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926年7月到清华时，国学研究院已经办了一期，现 在又招收了 28名新生，加上第一届毕业后又转入本届继续研究的 7人，共有36人。陈寅恪开的普通演讲有“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 学”，指导的专题研究范围有：一、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 之类）；二、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如唐蕃会盟碑之藏 文阙特勒碑之突厥文部分与中文比较之类）3三、摩尼教经典与回 蛇文译本之研究；四、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 巴利文、藏文、回笠;文及中亚细亚文诸文字译本与中文译本之比 较研究；五、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陈寅恪在外国留学近20年，学贯中西，虽无学位，却是公认 的大学问家。他的记忆力惊人，能熟练地背诵“十三经”，又精通 二三十种外文和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他指导的研究题目太偏狭，且 又涉及多种外国文字，甚至是一些早已失传、很少有人再懂得的 少数民族古代语言，因而来选这些研究题目的学生不多，等到人 们听了他那精彩的讲课之后，选课的学生就多了起来。

        陈寅恪给学生们讲课时，吴宓是每课必到，拿了笔记本去听 课，他称陈寅恪讲课是“字字精金美玉"，朱自清也常来听课，北 大的外籍教授钢和泰也是常来听的。

        学生们听陈寅恪的课，就显得很吃力了。拉丁文、梵文、巴 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中波斯文，他皆是随口而出，东西方的现代语言，如英、法、德、俄、日、希腊诸 国语言文字自不必说，甚至连匈牙利的马扎尔文也懂。听他讲课, 同学们都感到自己修养太差，不配做他的学生。他讲佛学校勘，发 现以前玄奘翻译的佛经错误很多，他说，还不如鸠摩罗什找几个 懂他意思的中国人译得好。因为玄奘是用意译，而鸠摩罗什于意 译困难时则用音译。他说：“王维字摩诘，在梵文中，维是降伏之 意，摩诘则为恶魔。那么，王维便是名王降伏，字叫王恶魔了。” 大家听起来感到非常新鲜有趣。别人从来没有这样解释过。

        陈寅恪的屋子里全是书，各国的书、各类的书都有，连地上、 床上，椅子上全摆满了书，学生们走进去，他便先要把椅子上的 书搬掉，学生才能落坐，在屋子里走动，也得倍加小心，绕道而 行，不然便会踩到书上。

        学生们到他家里去，身上总是带着几个小本子，随时记录下 他说的话，因为他张口就是学问，而且是别人不知道的新鲜学问。 学生们坐下，佣人送上茶果，陈寅恪兴起时便拿来葡萄酒给大家 喝。那时，葡萄酒似还不常见，学生们喝着葡萄酒，便问起这葡 萄酒的来历，陈寅恪便把葡萄酒原产何地，原来的名字叫什么，葡 萄酒最早出现在何处，当时叫什么，何时又传到何处，变为何种 名称。这样，他便把它传播的历史和路径、各国名称的演变过程， 讲得详详细细。这些知识，大家都是闻所未闻的，他们便原原本 本，记在小本子上。

        陈寅恪讲话很是幽默，那幽默实是出于睿智的思想、渊博的 知识和深刻的思考。他尤其喜欢联句、对对子，他对的对子往往 叫人拍案叫绝。

        一天，几个学生到他家里去，他看着这些学生，忽然心中一 动，便对学生们说：“我有个对联送给你们

        学生忙掏出小本子？等着记他说出的对联。

        陈寅恪脱口而出：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

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学生们立刻想到：梁启超先生是康有为的弟子，因而说我们 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王国维先生是宣统皇帝的老师，因而说 我们是“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意会到此，学生们都拍手大笑起来。

        一天，清华即新任校长罗家伦来看望陈寅恪，有几个学生也 在座。罗家伦将亩的《科学与玄学》一书送给陈寅恪，书中有记 张君励、丁文江辩论的旧事。陈寅恪翻了翻，说：“志希，我送给 你一联如何?”

