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原名广东大学，是根据孙中山提议，于1924年6月 成立的，其校政原由“西山会议"派的邹鲁所把持。
1926年1月，邹鲁被撤职，校内左派势力开始抬头。学校聘 郭沫若任文学院长，成仿吾、郁达夫等任教授。一时左派力量颇 活跃。全校二千多名学生，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了数百名。在 鲁迅到来之前，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由戴季陶、顾孟余、朱家骅、 徐谦、丁惟汾五人组成，戴季陶任主任委员。中大聘鲁迅前来，原 是由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决定的，他派了样代英、毕磊等人多次 向学校当局提出建议，才促成了此事.国民党当局拉拢鲁迅，是 为了装点门面。鲁迅到校后，朱家骅对鲁迅大献殷勤，这使得鲁 迅很为反感。鲁迅写信给好友许寿裳，邀他来中大任教，不久，许 寿裳便来了。
鲁迅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并讲授“文 艺论气“中国文学史”上古至隋部分、“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在 开学之前，他主持召开了几次教务会议，又应邀去香港等地讲演， 一直很忙。此时，广州的报纸虽然发表了不少欢迎鲁迅的文章，但 国民党右派的报纸《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又刊岀了署名 “一声”的文章《第三样世界的创造》，接着，宋云彬又在该报发 表了《鲁迅先生往哪里躲》一文，这文章写道：
许久不见他的作品了，不久的以前，在《语丝》里 见到他的《厦门通讯》使我非常失望，这篇通讯，真是 最无味的东西，除报告南方的天气和他庭前“自古已然， 于今为烈"的红花以外，找不到什么意义。鲁迅，许是 跳出了现社会去做旁观者了吗？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曽诙复他《呐喊》的勇气，并 且似乎在说，“在北方时受着种种压迫种种刺激，到这里 来没有压迫和刺激也就无话可说了。”噫嘻！异哉！鲁迅 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旧社会死的苦 痛，新社会生出的苦痛，多多少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 祝无睹！他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他把自己恢复到过 去时代去了。噫喙！奇哉！鲁迅先生躲避了。
看了这些攻击性的文章，鲁迅自己无暇去驳斥，便授意许广 平去写。于是，许广平写了《鲁迅先生往哪些地方躲》一文，署 名景宋，发表于《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算是对宋云彬文章 的回答。
鲁迅先生往哪些地方躲 景宋
鲁迅先生居然能够跑到广州东，这是我们第一：要 多谢北京社会的黑暗，阴谋家的多方陷害，使他不能安 于故居。第二：要多谢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和他意见 不合——即教育见解，背道而驰——终于由二年的成约， 毁了；变为一年，而半年，而西月余，到底干不下去。第 三：恰好中大重新改组，叫他来做教师，他以为是：“如 果中大需要我——鲁迅先生自己一来，我可以尽一点力 量，自然是要来的。'‘所以，当1月18日的那天，带着
好多位在厦门奋斗过的青年投向中大来了。这是他离开 了 15年久居北京的经过。
脚踏到广州，给与鲁迅先生的观感是什么，“这是革 命的策源地，然而是在后方。“已经早已革命过的了，所 以没有压迫”。“悲壮的大会开起来了，然而锣鼓喧天的 活像杂耍场，也无须参加的了！"
鲁迅先生是想要到民间去的，天天走出十字街头；專 秀公园算是可观，不料微耸的土堆，做了他的绊脚石，使 他受伤，硬迫他“躲” 了这些时！
他是爱怕羞的，然而一伸出头来，却常常引起许多 人的研究，指目j怪可怜地，他急的退藏起来了。
他虽则怕羞，但正经来见是从不爱无故拒绝的，整 天的谈话，鲁迅先生躲在这里什么也做不出来了。
自以为不会做事，专只捣乱的鲁迅先生，现在居然 硬干起光杆的中大教务主任来了——教员还未全备，开 课就在目前——这怎么不叫他躲在“山阴道上”“五里雾 中”呢？
