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便走出书斋，把主要精力放在 领导北方党组织的工作、联合国民党左派共同进行革命活动上面 了。他担任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的职务，配合着北伐战争的胜利 进军，进行着打击北方军阀的斗争。
“三-一八”惨案那一天，他参加了国民大会请愿队伍的游行, 亲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前面。段祺瑞的卫兵向群众开枪 射击时，他正在执政府门前的群众队伍里。他被一个卫兵抓住了， 那卫兵问：“你是干什么的？”
李大钊说：“做买卖的
卫兵问：“做买卖的到这儿来干什么？”
李大钊说：“这儿人多……”
那卫兵用枪托操了他一下，说：“滚你的吧！"把他推出去老 远，跌在一旁，落入水沟中，他才得以逃脱。
当晚，他主持召开了北京党、团地委的联席会议，部署下一 步的斗争。但是，第二天他就成了被通缉的要犯，不得不转入地下。
李大钊带着家人和国共两党党部人员，迁入苏联大使馆西院 的旧兵营里。共产党人有于树德、刘清扬、范鸿、杨景山、陶永 立、陈延年、陈乔年等，国民党人有丁惟汾、路友于、邓文辉、谭 祖尧等。徐谦原来就住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俄“庚款委员会”里。 不久，国民党人徐谦、顾孟余、陈友仁、丁惟汾等相继离开北京，
共产党的一些干部也到南方参加北伐战争，李大钊肩上的担子就 更重了。
张作霖的奉军占领北京后，加紧迫害革命力量，杀害了《京 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之后，又千方百计想 抓捕李大钊和其他革命者。他们派遣特务监视李大钊等人的行动, 特务们化装成人力车夫、卖菜小贩等在兵营门口窥视，又利用兵 营内招雇工人之机，派遣暗探打入内部，又收买叛徒，终于掌鲤 了李大钊的活动规律。他们终于要下手了。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但 奉军总部派人先去找公使团团长、荷兰公使欧登纳，又同英法等 国公使交涉，得到他们的默许，这才派军警进入苏联使馆。
1927年4月6日，是民国十六年丁卯农历三月初五日清明 节。这一天，阳光明媚，天气和暖，柳条已经发绿了。住在俄国 旧兵营里的李大钊一家似乎比往日的心情都要好。那天是清明节， 倘若是在故乡，是要上坟去，为先人扫墓添土烧纸的。住在这里 不能做那些事，大钊的夫人赵纫兰便领着小女儿艳华走出屋子，到 兵营的附近去散步。儿子葆华一大早就出门去了，他跟着周作人 他们去西郊踏青去了。大钊在里屋伏案写作，大女儿星华坐在外 屋一张长木椅上看报。一切都很平静，很美好。
然而，就在这风和日丽的春天的上午，突然有300多名奉军、 警察、宪兵、侦探闯入了受到保护的东交民巷使馆区，他们都带 着红线的标识，进入苏联大使馆和西院旧俄兵营，肆意进行搜索。
李大钊正在入神地写东西，忽听得一声尖利的枪声，那响声 非常近，连子弹呼啸着飞上天空的声音也能听到。他机警地站了 起来，迅速地从抽屉里取出了一支小手枪。年幼的星华有些惊慌， 大钊忙抓住她的手，镇定地说：“不要怕。”说着，领着星华走到 院里，进了一间僻静的小屋。
院子里人声嘈杂，时间不长，一群特务、军警拥进了这间小屋，看见了李大钊。
特务们带着前几日被捕的阎振三，把阎振三推到前面，指着 李大钊问：“你认识他吗？”
阎振三是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工人，看见李大钊，不由得暗 暗着急，但他却不动声色地摇了摇头：“不认识，
那特务狞笑着说：“你不认识他？嘿嘿，我可认识呢!"遂大 声喊道：“把他带走！"
李大钊就这样被捕了。这一天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范鸿初、谢 伯俞、谭祖尧、杨景山和国民党左派邓文辉等人，还有李大钊的 妻子赵纫兰、女儿星华和艳华。
当晚，荷兰公使欧登纳便以公使团首席公使的身分发表声明， 第二天的《晨报》登出了这个声明。声明说：“俄国不在辛丑条约 签字国之列，故外交使团亦无法制止中国军警搜査其在东交民巷 区域内所设立之机关
4月7日，北京《晨报》刊登出大字标题消息：
东交民巷空前事件
昨日军警包围
搜查共产党大本营
逮捕中俄男女共六十余名
搜去手枪炸弹文件数车
李大钊路友于被捕
同日的《平报》，也刊登了这样的消息，那标题是：
昨日军警
在东交民巷庚款委员会内
搜捕共产党人
事前布置周密——迄昨晚九时始搜捕完竣
捕获男女党人八十七名 李大钊及其女均被获
