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926年7月到清华时,国学研究院已经办了一期,现 在又招收了 28名新生,加上第一届毕业后又转入本届继续研究的 7人,共有36人。陈寅恪开的普通演讲有“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 学”,指导的专题研究范围有:一、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 之类);二、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如唐蕃会盟碑之藏 文阙特勒碑之突厥文部分与中文比较之类)3三、摩尼教经典与回 蛇文译本之研究;四、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 巴利文、藏文、回笠;文及中亚细亚文诸文字译本与中文译本之比 较研究;五、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陈寅恪在外国留学近20年,学贯中西,虽无学位,却是公认 的大学问家。他的记忆力惊人,能熟练地背诵“十三经”,又精通 二三十种外文和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他指导的研究题目太偏狭,且 又涉及多种外国文字,甚至是一些早已失传、很少有人再懂得的 少数民族古代语言,因而来选这些研究题目的学生不多,等到人 们听了他那精彩的讲课之后,选课的学生就多了起来。
陈寅恪给学生们讲课时,吴宓是每课必到,拿了笔记本去听 课,他称陈寅恪讲课是“字字精金美玉",朱自清也常来听课,北 大的外籍教授钢和泰也是常来听的。
学生们听陈寅恪的课,就显得很吃力了。拉丁文、梵文、巴 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中波斯文,他皆是随口而出,东西方的现代语言,如英、法、德、俄、日、希腊诸 国语言文字自不必说,甚至连匈牙利的马扎尔文也懂。听他讲课, 同学们都感到自己修养太差,不配做他的学生。他讲佛学校勘,发 现以前玄奘翻译的佛经错误很多,他说,还不如鸠摩罗什找几个 懂他意思的中国人译得好。因为玄奘是用意译,而鸠摩罗什于意 译困难时则用音译。他说:“王维字摩诘,在梵文中,维是降伏之 意,摩诘则为恶魔。那么,王维便是名王降伏,字叫王恶魔了。” 大家听起来感到非常新鲜有趣。别人从来没有这样解释过。
陈寅恪的屋子里全是书,各国的书、各类的书都有,连地上、 床上,椅子上全摆满了书,学生们走进去,他便先要把椅子上的 书搬掉,学生才能落坐,在屋子里走动,也得倍加小心,绕道而 行,不然便会踩到书上。
学生们到他家里去,身上总是带着几个小本子,随时记录下 他说的话,因为他张口就是学问,而且是别人不知道的新鲜学问。 学生们坐下,佣人送上茶果,陈寅恪兴起时便拿来葡萄酒给大家 喝。那时,葡萄酒似还不常见,学生们喝着葡萄酒,便问起这葡 萄酒的来历,陈寅恪便把葡萄酒原产何地,原来的名字叫什么,葡 萄酒最早出现在何处,当时叫什么,何时又传到何处,变为何种 名称。这样,他便把它传播的历史和路径、各国名称的演变过程, 讲得详详细细。这些知识,大家都是闻所未闻的,他们便原原本 本,记在小本子上。
陈寅恪讲话很是幽默,那幽默实是出于睿智的思想、渊博的 知识和深刻的思考。他尤其喜欢联句、对对子,他对的对子往往 叫人拍案叫绝。
一天,几个学生到他家里去,他看着这些学生,忽然心中一 动,便对学生们说:“我有个对联送给你们
学生忙掏出小本子?等着记他说出的对联。
陈寅恪脱口而出: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
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学生们立刻想到:梁启超先生是康有为的弟子,因而说我们 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王国维先生是宣统皇帝的老师,因而说 我们是“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意会到此,学生们都拍手大笑起来。
一天,清华即新任校长罗家伦来看望陈寅恪,有几个学生也 在座。罗家伦将亩的《科学与玄学》一书送给陈寅恪,书中有记 张君励、丁文江辩论的旧事。陈寅恪翻了翻,说:“志希,我送给 你一联如何?”
