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自从1923年同大哥鲁迅打闹了一场、弄得兄弟失和之 后，心情一直不大好，总觉生活中似乎欠缺了点什么，有时又觉 得自己欠下了别人点什么，这种心境，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了什 么。兄弟两个此后再也未曾接触过，但见面还是难免的。

        那几年中，两个人都在北大、女师大教书，又常常在同一个 集会上见面，只是相见后如同路人，谁也不理谁罢了。有些活动, 两个人还会是同时参加，而且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比如在与杨 荫榆、章士钊作斗争中，在“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也是站 在正义的一边的。因此，这兄弟失和，也并非是像外间一些人所 说，是思想立场与政见的不同。事情并不是那样的简单明白，更 多的倒像是家庭内部的原因。俗语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两兄 弟的失和，也是外间人难以说得清楚的。

        这几年中，周作人经历着家庭生活中的内心痛苦，也同时经 受着社会、政治、时代所带来的难以解脱的内心矛盾。他仍是在 北大、燕京、师大等校教书，写着大量的散文随笔，也与许多友 人和报刊、文艺团体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三・一八”惨案中，他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李大 钊英勇就义后，他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大钊的子女、家属。到了 后来，随着时局的变迁，年龄的準长和昔日友人们的分化、疏离， 他就渐渐陷入深深的寂寞和悲哀Z中，也慢慢地离开了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躲进了他的苦雨斋，被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朋 友们渐渐地少了，八道湾客人的脚步也稀了。

        大概是从1928年开始，周作人就觉得生活很寂寞很空落很没 劲儿了。这年的7月1日，他写信给章衣萍说：“这一年里苦雨斋 夜话的人只有疑古玄同与俞平伯二君……苦雨斋也便萧寂得同古 寺一般。”他陷入了 “凡人的悲哀”之中。到了 1929年，他便提 岀“闭门读书论。胡适因“人权”问题在上海受到迫害之后，周 作人便给胡适写信说:“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拉伯雷说得对, '我自己已经够热了，不想再被烤，,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 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在冷静寂寞中产生出丰富 的工作。”不过，周作人却没有想到，胡适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 怎么能憋得住不去说话呢！

        1929年11月20日，他的15岁的爱女若子得病死了，这使周 作人心灵上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也使他感到了人生的无常，生命 的短促。他虽然只有44岁，却觉得自己已经老了。

        1930年5月，周作人与几个志同道合者办了个纯文学半月刊 《骆驼草》，合作者有徐祖正、俞平伯、冯文炳（废名）、冯至、梁 遇春等。冯文炳是北大的学生，1929年毕业后衣食无着，便搬进 了八道湾周宅。这样，便以苦雨斋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小 的文艺圈子，《骆陀草》便是他们的主要阵地。

        在《骆驼草》的发刊词中说：“我们开张这个刊物，倒也没有 什么新的旗鼓可以整得起来,反正一晌都是有闲之暇，多少做点 事儿。”接着，又宣言“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文艺方面， 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骨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 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在创刊号上，周作人发表了《水里的东西》。

        《骆驼草》岀版之时，“左联”刚刚在上海成立，《骆驼草》的 投稿者便被左翼作家们视为“落伍者”，有人点名批评周作人，说 ・327・

他“命定地趋于死亡的没落”。

        这两年中，周作人就是远远地避开了社会上斗争的漩涡，躲 在平静的书斋里。除了读古书，写小品，也玩玩古董。闲暇时便 在纸窗之下，沏一壶清茶，与友人饮茗闲聊，甚至还在街头巷尾 听那些有闲之人谈神说鬼。他过着类似古代隐士的生活，倒也自 由自在，随着悠悠逝去的岁月，他的心渐渐地老了。

        1934年1月，他的50岁生日到了。他已是古人说的“知天 命”之年，感慨良多。1月13日，他模仿着古人，写了一首打油 诗，题目是《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牛山体》。过了两天，用原 韵又做了一首。

        林语堂正在上海主编《人间世》半月刊，他写信向周作人约 稿，周作人便把这两首诗抄寄了去，林语堂看后颇为欣赏，便加 了个《五秩自寿诗》的题目，在《人间世》上发表了出来：

        知堂五秩自寿诗
其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周作人虽做的是打油诗，但这却是如实地表现了他的思想感 情和人生状态的变化。他还记得，两年多之前，曾被“吾家予 同”称他“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他为此曾写信给俞平伯，说 这是“大误"，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 浮躁凌厉之气乎？”在50寿辰之时，他回顾50年人生历程，不免 百感交集，遂写成此打油诗。

