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发生时，在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那些教授们又 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呢？

        由于开始时是一次学生运动，学生们要停课去游行，教师们 虽是同情，却又不好去参加。可是不久，教职员们便被裹挟进这 场爱国运动中去了。他们大多数站在了学生一边，反对反动政府。 后来，他们就与同学生们采取了完全一致的行动。

        在北大的教职员中，当然也有置身于运动之外的，甚至也有 反其道而行之、投靠反动政府的，不过这是极少数。在当时的北 大各教授中，有两个人是基本上置身于运动之外，甚至根本没有 参加这场运动。这便是周作人和胡适。

        周作人是在1919年的3月，向学校请了假去日本游玩的。这 一年，鲁迅正在北京找房子，准备全家从绍兴搬到北京来，不久 便买下了八道湾那所宅院并且加以修葺整治。到8月10日，周作 人才带着妻子羽太信子等从东京回到北京，11月间搬进了八道湾 新居。因此，周作人没有赶上五四运动，等他回到北京时，运动 已经基本过去，北京大学又恢复了正常，他又在课堂上讲课去了。

        胡适是在这一年的4月底去上海迎接杜威的。他离开北京时， 学生们的爱国情绪已是很为高涨了。杜威于4月30日抵达上海， 5月2日，胡适就在上海的江苏教育馆讲演，介绍杜威思想的梗 概。5月7日，他在上海参加了国民大会游行。那一天，他接到陈独秀从北京寄来的信，陈独秀向他介绍了 “五四”那天北京的情 况。次日，胡适回到北京，那时，蔡元培已离京出走。临走时，蔡 元培委托工科学长温宗禹代理校务，并推举王建祖、胡适、沈尹 默组成委员会，襄助温宗禹署理校务。

        当时，有一个谣传：当局有意解散北京大学。于是，蒋梦麟、 黄炎培等几个便研究了一个方案：北大如果保不住，便把北大的 一些新派教授都撤到南京，大家齐心协力办好一所东南大学，作 为新教育新文化的重镇，把北大让给那些旧派人物去办。但这个 消极的办法是那些激进的师生所不能接受的，这个设想也就作罢。

        在那些日子里，胡适的兴趣和精力主要放在陪同他的老师杜 威到各处去演讲上面，对学生运动和北大的事都不那么关心。

        北大教授中，对这场运动最为积极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陈独秀和李大钊既是学生们的导师，又是思想界的领袖，他 们比青年学生当然想得更深刻、更远.学生们要打倒几个卖国贼， 而他们想的是应该捣毁卖国贼赖以生存的基础：北京政府。他们 提出了必须对反动的北京政府实行“根本之改造類的问题。

        经过商讨、研究，陈独秀执笔起草了一个《北京市民宣言》。

        北京市民宣言

        （1919年6月9日）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 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 左：

        （1） 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 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 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 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 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4)        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5)        我市民仍希望以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 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 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 求内外人士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从5月4日那天开始，陈独秀文如泉涌，他用文字直接参与 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他的文章大多发表在《新青年》和《每 周评论》上。

        5月4日那天，他就以“只眼”为笔名，在《每周评论》上发 表了《孔教研究》、《发财的机会又到了！国民怎么了》、《公同管 理》、《两个和会都无用》等4篇短文，有些文章只是二三百字的 评论和随笔，笔锋犀利，立场鲜明，如匕首般直剌反动政府和卖 国贼。

        5月11日，他在《每周评论》第21号上发表了《对日外交的 根本罪恶一一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5月18日，他又在 《每周评论》第22号上发表了《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山东 问题与上海商会》两篇较长的评论。5月26日，他又在《每周评 说》第23号上发表了《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卖国都有凭据 吗？》、《对外圆满，对内统一》等三篇评论。总之，从4月初到6 月9日写出《北京市民宣言》，这两个月中，陈独秀发表的长短文 章有近50篇。

        《北京市民宣言》写完后，交给了刚刚回到北京的胡适，让他 译成英文。那天夜里，陈独秀找到北大文学院学生罗章龙，两个 人悄悄来到崇祝寺旁的一个小印刷厂。这个印刷厂是为北大承印 讲义的小厂，夜里只有两个印刷工人在厂里住，他们都很熟。陈 

独秀把《北京市民宣言》汉英两种文字稿交给他们，当夜排印。印 完后，工人们把底稿和废纸全部销毁，不留下一点痕迹。这时，已 是夜里一点多钟了，两个人便带着传単离开印刷厂。

        6月11日那天晚上，几个人秘密地带了传单，到各处去散发。 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理科教授王星拱、预科教授程演生、内 务部佥事邓初等人都去了，学生也去了不少，罗章龙、许德布、刘 仁静等人都跟着去散发传单。