于是乎我们文坛上——广州的——的人们，以为： “先生径哪里舞了？"他真个能躲起来的吗？中大就要开 课了，自然有许多工作会随着发生，至少总有些细微的 “刺戟”，投射到鲁迅先生的影子吧？他是需要“辗转”的 生活的，他是要找寻敌人的，他是要看见压迫的降临的， 他是要抚摩创口的血痕的。等者有终竞到手的机会，这 时候就能够使鲁迅先生在慢慢地吸着卷烟的当儿，涌出 不少的情趣，他于是有文章可作了！这许是广州给与他 的领外的特珠的礼物吧。
许广平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那种虽则微弱却有些令人讨厌的鼓噪之声便更其微弱了。
3月1日，鲁迅岀席中山大学的开学典礼，发表了 10分钟的 演说。从这一天起，他开始在中大讲授“文艺论”、“中国小说 史”、“中国文学史”三门课程，许广平担任了他的助教。
3月底，鲁迅迁出中山大学“大钟楼”，与许寿裳、许广平一 同移居到广州东堤的白云楼26号二楼。鲁迅与许寿裳共同租下了 这一层楼，并分给了许广平一个房间。鲁迅之所以搬到学校外边 来住，主要是为了摆脱校内一些国民党右派人物的不断干扰，以 便安心地进行研究和写作。这期间，他会晤了中共粤区区委负责 人、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他们谈得很是和谐。毕磊、徐文雅等 人每期赠送他的共产党刊物《向导》、《人民周刊》，他读得很仔细。
不久，蒋介石的“清党”运动便开始了。4月15 0,反动军 警包围中大，抓捕了毕磊等40余名学生。这天清晨，许广平家的 老仆跑来报告了这个消息：“中大抓走了好多人，学校里贴满了标 语，还有牵涉到鲁迅的，叫周先生快逃走呢！”
这天下午，鲁迅冒雨来到中山大学，主持召开了各科、系主 任紧急会议，研究营救被捕学生，但未获通过。此后，他便四处 奔走，去打听被捕学生的情况，回来后便愤愤然一言不发，可见 那情况是很不妙的。
使鲁迅感到不快的另外一件事是，顾颉刚也应中山大学文学 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傅斯年和顾孟余之邀，离开厦大，到中山大学 来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顾颉刚知道鲁迅在这里，本 不愿意来，但禁不住傅斯年的几番催促，便于4月18日来到中大。
4月21 日,鲁迅辞去了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许寿裳和许广 平也与鲁迅采取了同一行动，向中大辞职。
鲁迅听说顾颉刚要来中大，心中颇不高兴，1927年4月20 日，他在写给李霁野的信中说：“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 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而不说。不料其中之一，终于在那里也站不住, 已经钻到此地来做教授。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 久还是排挤，营私。'‘
5月15日,他致章川岛信说：“我到此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 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不料是这样人。当红鼻（指顾颉刚）到 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 鼻赴京买书，不在校，且宣传于别人。我仍不理，即出校。现已 知买书是他们的预定计划，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因为数至五 万元。但鼻系新来人，忽托以这么大事，颇不妥，所以托词于我 之反对，而这是调和办法，则别人便无话可说了。”
5月30日，鲁迅给川岛的信中又说：“不过事太凑巧，当红鼻 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 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誓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 楣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 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我因'亲 共'而逃避云云，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 的'可也。中大当初开学，实在不易，因内情纠纷，我费去气力 不少。时既太平，红鼻莅至，学者之福气可谓好极。”
由此可见，鲁迅的辞职主要还是由于顾颉刚的到来。尽管中 大学生多次前来挽留，他也避而不见。