4月7日，日本人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不断地报道李大钊 被捕和被审讯的的消息，并加以评论。其他报纸也纷纷刊发这个 消息。一时间，李大钊被捕事件成了一件特大新闻。
4月6日这天是清明节和植树节，各学校都放假一天。周作人 邀集了沈尹默等几个人去海淀访沈士远。那时候，沈士远在燕京 大学任教。在孔德学校读书的李葆华也一同去，找他的老同学去 玩。那一天，他们玩得很痛快，李葆华就住在了沈士远家。周作 人他们回到城里，看了报纸，才知道李大钊全家被捕之事，大吃 了一惊。沈尹默赶紧给他的哥哥沈士远打电话，告诉李葆华不要 进城，暂时躲在他家。
反动派对李大钊连续进行审讯。他们问他：“你为什么住在苏 联大使馆旧俄兵营里？"李大钊从容地回答：“我同俄国人有友谊 关系，又喜欢这里的安静，才搬到这里来。'‘
每一次审讯，李大钊都承认他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崇信者，所 以加入共产党。对于共产学理及主义，他均承认不讳，但问起其 他事，他却一概不知，守口如瓶。敌人虽轮番逼审，严刑拷打，软 硬兼施，都无济于事。李大钊在狱中写了《狱中自述》：“钊自束 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言，厉行其所 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了 “今既被捕，惟有直言，倘以此而应 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 大处理，不事株连……"
一次，敌人把赵纫兰、星华、艳华母女带上法庭，与李大钊 相见。李大钊平静地瞅了瞅她们，没有说一句话，脸上毫无表情， 既不伤心，也不愉快，好像并没有把自己的妻儿子女放在心上。
李大钊被捕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愤怒，人们想 方设法去营救，铁路工人们甚至想组织劫狱。
4月9日，北大、北师大等9所国立学校的校长举行联席会 议，商讨营救办法。决议提出：“李为九校教员，义难坐视，急盼 官方移交法庭审讯。”后来又有国立和私立的25所大学校长召开 会议，就李大钊被捕事，发表一篇建议书，希望移交法庭审理。人 们以为，如交法庭审理，李大钊等人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也在积极活动，出来斡旋。国民军革命军 拍来电报，向奉系军阀提出警告。莫斯科10万工人示威游行，抗 议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策划了这一阴谋事件。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发动了 “四•一二”政变。不 久，蒋介石即向张作霖发来密电，主张将所捕共产党人即行处决, 以免后患。
4月16日的《顺天时报》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自李大钊等 捕获后，张作霖曾电张宗昌、韩麟春、孙传芳、吴俊升、张作相、 阎锡山、吴佩孚七人，征询意见，已接了复电。五电严办，一电 法办，阎无复电。”
同一日的《世界日报》报道：“李大钊等被捕后，各方面营救 甚力，兹闻又有李之同乡白眉初、李时、武学易、李采岩等三百 余人，联名呈请释李。”呈文中说：李大钊“茹苦食淡，冬一絮衣， 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故公民等以同 乡关系，愿保留李大钊之生命……”
但是，奉系军阀在中外反动派的支持下，竟不顾人民群众和 社会舆论的反对，于4月28日上午10时，突然在警察厅南院总 监大客厅里秘密进行“军法会审”，判除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 死刑，立即执行。
这一天下午一时许，李大钊等人被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秘密处以绞刑。临刑时，李大钊镇定自若，面不改色，第一个昂 然走向绞刑台，他庄严地说:“绞死了我,绞不死伟大的共产主义!” 时年38岁。
与李大钊一起就义的19名烈士是: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 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前、谢永常、路 友于、英华、张挹兰（女）、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 培明、方伯务。
