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刘绍棠相识，是在五十年代前期，在北京大学的校 园里，离现在已有40多个年头了。
最早读到刘绍棠的作品，是在1951年，这就是发表在 《河北文艺》1951年1月号上的短篇小说《新式犁杖》，那是 他最早的小说。那一期的刊物还同时发表了他的一篇谈创作 体会的文章《我怎样写'新式犁杖，》，那一年他才15岁。那 时，我正在芦台中学读高一，也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初学写作 者，我把刘绍棠当做了自己的楷模。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 成名作《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摆渡口》等作 品，有些还是在全国最高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上发表的， 刘绍棠遂成为文坛上令人瞩目与艳羡的青年作家，是一个带 有传奇色彩的神童式人物。发表了《新式犁杖》之后，他曾 到保定的《河北文艺》当编辑练习生，几个月后，又回到家 乡通县潞河中学读高中。听说，他上高中时，他在初中写的 作品《青枝绿叶》被选进高中语文课本，他在课堂上念自己 的作品。
1954年夏天，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那时，他已 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那一年新学年开始，我刚刚 升人二年级。我们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大学新生名单中看 到了刘绍棠的名字，都想见一见这位成名过早的青年作家。
新生入学时，我去作迎新工作，负责接待中文系的新生。 迎新站设在西校门的门口，我站那儿等候来报到的新生。那 一天，我接来了两个人。先是接来从武汉工农速成中学毕业 的调干生王磊，他当时已发表了一些诗作，小有诗名，后来 我们成了挚友。第二个就接来了刘绍棠。
最早读到刘绍棠的作品，是在1951年，这就是发表在 《河北文艺》1951年1月号上的短篇小说《新式犁杖》，那是 他最早的小说。那一期的刊物还同时发表了他的一篇谈创作 体会的文章《我怎样写'新式犁杖，》，那一年他才15岁。那 时，我正在芦台中学读高一，也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初学写作 者，我把刘绍棠当做了自己的楷模。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 成名作《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摆渡口》等作 品，有些还是在全国最高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上发表的， 刘绍棠遂成为文坛上令人瞩目与艳羡的青年作家，是一个带 有传奇色彩的神童式人物。发表了《新式犁杖》之后，他曾 到保定的《河北文艺》当编辑练习生，几个月后，又回到家 乡通县潞河中学读高中。听说，他上高中时，他在初中写的 作品《青枝绿叶》被选进高中语文课本，他在课堂上念自己 的作品。
1954年夏天，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那时，他已 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那一年新学年开始，我刚刚 升人二年级。我们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大学新生名单中看 到了刘绍棠的名字，都想见一见这位成名过早的青年作家。
新生入学时，我去作迎新工作，负责接待中文系的新生。 迎新站设在西校门的门口，我站那儿等候来报到的新生。那 一天，我接来了两个人。先是接来从武汉工农速成中学毕业 的调干生王磊，他当时已发表了一些诗作，小有诗名，后来 我们成了挚友。第二个就接来了刘绍棠。
那时，刘绍棠是瘦长身材，长脸庞儿，戴一副近视眼镜。 他衣着朴实，穿一件浅格儿衬衣，灰色布裤，五眼儿布鞋。他 给人一种极淳朴、忠厚、坦荡又灵透的感觉。他说话不多，似 乎有点发闷，又有点腼腆。当时，真想不出他后来竟练就了 那样一种大演说家的口才，讲起话来口若悬河，谈笑自如，汪 洋恣肆。他似乎正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刘绍棠，那样的小说只 能由这样的人写出。他同他的小说一样，有一种清新、纯净 的田园味儿，他浑身浸透着朴实、纯真的诗情，没有矫饰，没 有傲慢，使人愿意与之相交。
我帮他拎了简单的行李，领他到注册处报了到，领了校 徽，又送他到宿舍里。我们在校园里的长长的甬藤上走着，谈 着。我问什么，他谈什么。我知道保定的任彦芳也在今年考 进北大，他也是个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我问他认识不认识 任彦芳，绍棠说：在保定认识，他个儿很小，是个小孩（几 天以后，我才在岛亭的书店里结识了任彦芳）。
中午，我领绍棠到大餐厅去用饭C那天，我吃得很少，他 的饭量比我大，吃得很香，很多
我们的相识就从这时开始。
正常的学习生活开始了，我们虽然不是同一年级，但也 能常常见面，在课堂上，在校园里的小路上，在图书馆，在 大餐厅，见面时，总要谈上几句。由于他各方面条件好，知 名度高，班上选他当了团支部书记。他本不愿意担任社会工 作，怕是影响了写作，但一些社会工作还是推卸不掉的，因 而他常感到苦恼。