        罗家伦说：“这太好了，我即刻去买上好的宣纸来。"

        陈寅恪说：“不用了。你听着：

        不通家法科学玄学，

语无伦次中文西文

        罗家伦听了大笑不止。

        陈寅恪又说：“我再送给你一个匾额：'儒将风流你在北伐 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建

        平日，陈寅恪去课堂讲课时，春秋季节和冷天时穿着厚袍子 加马褂，夏季天热时穿一件蓝布长衫，从不穿西服。每次上课，他 都携带一个沉甸甸的布包袱，里面包了要引用的书籍。讲佛经、禅 宗文学课时，是用一块黄布包袱包着，讲别的课时是用黑布包着。 他吃力地拎着那大包袱，从不让助教浦江清和工友或学生们去拎。 须引证的句子，他便写在黑板上。讲到入神处，他便闭上眼睛，侃 侃而谈，讲得入神而忘情，到下课铃声响过，他仍在那里闭目而 谈，仿佛根本没有听到那铃声。

        他上课从不点名，平常也不进行小考，大考也只是照章进行， 他并不很重视，因而也并不十分认真。他常对学生们说：“问答式 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有的学生要求他以写短篇论文来代替大考，他却说：“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和新的见解，否则 亦无益处。”他主张，最好是同学们在听讲课和自己进行研究后, 细细地想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提出一两个问题。学生能否 提出恰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功夫，费过思索，也 便可以略约分别成绩。不过，同学们大多不敢采用这种方法，因 为所提问题如被认为是不聪明的话，那是很难堪的。

        来到清华园后，陈寅恪便在备课讲课之余，开始进行学术著 述了。1927年，他发表了《大乘稻芋经随听疏跋》、《有相夫人先 天因缘曲跋》、《童受喻宴论梵文残本跋》等论文，从此一发而不 可收，每年都有多篇学术论文问世。他还写了许多旧体诗。闲暇 时，他常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吴宓等往来叙谈，或相互 邀宴。又常同大学部的朱自清、俞平伯、杨树达、杨振声等过往。

        陈寅恪来清华园学研究院时已经37岁了，尚未有妻室。他太 执著于做学问，不太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直到1928年的 7月，他才与唐筒女士订婚，时年39岁。

        唐贺（晓莹）比陈寅恪小8岁，1898年生。她是广西灌阳人， 为清朝台湾巡抚唐景鬆的孙女。她的父亲早荡，她随养母住在天 津，先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留校，在附小教书，后 由天津女师保送到上海体专，毕业后回母校任体育主任，遂又转 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体育教师，后又移居上海任教。

        陈寅恪与唐筒的相识是极其偶然的。

        一次，陈寅恪与清华的一位体育教师闲聊，那教师说，他到 女子文理学院的一位体育教师屋中去，见那里有一幅诗联，联后 署“南注生"，不知那是谁写的。

        陈寅恪听了大惊说：“此人必定是灌阳唐公费終的孙女。'‘ 体育教师说：“何以见得呢?" •

        陈寅恪说，他曾读过唐公的《请缨日记》，还有，在中日签定 《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时，他的亲友曾台佐唐公独立，因此，

他对唐公的家世知之甚详。

        自从这次谈话之后，陈寅恪便对此事耿耿于怀。一次，他竟 冒然去拜访唐贺，从此与她相识。此后，来往得多了，便慢慢产 生了爱情，定了偕老之约。暑假后，陈寅恪回到上海，与已在上 海工作的唐贺结了婚。婚后不到一个月，开学期已近，陈寅恪遂 只身回到清华。唐贺因葬母，暂时留在上海。

        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也停办了 ,陈 寅恪便改任史学系和中文系的合聘教授，为史学系和史学研究所 开设“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和“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为中 国文学研究所属中文系开设“佛经文学”、“禅宗文学气“世说新 语研究”、“元白诗研究"、“欧阳修研究”等。学校考虑他身体欠 佳，便把他的课都安排上午第二、三节（9时至11时）。这样，一 二年级的学生因功课多，就往往听不到他的课，只有高年级学生 才能去听了。他讲课多是在三院的一间大教室里，北大的一些学 生要从城里坐车来听课，燕京大学离得近，学生来听课的就更多 了。除了吴宓、朱自清，清华的一些教授也常来听陈寅恪的课，因 而他又有“教授的教授”之称。

        陈寅恪在学界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国界，在西方，在日本，一 些著名学者对陈寅恪极为推崇，惊服于他的博闻多识。日本著名 史学家白乌库吉，在研究中亚历史问题时遇到了困难，在日本无 法弄通，便写信请教奥国的一位学者，那位奥国学者也不懂，又 请教柏林大学的一位教授。那位教授说：,这个问题应该请教陈寅 恪教授气此时，钱稻孙正在日本度假，就住在白乌的隔壁，白乌 向钱稻孙提及此事，钱稻孙便写信同陈寅恪联系。不久，陈寅恪 便写了信来，解决了白乌为之困惑的问题。白乌高兴地说：“如果 没有陈教授的帮助，这个问题我可能至死不解。'‘

