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35年，鲁迅已是虚龄55岁了。近来，他的身体一直不 大好，精力似也有些不济了，但他又强忍着，仍是不知疲倦地工 作着。
11月6日，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电 影招待会，邀请上海的少数几位文化界人士看电影《夏伯阳》。鲁 迅、宋庆齢、许广平、海婴、茅盾、史沫特莱、黎烈文等人都去了。
那大厅里只有十多个座位，苏联大使夫妇和驻沪领事出来招 待客人，随时做些口头的解释。看完了电影，已是晚9时了。
鲁迅偕许广平、海婴正要离去，却被邀请到另一个房间里，那 里早已摆好了酒宴来招待客人们。那席上有各种各样的名酒，每 个座位前摆了大大小小的酒杯，有六七个之多。桌上摆满了各式 各样的点心、菜肴、鱼、水果等等，很是丰盛。鲁迅一家是吃过 晚饭亲的，而他又正在发烧，便吃不下许多。但这样一顿十分少 见的晚宴，他还是吃喝得很为高兴。看着别人，也都兴高采烈的。
饭后，大家站在凉台上，俯视着廉矇胧胧的苏州河，很觉惬 意。
史沫特莱女士站在鲁迅的身旁，由于喝了几杯“伏特加"，她 的脸红红的，有些微醺的样子，但她又很是严肃地对鲁迅说：“我 觉得你的身体很不好，你应该好好休养一下，到国外去休养。”
鲁迅笑笑说：“我自己并没有觉得怎么不好，你从哪里看出我非好好休养不行呢？"
史沫特莱十分认真地说：“我直觉地感到，我说不出你究竟得 了什么病，可是我凭直觉，知道你的身体很不行。”
鲁迅以为她醉了，轻轻摇了摇头，想岔开这个话题，去谈点 别的什么。然而，史沫特莱却不肯放松。她似乎已经做出了决定: 什么时候开始治病，到什么地方去。她再三地说：。不行，你得马 上治。你到了外国，一样地可以做文章，而且对国际的影响还要 更大些!”
领事馆派了汽车送他们回家，在汽车上，史沫特莱还在滔滔 不绝地谈着她的建议：要去外国休养治疗。鲁迅被缠不过，便随 口答应了，但过去也就忘了。
谁知，第二天史沫特莱又去找茅盾，专门谈为鲁迅治病问题。 她重申她的意见：“他如果不及时出国休养，他能不能再活几年， 那是很成问题的。若能出国休养，一二十年的寿命会是有把握的。”
听了史沫特莱的话，茅盾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他 便与她具体商量了起来。
“他可以到苏联的高加索去休息，那里人烟稀少，空气新鲜， 很适合养病。"史沫特莱早已成竹在胸了。她又说："沈先生，这 件事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切切实实地同他谈，且必须劝他同意。”
茅盾去找鲁迅做工作，好说歹说，总算说得鲁迅同意了。鲁 迅说：“那样倒可以完成我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不过，一谈 及具体问题，鲁迅又犹豫了： “要真的岀国，问题还多得很呢！恐 怕还是不出去的好
经过史沫特莱的一番接洽安排，到了年底，一切便都定下来 了，但等到她来谈具体的行动计划时，鲁迅又决定暂时不出去了，
他说:“我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致命的病，只是身体衰弱而已。 这衰弱是多年形成的，恐怕休养一二年也不见得就能医好……”
史沫特莱有点着急地说：“你又反悔了，是不是？你真是太不
爱护自己了，真的。”
“再说”，鲁迅又说，“这里还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哪能离开 呢！"
“你看，我就知道你是为了这个。”
鲁迅又说：“他们料我要走，我偏不走，让他们多些不舒服。" 史沫特莱把两手一张，摇摇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姿势：“你 看，你看，就是这个……”
事情又这样拖下来了。
1936年的年初，胡愈之从香港来到上海。他是专程来告诉鲁 迅，苏联方面邀请鲁迅去休养，并帮助买船票去香港，再转赴苏 联的。胡愈之在北四川路的一家饭馆里约见鲁迅，把苏联的邀请 以及去莫斯科的交通情况都同鲁迅做了详细交待。
鲁迅却说：“很感谢苏联朋友们的好意，但是我不能去。”
胡愈之对鲁迅的态度有些不解，鲁迅便详详细细地对他做了 解释：
“苏联朋友关心我，无非为了我需要养病；另外，国民党想搞 我，我的处境危险，到苏联安全。但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五十多 岁了，人总是要死的，现在死了也不算短命。其实呢，我的病也 没有什么危险。我在上海住惯了，离开有困难。另外，我在这儿 还要斗争，还有任务，去苏联就完不成我的任务了。敌人是搞不 掉我的。这场斗争看来我胜利了，他们失败了。他们对我没有别 的办法，只有把我抓去杀掉，但我看还不会，因为我老了，杀掉 我，对我没有什么损失，他们却损失不小，要负很大责任。敌人 一天不杀我，我可以拿笔杆子斗一天。我不怕敌人，敌人怕我。我 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只会让敌人高兴。请转告苏联朋友，谢谢他 们的好意。我还是不去.
