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名人聚首“卯字号” 群儒荟萃马神庙
        前面说到北大红楼那个被称作“群言堂”的文科教员休息室, 是在1918年红楼建成之后才有的。在修建红楼之前,在北大的旧 址马神庙(今改称为沙滩北街)院内偏西靠南的地方有一溜儿平 房,那里紧挨着讲堂,是文科教师们的休息室和预备室,一位教 授占一间屋子,因而那地方便成了群贤毕至、学人汇聚之处。
        蔡元培校长实行“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延 聘来一大批根柢深厚、学有专长的名家任教,于是便出现了名师 荟师的大好局面,这繁荣景象尤以文科为最。
        那时的北大文科(即文学院),从文科学长陈独秀开始,教授 中名气极大者有辜鸿铭、黄侃(季刚)、刘师培(申叔)、黄节 (晦闻)、朱希祖(逖先)、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刘文 典(叔雅)、沈尹默、沈兼士、陈汉章(伯强)、章士钊、马叙伦、 马幼渔(裕藻)、林损(公铎)、吴梅(瞿安)、马衡、崔适、陈垣、 顾梦余、孟森(心史)、梁漱溟等一大批人,后来,鲁迅也来这里 任教。
        每当课前课后,这一排小屋的主人们便在这里出现。他们之 中,有些人是三天两日便能见面,也有些人是轻易碰不上一次面。 但是,不管是常见面还是不常见面,见面时总是感到高兴,便亲 亲热热地叙谈几句,或者,干脆就到别人住的屋子里去串门畅叙 一番。那些旧派人物与新派人物,虽然在思想倾向和治学道路上绝不相同,有时在课堂上相互攻击,但在这里见了面还是能够握 手言欢,彼此客气相处的,因而这里总是充满了一种和谐温馨的 气氛。
        在这里出出进进的有各色人等:西服革履、昂首挺胸的陈独 秀,身穿长衫、文质彬彬的胡适,长袍马褂、留着浓密大黑胡子 的朱希祖,头戴红结瓜皮小帽、撅着猪尾巴小辫的辜鸿铭,温文 尔雅、风流倜傥的刘半农,能言善辩、嘻笑自如的钱玄同,沉稳 温和、谦恭有礼的周作人,神态庄重、不苟言笑的刘师培……
        碰在一起时,有时是谈学问,有时也免不了闲聊几句,互相 打问一下年龄、籍贯、经历、家庭状况之类无关紧要之事。
        有一次,陈独秀、胡适、刘半农、朱希祖等几个人碰在一起, 说起了年岁。
        陈独秀说:“我生在1879年己卯,今年38岁了
        朱希祖说:“那咱们俩同岁,属兔的
        胡适说:“我也属兔,1891年,辛卯年生。"
        朱希祖兴致勃勃地说:“咱们这儿属兔的可真不少,仲甫先生, 在下,适之,半农,叔雅……”
        “还有公铎……”
        “我和逖先兄是老兔”。陈独秀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朱希祖接下去说:“那么,适之、半农、叔雅、公铎就是小兔 了。”
        大家都大笑起来。
        不知是谁又添加了一句:“那咱们这儿就成了兔子窝了。”
        大家笑得更响了。笑了一阵,胡适说:“这教员预备室可以称 作.'卯字号'了。"
        “卯字号,好,好气
        从此,人们便以“卯字号”来称这文科教员休息室了。这 “卯字号“的称谓也便冲了出去,流传开来,日久天长,似乎又变成了个美称,长久地活在北大人的口中。
        这“卯字号”确实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学界耆宿、经学大师、 国学权威、古文巨擘、留洋博士、保皇骨干、青年领袖、思想先 锋,尽皆有之。这卯字号名人中,陈独秀、胡适、刘半农这些人 自不必说,就是“老兔”朱希祖、“小兔”刘文典等名声似不甚响 的这几位,细考究之,如按旧小说的语言,也皆称得起是“怎生 一个了得”的人物。
        这朱希祖是浙江海盐人,他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 学,后又师从章太炎先生攻读《说文解字》和音韵学,深得章氏 学派之精髓。1913年,朱希祖受中华民国教育部召唤,回国起草 汉语拼音方案,后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清史馆编修。在北大文 科教授中,朱希祖差不多是来得最早的一位,还是在京师大学堂 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之后不久就来了,比蔡元培校长还要早几年。在 北大,他担任过预科教授、文科教授、国文研究所主任、中国文 学系主任、史学系主任等。他讲授过“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 概论"、“南明史”等课程。那时候,他算得上是个新派教授,待 到1917年1月蔡元培校长之后,延聘来了大批新旧各派教师,朱 希祖这颗明亮的星才显得不那么亮得耀眼了,但他在北大仍算得 上是一个相当有地位的教授。