虽然辞了职，但鲁迅胸中那怒气尚未平息。6月12日，他在 写给川岛的信中，又提及了顾颉刚的事：“鼻之口中之鲁迅，可恶 无疑，而且一定还有其他种种。鼻之腹中，有古史，有近史，此 其所以为'学者，.而我之于鼻，则除乞药搐鼻一事外，不知其他， 此其所以非'学者'也。难于伺候哉此鼻也，鲁迅与之共事，亦 可恶，不与共事，亦可恶，仆仆杭沪宁燕而宣传其可恶，于是乎 鲁迅之可恶彰闻于天下矣，于是乎五万元之买书成为天经地义 矣。”
6月23日，鲁迅又给川岛写信说：“鼻又赴沪，此人盖以'学 者，而兼，钻者，矣，吾卜其必将蒙赏识于'孑公顷得季菟来 信，已至嘉兴，信有云：'浙省亦有办大学之事……我想傅顾不久 都会来浙的。‘语虽似奇，而亦有理。我从上帝之默示，觉得鼻之 于粤，乃专在买书生意及取得别一种之'干脩'，下半年上堂讲授, 则殆未必，他之口吃，他是自己知道的。所以也许对于浙也有所 图也，如研究教授之类。"
看来，鲁迅与顾颉刚真个是誓不两立了。
正当顾颉刚受傅斯年等人之托，在江浙一带为中大图书馆购 书时，时任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接到了鲁迅的信, 信中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国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 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 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
正好，鲁迅的学生谢玉生也写信给孙伏园，大骂顾颉刚。孙 伏园便将这两封信发表在他编辑的5月11日《中央日报》副刊上， 并且加了按语说:“看来我们那位傅斯年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大抵非 大大的反动一下不可了。” “厦大的情形，林语堂先生来武汉，才 详详细细的告我，顾颉刚先生真是荒谬得可以“傅斯年、顾颉 刚二先生都变成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
顾颉刚正在杭州访书，听人说《中央日报》发表了关于他的 文章，便托人去寻找这一天的报纸。直到7月22日，他才找到了 这张报纸，看后大为愤愤。他想，我何时曾反对过国民党？又何 时曾使沈兼士为之愤愤？在厦大又有什么劣迹呢？真是岂有此理！ 继而又想：鲁迅等一些人，在这国民革命正在兴起之时，给我加 了个反对国民党的罪名，而且登在国民党的报纸上，这不是要置 我于死地么？顾颉刚实在无法咽下这口恶气，便在愤愤中给鲁迅 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瞭，拟于九月中旬回 任。
鲁迅接到顾颉刚的信，8月2日给江绍原写信说：
鼻盖在杭闻我八月中当离粤，昨得其一函，廿四写， 廿六发，云：九月中当到專给我打官司，令我勿走，“听 候开审七 命令未来之被告，使他恭候月余，以俟打渺渺 茫茫的官司，可谓天开奇想。实则他知我必不善候，于 是他指我畏罪而逃耳。因复一函，言我九月已在沪，可 就近在杭州起诉云，两信稿都已录寄川岛矣。鼻专在这 些小玩意上用工夫，可笑可怜，血奔鼻尖而至于赤，夫 岂"天实为之”哉。
8月8日，鲁迅又致函章川岛：
鼻信已由前函奉告，是要我在粤恭候，何尝由我定。 我想该鼻未尝发痴，乃是放刁，如泼妇装作上吊之类；倘 有些癫，则必是中大的事有些不顺手也。谢（玉生）早 不在此，孙（伏园）林（语堂）处信不能通，好在被告 有我在，够了。大约即使得罪于鼻，尚当不至于成为弥 天重犯，所以我也不预备对付他，静静地看其发疯，较 为有趣。他用这样的方法吓我是枉然的；他不知道我当 做《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 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狱里的经验。
8月17日，鲁迅又写信给章川岛，谈顾颉刚之事：
遥想一月以前，一个輝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 波于“西子湖"边而发挥咱们之“不好"，一面又想出起 诉之“无聊之极思"来，湖光山色，辜负已尽，念及辄 为失笑。禹是虫，故无其人；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 也，亦无其人，鼻当可聊以自慰欤。按迅即式，乱实即 隼之简笔，与禹与禺，也与它无异，如此解释，则 “準”字迎刃而解，即从水，隼声，不必附会从"准”之 类矣。我于文字亦颇有发明，惜无人与我通信，否则，亦 可集以成“今史辨"也。