        谁知林语堂收到这打油诗二首，却大为激赏，遂将周作人的 手迹影印，加上个《五秩自寿诗》的标题，并配发了周作人的大 幅照片，发表于1934年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为了 造成一种集束炸弹般的社会影响，经过林语堂的策划邀约，又同 期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和林语堂本人的《和岂明先生五秩自寿 诗原韵》。

        林语堂的《和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岂明老五秩诗原韵》是：

        京兆绍兴同是家，布衣袖阔代袈裟。

      只恋什刹海中蟹，胡说八道湾里蛇。

        织就语丝久似锦，吟成苦雨意如麻。

别来但善君无恙，徒恨未能与话茶。

        除了在《人间世》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还有一些朋友寄来 了唱和诗。钱玄同、蔡元培、胡适等都寄来了唱和诗。钱玄同并 附有通信云：“苦茶上人：我也谄了 56个字自嘲，火气太大，不 像诗而像标语，真要教人齿冷。第六句只是凑韵而已，并非真有 不敬之意。合并声明，癸酉腊八，无能

        钱玄同的和诗是：

        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教没袈裟。

腐心同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折遮麻。

        寒霄凛冽怀三友，蜜桔酥糖普洱茶。

钱玄同的和诗之后，还附有说明云：“也是自嘲，也用苦茶原 韵，西望牛山，距离尚远。无能子未定草，廿三年一月廿二日，就 是癸酉腊八，

        蔡元培平时是不大写诗的，看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之 后，也忽然诗兴大发，写了《和知堂老人五十自寿诗》二首。他 正住在上海，便抄了一份寄到北京八道湾去。除了这和诗二首，他 又写了《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七律一首，也一并寄给了周作 Ao这三首诗后来都在《人间世》上发表了。

     和知堂老人五十自寿诗蔡元培
其一

何分袍子与袈裟，天下原来是一家。
不管乘轩缘好鹤，休因惹草却惊蛇。

扪心得失勤拈豆，入市婆娑懒绩麻。（君已到厂甸数次矣。）

园地仍归君自己，可能亲摄雨前茶。（君曾著《自己的园地》）
其二

厂甸摊头卖饼家，（君在厂甸购戴子高论语注。）
肯将儒服换袈裟。

赏音莫泥骊黄马，佐 门宁参内外蛇。
好祝南山寿维名，谁歌北虏乱如麻。
春秋自有太平世，且咬馍馍且品茶。

               

       蔡元培的这首《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诗韵》是咏故乡绍兴的 新年风物和民俗的，并加了注。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蔡注：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癸巳存稿》三 “精其神” 一条引“经了筵”、“陈了亡”等语，谓此是一 种文理。）

        鬼脸遮顔徒吓狗，龙灯后足亦添蛇。

        六么轮掷思赢豆，（蔡注：吾乡小儿选蚕豆六枚，于 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 轮掷之，黄多者贏，亦仍以豆为筹码。）

        数语蝉联号绩麻。（蔡注：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末字相 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说“道不远人”，丙 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乐事追怀非苟活，容吾一样吃甜茶。

        蔡元培已经68岁了，但他记叙新年儿童游戏情形，细加注解, 可看出他的童心不减以及恋乡之情。这三首和诗发表时，用的是 蔡元培本名，而不用笔名别号，可见他于游戏文字之中自有谨厚 之气。蔡元培的和诗显示了他的豁达与风趣，也从侧面反映了他 内心的苦闷，对于现实政治的厌倦，也包含了他对老友周作人内 心世界的相当深刻的理解。

        胡适在40岁那年，曾赠诗给周作人，诗中有“几枝无用笔, 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之语。现在，他看了周 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之后，也寄来了他写的两首酬和诗。

        和苦茶先生打油诗

先生在家像出家，虽然弗着恰袈裟。
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
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
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

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

老夫不出家，也不着装裟。

人间去打鬼，臂上爱蟠■蛇。

不敢充油默，都缘怕肉麻。

能干大碗酒，不品小盅茶。

        他在信中自注云：“昨诗写吾兄文雅，今诗写一个流氓的俗 气。”

        这些诗发表以后，顿时成了一时的议论热点，无端引起了一 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在读者中，欣赏者有之，感兴趣者有之，与 “我心有戚戚焉"者有之，嗤之以鼻者有之，横眉怒骂者有之。由 于这自寿诗的发表，这几年中名声渐渐沉寂下去的周作人，又重 新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人物了 •