他们暂时住在一个大宿舍里，那是一排几间屋子联在一 起，虽有隔墙，上面却相通，这屋的人打个呵欠，那屋里也 能听见，因而显得很杂乱。.屋子摆着几张双层钢丝床，绍棠 睡上铺。一次，午饭后休息时我到他们宿舍里去，见别人都 在午睡，而绍棠却躺在床上聚精会神地读书，我走过去看了 看，他读的是契诃夫的小说集。他枕边还摞着几本，都是汝 龙译的契诃夫小说集单行本。听他同班同学说，绍棠从未午 睡过，他总是在午休时间读书。那时，他正迷恋着契诃夫。
中文系的课程很多，每门课都要读大量的参考书，学习 很紧张。刘绍棠入北大后，由于忙于功课，一个时期发表作 品不多，他便有些着急。有几次，我在文史楼阅览室里读书， 见绍棠坐在离我不远的位子上埋头工作，我不经意地扫视了 一眼，发现他正在一叠稿纸上飞笔疾书，看样子是在写小说。 后来才知道，他那时正在写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这是他 写的第一部较长的作品，这本书在他离开北大后才出版。
1955年国庆节，我们凌晨起来，乘学校的汽车去天安门 广场参加游行。北大的队伍总是先在沙滩北大红楼集结，然 后整队出发。那天，我和绍棠排在了一起，从沙滩出来向前 进发。我们似乎已有一些日子没见面了，一边走一边谈着。他 忽然说：“我就要退学了。”我吃惊地问：“怎么要退学呢?”他 说：“我要去搞专业创作。”他还告诉我，退学是颇费了一些 周折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周扬都做了一些工作，高 教部和学校才批准了。他又说，退学之后，他可能要到团中 央和中国青年报去。我理解了他的意思，但终觉他离开北大 是有点令人遗憾的。
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他，大概他在过了国庆节后不久 就走了。他离开北大后，确实是文如泉涌新作不断问世，彳艮 快就出版了几本书，中篇《夏天》也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 版。
再见到刘绍棠是在1956年3月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之时。 在那次建国后首次青年作家会议上，刘绍棠是很出了风头的， 他以极年轻而成就斐然受到了会议内外的激赏，成了文坛上 的骄子和街头巷尾议论的人物。会议期间，北大文学社请了 参加会议的白桦、刘真、吉学需、刘绍棠、沈仁康等几位青 年作家来校，与同学们见面座谈。
欢迎会是在一个大教室里开的，来听讲的同学很多。刘 真代表几位青年作家讲了话，然后就分别在几个教室里座谈， 作家们谈自己的创作体会，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刘绍棠 和沈仁康是从北大岀去的，回北大来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同 许多认识的人打招呼、交谈。离开北大不到一年，绍棠似乎 已长大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衣着和举止也有了一些变化， 他已变得很善于辞令了。
这以后，绍棠是否到北大来过，我不太清楚。从那儿以 后，我没有再见过他。但我总是关注着他的创作，不断地读 着他的新作品。他的成就和知名度越来越高了。
尔后，就到了 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一个可怕 的厄运正在等待着他。那年春天，他先后发表了《我对当前 文艺问题的--些浅见》、《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暮春夜灯下随笔》等文艺论文。不久，报纸上就大张旗鼓地 点名批判他，6月13日，由《文艺报》发起，全国报刊响应, 对刘绍棠展开了两个多月的批判，把他当作青年作家“堕落 反党”的典型，《中国青年报》还为此发表社论。以后，他被 错划为“右派”。再以后，到了 “史无前例”的年代，虽然那 时他已摘掉了 “右派”帽子，但还是像自己后来说的那样 “被放逐到乐园里”。从此，再也见不到他的作品了，极负盛 名的神童作家刘绍棠似乎便销声匿迹了。然而，谁都没有忘 记他，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刘绍棠的形象仍然在熠熠闪光, 人们仍把他视为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许多人千方百计 地打听他的消息，期待着他的新作问世，即使是在那极 “左”的年代里，人们也在默默地为他惋惜，默默地为他祝福。 他的那些散发着田园幽香的小说，仍偷偷地在读者中传阅。
再同刘绍棠见面，已是在他复岀之后新作大量问世的 1980年秋天。我到北京去组稿，翻译家江枫带我到府右街光 明胡同45号绍棠家里去拜访他。那时，他已是个心广体胖、 谈笑风生的中年人了。而从此，他那闪着智慧光彩的中、长 篇接连问世，而他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流派“乡土文学"的 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已在当代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一角地位 了。
刘绍棠在北大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对北大始终怀着极其 虔诚与真挚的眷恋之情。
我帮他拎了简单的行李，领他到注册处报了到，领了校 徽，又送他到宿舍里。我们在校园里的长长的甬藤上走着，谈 着。我问什么，他谈什么。我知道保定的任彦芳也在今年考 进北大，他也是个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我问他认识不认识 任彦芳，绍棠说：在保定认识，他个儿很小，是个小孩（几 天以后，我才在岛亭的书店里结识了任彦芳）。
中午，我领绍棠到大餐厅去用饭C那天，我吃得很少，他 的饭量比我大，吃得很香，很多
我们的相识就从这时开始。