“近偶见该《古史辩》，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 查汉朝钦犯司马迁，因割掉卵脉而发牢骚，附于偌大之 《史记》之后，文尚甚短，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 而乃以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禹而尚在，也 只能忍气吞声，自认为并无其人而已。“
鲁迅这样不厌其烦、不遗余力、嘻笑怒骂地对顾颉刚进攻，且 抓住对方生理上的特点而讽刺之，实让人觉得有些过分了。对于 顾颉刚，鲁迅是不是疑心太重，才这样不肯放过他呢？作为学者 的顾颉刚，当时还并不完全知道鲁迅在背后如此贬斥他呢，否则 他会更受不得的。
当顾颉刚完成了购书任务，从浙江回到广州时，鲁迅早已离 开广州去上海了。朋友们劝顾颉刚不要同鲁迅进行诉讼，最后，这 段公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自从*4 • 15"大屠杀之后，鲁迅就不再在中大教课了，他准 备离开广州，但这里又有许多事等着他去做，他只好暂时呆了下 来。他忙于接待各种人物，去各处演讲，更忙着写作。他想趁在
广州的时候与创造社的人们多多交往，同他们联合作战，但此时 郭沫若已经不在了，他跟着北伐军去南征北战了。鲁迅常到创造 社里去，与创造社中人结成了友谊，但他与郭沫若却始终没有见 过面。
八九月间，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大西北地理状 况，（他实际上是来做侦察中国内地的工作的）。他认识了刘半农 等人，并向刘半农提出，中国作家可以申请诺贝尔文学奖金，刘 半农立刻想到了鲁迅，他便与一些人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 选人。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给鲁迅，探询鲁迅的意见，鲁迅遂于 9月25日写信给台静农说：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 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 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
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要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 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 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
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 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 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 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 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 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 现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9月27日的中午，鲁迅和许广平悄悄登上太古公司的“山 东”轮，离开广州。当夜抵达香港，29日离开香港继续前行。他 在轮船上写了《再谈香港》一文，愤怒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及其走 狗们压迫、欺凌中国人民的罪行。
10月3日，鲁迅、许广平乘坐的“山东”轮抵达上海，暂寓 共和旅馆。当日，即会见了周建人、李小峰、孙伏园、孙福熙、林 语堂等人。此后几天，又连续会晤了郁达夫、王映霞、潘梓年、许 钦文、夏丐尊、叶圣陶、陶元庆等人，时常互相宴请。
住在旅馆内，周建人天天来相伴，那时，周建人在商务印书 馆工作。鲁迅与周建人商量，拟觅一永久的栖身之所。
10月8日，鲁迅与许广平从共和旅馆迁入上海东横滨路景云 里23号寓所，从此，鲁迅与许广平开始了同居生活。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在社会上早就有许多流言传播着, 报纸上不断有人在这方面大作文章。初到广州时，一位署名“尸 一”的作者就以与鲁迅、许广平皆极相熟的身分，写了一篇文章, 谈及他们非比寻常的关系：