胡愈之说不动鲁迅，便回香港去了。
不过，一进入三月，鲁迅就卧病了，一直延续了一个多月。
3月2日，他因为到冷屋子里去找书，不小心，中了寒，下午 就气喘起来，险些摔倒，便赶紧请了医生来注射治疗。一连几天 下不了楼，但还继续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又为白莽的《孩儿 塔》写序。到了四月，他又写了《写于深夜里》、《三月的租界》、 《“出关”的“关”》等杂文。
5月上旬，他还在翻译《死魂灵》，但已经到了几乎支持不下 去的地步了。几个美国友人带了鲜花来看望他，仍劝他出国休养。 宋庆龄也托人送来了茶叶、糖食等物，并代致探候之意。到了 5月 中旬，他实在支持不下去了，才去看医生。他每天发着高烧，还 在校排瞿秋白的《海上述林》，不辞劳苦地抄、排、编、校。他每 天靠着藤躺椅，不吃也不说话，不管平日多么爱吃的东西，勉强 呷一两口，就不要了。人也瘦得极难看了。
这可急坏了许广平。她忧虑地想：莫非已到了 “无欲望状 态"？这可怎么好？怎么办呢！
这一天，胡风来了。许广平把自己心中的焦虑告诉给他，托 他同内山完造研究一下病情。
第二天，胡风请来日本医生须藤先生，注射了强心剂，但情 况仍不佳，连牛奶、桔子汁都不要喝了，量了量体重，只有37公 斤。真是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刻。
谁知，那强心针打下去之后，病情又有了转机，吃东西也多 少有些味道了。
史沫特莱又来了，她不再提出国休养的事，而是谈鲁迅的病 情。她认为这是肺病。她说，她有两个朋友，都是肺病专家，一 个是德国人，一个是美国人。她想让这两个专家来会诊一下。开 始，鲁迅不同意，后来，冯雪峰和许广平一起说服了他。冯雪峰 赶紧去找茅盾，让他立即找史沫特莱去请医生。茅盾给史沫特莱 打了电话，史沫特莱让茅盾先去鲁迅家等候，她马上去请医生。
茅盾到了鲁迅家中不久，史沫特莱便带着美国的D医生来
To茅盾在楼下接待了他们。
D医生问：“病人懂几国文字？”
史沫特莱说：“日文很好，德文可以看书，不懂英文。”
D医生说：“那我们就用英语交谈吧！”
说着，三个人上了二楼，来看鲁迅的病。鲁迅躺在床上，面 向窗，史沫特莱和茅盾站在窗前。D医生听诊以后,走到史沫特莱 面前。史沫特莱用英语问：“病情如何？”
D医生回答：“很严重。”
史沫特莱又问：“严重到什么程度？"
医生说：“恐怕过不了年了
史沫特莱听了，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医生又说：“他不光有肺病，还有其他病，需要详详细细地检 查。”他又建议说：“应该找一个设备好的外国人办的医院，开个 病房，由我来诊治，只借用那医院的设备。病人如同意，马上就 可以办
把医生送走后，茅盾和史沫特莱商量着，只把大夫说的住院 详细检査的话告诉鲁迅，其他的话只能悄悄告诉许广平。他们又 上了楼，同鲁迅说了，可是鲁迅却不相信他们的话，鲁迅说：“你 们是骗我，大夫一定说得很严重，我看见史沫特莱哭了。”鲁迅还 是不同意住院。
6月开头的几天，鲁迅的病又有了些好转，朋友们时常有人来 探病。6月5日，宋庆龄也扶病写了一封信来。
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二分的耽心你的 病状！我恨不能立刻来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 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
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 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 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 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入，往往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状的，当我得盲 肠炎的时候，因我厌恶入病院，竟拖延了数月之久，直 至不能不割治之时，才迫着入院了，然而，这已是很危 险的时期，而且因此，还多住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假如 我是早进去了，两星期便可以全愈出院的，因此，我万 分盼望你接受为你耽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 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假如你是怕在院内得不着消息， 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 的恳求！！ ！祝你
痊安
宋庆龄六月五日
然而，宋庆龄这样一封恳切的信，仍不能说动鲁迅。他觉得, 若果是如孙夫人所说，“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就更不应该 轻易舍去。当然，最为主要的原因是，他向来不晓得休息和娱乐， 一提起在医院里静静地躺着，不看书，不思想，不写作，那就无 异于坐牢，更不如死。他是这样一个有着坚强意志的人，肺病实 在不适宜于他。