        李大钊等人到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

        陈独秀邀了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邓初等人一同回来，他 们先到香厂附近的浣花春川菜馆去晚餐。吃过晚饭，陈独秀、高 一涵、邓初来到前门外的新世界游艺场，王景拱和程演生到城南 游艺园去找李大钊。

        这新世界游艺场，在前门外珠市口西边，主楼有四层，设有 戏院、电影厅、曲艺场、餐馆、茶馆和商店，是仿照上海的大世 界游艺场建造的。他们到那里已是晩上九点多钟了，戏院、电影 厅、曲艺场里都坐了很多人，灯光很亮，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 便和高一涵登上屋顶花园。那里黑洞洞，没有游人，下面的露台 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陈独秀悄声对高一涵说:“这里正好，撒吧！” 说着，他掏出一叠传单，往下面撒了下去。

        正在这时，从那边花丛间站出来一个黑影，朝这边走过来一 个人，来到陈独秀身旁，点了点头，悄声说：“给我一张看看。"

        陈独秀递给了他一张。那人一看传单，便嚷道：“就是这个！ 快来呀!”

        几个黑影忽地从黑暗处窜了出来，上前把陈独秀抓住。

        高一涵见事不妙，紧走几步上了天桥。

        一个暗探看见了他，大声喊：“那边还有一个！"

        高一涵急中生智，忙把手中的传单抛下，登登登跑了下去，混 入看电影的观众中。观众一阵大乱，慌忙往外挤，高一涵脱下长

衫，丢掉草帽，钻入人群中混了出去。

        邓初犹自悠闲地走在那边的台球场内，慢腾腾把传单一张一 张地放在茶桌上，真个是神不知鬼不觉。

        高一涵一眼看见了邓初，赶忙走过去说：“快走，独秀已经被 捕了了

        邓初不以为然地说：“不会吧！”

        这时，陈独秀已被几个便衣探子挟持着走下楼来。陈独秀看 见高一涵和邓初还在这里，便故意大声呼闹着：“你们竟敢捕人! 真是无法无天！"

        暗探们挟持着陈独秀急匆匆而去，高一涵和邓初也赶紧离开 这里。

        当晚，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家里和设在这里的《新青 年》编辑部都遭到搜查。

        陈独秀早已被北京政府视为眼中钉，认为他是鼓吹新思想的 急先锋，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幕后指挥，必欲制其死地而后快。因 而，他在这次散发传单时被捕，必定是凶多吉少的。

        陈独秀被捕之后，李大钊等人便开始了积极的营救活动。他 们首先把这个消息公布出去，然后在群众中造成一种营救的声势, 从舆论上给北洋军阀政府以强大的压力，使他们不敢胡做非为，加 害于陈独秀。

        全国校友联合会致电大总统徐世昌，要求释放陈独秀。接着, 北京学联、上海工业协会等许多单位也纷纷发岀函电，一时间，全 国舆论哗然，电函交加，成了继蔡元培辞职出走后的学界又一件 大事。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也为此事大声 疾呼，抨击北京政府。

        北京政府慑于广大舆论的压力，不敢对陈独秀加以杀害，但 又不肯轻易释放他。陈独秀呢，也有长期坐牢乃至“杀身成仁''的 思想准备。他平日常对学生们讲：“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个是科学研究室，一个是监狱"，并常以“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的豪言壮语与青年们共勉，因而他在监 狱里是住得很踏实的。

        李大钊是通过多种办法去营救陈独秀出狱的，那舆论的力量 实在不小，使反动政府不敢对陈独秀下毒手，但又不释放，就这 样僵持着。反动政府也时时放出一些对李大钊很不利的流言，但 李大钊却满不在乎。他仍在北大主持着“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 主编着会刊《少年中国》，并且积极地为《每周评论》写文章。在 6月2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28号上，他发表了《牢狱的生 活》、《不要再说吉祥话》、《新华门前的血泪》、《改造》、《哭的 笑》、《威先生感慨如何》等6篇文章。7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 论》第29号，他又发表了《赤色的世界》、《阶级竞争与互助》、 《俄与世界》等5篇评论。7月13日岀版的《每周评论》第13号， 又发表了《黑暗与光明》、《真正的解放》，《是谁夺走了我们的光 明》等7篇评论。