李大钊等人就义时，京师看守所的大门外聚集着一批群众，他 们神色不安地在那里探望着，关切着里边发生的事情。久久不肯 散去。
当天晚上，李大钊的妻女赵纫兰、李星华、李艳华由警厅开 释，回到家中。
中外记者闻讯，纷纷来到西城府右街朝阳里4号李宅，访问 赵纫兰。但那时，有不少便衣侦探在暗中监视着。
那几天，各报纷纷报道着李大钊一家艰辛的生活情景：
“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
“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之生活。“
“李宅室中空无家俱，即有亦甚破烂。”
“子女服饰朴实，可知其平日治家之俭约矣。”
李大钊一生清贫，在北大时，每月薪金120元，全家节衣缩 食只用三五十元，其余则接济贫苦学生及支援革命活动。北京共 产主义小组成立时，缺乏经费，他从每月120元薪金中拿出80元， 交付小组使用。
躲避在沈士远家中的李葆华，那时已是共青团员了，他已经 能晓些世事，知道他已身处危境，便不敢再回家，也不能再回学 校去了。但海淀的侦缉队就设在燕京大学附近，那些便衣侦缉队 常常到这里来侦察，因而这里也并不是个安全之地。李葆华在这 里已经住了两个星期，他连屋子也不敢出，而风声却一天比一天 紧。看来，非得转移不可了。
沈尹默找到了周作人，两个人商量转移李葆华的事。他们的 想法是相同的。守常一家都在狱中，万不能再叫葆华也身陷囹 圄了。
沈尹默说：“燕大那边不安全，还不如让他躲到城里来。”
周作人想到了自己的家，觉得八道湾这地方还比较安全，反 动派还不至于来搜查他的家。想到这里，他说：“我明天去燕大讲 课，就把葆华带回来，暂时住在我家。'‘
沈尹默说：“很好，我也是这样想。”
第二天，周作人在燕京大学讲完了课，便来到沈士远家。他 们给李葆华化了装，打扮成了一个农家孩子，像是要进城找亲戚 家的样子。他们雇了一辆有篷的骡车，便进了城。一路并没有遇 到什么麻烦事，顺利地进得城来，来到八道湾11号周宅。
李葆华住进爱罗先珂曾经住过的那三间小屋里。他每天躲在 小屋里看书、写字，从不出门。周作人家中虽常有客人来，但多 为学界文坛中人，他们皆没有发现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其实，就 是被他们看见也没有关系，他们多是同李大钊相熟的人，即使不 相熟，也大抵皆是同辈和敬佩李大钊的人。周作人虽然也曾被列 入过黑名单，但他在外边远不如乃兄鲁迅那样惹人注目，在一般 人的心目中，周作人是个平和温顺的文人，他干不出那种越轨之 事，因而也就并不怀疑他是个危险分子，当然也就不会有人怀疑 他的家中会窝藏着一个共产党要犯的儿子。这样，李葆华住在这 里便是相当安全的了。
4月29日这一天，周作人翻阅着当天刚送来的几份报纸。他 习惯地先打开了《晨报》的第一版，忽见一条惊人消息赫然在目：
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20名死刑，一律在看守所绞决，李大钊首登绞刑台。
周作人大惊失色，颓然跌坐在椅子上。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消 息的准确性，但又见报纸上登着赴难者的照片，中间是李大钊的 大幅头像，两边是路友于、张挹兰等人的遗像。这一切完全是真 的了。
周作人感到悲痛，也感到愤怒。连他这样一个温和的从不会 大声吵嚷的人，此时也想狂喊几声，来发泄胸中的不平之气，但 他终于没有喊了出来。他想起了李守常平日的为人，进而又想起 了他与守常的多年交往，李守常这样一个好朋友，这样一个出类 拔萃的精英人物，却惨遭这样的毒手，这是什么世道，这是多么 令人不平的事！想着李大钊的音容笑貌，他竟至泪眼模糊了Q
悲愤了一阵，待他的脑子稍稍清醒了一点，他便又想起：这 个消息怎样告诉葆华呢？小小的年纪，他能承受得住吗？瞒是瞒 不过去的，他一会儿就会过来看报的，这怎么办呢？
正在无计可施，他忽然想到了沈尹默。他的这个朋友是很善 于出主意想办法的，一些棘手之事，经他一点拨，常常便会迎刃 而解。因而朋友们给沈尹默封了个绰号：“鬼谷子二 还是请“鬼 谷子”想个办法吧！
周作人拨通了沈家的电话。沈尹默也知道了这个消息，并且 已经想到了如何告知葆华的办法，他说：“我这就过去
不多会儿，沈尹默来了。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沈尹默 去说，先安慰葆华几句，再说“令尊为主义而牺牲是光荣的”之 类的话。
果然，过了不久，葆华就过来了，看见沈尹默，葆华恭恭敬 敬地叫了声“沈伯伯”，便去拿那报纸。沈尹默忙开口说：“葆华， 你听我说……”