        朱希祖的颌下蓄着一缙浓密的黑胡子,看起来像是个古巴英 雄,人们都称他为“朱胡子",不过,这个称呼是在背后。当着他 的面,人们常称他为“而翁",这其实也是“朱胡子”之意。这是 从《说文解字》衍释而来,《说文》上说:予而,颊毛也”。因而呼 “而翁'‘虽然也是“朱胡子”的文言译文,却又显得文雅庄重得多。 不但同事们这样称呼他,有时,同他极熟识的学生也是这样叫他, 他也便乐而受之。
        除了 “朱胡子”、“而翁,朱希祖还有个绰号,叫作“米遇 光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呢?朱希祖字逖先,有一次,《北京大 学日刊》上登他的名字时,把“朱逖先”误排为"米遇光”,在文 科教员休息室里,人们看到了这一期的报纸。开始,人们不知道 这米遇光是何许人,好像是学校里又来了一位米遇光先生。大家 看报时正不知何故,倒是朱希祖先看了岀来:
        “这怕是把在下朱逖先排错了吧!"
        “可不是吗?这三个字印错了一对半!”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从此,有人也便 开玩笑似的叫他“米遇光先生"。
        朱希祖的大胡子,是到北京后才蓄起来的。在日本,他与鲁 迅、周作人同时就读于章太炎门下时,还是一位翩翩少年,未曾 留须,完全是一副学生模样。1912年夏天,他介绍周作人去浙江 省教育司当课长和省视学,那时也还没有留胡子。周作人来北大 教书,也是朱希祖推荐来的,而这次周作人与朱希祖见面时,他 已成了朱胡子了。
        周作人与朱希祖是老同学、旧相识,初次见到他古巴英雄式 的大胡子,便不免同他开几句玩笑。周作人背诵起英国诗人爱德 华理亚《荒唐书》中的一首诗来:
        那里有个老人带着一部胡子, 他说,这正是我所怕的, 有两只猫头鹰和一只母鸡, 四只叫天子和一只知更雀, 都在我的胡子里做了巢了。
        念完,两个人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朱希祖在北大讲授“中国文学史”,他那口浙江海盐话很不好 听懂,那些北方学生,听他讲课好几年了,还是听得不甚了了,他 的一些话,直到学生们毕业也没有弄懂。比如,他讲先秦文学时,提到孔子,说孔子是“厌世思想",学生们感到纳闷:孔子怎么会 是“厌世”的呢?而朱希祖讲课时,在黑板上写的孔子说过的话, 那完全是积极的入世之说,哪有一点厌世的意思?直到过了很久, 学生们才忽然醒悟:原来朱先生是把“现”读成了 “厌”的音,听 起来是“厌世,实际上他讲的是“现世二
        说起朱希祖那海盐腔,还有一件趣事。
        朱希祖国学根柢深厚,精于文学与史学,他又多收藏古籍,不 只收藏有许多古本、善本、珍稀版本,而且工于版本、目录,校 勘、训诂之学,在古旧书界是颇有些名气的。在北京琉璃厂等处 的古旧书肆,一提起北大的朱胡子,真是无人不晓,而且那业中 人士对他又皆很佩服,称赞他在鉴定古籍版本上极有眼力。朱希 祖对收购古书也极为执著,只要一听说哪里有珍本旧钞,他便捋 胳膊挽袖子,晃动着大胡子,两眼睁得大大的,嚷着:“在哪里? 吾要!吾要!"因此,朋友们有时又叫他“吾要"吾要”,这又 是一句浙西的方言。
        1919年2月25日,《北京大学日刊》上有一篇报道:教育部 公布国语统一筹备会规格,北大推选朱希祖、马裕藻、胡适、钱 玄同,周作人、刘半农为该会会员.后来,这几个人便共同起草 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这议案分为:一、释 名;二、标点符号的种类和用法;三、理由。“议案”最后说: “因此我们想请教育部把这几种标点符号颁行全国,使全国的学校 都用符号帮助教授;使全国的报馆渐渐采用符号,以便利读者;使 全国的印刷所和书店早日造就出一班懂符号的工人,渐渐地把一 切书籍都用符号排印,以省读书人的脑力,以谋教育的普及。这 是我们的希望。”后面是这六位提议人的签名。
        到了 1920年2月,教育部便发了训令第53号;
        据国语统一筹备会函送新式标点符号全案,请予颁行等因前来。查原案内容,远仿古昔之成规,近采世界 之通则,足资文字上辨析义蕴,辅助理解之用;合函检 同印刷原案一册,令行该厅查照,酌量分配转发所属学 校,伴备采用。此令。
        如今我们所使用的标点符号,基本上也还是沿用1919年北大 六教授所制定、由教育部颁行的这一套,只是个别处有所修改。这 个方案也有朱希祖的一份功绩。
        1919年3月4日,朱希祖获得中华民国大总统颁发的四等嘉 禾章。从1919年10月25日开始,朱希祖被选为北大评议会的委 员,以后又连续数届当选。到1921年,朱希祖还成为我国现代文 学史上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12名发起人之一。
