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蔡元培主持北大校政、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广 为延聘人才，扩充师资队伍，很快便使得北京大学的面目为之一 变。而得风气之先的北大莘莘学子们也便英才辈出，很快便涌现 出一大批博学多才之士。他们或是站立于时代的峰颠，忧国忧民， 以天下为己任，成长为革命志士、青年领袖；或则以博闻宏识之 才孜孜于学，成就为二十世纪学界文坛巨擘，在儒林中引领风骚。

        在那几年里，北大学子中最引人注目的佼佼者，要算是傅斯 年、罗家伦、许德布等人了。后来又有一批学生，如邓中夏、张 国煮、罗章龙、何孟雄、刘仁静、高君宇等人则成了早期的中共 领袖人物。

        傅斯年字孟真，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生于山东省聊城县 北门里。他的祖父是个贡生，父亲是举人，但父亲早丧，他便随 祖父读书。13岁时，傅斯年跟随父亲的学生侯雪舫去天津，进官 办中学读书。侯雪舫在北京会试时中了进士之后，回到家乡时，傅 斯年的父亲已经逝世，他痛悼只活了 39岁的恩师，便担当起抚养、 培育恩师的两个幼子的责任。

        1913年，傅斯年考进北京大学预科。几年中，他的学习成绩 在预科中总是名列第一，成为全校有名的佼佼者。三年预科毕业 后，进入本科的中国文学门。那时，他已经有着极扎实的国学基 础，并且有着很强的英文阅读能力了。

        傅斯年生得人高马大，魁伟体胖，典型的一条山东大汉，内 里却是秀气加灵气，按他的老师胡适所说，傅斯年是“人间一个 最稀有的天才”。

        进入本科以后，傅斯年住进西斋四号，同屋住着四个人，另 外三个人是顾颉刚、狄君武、周烈亚。顾颉刚后来成了著名的史 学家，疑古学派的奠基者。狄君武善词章、昆曲。周烈亚喜研读 佛经，后来在天目山遁入空门，成了寺中的方丈。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里是非常有名的，他的名气似乎还在某些 教授的名气之上。论学问，他有扎实又娴熟的国学基础，对中国 传统文化有很深的造诣；论写作，他称得上是倚马千言的大手笔。 国学大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几位教授对傅斯年极为赞赏，并 以老儒传经的旧观念，希望傅斯年能够继承仪徵学统或太炎学派 的衣钵，将国学继承发扬光大下去。为此，他们就不免常常给傅 斯年吃些偏饭，傅斯年当然也就更显得不同凡响、出人头地了。

        这傅斯年是个孜孜砍砍于学的正派青年学子，但由于年青气 盛，也不免耍耍小聪明，使使顽皮的任性，捉弄捉弄那些为学生 们不大看得起的教授。北大文科有位朱蓬仙教授，此人原本也是 很有些来历的。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对文字之学颇有根 柢。但他在北大讲坛上讲的是《文心雕龙》，这并非他之所长，因 而讲课时就难免有讲错了的地方。傅斯年首先发现了朱蓬仙的错 误，他便跟同学们说：“朱先生这里讲的不对，应该纠正他。”有 人说：“单凭咱们的笔记，恐怕不好抓住他的把柄。”于是，有个 同学便想了个主意，把朱先生的讲稿借了来，,说是笔记记得不全， 借先生的讲稿补抄一下。朱蓬仙不知是计，便把讲稿借给了学生。 这位同学忙把讲稿送到傅斯年那里。

        傅斯年拿到朱蓬仙亲笔写的讲义稿，连夜把它看完，一边看 一边摘抄，共搞出了 30多条错误。于是，他们便由全班学生签名， 上书蔡元培校长，附列了这30多条错误，要求换人讲授。蔡元培 

是位学者，他本人即精通此种学问，看了学生的上书，也觉得问 题很是严重。但他又不相信这些错误是学生自己发现的，他担心 是教师中有人攻讦朱蓬仙，才设下这个圈套。因此，他要召见上 书的学生们。

        听说校长要召见，人们便慌了手脚，怕是蔡校长要来考学生, 又怕由傅斯年一个人担此重任，压力太大，大家便分别准备了几 条，共同负担。等到蔡校长召见学生，当面询问时，每个人都答 得头头是道，蔡校长这才一声不响地结束了考问。同学们从蔡校 长那里退出，一出门就开心地大笑起来，那傅斯年笑得最响。