正常的学习生活开始了，我们虽然不是同一年级，但也 能常常见面，在课堂上，在校园里的小路上，在图书馆，在 大餐厅，见面时，总要谈上几句。由于他各方面条件好，知 名度高，班上选他当了团支部书记。他本不愿意担任社会工 作，怕是影响了写作，但一些社会工作还是推卸不掉的，因 而他常感到苦恼。
他们暂时住在一个大宿舍里，那是一排几间屋子联在一 起，虽有隔墙，上面却相通，这屋的人打个呵欠，那屋里也 能听见，因而显得很杂乱。.屋子摆着几张双层钢丝床，绍棠 睡上铺。一次，午饭后休息时我到他们宿舍里去，见别人都 在午睡，而绍棠却躺在床上聚精会神地读书，我走过去看了 看，他读的是契诃夫的小说集。他枕边还摞着几本，都是汝 龙译的契诃夫小说集单行本。听他同班同学说，绍棠从未午 睡过，他总是在午休时间读书。那时，他正迷恋着契诃夫。
中文系的课程很多，每门课都要读大量的参考书，学习 很紧张。刘绍棠入北大后，由于忙于功课，一个时期发表作 品不多，他便有些着急。有几次，我在文史楼阅览室里读书， 见绍棠坐在离我不远的位子上埋头工作，我不经意地扫视了 一眼，发现他正在一叠稿纸上飞笔疾书，看样子是在写小说。 后来才知道，他那时正在写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这是他 写的第一部较长的作品，这本书在他离开北大后才出版。
1955年国庆节，我们凌晨起来，乘学校的汽车去天安门 广场参加游行。北大的队伍总是先在沙滩北大红楼集结，然 后整队出发。那天，我和绍棠排在了一起，从沙滩出来向前 进发。我们似乎已有一些日子没见面了，一边走一边谈着。他 忽然说：“我就要退学了。”我吃惊地问：“怎么要退学呢?”他 说：“我要去搞专业创作。”他还告诉我，退学是颇费了一些 周折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周扬都做了一些工作，高 教部和学校才批准了。他又说，退学之后，他可能要到团中 央和中国青年报去。我理解了他的意思，但终觉他离开北大 是有点令人遗憾的。
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他，大概他在过了国庆节后不久 就走了。他离开北大后，确实是文如泉涌新作不断问世，彳艮 快就出版了几本书，中篇《夏天》也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 版。
再见到刘绍棠是在1956年3月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之时。 在那次建国后首次青年作家会议上，刘绍棠是很出了风头的， 他以极年轻而成就斐然受到了会议内外的激赏，成了文坛上 的骄子和街头巷尾议论的人物。会议期间，北大文学社请了 参加会议的白桦、刘真、吉学需、刘绍棠、沈仁康等几位青 年作家来校，与同学们见面座谈。
欢迎会是在一个大教室里开的，来听讲的同学很多。刘 真代表几位青年作家讲了话，然后就分别在几个教室里座谈， 作家们谈自己的创作体会，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刘绍棠 和沈仁康是从北大岀去的，回北大来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同 许多认识的人打招呼、交谈。离开北大不到一年，绍棠似乎 已长大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衣着和举止也有了一些变化， 他已变得很善于辞令了。
这以后，绍棠是否到北大来过，我不太清楚。从那儿以 后，我没有再见过他。但我总是关注着他的创作，不断地读 着他的新作品。他的成就和知名度越来越高了。
尔后，就到了 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一个可怕 的厄运正在等待着他。那年春天，他先后发表了《我对当前 文艺问题的--些浅见》、《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暮春夜灯下随笔》等文艺论文。不久，报纸上就大张旗鼓地 点名批判他，6月13日，由《文艺报》发起，全国报刊响应, 对刘绍棠展开了两个多月的批判，把他当作青年作家“堕落 反党”的典型，《中国青年报》还为此发表社论。以后，他被 错划为“右派”。再以后，到了 “史无前例”的年代，虽然那 时他已摘掉了 “右派”帽子，但还是像自己后来说的那样 “被放逐到乐园里”。从此，再也见不到他的作品了，极负盛 名的神童作家刘绍棠似乎便销声匿迹了。然而，谁都没有忘 记他，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刘绍棠的形象仍然在熠熠闪光, 人们仍把他视为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许多人千方百计 地打听他的消息，期待着他的新作问世，即使是在那极 “左”的年代里，人们也在默默地为他惋惜，默默地为他祝福。 他的那些散发着田园幽香的小说，仍偷偷地在读者中传阅。
再同刘绍棠见面，已是在他复岀之后新作大量问世的 1980年秋天。我到北京去组稿，翻译家江枫带我到府右街光 明胡同45号绍棠家里去拜访他。那时，他已是个心广体胖、 谈笑风生的中年人了。而从此，他那闪着智慧光彩的中、长 篇接连问世，而他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流派“乡土文学"的 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已在当代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一角地位 了。
刘绍棠在北大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对北大始终怀着极其 虔诚与真挚的眷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