沈尹默按照刚才想好了话说了下去，他和周作人都已做好了 思想准备，要对这孩子好好劝慰一番，不能大哭大闹。然而，出 人意料的是，葆华的神情很是镇定，他静静地听着，默默地点着头，没有流泪，没有哭喊。仿佛他听到的不是一声轰顶的炸雷，而 是远在天边的隐隐轻雷，一切都是无所谓的样子。听完了沈尹默 的话，葆华又拿过报纸，细细读那惊人消息。然后，他什么也没 有说，默默地走了出去，回到他的屋子里。
沈尹默和周作人的心情十分沉重，他们不住地想着：也许，这 样的事是他早就想到了的；也许，他是像他父亲一样的坚强；也 许，他不愿当着别人的面发泄自己的悲痛情感，回到自己的屋子 再发泄。不过，不管怎样，这个年轻人的坚强表现，确实使这两 个父执之辈的人极为感佩。
李葆华在周作人家里住了一个多月，便由沈尹默、周作人等 人安排，让他化名杨震，送他到日本去留学。
5月1日，李大钊的灵柩由长椿寺移往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 这期间，朋友们纷纷到妙光阁浙寺和朝阳里李宅凭吊和慰问，也 有一些人馈赠零用钱财。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响导》周报，发 表了题为《悼念李大钊》的文章，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联合在武 汉举行了追悼大会，有近万人参加。中共中央又派专人北上，料 理李大钊丧事和一切善后事宜。武汉革命政府也举行追悼会和报 告会，冯玉祥还为之立碑，亲笔书写“吊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的 碑文。
7月10日，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偕女儿星华、艳华离开北京，回 乐亭县大黑坨村原籍。
周作人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认识李大钊的，那时，北大红楼刚 刚建起，图书馆是在地下室里，但图书馆主任室是在红楼的第一 层靠南的第一间。周作人等人在红楼讲课，下了课常到李大钊的 办公室里去坐坐。那时，他们都是《新青年》杂志社的同人。《新 青年》的同人很多，大家都很忙，又不住在一起，难得见一次面。 蔡校长是个大忙人，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烦 他们，而且他们的办公室都在北大第二院，同这里隔着一条街，也 就不便特意跑到那里去找他们聊天，一般没有急事是不常去的。只 有这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他总是呆在办公室里，你不会扑个空。况 且，他又是个最没有架子，待人和气又极从容的人，周作人觉得 他很可以亲近，便常去他那里坐坐，他们所谈的也大抵是些平常 的闲话。
那时，李大钊正在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等到他组织并加入 了共产党，身负重任之后，中国的政局也渐渐复杂紧张起来，在 图书馆主任室里就不大容易找到他了，周作人与他闲谈的机会也 便少了。后来，蔡元培和一些北大同人创办了孔德学校，北大同 事的子弟们多在这里读书，大钊的儿子葆华、女儿星华都在孔德 读书，周作人担任孔德高中的国文课，李葆华就在他这个班上，因 而他们很熟。
5月2日，《顺天时报》发表了一篇《短评》，对李大钊之死作 了一番颠倒黑白的评论：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恩怨是另一个问题。贪生怕 死，蜂蚁尚然，善恶也是另一个问题。根据以上两个原 则，所以我对于这次党案的结果，不禁生出下列的感想 来。
李大钊是为一般人称之为学者的，他的道德如何姑
且不论，能被人称为学者，那么他的文章他的思想当然 与庸俗不同，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 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终身得一部分人的 信仰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绝命于绞首台上，还 担了许多的罪名，有何值得？
再说这一般党员，大半是智识中人，难道他们的智 识连煥蚁都不如么，难道真是视死如归的么？要是果真 是不怕死的，何不磊落光明的干一下子，又何必在使馆界内秘密行动哩！即知可知他们也并非愿意舍生就死的， 不过因为思想的冲动以及名利的吸引，所以竞不顾利害， 甘蹈危机，他们却万料不到秘密竟会泄漏，黑幕终被揭 穿的。俗话说得好，聪明反被聪明误，正是这一般人的 写照，可怜可惜啊。