那些天，鲁迅连日记也不能坐起来写了，但他仍不去医院，朋 友们劝说无效，也就只好由着他在寓所里医病。7月1日起，他才 能够按天写日记了，直写到10月18日为止。而从7月开始，便 又开始写作。6月9日，他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h 6月10日， 他口授《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6月15 日,与茅盾、曹靖华等63人联合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6月23日，作 《苏联版画集序》，后半由他口述，许广平记；6月18日，高尔基 逝世，由鲁迅领衔、上海许多左翼作家联名致电吊唁。
7月6日，鲁迅写信给在北平的母亲说：“男自五月十六日起, 突然发热，加以气喘，从此日渐沉重，至月底，颇近危险，幸一 二日后，即渐转机，而发热终不退。至七月初，乃用透物电光照 视肺部，始知男盖从少年时即有肺病，至少曾发病两次，又曾生 重症肋膜炎一次，……现今年老，体力已衰，故旧病一发，遂竟 缠绵至此。”
8月2日，鲁迅收到了徐懋庸的一封信：
鲁迅先生：
贵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艺界的 纠纷，我就无缘再亲聆教诲，思之常觉怆然！
我现因生活困难，身体衰弱，不得不离开上海，拟 往乡间编译一点卖现钱的书后，再来沪上。趁此机会，暂 作上海"文坛”的局外人，仔细想想一切问题，也许会 更明白些的罢。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 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 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 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 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 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 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 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 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 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 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 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 文字斗争上而感到绝大的困难。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 左翼成友，放弃原来的立场，而看到胡风们在样子上尚 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 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现在的统一 战线——中国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为 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 地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确和斗争能力 的巨大。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主体，是当然的。但 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 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 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成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 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所发表的 《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成争的大众文学”是 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 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 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跋 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 "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 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 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 卑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 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 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 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我覚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充生的错误的 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 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 点，我觉得实在好笑。（我为什么故意要把“丘韵铎"三 字，写成像“郑振铎”的样子呢？难道郑振铎是先生所 喜欢的人么？）为此小故，遂拒一个人于千里之外，我实 以为不对。