        学校已经放了暑假，李大钊决定回故乡去度假，暂时离开这 烈日炎炎、腥风血雨的北京，到静谧的乡间，去静静地读些书，思 考些问题，认认真真地写几篇文章。临行前，他收到了新出版的 《每周评论》第31号，上面有他的文章《日本人听着》，还有胡适 写的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他粗略地看了一遍胡适这篇文章，觉得那气味有些不对，又 似乎是有所指。他想：我的这位朋友，一两年前还是那样热衷于 呼喊“文学革命”，并且风风火火地大干着，很有一股子朝气蓬勃 的精神和冲锋陷阵的锐气。而现在，当中国的青年们已经奋起，冲 上街头去展开爱国行动，全国人民特别是劳工群众行将团结起来 冲垮旧世界之时，这位朋友却又裹足不前，甚而至于要拖革命运 动的后腿了。想到此，他又看了看这篇文章，文章中竟有这样的 一段文字：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 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 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 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 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 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 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 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 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 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 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 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 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 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 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應破产的铁证，这 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看着这些很不合自己胃口的文字，李大钊摇了摇头，一片阴 影笼罩在他的脸上。

        7月20日晚上，李大钊登上了东去的火车，向冀东进发。车 厢里昏暗又闷热，人们在黯淡的灯光中昏昏沉睡，李大钊却清醒 着，望着车窗外暗沉沉的夜色，听着车轮唯n当唯噹的响声，他陷 入了沉思。

次日清晨，火车停在滦州车站，他下了车。走在这片熟悉的 丰腴大地上，看着那些古旧的城墙和颓圮的雉媒，还有一些早年 间看上去很雄伟现在看来又十分简陋的古老建筑，他不由得回忆 起数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反清的滦州起义，想起在那次起义中英勇 牺牲了的白亚雨等先烈。

        李大钊的故乡乐亭县大黑坨村，在滦河下游，要回家还须沿 滦河走水路。他找了一家小饭馆，胡乱吃了点东西，便到滦河码 头雇了一辆小木船，在滔滔的滦河中顺流南向而下。

        滦河发源于河北承德丰宁县西北的巴颜图尔古山麓，北流入 内蒙，在多伦附近，有上都河注入，称大滦河。经两度曲折，又 转流回河北省境内，在郭家屯附近汇入小滦河改称滦河。滦河汇 集了燕山、七老图山、阴山东端的流水，形成了支流众多、水量 丰沛的水系。滦河汇合各支流后奔腾下泻，到滦州进入平原，最 后作为昌黎、乐亭两县的界河流入渤海，全长877公里。那时候， 滦河河道很宽，有二三千米宽，水势很大，船行顺速。黄昏时，李 大钊便到了大黑坨村。

        大黑坨村是渤海边大平原上一个偏僻的乡村，李大钊于清光 绪十五年（1889）农历十月初六日出生在这里，乳名憨头，少年 时名耆年，字寿昌，后又改名为大钊，字守常。李大钊在襁褓中 就失去了父母，父母死时都只有二十几岁。他没有兄弟姐妹，全 靠他的祖父李如珍抚养成人。

        李大钊7岁入私塾读书，10岁时，便按当地早婚的习俗，与 本村姑娘赵纫兰结婚，赵纫兰比他大7岁。12岁时，大钊去乐亭 县城北井家坨村宋举人家专馆，跟着曾在北京国子监读过书的优 贡黄玉堂先生念书。17岁时，去永平府中学读书。1907年祖父逝 世，他又赴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求学。1913年冬东渡日本，次年春 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1916年卒业回上海，8月去北京 创办并主编《晨钟报》，并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在《甲寅》、《言治》、《太平洋》等报刊上发表文章。1918年1月到北京 大学，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编辑《新青年》。

        李大钊对他的祖居老屋有着深厚的感情。房子是祖父在光绪 七年（1881）修建的。这是一座冀东农村典型的穿堂小院，砖木 结构，周围有砖墙环绕，共有三个院落，大钊住在后院的东半院, 西半院住着他的三祖父李如璧。

        大钊诞生在中院三间厢房的最北头一间，东厢房的北面是三 间正房，他在幼年时期和结婚以后，就住在这三间正房里。后院 东边有两间厢房和两间棚子，这里本来是存放粮食的地方，但大 钊常常到这里来读书写作，他图的是这里安静，少有人来。后来 人们便把这里看成是他的书房。

        大钊对故乡有着挚烈的感情，在求学时期，他总是回到故乡 老屋里度假，在他已经成了名人之后仍常常回来。如今，他的妻 子儿女还都在家乡居住，他回来的机会也就更多了。直到1920年， 赵纫兰才带着子女随大钊迁居北京。

        大钊每次回到家乡，都要同贫苦的农民接触，了解他们的生 活疾苦。他也喜欢在这老屋里忆旧。他还记得，在进私塾之前，老 祖父就在那张古旧的八仙桌上教他认字，累了就带着他在院子里 种花、浇水、锄草、捉虫，还给他哼唱家乡的小曲，唱皮影调、大 鼓词，还讲义和团的故事。他也没有忘记，祖父逝世以后，他就 靠着妻子赵纫兰典当挪借辛劳持家.，维系着这个家庭的生计，支 持着他在外地求学。

