝的第几位，大概已是第十三四位 了吧！
1996年5月，段伟中兄又寄来丁尔纲学友发表在《鹿 鸣》杂志1994年9月号上的《“一生唯奋进，顽疾亦坚 攻”——孤儿出身的理论批评家翟奎曾》一文的复印件。 尔纲在校时与奎曾同居一室，到内蒙后又共事多年，对他了 解得当更深，读了丁尔纲学兄的纪念文章，我知道了许多不 曾知晓的事。
奎曾学友一生清贫，却始终昂奋进取，孜孜以求。他身 上有许多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学习。虽然我们曾在他离去之前 有过畅谈三日的良好机缘，’但我终又追悔没有同他有更多的 交往,也没有能够在他最后的时日再有一次倾心相与的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