罗家伦说:“这太好了,我即刻去买上好的宣纸来。"
陈寅恪说:“不用了。你听着:
不通家法科学玄学,
语无伦次中文西文
罗家伦听了大笑不止。
陈寅恪又说:“我再送给你一个匾额:'儒将风流你在北伐 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建
平日,陈寅恪去课堂讲课时,春秋季节和冷天时穿着厚袍子 加马褂,夏季天热时穿一件蓝布长衫,从不穿西服。每次上课,他 都携带一个沉甸甸的布包袱,里面包了要引用的书籍。讲佛经、禅 宗文学课时,是用一块黄布包袱包着,讲别的课时是用黑布包着。 他吃力地拎着那大包袱,从不让助教浦江清和工友或学生们去拎。 须引证的句子,他便写在黑板上。讲到入神处,他便闭上眼睛,侃 侃而谈,讲得入神而忘情,到下课铃声响过,他仍在那里闭目而 谈,仿佛根本没有听到那铃声。
他上课从不点名,平常也不进行小考,大考也只是照章进行, 他并不很重视,因而也并不十分认真。他常对学生们说:“问答式 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有的学生要求他以写短篇论文来代替大考,他却说:“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和新的见解,否则 亦无益处。”他主张,最好是同学们在听讲课和自己进行研究后, 细细地想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提出一两个问题。学生能否 提出恰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功夫,费过思索,也 便可以略约分别成绩。不过,同学们大多不敢采用这种方法,因 为所提问题如被认为是不聪明的话,那是很难堪的。
来到清华园后,陈寅恪便在备课讲课之余,开始进行学术著 述了。1927年,他发表了《大乘稻芋经随听疏跋》、《有相夫人先 天因缘曲跋》、《童受喻宴论梵文残本跋》等论文,从此一发而不 可收,每年都有多篇学术论文问世。他还写了许多旧体诗。闲暇 时,他常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吴宓等往来叙谈,或相互 邀宴。又常同大学部的朱自清、俞平伯、杨树达、杨振声等过往。
陈寅恪来清华园学研究院时已经37岁了,尚未有妻室。他太 执著于做学问,不太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直到1928年的 7月,他才与唐筒女士订婚,时年39岁。
唐贺(晓莹)比陈寅恪小8岁,1898年生。她是广西灌阳人, 为清朝台湾巡抚唐景鬆的孙女。她的父亲早荡,她随养母住在天 津,先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留校,在附小教书,后 由天津女师保送到上海体专,毕业后回母校任体育主任,遂又转 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体育教师,后又移居上海任教。
陈寅恪与唐筒的相识是极其偶然的。
一次,陈寅恪与清华的一位体育教师闲聊,那教师说,他到 女子文理学院的一位体育教师屋中去,见那里有一幅诗联,联后 署“南注生",不知那是谁写的。
陈寅恪听了大惊说:“此人必定是灌阳唐公费終的孙女。'‘ 体育教师说:“何以见得呢?" •
陈寅恪说,他曾读过唐公的《请缨日记》,还有,在中日签定 《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时,他的亲友曾台佐唐公独立,因此,
他对唐公的家世知之甚详。
自从这次谈话之后,陈寅恪便对此事耿耿于怀。一次,他竟 冒然去拜访唐贺,从此与她相识。此后,来往得多了,便慢慢产 生了爱情,定了偕老之约。暑假后,陈寅恪回到上海,与已在上 海工作的唐贺结了婚。婚后不到一个月,开学期已近,陈寅恪遂 只身回到清华。唐贺因葬母,暂时留在上海。
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也停办了 ,陈 寅恪便改任史学系和中文系的合聘教授,为史学系和史学研究所 开设“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和“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为中 国文学研究所属中文系开设“佛经文学”、“禅宗文学气“世说新 语研究”、“元白诗研究"、“欧阳修研究”等。学校考虑他身体欠 佳,便把他的课都安排上午第二、三节(9时至11时)。这样,一 二年级的学生因功课多,就往往听不到他的课,只有高年级学生 才能去听了。他讲课多是在三院的一间大教室里,北大的一些学 生要从城里坐车来听课,燕京大学离得近,学生来听课的就更多 了。除了吴宓、朱自清,清华的一些教授也常来听陈寅恪的课,因 而他又有“教授的教授”之称。
陈寅恪在学界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国界,在西方,在日本,一 些著名学者对陈寅恪极为推崇,惊服于他的博闻多识。日本著名 史学家白乌库吉,在研究中亚历史问题时遇到了困难,在日本无 法弄通,便写信请教奥国的一位学者,那位奥国学者也不懂,又 请教柏林大学的一位教授。那位教授说:,这个问题应该请教陈寅 恪教授气此时,钱稻孙正在日本度假,就住在白乌的隔壁,白乌 向钱稻孙提及此事,钱稻孙便写信同陈寅恪联系。不久,陈寅恪 便写了信来,解决了白乌为之困惑的问题。白乌高兴地说:“如果 没有陈教授的帮助,这个问题我可能至死不解。'‘