我今天就要离沪，行色匆匆，不能多写了，也许已 经写得太多。以上所说，并非存心攻击先生，实在很希 望先生仔细想一想各种事情。
拙译《斯太林传》快要出版，出版后当寄奉一册，此 书善望先生细看一下，对原意和译文，均望批评。敬颂 痊安
懋庸上八月一日
鲁迅看了徐懋庸的信，很是生气，他立即作文反驳。第二天， 他开始写作《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他的身体 已不能再写这样的文章了，便口授，由冯雪峰笔录，鲁迅再加修 改，并亲笔写了 4页。后来，他对姚克说：“他明知我病倒了，欺 我不能动笔，写信来教训我一顿，想打我一个不能回手。所以我 偏要答复他，每天写一二千或二三千字，共写了四天。”
他又对曹白说：“他是明明晓得我有病，不能写什么，想来一 气气死我的。……我斜躺着，用一只手搭在茶几上，写了四晚，写 成功了。我是不赦他的。'‘ 8月28日，他在写给杨霁云的信中说， “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 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 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
9月15日，他在给王冶秋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件事：“我的那篇
文章中，所举的还不过很少的一点。这里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 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 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 是唯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竞用 '实际解决'来恐吓我了，则对于别的青年，可想而可。”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于8月15日 发表在《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朋友们仍在做着劝说鲁迅出外去疗养的努力。有时，他也似 乎动了心，有着离开上海去疗养的打算，但经过左思右想，他还 是下不了决心。一次，冯雪峰又同他谈起疗养的事，鲁迅沉吟了 好一会儿，然后便商量似地说：“就是决不定到什么地方去。日本， 我想过，不好。苏联，我不懂俄文，也太不便。此外，就没有地 方能去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其实，也不能长期疗养，我就只有 为了海婴教育费的一点储蓄……还是在上海吧！每天少做一点事， 要玩就玩它一天。我实在不想动。不疗养，我想也不会马上呜乎 哀哉的/
8月间，苏联作家协会法捷耶夫通过塔斯社拍来一份电报，邀 请鲁迅到苏联里海去疗养。在塔斯社工作的钱俊瑞遂邀了史沫特 莱来找鲁迅。进了鲁迅的房间，见许广平正站在鲁迅身边喂他吃 东西。钱俊瑞把法捷耶夫的电报递给了许广平，许广平立即把电 报念给鲁迅听了。钱俊瑞和史沫特莱也在旁边做了一些解释，请 鲁迅从长远着想，为国珍重，同意去苏联休养一个时期，以便养 好身体，长期为中国革命奋斗。
鲁迅听了却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他才说：•请你们代我感 谢法捷耶夫同志和苏联作家协会的同志们，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 同时，也请你们转告他们，危亡的祖国需要我，我这时候决不能 离开祖国。我一离开，反动派会振振有词，更嚣张的。我懂得，苏联同志爱护我，是为了爱护中国革命。我这次不离开祖国，同样 是为了爱护中国革命。我和他们是心连心的。为此，我更加感激 他们。我想，他们也一定体谅我这番心意的。”
8月份，鲁迅已发现痰中带血。9月3日，他在写给母亲的信 中说：“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 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 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但那时年富力强，不久医好了。男 自己也不喜欢多讲，令人担心，所以很少人知道。初到上海后，也 发过一回，今年是第四回，大约因为年纪大了之故罢，一直医了 三个月，还没有能够停药，因此也未能离开医生，所以今年不能 到别处去休养了。"
八九月间，鲁迅又抱病写了《答世界社信》、《答世界社问：中 国作家对于世界语的意见》、《这也是生活……》、《立此存照 （一）—（七）》、《死》、《女吊》等。
一个炎热的下午，黄源去看望鲁迅，一进门就看见鲁迅坐在 客堂书橱旁铺在地上的席子上。他穿了一件短衫裤，显着骨瘦棱 棱的四肢，正弯着腰在折叠珂勒惠支的《版画选集》，许广平也帮 着他叠。他在病中仍是在辛勤地工作着。