        此后，蔡元培果然把朱蓬仙调开，另请别人来讲这门课。

        傅斯年虽是被几位国学大师所器重的好学生，却又是喜欢指 点江山的热血男儿。自从《新青年》树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之 后，于国学有着深厚根柢又为一些守旧的教授视为后继之才的傅 斯年，却又被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鼓吹的“文学革 命”理论所俘虏，他与同学罗家伦、俞平伯、康白情、邓中夏等 人天天在那里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并且决心参加到这个 运动中去，为实现文学革命的任务而努力奋斗。

        傅斯年喜欢高谈阔论，每与人谈，总不免要纵论古今，评说 天下大事，谈得酣畅淋漓，兴尽而止。每每在谈论中表现岀他的 睿智思想、明确主张，而许多要做的事也便是在高谈阔论中酝酿 成熟而做出的。他常常与同室而居的顾颉刚，比邻而居的徐彦之， 住在松公府公寓的英文系学生罗家伦等人在一起放谈,俞平伯、汪 敬熙等同学也常常来到他屋里侃大山。在聚谈中，傅斯年常是个 主角，把他的所思所想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谈天中，他们常银起要成立个社团，并且出版杂志的事。一 谈起这些事，大家就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甚至说得天花乱坠，手 舞足蹈。他们认为 办杂志，不但能够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和社 会实践能力，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运用文字的水平，有助于学业；也能宣传自己的主张，唤起民众，有助于社会改革。

        几个青年人，几颗炽热的心聚拢在一起，便碰撞出灿烂的智 慧的火花，终于燃烧起一堆熊熊烈火。不过，一接触到最为实际 最为迫切的问题——经费问题，他们就感到十分棘手，甚至束手 无策了，心中的火便又冷弱了下来。几个人皆是穷学生，实在没 有办法去解决办刊物的经费问题。

        还是在1918年的春天，傅斯年就把他自己在学习中思考过的 问题和他的一些想法用文字表述出来，先后写成了《文言合一草 议》、《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戏剧改良各面观》等几篇 文章。那时，他们就在酝酿着要办个学术、思想、文化类的刊物， 他想把这几篇文章在自己办的刊物上发表，为自己的刊物支撑门 面，但刊物却没有办成，他便把这几篇文章给了《新青年》，在 《新青年》第四、五两卷的各期中发表。

        这一年的秋天，他们几个人又议起了创办刊物的事，这一回 是更进一步地来讨论了，傅斯年起草了一个方案，这方案包括办 刊的方针、办法、人员、预算等各个方面，那办刊的经费拟由参 加刊物的社员们平均负担。但这预算一出，大家就觉得用款太多， 几个穷学生实在是难以承受。因此，一讨论这预算，大家又悻悻 然了。大家正在皱眉发愁之时，徐彦之却想出了个办法，他说： “我们办这杂志，是属于学生的课外活动，何不请学校给予支持和 赞助呢？”

        大家一听，齐声说：“好，好，就这样试试。”人们推举傅斯 年去找文科学长陈独秀，先去试探一下，看看学校能否给予支持、 赞助。

        傅斯年立即去找文科学长陈独秀，向他陈述了几个同学要办 《新潮》杂志的事，陈独秀沉吟了一下问：“你们办这个刊物，目 的为何呢?”

        傅斯年说：“我们是为了顺应当今世界的新潮流，所以刊物名《新潮》。希望以大学为正义，为未来中国社会作先导，更为来日 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我们的刊物，当以表现批评的精神，科 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为最高准则……"

        陈独秀静静地听着傅斯年的陈述，他的眼睛不住地盯着这个 比自己魁悟得多的学生，不作声。傅斯年又继续说下去：

        “《新青年》是先生们办的，是一些大人物办的，我们这《新 潮》是尾随《新青年》的，是学生们办的，是小人物们办的。"

        听了傅斯年的话，陈独秀不由得暗暗点头，但他立时又警觉 起来。平日，陈独秀有这样一种印象：这傅斯年是文科的高材生， 是刘申叔、黄季刚那些腐儒们的得意门生。他常常听到那些老先 生们夸赞这个学生，认为傅斯年是不可多得的国学人才，未来的 国学复兴就得靠这种人。因此，陈独秀便对这个傅斯年保持着一 种警惕性。现在，傅斯年来这里提出要办个《新潮》，他不由得心 中暗想：这傅斯年是不是刘申叔、黄季刚派来做间谍的，想打进 来，刺探《新青年》的内幕呢？想到这里，陈独秀不动声色地说: “这经费嘛，现在还很难说，等我向蔡先生请示一下再说吧！”