虽然如此,陈寅恪还是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他从不满足于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他住在远离市里的清华园,但每逢星期六的上午,不分四季寒暑,他总是进城去,到东交民巷去找钢和泰研习 梵文。
钢和泰出生于俄属爱沙尼亚波罗的海地区的一个贵族之家, 是男爵。他早年就学于德国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曾徒 步去印度逬行考察,后在俄帝国大学任教。为了研究藏文和蒙文 的文献,他于1916年5月来到北京。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后,他 家中的财产被抄没,他不能回国,便困留在中国,以教书著述为 生。钢和泰精于梵、藏、蒙、汉佛教文献的比较研究,他与陈寅 恪友谊笃厚,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尤其是在一起共同研究梵文。
每次进城来,陈寅恪除了同钢和泰切磋梵文,他还常去大高 店军机处査阅清朝档案。清代的机密文件都是用满文书写,到了 那里,陈寅恪便坐下来一本一本地仔细翻阅。遇到一些重要的材 料,他就随手翻译抄录下来。这些最原始的第一手材料,当是他 研究历史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最为活跃、名气也最大的, 当然还是梁启超(任公),他的赫赫声名当然还是源出于1895年 的“公车上书"和戊戌年的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 本人的救助下逃往日本,与康有为相遇,鼓吹“斥后保皇气后又 放弃了这个口号,创办《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那些年中, 他一直热中于政治,但也从未放弃文字生涯,勤于著述。直到辛 亥革命以后,他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五四运动后,他才把主要 精力转到学术研究方面来。
1927年的秋天,清华研究院发生过一次风潮,便是由梁启超 而起。这一年,梁启超被外交部聘为庚款董事会董事,这件事却 使清华校长曹云祥大伤脑筋。他担心'梁启超会取代自己当校长,因 为按照章程规定,清华的校长要在庚款董事会董事中产生。曹云 祥的这个担心似乎也是有来由的,因为梁启超无论在清华校内,还 是在社会上,都有很高的威望,为师生们所爱戴。而梁任公自己又极热心于政治,且同许多上层人物有着密切联系,又被许多大 学所争聘。为此,曹云祥颇有些嫉妒,他把梁启超视为与自己竞 争的对手,便欲极力除掉之。
他托教育系教授朱君毅为之奔走斡旋,又唆使研究院学生王 省上书学校领导,诬告梁任公旷职,请求换掉任公。曹云祥将王 省的诬告信抄写了一份,匿名寄给了梁启超,以给他施加压力,想 逼他自行辞职。但这件事很快便被研究院的学生们获知,他们感 到愤怒,纷纷去质问王省,这才真相大白。同学们一面去慰问任 公,一面又去外交部请愿,要求撤换与此事有关的人员。结果,王 省被开除,朱君毅辞职,曹云祥不久也去任。
在这次研究院风潮中,陈寅恪和吴宓都表现得比较活跃。在 教授会上,平日不常发言的陈寅恪却发表演说,又私下去找吴宓 商谈。他认为,曹云祥即将去职,应举荐教务长梅贻琦暂代理校 长,以安定人心,免得上面派人来。陈寅恪并致函在天津的梁任 公,请他向外交总长王荫泰转荐梅贻琦,并拟请吴宓去天津劝说 任公。陈寅恪此举,是为了维持、营造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术氛围。
此时,梁启超正在天津养病,加之和曹云祥发生齟酶,心情 很是悒郁不快,身体便日益衰弱下去。
这一年的冬天,梁启超因便血再度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医 生把他的右肾切除,因而他身体的抵抗力减弱,更加便血不止,体 力也日衰了。作为一代宗师的梁启超,平日只知拼命工作,却不 大谙养生之道,加之这几年心情郁郁,便积劳郁成疾了。朋友们 来看他时,见平日那样一个生龙活虎般的汉子,竟瘦弱成这个样 子,都不免扼腕叹息。人们也自然便想起他的那些使人难以忘记 的往事。
1917年年初,梁启超来清华作过一次演讲,他说过这样一段 话:
“人的精力,使能集中,则常超过其平时所不能至之限量。即 以某所目击之事言之,蔡松坡先生,体质极弱,然去年在四川行 营中,40昼夜未尝解衣就寝,此可以为证者一;再如蔡先生部下 之兵,仅三千零二十八人耳,而能与袁军数十万人战,更能出其 精力以鼓舞将士,自起义之日起,至息战之日止,未尝一败,此 又非精力集中,岂能及此乎?古人有言,至诚所至,金石为开,信 哉斯言也。”