他耿耿于怀的那部《海上述林》，在他的努力下，也出版了， 他感到很高兴。他译的《死魂灵》第二部第三章，也在《译文》上 发表了，这是他在大病中翻译岀来的。
进入10月份以后，鲁迅的病似乎好些了，他显得有了些精神。 10月1日，他与郭沫若、茅盾等21人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 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午后去医院就诊，说是患了轻感冒，量 体重，是39.7公斤，比前些时又增了些。
10月8日，午后去青年会，看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并在会 上做了讲话。
10月9日，他开始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又作《绍介
〈海上述林〉上卷》（广告）。
10月10日，午后，鲁迅同许广平携海婴去上海大戏院观看苏 联电影《杜勃络夫斯基》（中国名为《复仇艳遇》，普希金作）他 很是喜欢这部影片，看了十分愉快，此后他一再向人推荐这部 影片。
10月16日，下午作《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10月17日，上午继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午 后，复曹靖华信，表示要养好病继续战斗，“此地文坛，依然乌烟 瘴气，想乘这次风潮，成名立业者多，故清涤甚难……”
这一天下午，鲁迅去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家。当时，鹿地亘 在译鲁迅杂感选集，有些疑问，要同鲁迅交谈,鲁迅便亲自跑来了。
朝北的屋子里，凉风不住地吹进来，女主人池田幸子怕鲁迅 受不住，便把窗子都关上了，他们请他坐在唯一的一张帆布长椅 子上。
鲁迅把带来的《中流》和《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放在 桌子上：“这是送给你们的。”
池田幸子说：“先生，你前个月写了《死》，这一次又写了吊 死鬼（《女吊》），下一次还写什么呢？真可厌呀——"
鲁迅笑而不答，后来突然问道：“日本也有无头的鬼吗？” 鹿地亘说：“无头的鬼没有听到过——脚倒是没有的/ 鲁迅说：“中国的鬼也没有脚，似乎无论到哪一国的鬼都是没 有脚的——”
于是，鲁迅和鹿地亘谈起鬼来，谈到《聊斋志异》、《红楼 梦》，还有别的书中的鬼，谈得十分有趣，他们笑个不止。
鲁迅又讲起了他亲身经历的事情，他说：
“我回国后在本乡的学校里服务的时候,从学校回家的路是这 样弯曲，（他在桌角画了一条半月形的弧线），学校和家里各在一 端，夜里黑暗而静寂。有一条斜形的近路，是经过坟墓之间的。有 一天晚上，在学校里弄得时候迟了，回家时心里想：走哪一条路 呢？我选定了近路。两边草很高，我依正中的小路走去，忽然看 见从对面有个白东西走近来了，他渐渐变得矮小，向我这边拢来, 终于成为石头那样不动了。唉呀……我当然不相信鬼类的东西，但 也觉得害怕，这里——”
他摸着干瘪的胸部说：“跳动起来了。我想：还是回头去呢？ 或者怎么办呢！但我不管心跳，仍旧向前去了……那白东西一动 不动……走近去一看，原来是一个人蹲在那里。我怒喝道：'干什 么的？'踢了他一脚，他就向草中逃走了。到了家里之后，还尽是 心跳，那好像是个小偷。”
停了一下，鲁迅又说：
“最可怕的是日本的鬼。在日本戏里有的，是叫什么呀？是的， 那叫做牡丹灯笼……还有御岩。我在仙台时常花费八分钱去立着 看戏。可是御岩很脏，是讨厌的，
“中国的鬼，有更奇特之点，……女子常常出来。常有与鬼亲 睹的男人的故事。这是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 的东西。因为是鬼，只在夜里出来；在不必要时就隐灭了，别人 不会知道；而且无需给养。我以前想s若有那样的鬼倒是好的。" 说着，鲁迅哈哈大笑起来。
谈了几句别的，鲁迅又接着说：
“现在谈谈吊死鬼罢。这也是女人常做的。在中国，吊死鬼在 男子是很少的。据传说，因为死了的鬼魂要把活人哄去，所以有 这种自杀。古时候，王灵官把男吊打死了，所以便剩下很少的了； 而女的却没有被打死，所以常常出来带活人去，因此，一提吊死 鬼，便是指女的……”
正说着，鲁迅看了看表：“我要静默三分钟。”他从衣袋里掏 出了体温表，“每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我要试一次体温。"
量完体温后，他们便转换了话题，谈起木刻展览会的事。
这一天，鲁迅谈得很是高兴，仿佛他的病已经减轻了，就快 要好了。
从鹿地亘家中出来，鲁迅又去了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不在店中，内山夫人接待了鲁迅。
他们谈起了中日关系问题，女主人问：“中日关系你觉得将会 有怎样的结局呢?”
鲁迅不假思索地说：“这是困难的问题，究竟会逐渐变糟或者 变好，是很难说的。第一，不知道日本在想些什么和说些什么，也 不知道中国在想些什么，不了解内心的人们中间的商谈，是最为 危险的。'‘
后来，他又说：“我认为中日亲善和调和，要布中国军备达到 了日本军备的水准时，才会有结果，但这不能担保要经过几年才 成。比如：一个懦弱的孩子和一个强横的孩子二人在一起，一定 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就会不再吵闹， 而反能很友好地玩耍。'‘
说到这里，鲁迅笑了笑，使起身告辞了。
走岀店门时，鲁迅和平日一样，对店里的人们轻声地道了声 “再见
女主人说：“鲁迅君，今天的天气对你很不宜，请你留心别受 了风邪
鲁迅摆了摆手，走了。