鲁迅搬入大钟楼之初，许女士怎样替他布置卧室，挂 窗帘，买东西一类的事，我早已看在眼内。某一星期日 下午，我去中大访友不遇，改为看鲁迅去，其时全楼静 寂得很，鲁迅房门大开，我问了一声，听里面说“请”， 是鲁迅的口音，我就进去。室内只有他和许二人，许手 中的小本线装书还未放下，起来招呼我。就相对坐谈书 的情形看来，二人的超过师徒的感情，是不待想而知的。
原来《两地书》已写到113通，还有22通未写罢了。坐 定长谈之后，烹龙井茶，出西洋饼干飨客的，都由许女 士办理，这是超过弟子对老师应做的工作。后来鲁迅迁 居广九车站附近的白云楼，我第一次去采访时，他谈话 之间，好像故意要使我明白他们俩的关系似的，其实我 早已明白，只是一字不提。
其实，鲁迅对这个问题从未遮遮掩掩过，后来，他在给韦素 园的一封信中就说过：
似乎是京沪都在传说，说我携了密斯许同住于厦门 To我那时很愤怒，但也随他们去罢。其实呢，异性，我 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 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 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 在一般房子里——但自然也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 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 事一一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 反而哑口无言了。这班孱头，真是没有骨力。
这景云里住所是鲁迅与周建人商议后租赁的。景云里位于闸 北东横滨路，属中国地界，房租较便宜。这是一条比较短的普通 弄堂，左首内有三排座北朝南的灰砖塔、朱红窗户、石库门三层 楼房。那时，茅盾、叶圣陶、周建人都住在这里，离商务印书馆、 东方图书馆也不远。
鲁迅住的23号位于左首第二弄最末一家，屋内陈设极简单， 家俱仅有每人一张床，一个书桌，两把椅子。鲁迅的卧室兼书房 在二楼。
从1926年9月离京去厦门，到1927年9月到上海，这一年 时间里，鲁迅在厦大、中大和广州生活，应付各种各样的事，身 心极为疲惫，而且总有居无定所、席不暇暖、前途莫测之感。如 今，他从羊城倦归，定居于上海，才暂时安定了下来。他从此不 再教书，只专注于写作和其他社会工作了。
自从他1909年29岁时从日本归来，即开始教书，由师范、中 学到几所大学，又在教育部任职，他干了将近20年的教育工作。 现在，他才摆脱了教坛生涯，专门从事写作了。此时，他已经不 再服务于某一个单位，而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一个专业作家。从 此，他便以引领风骚的文坛主将身分，荫庇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 乃至全国的进步文坛了。
鲁迅遭遇了广东的“清党”之后，惊魂甫定，来到上海，原 也没有想久住的，只是抱着一种走着瞧的心情暂时住了下来，因 而他购置的家俱也极简单，而且也没有雇工人，吃饭也是同周建 人一家在一起。
景云里23号的前门，紧对着茅盾住所的后门，但鲁迅搬进来 时，茅盾已经迫于国民党的压迫躲到日本去了。家中只留下母亲、 妻子和子女。叶圣陶是住在附近的，因而他可以照料。
依照鲁迅的要求，鲁迅和周建人两家合伙烧饭，一切柴米油 盐之事，全由周建人夫人王蕴如的一个亲戚兼管，厨房在23号楼 To他们后门紧对着一家，是一个大律师，门口挂着“大律师X XX”的牌子。律师家有一个十四五岁的顽童，总是无事生非，他 乘他们煮饭时扔石头、沙泥，又在鲁迅的后门上用粉笔画大乌龟， 还在后门上撒尿，鲁迅曾婉言向他们提意见，也不生效。后来，正 好弄内18号住的人搬走了，鲁迅便在1928年9月移居18号，并 约周建人一家从原来的住处搬到一起。兄弟二人在一起怡怡相聚， 朝夕相处，过了一段快活的日子。后来听说隔邻17号又空起来了， 鲁迅喜欢那宅院朝南又兼朝东，两面可见太阳，又是弄内第一家， 于是，商议了一下，又租了下来，并在17-18号之间，打通一木 门，为图两家方便，就从18号岀入。
鲁迅来到上海之时，中共中央也在上海，上海遂成为中国革 命文化运动和思想斗争的漩涡，文坛的中心也逐渐从北京移向上 海，大批文化人也涌向上海，以鲁迅为中心，集聚在他的周围，成 为左翼文学运动的坚强堡垒，鲁迅的文艺运动主将地位也便确立。
在文化古都北京，那些五四时期的学界耆宿和文坛骁将有些 还蛰居在那里，但似乎那风韵已成为强弩之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