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听到一个笑话：G省省直文化部门两位干部到H省对 口部门公干，公事办妥后即对群众推销商品。此举引起H省接 待领导的怀疑，认为以其身份，不应如此。所幸通讯手段灵便, 才未麻烦公安机关。听罢此事令人慨叹。

        我国文士历来注重面子，名利不能兼收时，重名轻利者大有 人在。重名，自然要讲道和义，所以不少人恪守君子不言利的信 条，以安贫乐道自慰，甚至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 说。加上封建社会总是抑制商业鄙视商人，文人对经商更为不 耻。古代正直文人大都穷困潦倒，颜回只靠一箪食、一瓢饮；杜 甫住茅屋、盖破被；吴敬梓借走路“暖足”；曹雪芹举家食粥酒 常赊。而政治上呢，除登上仕途者外，实际上地位并不比商人高 多少，且不说元代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就是已经当官的贾雨 村，还要巴结富商薛蟠，连鸡都不会卖的范进，中举前不知挨了 屠夫丈人多少嘲骂。囿于多年的传统观念，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孔 乙己，宁可做文雅的“窃书”贼而挨打，也不想生财之道。像范 蠡那样弃官经商者虽不多见，但终成富商的陶朱公的实践证明， 读书人搞经济并不逊色，之所以和者甚寡，盖因多数文人老爱把 利和义对立起来，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宁可受穷也不言利，才产 生诸多悲剧。

        其实义和利并不总是完全对立的，见利忘义固然可鄙，而因 义丢利也不见得高明。因为从根本上说，无论道也好，义也好, 只要能为人民谋利，就是正道、正义，反之，空谈道义又有何 益？如此，对安贫乐道就得分析，能为人民谋利而自己安贫是高 尚的；既不能为人又不能为己谋利，而用所谓“道义”孤芳自 赏，则是可怜的。朱自清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是为激励人 民追光明，求解放；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只是对腐朽的商 王朝的愚忠，这种殉道毫无积极意义，同是挨饿，却不能相提并 论。除此以外还要看利从何来，凡合法之利，哪怕是私利，只要 不害公利，只管理直气壮地取来我用就是了。近闻一些省市重奖 有功科技人员，心中窃喜；而受奖者坦然受之，一扫过去那种惶 惶然的心态，更不由得拍案叫好。其名正，其利厚，说明知识不 仅作为精神财富，而且终于成为物质财富。看来，鱼和熊掌二者 还是可兼而得之的。

        行文至此，觉得有必要声明：面子还是得要的，道义还是得 讲的，见利忘义和因利害义以及因私害公绝非人间正道，在必要 时还非得为道义而舍实利不可。只是守义不应守穷，乐道不必安 贫，落后就要挨打。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没有票子也就没有面 子。只有让人们生活得更好些的道义，才有价值，面子才更光 彩。不是吗？

        原载《河北日报》1992年8月8日 署名 火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