        首先是胡适在给周作人的信中抄录了广西寄来的署名“巴 人”所写的《和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寿诗原韵》五首。

        其一，刺彼辈自捧或互捧也：

        几个无聊的作家，洋服也妄充装裟。

        大家拍马吹牛屁，直教兔龟笑登蛇。

        饱食谈狐兼说鬼，群居终日品烟茶。

        其二，刺从旧诗阵营打出来的所谓新诗人复作旧诗也: 失意东家捧西家，脱了洋服穿袈裟。

        自愧新诗终类狗，旧诗再作更画蛇。

        其三，刺周作人冒充儒释丑态也：

        充了儒家充释家，乌纱未脱穿袈裟。 既然非驴更非马，画虎不成又画蛇。

        其四，刺疑古玄同也……

        其五，刺刘半农博士也……

        这些“和诗”皆出语粗俗，语多讥讽，颇是勉强，看来，这 是那般把周作人等一般文人看得颇为丑陋的热血青年所写。

        很快，一般报刊上就出现了一些批评这一举动的文字。

        4月14日的《申报-自由谈》发表了埜容（廖沫沙）的《人 间何世》一文，文中也有和诗一首，诗中有“不赶热场孤仙鹤，自 甘凉血冷如蛇。选将笑语供人笑，怕惹麻烦爱肉麻”等句。

        接着，胡风写了《“过去的幽灵”》一文，也发表在《申报- 自由谈》上，他写道：“当年为诗的解放而斗争的《小河》底作者, 现在在这里'谈孤说鬼周先生现在自己所谈的鬼，听人家谈的 鬼，是不是当年他翻译爱罗先珂《过去的幽灵》的时候，叫我们 防备的幽灵呢？昔日热烈地叫人防备，现在却促膝而谈之，不晓 得是鬼们昔日虽然可恶而现在却可爱起来了呢，还是因为昔日虽 然像现在的批评家似的'浮躁，，而现在的八道湾居士却功满圆成 就是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

        批评的文字一多，《人间世》的主编林语堂也便坐不住了，这 件事本来是由他策划起来的，如今惹起了风波，他便赶紧起来进 行辩解。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周作人诗读法》一 文，说周作人的自寿诗是“寄沉痛于幽闲”，“长桀沮溺乃世间热 血人，明人早有此语"，“后之论史者，每谓清谈亡国，不啻为逆 阉洗煞，陋矣，且亦冤矣。”

周作人的朋友曹聚仁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文章，为 周作人进行辩护。他指出，周作人“十余年内思想的变迁，正是 从孔融到陶渊明200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强调周作人“备历世 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不然”，他说，周作 人虽谈孤说鬼，却并未“厌世冷观，“炎炎之火仍在冷炎底下燃 烧着气

        虽然一些左翼青年把自寿诗之举作为邪恶之言加以挞伐、指 责、声讨，而另一些人又赶忙惶惶然加以辩解，从而有些惊慌失 措，鲁迅却对这件事有他自己的看法。自从他们兄弟失和之后，十 年来，鲁迅总是避免公开谈论周作人，但这一回，他却把自己的 意见在两封私人信件中明确地说出°

        1934年4月30日，鲁迅在写给曹聚仁的信中说：

        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 今之青年所不恢，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 海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 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 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1934年5月6日，鲁迅给杨笄云写了这样一封信：

        霁云先生：

        四日惠函已读悉。关于近日小品文的流行，我倒并不心痛。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 容易流入这一路。盖先前原着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 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 老在，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赃，见佛经， 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有一部分青 年是要受点害的，但也原是脾气相近之故，于大局却无 大关系，例如《人间世》出版后，究竟不满者居多；而 第三期已有随感录，鼠多温瞰话，然已与编辑者所主张 的“闲适”相矛盾，此后恐怕还有变化，倘依然一味超 然物外，是不会长久存在的。

        我们试看撰稿人名单，中国在事实上确有这许多作 者存在，现在都网罗在《人间世》中，藉此看看他们的 文章，思想，也未尝无用。只三期便已证明，所谓名家， 大抵徒有其名，实则空洞，其作品且不及无名小卒，如 《申报》“本埠附刊”或“业余周刊”中之作者。至于周 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 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楝，加之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 大家觉得讨厌了。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鲁迅对周作人自寿诗没有公开 表示态度，只是在这两封信中十分明确地谈了他的看法。