其实,梁启超自己就是最能集中精力去做事,有超人的毅力 和严格的自我控制精神,因而他便常能超过其平时所不至的限量 而有巨大贡献。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梁启超就借宿于清华园 工字厅的西花厅,撰写《欧洲战役史论》一书,那时,手头资料 十分匮乏,且战事正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他却只用了十天便脱 稿了。
1916年,梁启超参加了蔡锣的讨袁战争,奔波于南方各地,他 曾躲进一个荒山中,同行者皆走散,他一个人躲在一个小山村,又 患了一场急病,险些送掉了性命。病刚康复,觉得还有些闲暇时 间,便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写了一本《国民浅训》的小书。
1918年,梁启超与蒋百里同游欧洲,归国后,蒋百里写了一 本小册子《欧洲复兴时代史》。他请梁启超为这本书写个小序,梁 启超一口应承下来,便开始动笔写,但一下笔就不能收,于是越 写越长。待到把序写完,交给蒋百里去看。蒋百里觉得实在太长, 无法用在他的小书中作序,因为这序比他的书还长。这便由梁启 超自己提了个书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岀版。梁启超又反过 来请蒋百里为这本书写个序,蒋百里只好照办。后来,梁启超又 把这本书扩展为一部煌煌巨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926年,梁启超在医院里割去了一个肾,病情很是严重,但 他在病房里还拟了个《中国文化史》的写作提纲,包括朝代、种 族、地理、政制、政治、舆论及政党、法律、军政、财政、教育、交通、国际关系、社会组织、饮食、服饰、宅居、考工、通商、货 币、农事、器制、文学、美术、音乐等180多个章目。
1928年,梁启超肾病复发,再度入院治疗。他仍不肯在医院 里空度时日,便在病房里撰写《辛稼轩年谱》以自娱。当他在病 榻上读诗词消遣时,无意中得到了《信州府志》等几种未曾见过 的书,而且从书中发现了一些极为珍贵的资料,这使他狂喜。于 是,不等病愈,他便带着这些书出了院,回到天津寓所,带病研 究著述。他一连紧张工作了七天,病体不能支,这才不得不搁下 笔,卧床休息。后来,又不得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
他平日生活极有规律,不分四季寒暑,每天总是晨5时即起, 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在他的工作时间里,一般不接待来访者, 有人来访不得不接见时,谈话也不超过一小时,到了一小时,他 便婉言送客。在清华园居住时,他的门上挂一木牌,上面写着: “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他实在是太看重宝贵的光阴。
这几年中,梁启超亲历了几个亲人与师友之死,这也使他的 心上蒙上了重重的阴影,感慨人生之无常。
1924年9月,他的夫人李蕙仙患癌症去世,这使他遭受了一 次巨大的打击,他感到失去了生趣,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块然 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唉!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 日意能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会也嗒然气尽了,‘
1927年3月31日,他的老师康有为刚刚过完了 70大寿,竟 在青岛仙逝。康有为身后萧条,不堪入目,梁启超汇去了数百元, 才草草入殓。梁启超在北京为康有为举行公祭时,献上一副挽联: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韦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沈鱼烂之惨;
西狩获解,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催动我党山颓木坏之悲。
陈寅恪沉潜勤著述 梁任公魂飞赴阴冥
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使梁启超不平静的心更加起 伏激荡。
梁启超最后这一次病发住院,实也是他太不重视调养所致。
1928年梁启超辞去清华教职后,回天津静养,但他又总是静 不下心来。他又着手编辛弃疾年谱。9月24 H,编至辛弃疾52岁 时,他的痔病大发,他入京就医,稍好后,又返回天津家中。他 心情很是苦闷。10月12日,他觉得无聊,又伏案写辛弃疾年谱。 他写到辛弃疾61岁,这一年朱熹逝世,辛弃疾前往吊唁,并作文 以寄哀思。梁启超很为欣赏文中的四句,便顺手写在纸上:“所不 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犹生。”他刚写完了那最后一个 “生"字,那支笔就再也扶不起来了。
11月27日,梁启超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抢救,但收效不大。 1929年1月19日午后2时15分,梁启超停止了呼吸,享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