        陈独秀找蔡元培去说傅斯年要办《新潮》的事，蔡元培表示 支持。陈独秀又去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说：“傅斯年思想先进, 他不是刘申叔、黄季刚那等人，你不见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 文章吗？那是他的真实思想建至此，陈独秀才解除了对傅斯年的 怀疑。

        蔡元培很快便准许《新潮》的印刷费暂由学校垫付，每月给 400元，学校并代为发行。先计划资助三期，从第四期开始便不再 垫付了。于是，酝酿已久的《新潮》便面世了。

        《新潮》由傅斯年任主编，参加“新潮社”的人有罗家伦、康 白情、俞平伯、顾颉刚、徐彦之、何思源、杨振声、汪敬熙、叶 绍钧、江绍原、王星拱、周作人、孙伏园等人，请胡适担任顾问。 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很支持《新潮》的出刊，他把图书馆的一个房 间拨给了 “新潮社”使用。负责编辑工作的是傅斯年、罗家伦，经 理人是徐彦之、康白情。 .

        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号面世，立刻引起很大的反响， 初版印了 1000份，不到10天就售完，再版印3000份，不到一个 月又售光，便又加印了 3000份，以后由亚东图书馆拿去印成合订 本，又是3000份。北大原是答应垫付三期的印刷费，现在，他们 自己能赚钱了，也就用不着再垫付了，学校发行，倒是赚了一 笔钱。

        《新潮》一期比一期办得好，影响也越来越大了。傅斯年、罗 家伦、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等人在上面发表了好多文章，连 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人也在上面发表作品。鲁迅的小说《明 天》发表在《新潮》第一卷第1号，胡适的新诗《十二月一日到 家》发表在一卷2号，周作人的新诗《京奉车中》发表于一卷5号。 《新潮》成了五四时期的一个影响巨大的重要刊物，为五四运动的 发生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因为《新潮》上发表了许多很有些刺激性、摇撼着旧制度的 文章，这便招来了不少的反对者。有几家报纸，整天在那里骂 《新潮》，在北大的教员休息室里，也常常听到一些老先生们在骂 《新潮》。顾颉刚写了一些抨击旧家族制度和旧社会制度的文章，发 表在《新潮》上，对于妇女问题，进行了大胆的议论，主张妇女 应该有独立的人格。有人竟拿着刊物给大总统徐世昌去看，对徐 世昌说：“现在的学生竟有这等激烈的思想，这还了得！”徐世昌 便将《新潮》交给了教育总长傅增湘，傅增湘也便向蔡元培示意， 要他开除两名教授、两个学生，即所谓的“四凶”。那是《新青 年》的两个编辑和《新潮》的两个编辑。蔡元培不但不听他这一 套，反而写了一篇《答林君琴南函》，对林琴南指责北京大学“覆 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等言论，列举事实， 详加驳斥，这实际上也是对徐世昌等人而发的。

        在北京大学，还有一个学生刊物《国民》，也是在1919年的 1月1日，与《新潮》同日出版的。这《国民》杂志的主编许德布, 是傅斯年的同班同学。

        这许德布也是个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他平日常与邓康（邓 中夏）等几个进步同学在一起谈论民族危机的问题，对国家大事 和世界大势很是关心，谈至痛心处，常痛哭流涕，继而摩■拳擦掌, 准备与恶势力作殊死拼搏。1918年4月，我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游 行示威，要求把青岛归还中国，游行者被日本警察逮捕了一百余 人，因此，那一千多名我国留日学生，全体罢课回国，派代表到 各地去联络。

        留日学生李达等四人来到北京，许德布等人与李达等相见，并 与留日学生一同去国务院请愿。在这场请愿活动中，北大、高工、 法政、医专、工专、高师等校学生成立了 “学生爱国会"，后又改 名为“学生救国会”。北大的这个《国民》杂志就是“学生救国 会”组织的机关刊物。《京报》主编邵飘萍、上海《时报》主编戈 公振、蓝公武等都支持他们，北大教授李大钊、杨昌济等人当了 《国民》杂志的顾问。但《国民》没有经费，办刊物的款项都是由 学生和同情学生的教师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经过半年多的 筹备，遂于1919年1月1日出刊。