        “小兔”刘文典(叔雅)也是个很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安徽合 肥人,17岁时入芜湖的安徽公学,受业于陈独秀、刘师培,受到 反清民主思想的熏陶。1909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并 拜在章太炎门下,学习文字音韵之学,又积极参加反清的革命活 动。1912年回国后,与于右任、邵力子等人主办《民主报》,以刘 天民为笔名撰写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 流亡日本,在孙中山秘书处当秘书,参加了中华革命党。袁世凯 死后,刘文典于1916年回国。此后,他目睹了军阀混战的混乱局 面,感到极度苦闷,对政治活动心灰意冷,遂弃政治学,由陈独 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刘文典是著名的国学家,精于庄子研究 和校勘、训诂之学,著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群书 校补》等。后离开北大,任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 代理主任等职,抗战期间又去了昆明西南联大。这些都是后话。
        刘文典是个脾气乖戾、狂傲不羁、时常说出些癫言狂语之人。 在教师和学生中,关于他的轶闻逸事实在不少,有许多是千真万 确的,也有些是传闻,其中就难免有些夸张和虚幻成分。
        这位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论长相、外表,实在说不上风度 儒雅,与他那“叔雅”的名号也相去甚远,他长得面目黎黑、瘦 削,唇齿皆呈褐色,这大概是因为他曾吸食过鸦片,又素喜吃肉 而少吃蔬菜之故。他又喜吸纸烟,一天到晚纸烟不离嘴,写字、干 活,甚至说话时,嘴唇边老是粘着一支纸烟,只有上课进课堂时 才将纸烟抛掉。刚来北大时,虽尚未到“而立"之年,看上去却 已像是个饱经沧桑的中年人了。
        刘文典性诙谐,喜笑谑,与人谈笑时语言便不加检点,常常 是随着兴之所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毫无顾忌,也不管别人怎 样想,只要他自己说得快活便得。对于他的安徽同乡段祺瑞,他 更是诋毁谩骂得肆无忌惮,张口就骂他八辈祖宗,说他的父母如 何如何,那污言秽语令听者也为之难堪,他倒说得出口。
        刘文典有一股子狂傲劲儿,时常口出狂言,夸耀自己,听的 人笑也不是,听也不是,而他却是很认真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是 在开玩笑。他的《庄子补正》十卷出版以后,有人向他请教古往 今来研究庄子的成就与得失时,刘文典很感慨地说:“古往今来, 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
        人们问:“是哪两个半人?"
        刘文典不假思索地说:“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某 人,还有半个,那是冯友兰……”
        刘文典很是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他认为文学创作的能 力不能反映出真正的学问,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不足以登大雅之 堂。在西南联大时,他对讲“文学创作"、“语体文习作”的小说 作家沈从文很看不起,总是不用正眼去瞧。有一次跑空袭警报,大 家都急急忙忙往山丘那边跑,他忽然碰见了沈从文,便绷着脸对 沈从文说:“你跑什么?我跑,因为我被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 《庄子》了,学生们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你呢?你为什跑?” 沈从文只好躲开他。
西南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刘文典知道了这件事,立时 勃然大怒,他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嚷嚷着:“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 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每月薪水400元),.我该拿40块,朱自清 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 么?”