        大钊在家中住了两三日，便按照原来的计划，带着大儿子葆 华，雇了一辆骡车，前往昌黎县的五峰山。

        五峰山在冀东花果之乡昌黎县城北12里，是古老的碣石群峰 中的一支。在五峰山的半山腰，有明崇祯年间建造的韩文公祠，那 是为纪念唐代大文学家韩昌黎（愈）而建的。那里林木幽壑，风 景秀美，是游览和避暑的好所在。.李大钊曾几次来到这里，他同看守祠堂的刘克顺老汉夫妇相熟，这次也是投奔他们而来。

        骡车疾行多半日，到达五峰山山脚下，大钊父子下了车，扛 着行李上山。他带着一个装满书籍和笔墨纸砚的小手提箱，还有 几件替换的衣服和日用品。上山时，天上下着小雨，父子俩遂紧 步上山。山不高，且有早就修建好的石阶，走起来并不费力。雨 不大，只是淋湿了头发。来到韩文公祠，见到了善良好客的刘克 顺老夫妇。

        老夫妇见到故人很是高兴，李大钊握住老汉的手，连声说: “你二老可好?”

        刘克顺把大钊父子领到正殿东边的三间北屋里，那里有炕，有 桌椅，虽然简陋，却很是清爽、幽静。平日，上山的人不多，到 这里来的人就更少，大钊父子便住在这里。正殿西边那两间小屋， 是刘克顺老两口住的地方。李大钊父子住在这里，同刘克顺夫妇 搭伙吃饭，吃的也是清蔬野味，粗茶淡饭。

        李大钊带来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有日文的、英文的、德 文的，他便在这里读书、写作。写得累了，便游山景，寻幽境，坐 在山泉边洗脚，在松荫下小寐，去采撷五颜六色的山石竹花。那 些日子，他掬山泉酌茗而饮，砍松柴煮饭而食，“日必攀松披榛， 寻登绝噸,''“深泉濯足，长歌采薇，表面上过的是一种清静恬淡、 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居生活，其实，他心中那一股炽热的革命烈火 正在熊熊地燃烧，住在这“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仙境似的空 山中，他一刻也没有脱离过反帝反封建的火热斗争。他想到，五 四爱国运动尚未有个圆满的结局，蔡校长还蛰居在西子湖畔，陈 独秀还在狱中，北大前途未卜，中国前途未卜，他的心怎能安静 下来呢？

        这些日子，他写了一篇较长的评论《再论问题与主义》，这是 以通信的方式，来反驳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 他写道：“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他 公开地声明：“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 总觉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晕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 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论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听信人 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来抹杀他们的一切。” “我 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以为实际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 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 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 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给我们作头 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

        这封公开信，开头写的是“适之先生，后面写“李大钊寄自 昌黎五峰"，发表在8月i7日的的《每周评论》第35号上。

        这期间，他还写了《寄若愚、慕韩》的通信，介绍他在五峰 山的山居生活，并邀他们二人前来同游，发表在8月15日《少年 中国》第一卷第2期：

        若愚、慕韩两兄：

        我到山中已将旬余，未能修函来告，实以交通不便 之故（此间离城十里许，到京只须一工日，惟此十里许 之交通甚缓）。我所居的地方名叫五峰，距昌黎车站十里 左右，在山腹树林深密处，东南可览大海，五峰环抱如 楼，韩文公祠在其怀中。守祠人为一双老夫妇，年近七 旬，为我们烧菜煮饭，不辞辛苦。山中饮的是泉水，烧 的是松枝，一草一木都有幽趣。兄等盍何此一游？夜间 八时由京登车，次晨天明即到，车费三等票现金四元余 即足，到此生活甚简，弟可作主。东行二三站，即是北 戴河、山海关，大可一游。

        弟钊白。

        在此期间，他还写了《山上的羊》、《山峰》、《山中落雨》等 三首诗，发表于9月15日《少年中国》一卷三期上，他还写了 《五峰游记》一文。 ，

        李大钊在五峰山住了一个月左右,才回到乐亭县大黑坨家中， 8月下旬，他辞别妻子，回到北京。

        自从陈独秀被捕之后，胡适便控制了《每周评论》，他发表了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之后，又连续在《每周评论》第 36号和第37号上发表了他自己写的《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 题与主义》，这便展开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谁知正在这 时，8月底，北洋军阀政府忽然把《每周评论》给査封了。

        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9月中旬，北洋政府把陈独秀释放出 来，陈独秀在狱中住了三个月。陈独秀出狱的消息传来，大家都 十分高兴，北大开会欢迎他归来，李大钊还写了一首《欢迎仲甫 出狱》的白话诗，发表在9月28日出版的《新生活》第6期上。

        欢迎仲甫出狱

        (一)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二)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
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三）

        你今出狱了 ！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现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