        虽然如此，陈寅恪还是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他从不满足于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他住在远离市里的清华园，但每逢星期六的上午，不分四季寒暑，他总是进城去，到东交民巷去找钢和泰研习 梵文。

        钢和泰出生于俄属爱沙尼亚波罗的海地区的一个贵族之家, 是男爵。他早年就学于德国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曾徒 步去印度逬行考察，后在俄帝国大学任教。为了研究藏文和蒙文 的文献，他于1916年5月来到北京。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后，他 家中的财产被抄没，他不能回国，便困留在中国，以教书著述为 生。钢和泰精于梵、藏、蒙、汉佛教文献的比较研究，他与陈寅 恪友谊笃厚，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尤其是在一起共同研究梵文。

        每次进城来，陈寅恪除了同钢和泰切磋梵文，他还常去大高 店军机处査阅清朝档案。清代的机密文件都是用满文书写，到了 那里，陈寅恪便坐下来一本一本地仔细翻阅。遇到一些重要的材 料，他就随手翻译抄录下来。这些最原始的第一手材料，当是他 研究历史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最为活跃、名气也最大的， 当然还是梁启超（任公），他的赫赫声名当然还是源出于1895年 的“公车上书"和戊戌年的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 本人的救助下逃往日本，与康有为相遇，鼓吹“斥后保皇气后又 放弃了这个口号，创办《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那些年中， 他一直热中于政治，但也从未放弃文字生涯，勤于著述。直到辛 亥革命以后，他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五四运动后，他才把主要 精力转到学术研究方面来。

        1927年的秋天，清华研究院发生过一次风潮，便是由梁启超 而起。这一年，梁启超被外交部聘为庚款董事会董事，这件事却 使清华校长曹云祥大伤脑筋。他担心'梁启超会取代自己当校长，因 为按照章程规定，清华的校长要在庚款董事会董事中产生。曹云 祥的这个担心似乎也是有来由的，因为梁启超无论在清华校内，还 是在社会上，都有很高的威望，为师生们所爱戴。而梁任公自己又极热心于政治，且同许多上层人物有着密切联系，又被许多大 学所争聘。为此，曹云祥颇有些嫉妒，他把梁启超视为与自己竞 争的对手，便欲极力除掉之。

        他托教育系教授朱君毅为之奔走斡旋，又唆使研究院学生王 省上书学校领导，诬告梁任公旷职，请求换掉任公。曹云祥将王 省的诬告信抄写了一份，匿名寄给了梁启超，以给他施加压力，想 逼他自行辞职。但这件事很快便被研究院的学生们获知，他们感 到愤怒，纷纷去质问王省，这才真相大白。同学们一面去慰问任 公，一面又去外交部请愿，要求撤换与此事有关的人员。结果，王 省被开除，朱君毅辞职，曹云祥不久也去任。

        在这次研究院风潮中，陈寅恪和吴宓都表现得比较活跃。在 教授会上，平日不常发言的陈寅恪却发表演说，又私下去找吴宓 商谈。他认为，曹云祥即将去职，应举荐教务长梅贻琦暂代理校 长，以安定人心，免得上面派人来。陈寅恪并致函在天津的梁任 公，请他向外交总长王荫泰转荐梅贻琦，并拟请吴宓去天津劝说 任公。陈寅恪此举，是为了维持、营造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术氛围。

        此时，梁启超正在天津养病，加之和曹云祥发生齟酶，心情 很是悒郁不快，身体便日益衰弱下去。

        这一年的冬天，梁启超因便血再度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医 生把他的右肾切除，因而他身体的抵抗力减弱，更加便血不止，体 力也日衰了。作为一代宗师的梁启超，平日只知拼命工作，却不 大谙养生之道，加之这几年心情郁郁，便积劳郁成疾了。朋友们 来看他时，见平日那样一个生龙活虎般的汉子，竟瘦弱成这个样 子，都不免扼腕叹息。人们也自然便想起他的那些使人难以忘记 的往事。

        1917年年初，梁启超来清华作过一次演讲，他说过这样一段 话：

        “人的精力，使能集中，则常超过其平时所不能至之限量。即 以某所目击之事言之，蔡松坡先生，体质极弱，然去年在四川行 营中，40昼夜未尝解衣就寝，此可以为证者一；再如蔡先生部下 之兵，仅三千零二十八人耳，而能与袁军数十万人战，更能出其 精力以鼓舞将士，自起义之日起，至息战之日止，未尝一败，此 又非精力集中，岂能及此乎？古人有言，至诚所至，金石为开，信 哉斯言也。”