        由于生性狂傲,刘文典有时便有些怪异,甚至不惧权势。骂 段祺瑞八辈祖宗当然是一例,不过那是在背后骂,正如俗话所说: “背地里骂朝廷",那是不关事,也不用惧怕的。这刘文典,也确 有当面骂“朝廷”、从而险些丢掉脑袋之事,这件事是常为人们所 称道,带点钦佩之意的。
        那是在1928年的11月间,那时,刘文典已经离开北大,到 他的家乡安徽大学做了校长。有一次,学生闹学潮,触怒了南京 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蒋介石亲往安庆,召见安徽大学校长刘 文典。一见面,刘文典称蒋介石为蒋先生,而不叫他主席,这就 先使蒋介石老大的不高兴。
        蒋介石气冲冲地说:“你这里肯定有赤党分子在聚众闹事,你 这做校长的守土有责,应该严加査办。'‘
        刘文典却不吃这一套,当场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 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里的事由 我来管。'‘
        蒋介石气极败坏地伸手擴了刘文典一记耳光,骂道:“娘希匹! 这中国的事我都要管!”
        刘文典受了这般侮辱,也是怒不可遏,他指着蒋介石的鼻子 骂道:“你就是新军阀!"
        于是,刘文典当场被定了个“治学不严”、“目无国法纲纪''的 罪,被抓了起来,押往公安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要枪毙刘文 典,安庆的学生便举行游行示威,高呼着“保障人权!” “释放刘 文典校长"的口号。
        到了 12月,安徽的学潮还不能平息,陈立夫便出来斡旋,章 太炎、吴稚晖也从中说情,蔡元培也竭力担保,向蒋介石解释说, 刘文典有精神不正常的毛病,蒋介石这才以“免职",以刘文典 “即日离皖”为条件,把刘文典释放。后来,刘文典便又去了北京, 到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为了刘文典这件事,鲁迅曾以“佩韦"为 笔名,在左联的刊物《十字街头》上发表了《知难行难》一文,文 中写道:“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 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曾与刘文典同在北大国文系任教,是老 相识,便出来打抱不平。因为这件事,刘文典的不畏强权、刚正 不阿精神也便传扬在外了。刘文典被释放后,去上海感谢章太炎 老师的相救之恩,谈起此事,章太炎问:“听说你当面骂了他?” 刘文典很是得意地比划着说:“对,我用的是京剧《击鼓骂 曹》的姿式。”
        刘文典素来不信奉中医药,他常与朋友们在一起议论中西医 之短长。五四运动前后那个时期,一些出过洋的知识分子常是不 喜欢中医,鲁迅就曾说过中医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周作人也总 是请西医或日本医生给家里人看病,这几乎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 风气。刘文典在听到人们议论庸医误人、攻击中医时,他便说:
        “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是大错而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 医是万不可无的。”
        人们以为他是要替中医辩护,但他却又不动声色地接着说下 去:“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封建余孽和居心叵测的人生活 在中国,这些人一日不死,便是中国一日之祸害,但是又不能把 他们尽皆谋杀。谋杀是违反人道的,况且,谋杀也是谋不胜谋。幸 喜这些人都是信奉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般中国 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
        人们这才恍然大悟,遂哈哈一笑。但也有人反驳他说:“那老 百姓不也是受中医之害吗?”
刘文典说:“中国的老百姓怎么也是受害,不在这里受害,就 在那里受害,所以……”
        人们听了这话,便觉不是滋味,就便不再发笑,也不再议论 此事了。