奉劝同胞，在此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轻举妄动吧！
看了这个《短评》，周作人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怒之情，便 写了一篇《日本人的好意》加以驳斥。
后来，李星华到孔德学院高中和大学读书，她家境异常困难, 只好在学校里半工半读，周作人便帮助安排她给学校刻写蜡板，这 样，每月可补贴生活费15元。后来，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 李星华准备去延安,周作人便安排她在伪北大会计科当出纳员，又 预支给她两个月的薪水，并协助给她办了北平的“良民证”，她才 得以逃出北平，去了延安。这是后话。
赵纫兰回到家乡，生活无着，很是窘迫，便托周作人和朋友 们把李大钊存放在北京亲戚家的那些藏书卖掉。周作人便写信给 胡适，谈及卖书之事。
适之兄：
久不见，常想奉访谈天，亦终不果，近日因小小公 事须一面谈，亦未得便，故先写此信，但月内总须写一 封信才能说清楚也。
一.守常长女李星华（现在孔德学校肆业）来说守 常遗书出卖，.此事曾与兄及孟邻校长说过，唯近来寄存 书籍的亲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家况亦甚窘苦，想早日 卖掉。孟邻曾提议由大家集款买下，寄赠图书馆以作纪
念，或比较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 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南书自己由守 常内侄杨君抄交孟邻矣/
为李大钊家的事，周作人是很帮了些忙的。
直到李大钊牺牲六年之后，1933年4月22日，党才通过北大 师生、生前友好和遗属出面，发起组织了公葬。送葬者有七百余 人。但反动军警却驱散了送葬游行队伍，逮捕男女学生40余人。
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受同人委托，起草了一篇碑文：
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君讳大钊，字守常， 河北乐亭县人。早岁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习政治经济 之学。既卒业东游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所诣益精。归国 后作为文章布之甲寅入新青年诸报，理致严谨，思度宏 远，见者称道。以民国七年一月改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事， 九年九月任政治史学两糸教授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 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 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 逮君及同游六十余众，而令何丰林按其狱，君与路友于、 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遂同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 英贤，呜呼伤哉。君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六日，死于 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春秋三十有九。夫人赵氏纫 兰，子三葆华、光华、欣华、女二星华、炎华。越六年 其友王烈、何基鸿、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马 裕藻、马衡、傅斯年、蒋梦麟、樊际昌、刘复、钱玄同 等创议募资，为营露穿，遂于民国二十二年。月。日葬 君于北平西山万安公墓，戴候斯穴，挥涕怆怆，惟神魂
之得所，迪吾氏于恺康。
这篇碑文，也未能用，后只刻了一块由刘半农书写的记有李 大钊姓名、生卒年月和子女署名的墓碑，竖立在墓前。
北大校长蒋梦麟等人曾为这次公葬和赡养遗孤发起募捐，捐 款者有鲁迅、李四光、易培基、刘半农等一百多人，款达六百余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在公葬后，不到两个月，就病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