        其实，梁启超自己就是最能集中精力去做事，有超人的毅力 和严格的自我控制精神，因而他便常能超过其平时所不至的限量 而有巨大贡献。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梁启超就借宿于清华园 工字厅的西花厅，撰写《欧洲战役史论》一书，那时，手头资料 十分匮乏，且战事正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他却只用了十天便脱 稿了。

        1916年，梁启超参加了蔡锣的讨袁战争，奔波于南方各地，他 曾躲进一个荒山中，同行者皆走散，他一个人躲在一个小山村，又 患了一场急病，险些送掉了性命。病刚康复，觉得还有些闲暇时 间，便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写了一本《国民浅训》的小书。

        1918年，梁启超与蒋百里同游欧洲，归国后，蒋百里写了一 本小册子《欧洲复兴时代史》。他请梁启超为这本书写个小序，梁 启超一口应承下来，便开始动笔写，但一下笔就不能收，于是越 写越长。待到把序写完，交给蒋百里去看。蒋百里觉得实在太长， 无法用在他的小书中作序，因为这序比他的书还长。这便由梁启 超自己提了个书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岀版。梁启超又反过 来请蒋百里为这本书写个序，蒋百里只好照办。后来，梁启超又 把这本书扩展为一部煌煌巨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926年，梁启超在医院里割去了一个肾，病情很是严重，但 他在病房里还拟了个《中国文化史》的写作提纲，包括朝代、种 族、地理、政制、政治、舆论及政党、法律、军政、财政、教育、交通、国际关系、社会组织、饮食、服饰、宅居、考工、通商、货 币、农事、器制、文学、美术、音乐等180多个章目。

        1928年，梁启超肾病复发，再度入院治疗。他仍不肯在医院 里空度时日，便在病房里撰写《辛稼轩年谱》以自娱。当他在病 榻上读诗词消遣时，无意中得到了《信州府志》等几种未曾见过 的书，而且从书中发现了一些极为珍贵的资料，这使他狂喜。于 是，不等病愈，他便带着这些书出了院，回到天津寓所，带病研 究著述。他一连紧张工作了七天，病体不能支，这才不得不搁下 笔，卧床休息。后来，又不得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

        他平日生活极有规律，不分四季寒暑，每天总是晨5时即起, 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在他的工作时间里，一般不接待来访者, 有人来访不得不接见时，谈话也不超过一小时，到了一小时，他 便婉言送客。在清华园居住时，他的门上挂一木牌，上面写着： “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他实在是太看重宝贵的光阴。

        这几年中，梁启超亲历了几个亲人与师友之死，这也使他的 心上蒙上了重重的阴影，感慨人生之无常。

        1924年9月，他的夫人李蕙仙患癌症去世，这使他遭受了一 次巨大的打击，他感到失去了生趣，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块然 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唉！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 日意能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会也嗒然气尽了，‘

        1927年3月31日，他的老师康有为刚刚过完了 70大寿，竟 在青岛仙逝。康有为身后萧条，不堪入目，梁启超汇去了数百元， 才草草入殓。梁启超在北京为康有为举行公祭时，献上一副挽联：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韦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沈鱼烂之惨；

        西狩获解，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催动我党山颓木坏之悲。

陈寅恪沉潜勤著述 梁任公魂飞赴阴冥

        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使梁启超不平静的心更加起 伏激荡。

        梁启超最后这一次病发住院，实也是他太不重视调养所致。

        1928年梁启超辞去清华教职后，回天津静养，但他又总是静 不下心来。他又着手编辛弃疾年谱。9月24 H,编至辛弃疾52岁 时，他的痔病大发，他入京就医，稍好后，又返回天津家中。他 心情很是苦闷。10月12日，他觉得无聊，又伏案写辛弃疾年谱。 他写到辛弃疾61岁，这一年朱熹逝世，辛弃疾前往吊唁，并作文 以寄哀思。梁启超很为欣赏文中的四句，便顺手写在纸上：“所不 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犹生。”他刚写完了那最后一个 “生"字，那支笔就再也扶不起来了。

        11月27日，梁启超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抢救，但收效不大。 1929年1月19日午后2时15分，梁启超停止了呼吸，享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