        不过，周作人是在许多年之后才看到这两封信的。他在晚年 所写的《知堂回想录》中写道：

        本来是打油诗，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挨骂正 是当然。批评最为适当的，乃是鲁迅的两封信，在《鲁 迅书简》发表以后这才看见，是四五月冋寄给曹聚仁和 杨霁云的。……对于我那不成东西的两首歪诗，他却能 公平的予以独自的判断，特别是我“失和”十年之后，批 评态度还是一贯，……鲁迅平日主张“以眼还眼，以牙 还牙”，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情面，所以他这种态度是十 分难得，也是很可佩服的。

        由自寿诗引起的这场文坛风波刚刚过去，就到了暑期学校放 假的日子。利用暑假，周作人偕妻子去东京闲住了两个月。他已 是第三次来东濾了，且已到了 “知天命”之年，他是带着一种伤 逝和怀旧的心情来旧地重游的。他一直是把东京当作自己的第二 故乡，他怀念的是大地震前的旧东京，他曾在那里生活了六年时 光。而此时，他的心境是很适宜于怀旧的。

        然而，此时的周作人已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了，在日本, 他有着很大的名气，因而此番前来，就显得颇为风光了。来到东 京，自然免不掉许多礼仪性的宴会与拜见，那活动日程安排得很 紧。这使他既极为兴奋又感到疲惫，而且破坏了他那平和的忆旧 心境。

        在东京，周作人意外地与郭沫若相遇了。

        周作人与郭沫若曾有过多次文字之争，但他们却从未见过面。 郭沫若还在日本避居，他在潜心地研究甲骨文和历史，但他 那凌厉之气却还未泯灭。

        周作人与郭沫若的论争是由来已久的。本来，1922年周作人 在北大筹办日本文学系时，就有过聘请刚从日本医科大学毕业的 郭沫若来校任教的想法，但是不久，他们之间的论争便开始了。郭 沫若点名批评周作人重译的《法国的俳谐诗》是“纯粹的直译、死 译，那只好屏诸文坛之外"，又著文表示不同意周作人在《自己的 园地•序》中所提出的批评观，后来又有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 论争。对于郭沫若那种居高临下，动不动就训人、骂人的态度，周 作人是颇不以为然的。十几年前的旧案尚未了结，不想在这异国 他乡却又不期而遇。这一次，周作人是以著名文化人的荣耀身份 在这里受到礼遇，而郭沫若却是一个流亡者的身份避居于市井之 中，默默地做着他的学问的。

        .7月30日这一天，郭沫若带着女儿来访在日本居住的北大教 授徐耀辰，正好周作人也在这里，两个人便见面了。由于两个人 

是初遇，且彼此都没有思想准备，谈得还颇为和谐。他们谈了些 日本文化界的情况，也谈了国内的政治形势。由于这次是在徐耀 辰处见到的，还算不得是正式会见。

        此后，周作人便通过徐耀辰，正式邀请郭沫若一见。郭沫若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岂明此时小寓江户，江户文士礼遇甚殷， 报上时有宴会招待之记事。岂明先生的生活觉得很可羡慕。岂明 先生是黄帝子孙，我也是黄帝子孙。岂明夫人是天孙人种，我的 夫人也是天孙人种。岂明先生的交游是骚人墨客，我的朋友却是 刑士宪兵。”

        8月14日那天，周作人乘车去市川须和田277号访郭沫若， 二人相谈甚欢，郭沫若留午餐，周作人回来时已是下午四时了。

        8月17日上午，周作人随徐耀辰往文求堂访田中君，郭沫若 也来了，他们一同去千驮木田丁田中宅，即旧森氐观潮楼。

        周作人与郭沫若连续两天在一起盘桓，客件事颇具新闻性，因 此，日本报纸上就大登起“二堂相见晤语"之类的消息，一时颇 为引人注目。

        郭沫若正与《宇宙风》编辑部的林语堂、陶亢德因稿件的处 理问题发生冲突，陶亢德准备写文章攻击郭沫若，他见报纸上发 表了 “二堂”（知堂与鼎堂）会见的消息，便写信给周作人，问他 对郭沫若的印象。

        周作人回信说：“鼎堂相见大可谈，唯下笔时便难免稍过，当 作个人癖性看，亦可不必太计较。故鄙人私见以为互讦恐不合宜， 虑多为小人们所窃笑也，

        就是因了周作人的这几句话，林语堂、陶亢德准备好了的反 驳文章没有发出。后来，郭沫若也便写信给陶亢德，痛言国事之 亟，大家不应再作意气之争，一场笔墨官司就此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