        《国民》杂志的主编是许德布、邓康（邓中夏）和黄日葵，但 他们推举高年级同学陈钟凡、黄廷中来主持。

        同是大学生办的刊物，《新潮》和《国民》的面貌却多有不同。 《新潮》多是学术界中人，《国民》则多为社会活动家。《新潮》发 表的多为文艺作品和学术论文，《国民》则多为批评时政、瞄准社 会热点问题的文章，上面还发表了李泽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新潮》发表的皆是白话诗文，《国民》则多用文言文，直到五四 运动发生以后，才改用白话文。由于《国民》反对胡适、傅斯年 等人，因而北大的旧派人物黄侃、刘师培同情他们，章太炎也支 

持他们。其实，《国民》的观点是和他们大不相同的。

        许德桁在北大也是个极有名的人物，五四运动后就更成为全 国人民所熟知的名人了。他的出名，除了平日思想先进，有忧国 忧民之心，还有砸学校布告牌的事，那简直是震动全校的惊人 之举！

        那是文科学长陈独秀大刀阔斧地整顿课堂纪律时发生的事。 当时，大总统黎元洪的侄子也在北大文学门读书，与许德布是同 班。此人平常不来上课，总是让别人替他签到。文科学长陈独秀 也不进行调查研究，他听信了别人的话，就把这件事记在了许德 所的身上。

        他在布告牌上公布：许德所经常旷野，记大过一次。许德布 本是个穷苦学生，冬天也穿着单薄的夹衣服。那时，学生宿舍里 没有火炉，因而许德所白天总是躲在课堂上或是图书馆里，很少 呆在宿舍里。他看到布告牌上的记过处分时，感到十分诧异，又 极愤怒。盛怒之下，他就用石块把布告牌给砸碎了。

        陈独秀也是个急躁火性子人，见许德桁砸了布告牌，也便勃 然大怒，遂即对许德桁砸布告牌之事又记了一大过，公布在新布 告牌上。许德布看见，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给砸了，并且跑到陈独 秀的办公室前，大喊大叫，要陈独秀出来说理。许德坍这样一闹， 惊动了蔡元培校长。蔡校长便亲自到班上做了一番调査，这才知 道是陈独秀搞错了，便让陈独秀收回成命，并亲自找到许德布，进 行了一番劝慰，这件事才宣告平息。不过，从此陈独秀倒和许德 布成了朋友，后来在五四运动中又成了互相支持、合作的战友。许 德布的声名也由此大振。

        许德布和傅斯年是同窗学友，平日也能够说得来，胡适刚来 北大时，他们两人对胡适都有些不满，想方设法找胡适的麻烦。后 来，傅斯年转变了对胡适的态度，对胡适竟又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他投靠胡适，胡适便成了傅斯年终生的良师益友。而许德桁却始 终没有改变对胡适的态度，他对傅斯年也便疏远了。《新潮》是紧 跟《新青年》的，在提倡新文学运动方面，几乎成了《新青年》第 二，因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国民》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 影响，就比《新潮》要小得多。

        《新潮》与《国民》同时岀现以后，傅斯年和许德布这两个同 窗学友，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各走各自的路。傅斯年们干的事， 许德布们就躲得远远的；许德布们干的事，傅斯年们也就不屑于 去干。比如，许德布们反日，组织起“学生救国会七傅斯年们就 不提反日，也不参加学生会。直到五四运动发生时，大敌当前，他 们才又联合起来，共同领导了那场伟大的运动。可以说，五四运 动在学生方面，是“新潮社"与“国民社”共同组织领导起来的。 此是后话。

        在北大，除了《新青年》、《新潮》、《国民》，那时还有一个 《国故》杂志，这是由守旧派的北大教授和学生合办起来的刊物， 目的是与《新青年》、《新潮》对垒、抗争，其主要人物，教授中 有黄侃（季刚）等人，学生也多是傅斯年、许德桁那个班上的，其 中就有后来做了张学良机要秘书的张煩。