        其实,学生们还是十分尊敬刘文典的,一些国学大师也很器 重他,这主要是由于他才高,学养深厚。论中古文学和庄学,刘 文典可称得上是独步海内。名重一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素来不称 赞别人的学问,唯独对刘文典却很是倚重。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 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对刘文典的庄子之学也颇为称赞,亲自为刘 文典的《庄子补正》一书作序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 ……然而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 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学生们敬他,一是他才高,二是他狂傲,不随时俗。在学生 们的眼中,刘叔雅先生是一位颇具魅力的清儒巨擘。他相貌清灌, 身躯飘逸,有弱不禁风之相。他的头发和胡须都留得很长,又不 爱洗涤修整,任其自然生长,全然不修边幅,真个是首如飞篷,面 如黄蜡,有古代隐逸寒士之风。他穿的长衫也特别的长,走起路 来,简直是扫地而行,犹如清代妇女的裙裾,行路不露足,脚又 踩不到裙子边,真个是“轻轻慢移莲步"。他偶而也穿皮鞋,但那 皮鞋是又破又脏,从不擦油。他在课堂上讲课,在课堂下飘然而 过,都对学生有着极强的魅力。
        还有一位林损,也是“卯字号”的一位名人,但因为他后来 被文学院长胡适解聘离开了北大,人们这才渐渐把他忘记了。其 实,他也是以其学识的渊博和脾气的怪诞而成了 “卯字号”的名 人的。
        林损,字公铎,浙江瑞安人,早年习义理辞章之学,1913年 就来北大任教,他很有些才气,读书很多,且长于记诵,许多古 籍他都能够背诵下来。林损也是个旧派人物,他不赞成白话文,但 他不像林琴南那样写文章公开反对,而常常把怨气撒在课堂上,大 骂白话文不通。一次,他喝下了半瓶葡萄酒,红胀着脸去上课。那 时,胡适等六教授草拟的新标点符号刚刚公布,他就在课堂上说: “胡适之他们简直是不学无术,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便主张用所 谓新式标点。这新式标点真是荒唐至极,在人名左侧还打上个扛 子(指专名号),这成了什么话!有一回,我看见胡适写的一篇文 章,里边提到了我,在我名字的旁边打了个扛子,把我气坏了。可 再往下看,也有胡适的名字,他的名字旁边也打了个大杠子,我 这才消了气。“ -
        学生们听了,大笑起来,林损这才心满意足了,仿佛是对胡 适做了一次缺席的判决。
        林损嗜酒如命,每次上课都是喝得醉醺醺脸孔通红,似乎无 酒便不能讲课。学生们到他家里去,他便沏茶招待学生,并说: “你们喝茶,我以酒作陪,咱们是各有所好,各行其便。"喝酒,他 总是喝家乡的绍兴酒,而不喝北方那甘醇的老白干酒。有一个时 期,学校老是欠薪,他便改喝那廉价的劣质酒,但酒还是不少喝。 后来,有一次他竟在南京火车站上醉倒,险些丢了命,但还是不 肯戒酒。
        林损也是很自负的人。有一次,学生们问他:“林先生,现在 写文章最好的人是谁?''林损很认真地说:“第一,没有;第二,就 是我了。”
        周作人常常与林损见面,见面时就常在一起聊聊。一次,周 作人问他:“你在外边还兼些课吗?”那时;许多人都在其他大学 里兼些课。
        林损说:“在中国大学有两个钟点。”
        “讲什么课呢?”
        林损回答说:“讲唐诗。”
        周作人又问:“现在讲哪个诗人的诗呢?”
林损说:“陶渊明。"
        周作人吃了一惊,心想:这陶渊明是东晋时的人,他和唐朝 之间还隔着个南北朝,其间有200年,他怎么把陶渊明的诗也算 作唐诗呢!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北大有“陶渊明诗”这门课,是 由沈尹默讲授的,林损不满意沈尹默,便决心同他唱个对台戏,因 此,中国大学请他去讲唐诗,他却去讲陶渊明的诗了。
        因为林损是个旧派人物,到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 主任时,标榜革新,改组教授队伍,便把林损和另外一个许之衡 给一起解聘辞退了。林损被辞退后,很是愤懑,在《世界日报》发 表了一篇致胡适的公开信,其中有“遗我一矢"之语。后来,他 到东北大学去任教,后又一度回北大,三十年代又去南京中央大 学任教。抗战爆发后,他辞归故里,闭门读书,1940年病故,著 有《叔直阁丛书》。
        以后,这“卯字号”的名人一个个先后离开北大。到1934年, “老兔”朱希祖已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他还常常怀着温馨 之感回忆起北大的一些旧事。那年的10月11日,他在日记中写 道:“忆民国六年夏秋之际,蔡孑民长校,余等在教员休息室戏谈: 余与陈独秀为老兔,胡适之、刘叔雅、林公铎、刘半农为小兔,盖 余与独秀皆大胡等12岁,均卯年生也。今独秀被捕下狱,半农新 逝,叔雅出至清华大学,余出至中山及中央大学;公铎又新被排 斥至中央大学。独适之则握北京大学文科全权矣。故人星散,故 与公铎遇,不无感慨系之。”那凄凉与怀旧之感,溢于言表。
        后来,红楼建成,文科教员休息室迁至红楼二层楼上,成了 以后的“群言堂”,汉花园马神庙那一排平房就成了校医室,后来 又改为女生宿舍。那“卯字号”早已改了名号,但“卯字号”的 称谓却一直在一些回忆文章中不断出现,成了老北大的一件轶闻 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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