        《国故》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新青年》、《新潮》所提倡的新文 学运动，但他们的声音很微弱，在那个狂飕骤起的大时代里那声 音就更显得柔弱无力，因而也便不很为人注意。一般青年学生不 看《国故》，而去看《新青年》、《新潮》、《国民》的，所以，《国 故》办得时间不长，也就在寂寞凄凉中自生自灭了。为了反击 《国故》的攻讦，“新潮社"的毛子水写了一篇《怎样用科学方法 来研究国故》，发表在《新潮》上，这倒使一些旧派国学家大为 称赞。

        那时，对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学运动，反对和抵抗的力量主要 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林琴南派的社会旧派势力，一个是南京东南 大学的胡先骊和他主持的《学衡》杂志，再就是北大内部的《国 故》。但新文学运动已是时代之要求，世界之潮流，自是瓜熟蒂落, 应运而生，尽管有那三股势力合力夹攻，也未能抵挡得住，反而 愈战愈强，新文学运动正是如日中天，冉冉上升，发岀耀眼的 光芒。

        傅斯年所在的中国文学系（原叫中国文学门）这一班，是1919 年的毕业班，这个班的学生可谓人才济济，精英辈岀，的确是造 就了一批中国社会的知名人物。与他同班的有许德布、罗常培、杨 振声、俞平伯、郑奠、邓康（邓中夏）、张煩、罗庸、杨亮功、许 宝驹、郑天挺等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了学者、文学家、革命家 和政界要人，成为本世纪的重要人物。而与他们同时在北大其他 系科读书的罗家伦、顾颉刚、朱自清、汪敬熙、徐彦之、康白情 等人，也常与他们交往、共事，成为他们在学术活动中的伙伴、革 命工作中的战友。这些人，虽然思想倾向各不相同，志趣也大有 差异，但却皆喜欢读书与思考，也喜欢议论时政、指点江山，因 而便常常聚在一起畅谈，后来便分别办起了几个杂志。由于各属 于不同的小团体，有些人便渐渐疏远起来，甚至终生走着不同的 生活道路。

        在宿舍里，他们常常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常常为了一个问题, 一种见解，争论不休，甚至没日没夜地争吵，争得面红耳赤，谁 也说服不了谁。

        除了宿舍，还有两个场所是他们常常自动聚会的地方，到时 候大家不约而同地到那里去，自然地展开论辩。一个是汉花园北 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的休息室，教授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 是常在那里的。另一个地方是图书馆一楼的图书馆主任室，那是 馆长李大钊办公的屋子。

        这两个地方，皆是人来人往之地，在这里，没有师生的分别， 也没有什么规定的礼法和约束。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大家进了 屋子就辩，共同提出问题，共同诘难，大家一律平等地交谈。那 差不多都是在下午三点钟以后，学生们已经下了课，这两个地方 总是人满为患。

        这两个场所，都有个约定俗成的名字。那国文教员休息室，按 古语“群居终日言不及意”之意，被人们叫做"群言堂那图书 馆主任室，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义，被人称作“饱无堂 “群言堂"聚会的多是南方人，“饱无堂”因是以李大钊为主，多 是北方人。这两个名称的来历，是由顾亭林之语而得。顾亭林批 评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批评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 及义气

        “群言堂”和“饱无堂”这两个大屋子，确实总是洋溢着学术 自由的空气，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毫不拘束，无所顾忌，恰如古 代的处士横议和寒士清谈。一谈起来，就不管时间，一直谈到天 黑，才兴尽而散。或是兴犹未尽，但已到了开饭时间，只好暂时 中止。有时，从“群言堂”出来，又拐进了 “饱无堂。或者从 “饱无堂”谈完走岀，又来到“群言堂”再换个话题来谈。若是在 “饱无堂”，除了辩论，还有个引人之处，每有新书，李大钊先生 便拿了来，先给人们去翻阅。

        那文学革命的思想，那抨击旧制度旧思想的武器，大抵都是 从这两个地方议论出来的。这两个地方是以教授为主体，但有些 学生也是常来参加的。傅斯年、罗家伦、许德殆、邓中夏、康白 情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到这里 来，常来的多是高年级的学生，又皆是喜读书善思考的高材生，而 又多为忧国忧民之士。他们在这里得风气之先，又能受到中西文 化交汇之惠泽，在清谈中增长了知识、才干，这是在课堂上难以 得到的滋养。因此，这些人以后便多成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成 了 20世纪儒林中的精英，革命队伍中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